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变“首堵”:哈定悲剧

十月八日，是国庆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这一天的上午十点，首都机场高速上堵车长达数小时的一男子终于无法忍受，他暴跳如雷地打开车门，拿出一根长长的棒球棍，所有人吃惊地看着他。只见他大骂着把地上一只蜗牛敲得粉碎，一边敲一边骂着：“我忍你很久了!从高速入口你就一直跟着我，三小时后你居然还敢超了我的车!"

以上是一则黑色的幽默，是哈定悲剧的一个现实注脚。哈定悲剧是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的悲剧，也是博弈论教科书中必定要讨论的经典问题。

1968年，美国著名的生态学家格雷特·哈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TheTragedyoftheCommons》的论文。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将之译成《公共地悲剧》,但哈定那里的thecommons不仅仅指公共的土地，而且指公共的水域、空间等；武汉大学的朱志方教授将译成《大锅饭悲剧》,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完全切合哈定所表达的意思。也有学者认为将其译成“公共资源悲剧”更确切些。

在论文中，哈定揭示了一种人类共有资产的集体困境：“在共享公有物的社会中，每个人，也就是所有人都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这就是悲剧的所在。每个人都被锁定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因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会当中，每个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最后“公有物自由给所有人带来了毁灭”,这就是所谓的“哈定悲剧”,也称为“公地悲剧”。为了更形象地说明问题，哈定虚构了如下故事：

有一片茂盛的公共草场，政府把这块草地向一群牧民开放，这些牧民可以在草场上自由地放牧他们的牛。随着在公共草地上放牧的牛逐渐增多，公共草地上的牛达到饱和。此时再增加一头牛就可能会使整个草场收益下降，因为这会导致每头牛得到的平均草量下降。但每个牧民都还是想再多养一头牛，因为多养一头牛其增加的收益归这头牛的主人所有，而增加一头牛带来的每头牛因草量不足的损失却分摊到了在这片草场放牧的所有牧民身上。于是，对于每个牧民而言，增加一头牛对他的收益是比较划算的。在情形失控后，每个牧民都会不断增加放牧的牛，最终由于牛群的持续增加，使得公共草场被过度放牧而退化，从而不能满足牛的食量，并导致所有的牛因饥饿而死，因此成为一个悲剧。

哈定所虚拟的悲剧，实实在在地发生在现在的中国。最近一二十年里，我国的草原荒漠化严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度放牧。反正草原是公家的，我不多养牲畜别人也会多养，我何不多养一些?原本只能承载100只羊的草场，就这样养了200只。结果，因为草料不够，羊将草根都吃了，将草地踩踏成荒漠，最终连10只羊也难以养活。

据2006年农业部遥感应用中心测算：中国牧区草原平均超载36.1%,荒漠化地区草场牲畜超载率为50%至120%,有些地区甚至高达300%!联合国沙漠化会议规定，干旱草原每头家畜应占有5亩草地作为临界放牧面积。目前，内蒙古草原每头家畜所占草场面积不足联合国沙漠化会议规定临界放牧面积的三分之一。

类似的悲剧数不胜数，“宁夏四宝”之一的发菜，甘肃的甘草，青海的虫草……大家一哄而上挖啊挖，结果不仅严重破坏水土植被，还导致这些名贵的物种愈来愈少。但是，人们还是拼命去挖，因为你不挖，别人也会去挖。

“哈定悲剧”展现的是一幅私人利用免费午餐时的狼狈景象——无休止的掠夺。“悲剧”的意义就在于此。对哈定悲剧有许多解决办法，哈定认为：“我们可以将之卖掉，使之成为私有财产；可以作为公共财产保留，但准许进入，这种准许可以以多种方式来进行。”哈定说：“这些意见均合理，也均有可反驳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选择，否则我们就等于认同了公共地的毁灭，我们只能在国家公园里回忆它们。”

最近几年里，首都北京变成“首堵”,雾霾天气日益加剧，其根源就在于“哈定悲剧”。就汽车的暴增来说，一味诉求于市民的道德显然无济于事(同时也放纵了那些道德不够高尚的人)。而就污染排放来说，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宁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也绝不会主动增加环保设备投资。即使有一个企业从利他的目的出发，投资治理污染，而其他企业仍然不顾环境污染，那么这个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增加，价格就要提高，它的产品就没有竞争力，企业甚至还会破产。

因此，控制汽车牌照，关停、重罚污染企业，便成了政府“不得不做”的选择。综上所述，要想避免哈定悲剧的出现，一是尽量将产权私有化，二是靠政策的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