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警友之情深似海

行政总长的职责之一，是到各地进行视察，检查指导工作，慰问维和警察。因为联东当局配有多架直升飞机，为了提高效率，保证旅途安全，廉长刚下基层一般都是乘坐“专机”。每到一处，不同国籍的维和警察，操着不同的口音，用各种各样的敬礼方式欢迎他，简直可以称作国际礼仪大展示，让他见了，感到既好笑，又自豪。

一天，廉长刚乘坐直升机到某地区视察。地区司令官集合处以上官员要到机场迎接，担任一般职务的一名中国警友也想参加，被司令官拒绝。这位警友理直气壮地说：“廉长官是我们中国维和大队的大队长，我们已经与他分别两三个月了，很想念他，也有很多工作需要向他汇报。”司令官见他说的有道理，又不敢得罪，就破例让他参加。廉长刚走下飞机，与迎接他的人一一握手。等他来到中国警友面前时，警友双脚一并，“啪”的行了个标准军礼。廉长刚视察完毕，专门安排时间与警友见面。他握着大家的手说：“我们都是亲兄弟，何必那么正规？”警友们说：我们就是要做给外国警察看看，我们中国警察是有素质的，谁也别想小瞧我们。廉长刚听后，心里感到特温暖。

廉长刚虽然位居维和高官，但在帝力仍与中国警友们住在一起，白天工作等级分明；业余时间，情如手足，是大家信赖的“老大哥”。

对于在帝力市内的视察，为了减少陪同，快去快回，廉长刚常常是自己驾车到各单位视察，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这种工作作风深受部下们的好评。

2000年5月，廉长刚驱车到帝力市监狱视察。他的车子刚到监狱大门口，副监狱长李平和监管队队长（来自北京市公安局）罗晓宇就率部列队迎接，一个个精神抖擞，动作标标准准。罗队长亲自把大门前的横栏扶起。当廉长刚把车开进大院，从车上下来，正准备和两位中国警友开个玩笑时，李平副监狱长“啪”的一声给他打了个敬礼。廉长刚当时一楞，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心想：平时在宿舍里，咱们是有说有笑，无拘无束，今天怎么这么正规？这里面肯定有文章。因为有别的国家维和警察在场，他也不好深问，只能收起笑容，礼貌地回礼。廉长刚用英语跟他们说（业余时间大家见面都用汉语交流）“我想找监狱长了解一件工作”。李平用英语回答：“监狱长不在，今天我值班，有什么事交我办吧。”于是，廉长刚走进办公室，和李平谈了一会儿。谈完工作，廉长刚要走，李平又非常客气地说：“能不能请廉总长到各监号视察视察。”因为廉长刚不是经常来监狱，所以看看监狱也无妨。而且，他从李平那付神兮兮的举动中，感到他一定是有目的的。于是，他就在李平、罗晓宇等人的陪同下走进监狱。

监狱进口大厅坐着几位其他国家的警察。李平指着廉长刚对他们介绍道：“这位是东帝汶维和警察总部行政总长廉长刚先生。”听罢，这些警察忙站起身来，立正，并热情地打招呼。每个监号前都坐着两位监管警察。每到一处，李平都把廉长刚介绍给大家，监管警察都很有礼貌地站起来，向他敬礼。当廉长刚走到一个关押十几名杀人犯的监号门前时，李平向监管介绍后，特意加上一句“廉行政总长来看望大家了”。李平这么一说，廉长刚一边和大家握手，一边慰问道：“你们工作很辛苦也很重要啊，一定要加强戒备，保证安全！”

半个小时以后，“视察”完毕，李平、罗晓宇等人又把他送上车。廉长刚挥挥手，开车返回总部。

晚上，廉长刚下班回到住处，未进自己房间的大门，便径直走进李平的房间。李平、罗晓宇正光着膀子在那啃西瓜哩。“李平，你今天导演得挺好啊，又是向我敬礼，又是陪我视察，你葫芦里到底卖的是啥药？”

李平立即起身，捧上一片西瓜，笑呵呵地说：“老廉大哥，我们上午对你的举动，不是为了你个人，而是为了中国。你想，我在监狱当副监狱长，罗晓宇当一个监管队的队长，多数国家的警察认为我们中国警察的素质很高，能力很强，能够胜任工作。但也有一些人并不服气。你当上了行政总长，属于位居总警监副总警监之后的重要官员，这进一步表明了我们中国警察的实力。但你刚被任命，许多警察不认识你，我们就是想利用这个机会，让在监狱工作的其他国家的警察看看我们中国人还有人担任更高职位。这样，各国警察就会对中国人更加尊敬，对中国更加佩服，从而也会扩大中国在任务区的影响。”

罗晓宇接着说：“我上午不用我的部下扶横栏，而由我亲自替你抬起了大门的横栏，就是让部下们看一看，你是非常值得尊敬的维和高官。”

一席话，让廉长刚听后心里好不感动。

应该说，参加维和的警察，都是各个派出国的警察精英，又经过联合国的严格选拔，个个业务精湛，人品上乘，富有平等、奉献、合作意识。在维和过程中，各国维和警察、东帝汶警察与中国警察“一口锅内搅马勺”，同生死、共患难，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给中国警察留下了终生美好的记忆。李晓峰介绍说：

在山区的阿拉斯派出所，我有两个同事来自菲律宾。山区的生活条件很艰苦，没水没电（发电机发电，仅供照明和办公设备使用），工作环境也是非常恶劣。一外出巡逻，总是一脚泥泞出去，满身汗渍回来。但这两个菲律宾人总是保持警容整洁，制服永远是笔挺，皮靴在出门前总是擦得锃亮。原来他们都自备有熨斗，每天洗完制服都要把制服熨一遍。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他们还能这么注重仪容的整洁，相信职业化的习惯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现在还一直保持每天擦鞋的习惯。在东帝汶任务区有43个国家的警察，我很少看见有哪个国家的警察存在着警容不整现象，决不会发生警、便服混穿情况。

在机动巡逻大队工作期间，我感触最深的是欧美警察的职业化素质和敬业的精神，确实体现了他们国家警察一丝不苟的执法形象。举个例子来说，我们队里也有几名女警，她们的装备同男同事一样，皮带上的标准配备有：一支手枪、两个备用弹匣、辣椒水喷雾器、手铐、无线电报话机、固定长橡皮警棍、不锈钢伸缩警棍、电筒等，重量加起来有十几斤重；如果任务需要，还要穿防弹衣、戴防暴头盔、穿护腿。但我从来没有听过她们抱怨说皮带太重，或见到她们少挂什么装备。大家想想看，东帝汶位于南纬8度，常年的气温同广州的夏季一样，平均温度超过40 ℃，咱们现在腰上什么也不挂还觉得热乎乎的，但在东帝汶，她们可是每天都配带上述装备，工作8个小时。在她们看来，既然这是职业的要求就要遵守，而且每一项装备都是应对值勤时可能遇到的情况而配备的，哪一件都不能少，配带整齐既是对工作负责，也是对自己和队友的安全负责。

而且，在每当有紧急情况发生时，她们都同男警察一起冲锋陷阵。如果有人对她们说你们是女士，遇到危险还是让男人们先上，她们还会很不乐意，说这是性别歧视。她们认为队里每个人的作用都是一样的，队里的章程并没有说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让男队员比女队员冒更大的险，既然占了队里的一个名额，就应该和其他队员一道共同承担任何风险，并不能因为自己是女性，就可以在团队最需要的时候见不到自己。她们这种对职业的执着、团队的合作和敬业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说到团队合作，我想重点说一下。在我们队里，由于总是面对群体骚乱和严重暴力犯罪分子，所以大家是非常重视团队精神。我们队里有一句格言是：“ONE FOR ALL，ALL FOR ONE！”，意思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类似欧洲中世纪剑客们的格言。这也是我们在值勤时经常会遇到以寡敌众的情况下，通常都不会慌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队友正在赶来，他们只要知道我们有危险，决不会丢下我们任何人不管。而万一有人出现临阵脱逃情况，就再也不会在队里看到这个人的身影。因为只有这样，任务的完成才有精神上的保证。事实上，只要我们队上班，有警情的时候，总是我们队的队员最先到场。这个纪录一直到我结束任务回国前都没有被打破。而任何其他单位处理不了的情况，都会呼叫我们队到现场支援。有一次，一个在其他巡逻队工作的外国同事告诉我，他值勤的时候，只要在电台里听到有我们机动巡逻大队的成员报台，他就会感到心里很塌实。这也是为什么维和警察总部这么器重我们的原因，看来当初这个单位对申请加入的人选这么挑剔，也是有充分理由的，并不是每个人在危险发生时，都有直接面对的勇气。正是这种团队精神，造就了我们的战斗力，造就了上级和兄弟单位对我们队能力的坚定信任。

欧美警察的职业化水平很高，我举个例子说明以下。一天晚上值勤时，我们处理了一起酒后驾车的事件。当我驱车截停那辆肇事的白色吉普车，上前要求司机出示证件时，同组的一名同事在指挥来往的交通，而在整个询问过程中，站在车子两侧的另两名不同组的欧美警察则一直一言不发，让我一个人主持完成所有的询问，他们的眼睛却盯着车上另外几个人，他们的右手一直放在自己的枪把上，做好了随时拔枪反击的准备。虽然这仅仅是检查酒驾司机，并不是抓捕逃犯，而我同他们又不认识，平时也没有演练过临时车辆检查的套路，但当晚的整个过程却像事先精心排练过的一样，他们的站位、精神集中程度，完全是按照国际标准进行，显示出他们的职业素养。从中可以看出，欧美警察很强的团队合作精神和过硬的基本素质。

“为联合国工作，由于每天都接触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和朋友，所以常常会使你忘记对方的国籍”，在《我的维和生活》中，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法制科副科长范创新回忆了这么几件事：

那天，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之后，立即投入利奎萨警局的工作之中。经过同事们七嘴八舌的介绍和我自己走马观花的观察，很快就对利奎萨警察局的概况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这个警察总局下面还有三个分局和11个警署（相当于国内的派出所），除了200多个现有的东帝汶当地警察以外，每个月还有新警察源源不断地从位于首都帝力的东帝汶国家警察学校毕业，分配到这里。黑小伙弗瑞德和翻译何塞首先带我跟局长——东帝汶警察法斯迪诺见了面。

法斯迪诺今年36岁，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略显羞涩，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他的英语足够好，我们之间可以简单地交流，这让我很吃惊。后来听何塞讲，法斯迪诺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参加了东帝汶游击队，但他好学上进，转战各地期间也不忘学习，随时随地获取知识。维和行动在东帝汶展开以后，英语作为联合国的工作语言在任务区被广泛使用，法斯迪诺便借此机会，跟身边说英语的维和警察们刻苦学习，进步飞快，由于他的英语水平较好，马来西亚国家警官大学决定提供全部学费录用他，他将跟其他十几个东帝汶的高级警官去那里深造一年。他因为自身良好的素质和优秀才干，被任命为利奎萨地区警察局的局长，并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在任务区工作，不懂得如何使用电脑，就如同不会用笔一样寸步难行。这里，所有的文件都是通过互联网传递，见不到任何印刷在纸上的“红头文件”。任务区为每一个维和警察都配有容量相当大的电子信箱，按照纪律要求，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信箱接收电子邮件。

来自津巴布韦的阿普罗娜大姐，为人大大咧咧，因为她经常丢东西，我们给她取个外号叫“FUNNEL”（漏斗）。她几乎每天都要找她的钥匙，而她所居住的房间，平均两个月就要换一把锁。一天，她见我刚从电脑上忙乎完，便热情地过来，向我介绍她在任务区一年来的工作体会，包括如何检查当地警察的日常工作、如何发现问题、如何监督当地警察改进工作方法等等。我非常虚心地听她介绍，感觉很有条理，也很值得我借鉴。随后，我也结合自己在国内从警13年的经验，以及具体从事警察内部执法监督工作实践，与她进行了交流。

在我们的谈话中，她对中国多有溢美之词。她在本国的时候，曾经接触过一些援助非洲的中国人，她说，整个非洲都知道，只有中国才是非洲真正靠得住的朋友。她还讲到自己家里有一个农场，平时使用的就是中国“上海”牌拖拉机。说到这里，她的目光中满是赞许的神情，还向我打听“上海”牌的其它农用机械。在她的不断“逼问”下，我只好说了实话。我说：“对不起，我实在想不起来中国有这个牌子的拖拉机了。”她说：“真遗憾，上海离你的家乡有多远？”我说：“大概有两三千公里吧。”她缓慢地抬起头，两眼似铜铃那样圆睁，大嘴就像河马一般咧开，在她碳黑脸色的映衬下，两排雪白的牙齿寒光四射。她尖叫着应道：“MY GOD!（老天啊！）SURE?”(当真？)我点点头，说：“请相信我。”她笑着惊叹：“中国真是个大国……”

卡尔·克拉克是美国科罗拉多人，后来迁居到佛罗里达，今年47岁，有着一双灰褐色的大眼睛，尽管他刮掉胡子以后显得格外年轻，但他还是喜欢偶尔在上唇留小胡子。他在美国是一个老警，有着很高的警衔，曾在佛罗里达州的数个小城市的警察局担任过一把手。他经常是一个人到海边，就坐在最高的那块礁石上，伴着海浪涛语，静静地看书。由于他的功底深、文笔好，所以经他手起草的文件总是那么文字流畅、思路清晰。我们的办公室里至今还有满满一箱子英文书，据说是卡尔看完以后留下来赠送给大家的。卡尔还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深信自然科学，同时也信上帝，但是认为二者并不矛盾。他说上帝只是一种存在，不要把上帝描绘成是什么模样，或者幻想哪天会碰到上帝。上帝就像爱一样，我们尽管看不到也摸不着她，但它她就在我们心里，无处不在，真爱永存。

他时常因为海外媒体对中国带有歧视性的报道而失望，因为他知道，东帝汶任务区的前总警监彼得·米勒（加拿大人）访华之后，对中国赞叹不已。

卡尔还能将自己的联合国身份把握得很到位。他曾经对我说，干我们这一行，外交成份比警察的成份要大许多，如果我们各自按照自己国家的模式来做警察，忘记了联合国身份，工作就会越干越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卡尔对当地警察也非常尊重，举手投足间都透露出一种谦虚和恭敬。

卡尔也很幽默。有一次，英国小子伊恩·亨弗利休假回来，给我带了一顶英国皇家警察的头盔式警帽，伊恩打电话给我，让我到帝力办事的时候到他办公室去取。因为伊恩与卡尔在一个办公室工作，所以我去了以后，卡尔也在场，卡尔看见伊恩带给我的这个礼物，就说：“看来还是中国人有面子，我们美国和你们英国关系这么好，我还跟你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你都不把这么好的礼物给我？”伊恩也很逗，笑着对卡尔说：“别误会，我和范有约在先，我们是履行合同。大家要讲信用，这可是你们美国人的一贯作风啊。”

在美国警察中，卡尔和乔尔斯是有名的铁哥们。乔尔斯的妻子和孩子曾住在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市，孩子在那里上学。由于距离东帝汶很近，她们时常来东帝汶探亲。每到这时候，卡尔就主动地将住房让给乔尔斯一家，自己每天往返几十公里去住旅馆，无怨无悔。不过，他换来的报酬是吃到乔尔斯妻子亲手料理的正宗美国布丁和肉卷。

乔尔斯·布雷是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刑警，为人忠厚、诚恳，对待同事格外细腻。有时我们出去办事，没能及时回来，他便用对讲机呼叫，问一下我们的具体位置；一旦没有回话，他就像“笼中困兽”一样走来走去。他非常重视团队精神，经常说：在危险的情况下，大家要共同进退，决不能因为考虑个人安危而置队友于不顾。即使遇到紧急情况，也不要慌乱，要相信自己的战友正在赶来。乔尔斯是第二次来东帝汶维和，他初来东帝汶是在1999年，那时他在巴考地区工作，有一天亲眼目睹了当地人的一张枪战，子弹在他身边飞来飞去，尸横满街，他说自己当时真得是吓坏了，甚至尿了裤子。经历了生死考验的乔尔斯，因此对战友情谊格外看重。

乔尔斯还十分爱他的妻子。每次他在办公室跟家里通电话，都会像个初恋的小男孩一样，跟他妻子卿卿我我，没完没了。他的妻子原先也是警察，在明尼苏达州监狱工作，后来由于乔尔斯参加维和行动，她就暂时辞职，专心照顾家庭。因为乔尔斯的工资很高（在东帝汶参加工作的美国警察，每个月可以从政府那里领到7000多美元的高薪，另外还可以免交高达25%的个人所得税），所以他们也不需要夫妻两个人都有工作。有一次，乔尔斯对我说，他的妻子明年也想报考维和警察。我就问他：“那你的三个孩子怎么办？”

他说：“只能由我留在美国照顾孩子了，我必须尊重她的意见。”

“干脆你们全家一起到任务区去算了，组建个维和之家吗。”我开玩笑道。

他说：“只要我们全家同意，就行。”

我心里直嘀咕：“这叫什么事呀，美国人可真够浪漫的。”

还有一次，他让我看他电脑里存的一组数码照片，是他那金发爱妻穿着半透明内衣拍照的。其中有几张目光撩人、动作火辣的“力作”，内衣半脱半挂，身体暴露程度完全到了《花花公子》的级别，与其年龄不大相称。我当时有点不好意思，因为照片上的人物毕竟是坐在我身边这个黄毛猫眼七尺男儿的妻子。于是我把目光移开。

“怎么样？”

我说：“不错，不错。只是我们中国人不习惯让别人看自己妻子的这类照片。”

“这没什么呀，如果你也有，我很愿意欣赏欣赏。”他很认真地看着我。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还是欣赏你自己的吧。”我连忙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