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回避媒体，封锁消息

当企业危机发生时，有些领导总想如何封堵那些对企业和自身不利的消息，或者隐瞒实情，想大事化小。可是，由于网络的出现，信息传播的方式彻底被改变，而信息传播的改变则在某种程度对企业的危机的发生形成了直接的影响。不论公众是通过发短信还是网上聊天、发帖子等方式，网络危机传播的速度比刘翔还要快。因此，当

危机发生时，如果试图用纸包火的方式阻隔外界对事件的了解，或者忽视网民的意见，对网络舆论置之不理等，可以说根本就办不到。相反，之后使事情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辽宁海城3千学生豆奶中毒事件

2003年3月19日，辽宁海城市八所小学发生了学生食用豆奶集体中毒事件。小学生正处于身心发育期，他们本来就抵抗力低。这起突发事故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伤害，相信每个人都在担忧着。特别是在目前独生子女居多的家庭中，可想而知，孩子的性命安危是怎样牵动着父母的心。

可是，在长达20天的时间里，当地有关部门虽然召开了两次与学生家长的见面会，但始终将很大精力花在封锁消息上，尤其是在针对有多少人中毒、有没有孩子死亡、有没有在规定时间内上报等重要问题上，当地有关部门一直都在隐瞒真相，并且还阻止学生到外地求医。

于是，公众们在无法得知学生中毒的原因和中毒情况下，小道消息和谣言就大行其道。有的说，学生中的是黄体霉菌的毒，潜伏期长达几十年，一旦发作就要命；有的说，已有3个孩于死亡，还有的孩子眼睛瞎了。学生家长们更是人心惶惶，心急如焚。海城有关部门的这种只顾面子而不能及时给予人们一个正确说法的行为激怒了那些受害者和家长。一些家长甚至做出了过激行为而被行政拘留。

终于，那些中毒学生忍无可忍，为了自身的生命安全，4月7日，近百名学生来到北京求医。才使卫生部、教育部等部门通过媒体的报道获悉了此事。4月8日，当地有关部门才将情况上报卫生部。

可是，当记者采访时，海城市教委等有关部门回答：“8所学校的学生总共加起来还远远不到3000人”。但记者从学校方面了解到，仅3所小学人数就已经超过了3000人，8所小学总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而新华社披露已经有4400人次、超过2500名孩子入院治疗。当记者拿着这两个数字致电有关部门时，海城市教委则拒绝“再次回答人数问题”。

而且，事实也并非像有关部门回答的“整个中毒事件无一人死亡”,其中有一名叫李洋的同学就在这次豆奶中毒事件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当记者多次欲就李洋之死与该市卫生、教育部门联系采访，得到的答复都是：“正式的调查结果还没出来，但李洋的死跟喝豆奶没什么关系!”记者反问：“既然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为什么那么肯定地说李洋之死与豆奶无关?”对方告知：“这些问题找领导去。”

在对一些突发事件和企业危机的认识上，有些人总存在着这样一些认识误区，认为“家丑不外扬”,一旦外界知晓情况后影响本企业以及本人的利益和形象。或者担心

突发事件一旦公开，会造成公众恐慌，影响社会稳定。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他们往往回避媒体，封锁消息，其结果是越封闭越使人们陷入无端的猜测中。海城学生集体中毒事件，因为封锁消息，最后演变成了公共危机事件，不但破坏了学校、教委等有关部门的形象，而且还引发了公众对一些政府部门的不信任感。试想，对学生的安危如此漫不经心的学校，家长们怎能放心?一些行政部门不及时想办法医治，只是封锁消息、只顾自己脸面的做法，公众又如何拥护?

发生重大事件时，封锁消息，回避真相，其结果只能是加重公关危机不到位让企业陷入被动或者万劫不复的境地。如果政府部门用一种行政干涉的手段试图封堵消息，只能显示出愚蠢和霸道。封锁消息的后果只能加深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广西南丹特大透水事故

企业是以产品或服务来满足消费者的组织，这种功能的特殊性决定了不论产品还是企业以及企业家本人，都要接受公众的检验。虽然在接受检验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企业的表现并非都能令人满意，公关危机有时会不期而至。但是，在危机发生时，如果试图封闭消息，掩盖真相，弄虚作假，只能走向深渊。

2001年7月，广西南丹特大透水事故发生后，地方政府封锁消息，用各种手段阻止采访，与矿主勾结，事件虽被掩盖了半个月，最后还是被媒体所揭露。县委书记万瑞忠等人被判处死刑；县长唐毓盛被判处有期徒刑29单，决定执行20年。

网络的开放性和自由性，使得任何信息都无孔不入。如果试图回避媒体、封锁消息，只会激起公众更大的好奇心去挖掘企业更多的内幕。因此，危机发生时，不论什么原因都不能剥夺公众的知情权。公众既是突发事件的受害者，同时又是应对危机的主体。因此，能否将自己所掌握的、涉及到民众生命安全与健康的信息，及时充付地告知民众，对于稳定民心、动员民众力量，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