善捕时机是智者

处世不可无智谋，世道如此复杂，脑筋过于简单就难以应付，因此我们必须明察秋毫，老谋深算，耳听八方，深思熟虑。只有如此，处世才不上当受骗。

任何事物有一利必有一害，为官亦然。明智之士，当其富贵到顶点时，功成身退，保身免祸。心明眼亮的人能看到晦暗的地方，智慧出众的人能在事物未成之前谋划，听力敏锐的人能从无声中听到声音，善于思考的人能在事情形成时防备。

即使是最明智的人也常装得糊涂，有时最高智慧在于显得一无所知，即所谓大智若愚。貌似愚人者并非愚人，愚者本身才是愚人。智慧是你的财富，但要使用得当，不可事事锋芒毕露，处处高人一等，盛气凌人。要想得到别人的敬重，就要学会收藏你的聪明。

多谋善断，“见机早，行动快”。

多谋善断，早行动

汉末以来，天下大乱，王室衰微，天子之身价已经暴跌。但是毕竟还是一国之主的象征。因此奉戴天子以讨伐群雄尚不失为一个争夺天下霸权的良策。谁先拥戴了天子，谁就会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但像董卓之流专横暴戾，虽有此机遇，但却不具备此能力。董卓之后，袁绍和曹操集团也都有智士献“奉戴天子”之策，但是因为曹操在倾听了臣下的不同意见后，能够当机立断，立即着手奉迎天子——汉献帝的行动。首先取得了争霸大业的有利的政治优势。

当时迎献帝也有“风险”，因此有的人表示反对，认为山东尚未完全平定，韩暹、杨奉刚领着天子到洛阳，他们北与张杨联结，恐怕不是一下子就能制服的。荀彧这时劝告曹操说：“以前晋文公迎接周襄王到洛都，诸侯就如日影追身般地相从；汉高祖东伐项羽，为被项羽残杀的义帝缟素戴孝，天下人心就纷纷归附。近年来，天子四处流亡，将军您曾首倡讨伐乱贼董卓的义军，只是因为山东连年兵扰战乱，没能远远地奔赴关右，到天子身边，然而您仍然不断地分批派遣将帅，冒着危险与天子通使节。将军虽然在外边替天子平定战乱，但您的心却无时无刻不放在王室。这说明，匡救天下正是将军您素有的志向。如今皇上的车驾刚刚从西京东运，而东京洛阳也是荆棘丛生，破败荒芜。忠臣义士都有保存国本的忧思，黎民百姓也都怀念旧都故主，睹物伤情，悲哀倍增。如果真能利用这一时机，迎接主上，以此顺应民众的愿望，这是大顺；用秉承至公的行动来感服英雄豪杰，这是大略；用扶持大义来招揽英杰，这是大德。天下虽然还可能有少数抵制反对的人，但他们必然不能成为多大拖累和障碍，这也是明白无误的。韩暹、杨奉两人怎么敢为害！这一计划若不及时确定，让四方外人生了此心，再生变故，以后就是想要这么做，也来不及了。”

但袁绍集团则恰恰相反，由于袁绍的多端寡要，见事迟、得计迟，而终究失去了这一个千载难逢而又十分重要的良机。

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大官僚家庭。在汉末群雄混战中，起初他的势力最大，曾是讨伐董卓的盟主。后地广兵多，手下谋臣武将也不少。在奉迎天子的问题上，几乎在荀彧等向曹操提出此建议的同时，袁绍的首席幕僚沮授也向他建议：“主公的世家（指袁氏）好几代都荣任辅佐皇帝的宰相，忠义之名天下皆知。如今，皇上和朝廷被迫西迁长安，宗庙遭到破坏，皇权沦丧。而全国各地州郡，虽都以勤王之名起事，但实际只求扩张自我势力，根本没有人有保卫皇室、安定天下百姓之心。如今本州初定，我们已有了较稳定的力量，就应该奉迎皇帝到邺城安顿，一方面表示我们安定天下的志愿，一方面更可‘挟天子以令诸侯’，用堂堂正正的名义，来讨伐不守臣节的州郡，相信没有人能抵挡得住我们的。”

袁绍初听之下，也很赞同，便交付讨论办理。

时长老审配及大将淳于琼同时表示反对，他们的理由是：“汉王室衰颓已久，即使想帮他们重建也是很困难的。如今天下群雄割据，各拥庞大军团，有道是‘秦亡其鹿，先得者王’，现在应是大家再公平打天下的时候了。如果把皇帝请到邺城，任何行动理当请示，这样会严重损害军事行动的机密性和机动性，得不偿失。更何况，皇帝身旁还有很多公卿大臣，过分尊重他们，会使我们的权力变小；不尊重他们，则也会有违抗皇权的麻烦，实在值得多加考虑。”

沮授立刻反驳道：“奉迎皇帝，必得天下大义之名，这个利益对我们的发展比什么都重要。以时机而论，目前皇帝正愁没有去处，执行起来最轻松；如果不乘机行事，一定有不少人会抢着作。通权变者从不放弃任何机会，能立大功者在于不延误时机，希望主公尽速考虑这件事。”

袁绍是个优柔寡断又怕麻烦的人，加以他最大的愿望是巩固黄河以北政权，对全国性的规划也缺乏概念，因此对沮授的建议，迟迟不敢决定。

要避免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所用。

避免见事迟，得计迟，提倡看得到、抓得起，这是毛泽东具有的领袖素质，也是他饱读史书，借鉴历史得出的结论。

智者善于捕风捉影，能抓住别人不能抓住之机遇，而他们区别于常人的也在于此：有“适”有“度”，能把握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