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勇敢地迎接各种挑战
在中国人的眼里，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等欧洲人是很难区分的，因为他们同属白色人种，长得鹰鼻羊眼，看上去差不多。
同样，在外国人的眼里，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等亚洲人也是很难区别的，因为他们同属于黄色人种，个头、脸形也是大同小异。
但是，许多年前，一名奥地利警察却能在人堆里一眼分出中国人和日本人。他曾经对在波黑维和的一位中国警察同事说：我在奥地利是维也那机场内的移民官。我能够分辩出中国人与日本人。这是因为根据我是多年工作总结出来的经验，日本人都是昂首挺胸目不斜视的挺着腰杆走路的；而中国人则是东张西望或不敢正视，就像老乡进城，走起路来小心翼翼，不敢迈大步。
虽然这位奥地利警察的说法有失偏颇，也没有什么恶意，但他确实说明了这么一个道理：在当今经济决定一切的时代，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你怎么能底气十足地挺起腰杆走路？荣誉和尊严是靠自已赢得的，不是靠人施舍的。而事实上，中国维和警察第一次登上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大舞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警察心目中，都或多或少地持一种怀疑的眼光，并在实际交往中，都或多或少地要经受各式各样的挑战。
马纳图都地区警察局司令官来自澳大利亚，是一位参加过多次维和行动的老油条。来自天津的李平警察报到后，他用怀疑的口气问道：“怎么，你在中国是一名交通警察?可是，我们这里车辆很少，根本不需要什么交警来维持交通秩序啊!”
李平心想，这位司令官是对自己的素质不放心。于是，他答道：“在中国，对警察的要求很高，需要一专多能。所以，交警不光会站在马路上指挥交通，而且，也懂得侦查。”
司令官听了之后，耸耸肩膀，一声没吭就走了。
当时，李平心里很难过，并发誓认真钻研刑侦业务，以改变司令官的偏见。即使是在法定假期，各国警友都是到处旅游观光，而李平则埋头苦读刑侦方面的专业书，遇到不懂之处，他就虚心地向中国警友请教。很快，他的业务素质就有了明显提高。
不久，考验他的时候到了。
有一次，古斯芒要到马纳图都南部视察。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司令官特意把李平叫到办公室，说：“这个任务非常重要，一定要万无一失。现在，我命令你来执行这个特殊任务!”李平两脚并笼，“啪”地一声。他说：“长官请放心，我会坚决完成任务。”
受命之后，李平摊开马纳图地图，将古斯芒的行动路线标记在上面，并对沿途治安情况进行了周密的分析。然后，他对几名部下做了部署:其一，是和当地维和部队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在古斯芒将要出现的公众场所设立岗哨，加强戒备;其二，在视察车队往返路线上设置哨位，以防凶手们的伏击；其三，由李平亲自担任古斯芒的保镖，紧随古斯芒的左右。
视察活动如期结束。李平给古斯芒留下了深刻印象。分别时，古斯芒特意与他合影留念。
从此，司令官才对李平这个交警刮目相看。李平也因为自己的出色表现，不断得到提升，他从行政助理做起，先后当过行政次官、行政长官，最后被任命为副监狱长。
2000年5月8日，临时监狱奉命搬迁，并在三日之内移交给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正在此时，监狱长生病住院。他对前去探望的李平说：这副重任就请你来挑了。李平使劲地点点头。
监狱搬迁非常危险，特别是在警力不足、车辆短缺的情况下，若发生劫狱、逃跑事件，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李平动员大家开动脑筋，分别设计搬迁方案，然后进行集体讨论、择优而行。
可是，第二天开会时，李平发现大家并未认真对待，甚至对需要维和部队来多少人、车配合?犯人们需不需要戴手铐?每辆车上坐几名疑犯几名监管等问题都心中无数。李平很生气，当即命令道：“这样怎么行？你们应该明白，这次动迁是很非常危险的。我们的方案一定要考虑周全，不能有任何舒服。”
大家听后面面相觑，都不吱声。这时，一个的美国黑人警察带头发起了牢骚：“真麻烦，你是想把我们都累死?”
李平深感意外，也深感气愤。他大声吼道：“你给我闭嘴!我是长官，我是在布置工作。你要是不执行命令，就请你现在出去!”
布莱恩耸耸肩，悻悻地坐下来。
李平见大家很惊诧，就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继续说道：“我们相聚多日，你们都知道，我很少发火。但是，我今天很失望。因为监狱搬迁这么大的事大家都没放在心上。我想知道，这件事要是出现闪失，谁能负责？”
接着，李平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大家听后，都点头称是。布莱恩低着头，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搬家那天，一切都按照李平的部署严格实施，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布莱恩负责运送犯人的行李。那些东西实在太脏，臭气刺鼻。布莱恩一个人在那往车上搬，其他人都皱着鼻子，躲得远远的。李平看见后，就卷起袖子，抱起一个行李就往车上送。其他人一见他干起来，再也不好意思躲开了，三下五去二，很快就装满了车子。事后，布莱恩对李平说：长官，你真是好样的！从此，两人不打不成交，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广州市公安局警察李晓峰调入帝力市机动巡逻大队后，也是屡遭“白眼”。该大队的职能包括防暴、反恐怖、群体控制、涉枪涉爆等严重暴力犯罪嫌疑人的抓捕、政要人物的保护等。这个大队成员几乎全是膀大腰粗的白种人，只有李晓峰来自亚洲，个头最小，似乎是大象群中出现的“一头猪”。他回忆道：
在东帝汶工作，困难最大的不是语言，而是文化冲突。当地人有一些在我们看来是固执和不可理喻的信念，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不少的阻力。有一次，村里一个小孩死了，他家里人认定是邻村的一个巫师给小孩施了咒语，一场械斗一触即发。我们了解了情况后，马上召集双方进行调解，但怎么说也说不通。于是，我们一方面联系当地神父、村长先稳住他们，让他们以家人生命安全、社区稳定大局为重，暂缓争斗；另一方面，紧急联系首都维和部队医院，让他们派医生坐直升飞机赶来，为死去的小孩作权威的检查，向小孩的家属解释小孩的死因。最后，双方终于接受我们的解释，一场危机也就此化解。
还有一次，一名孕妇不知得了什么病，突然几天不说话，家里人都吓坏了，于是又迁怒于隔壁的一个曾做过巫师的老太婆，扬言在几日之内，如果孕妇的情况还不好转，就要杀死她。广西的战友想了一招险棋，拿出一瓶“保济丸”——一种肠胃药制剂，与六神丸齐名，对孕妇的家人说，那哪是什么巫术，是妊娠期正常反映，这种现象在中国很普遍，又告诉他们一天服一瓶，连服三天。那孕妇的家人见我们言之凿凿，而且“保济丸”一瓶几十颗小丸，这种药当地人连听都没听说过，看起来似乎很神奇。结果过了两天，孕妇的家人跑来告诉我们：孕妇开口说话了，还对我们千恩万谢的。祈盼的好消息终于让我们等来了，不过等待的那两天还真让人捏了一把汗。
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我调进了首都。剩下来的7个月我都在帝力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帝力中心分局的一个巡逻队担任队长。一个月后，分局长找我谈话，问我有没有兴趣加入机动巡逻大队。机动巡逻大队当时是隶属帝力中心分局的一支机动力量，也是帝力地区警察唯一的一支快速反应队伍，装备和训练都有别于其他巡逻队。它的主要职责是大规模群众集会的群体控制、应付大规模的群体骚乱、组织实施临时检查站、涉枪、涉爆严重暴力刑事犯罪分子的抓捕、政要人物的保卫等，性质就像国内的防暴队、特警队。他的特点是经常训练以保持战斗力，配发专用车辆和装备以保证随传随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召之即来，来之能战”。上班时间视任务而定，我在剩下的半年在一天的每一个钟点都上过班。因为专业要求高，所以成员是清一色的欧美白人，也是欧美警察认为最能体现他们高标准警察素质的地方，而且绝大部分成员都有SWAT （特别战术小队，西方国家对特警部门的习惯叫法）的背景。但是，在东帝汶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敢以肤色的理由拒绝非同一种族的成员，因为这是与联合国的精神背道而驰的。但机动巡逻大队总是以资历不合适、没受过适当训练为由拒绝了很多非白人国家警察的加入申请。正是由于这个部门的特殊性，维和警察总部也只得默认了这一特例。也正是看中这些特点，我就特别想进去看一看，到底这是个什么地方，为什么只有白人，我们这些有色人种就真的不行吗？虽然我们有很多中国同事通过竞争上岗在市局和总部都占据重要岗位，其他国家的警察在私下里有一种比较“酸”的说法就是“中国人比较适合在办公室的工作”。抱着不同意这种观点的想法，正好分局长又有意为我推荐，我就毅然选择了去机动巡逻大队。
刚到机动巡逻大队，我发现我确实是其中看起来最瘦弱的一个，其他国家的成员个个膀大腰圆，我和他们站在一起确实感觉到身材上的差距。其他国家的成员虽然表面上不说，但对于我这么一个“小个”居然混进了队里，对我的实际“斤两”多多少少都有些疑问。但我想警察的工作体力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会“用脑”，有勇无谋只是粗人一个。很快，让我表现的机会到了。
一天在巡逻时，电台通报说辖区内有人聚众打架，我和队友赶紧赶赴出事地点。由于路程比较远，当我们组到达出事地点时其他组的同事已经开始撤离了，原来现场只剩下打架的一方，而另一方则早已逃去无踪。其他组的同事见架都打完了，也无人伤亡就撤离了现场。我们由于刚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就上前讯问了解情况。在场的一方说了半天，都是说对方与自己如何苦大仇深，而对方是前亲印尼民兵，在以前骚乱的时候迫害过他的亲人，现在对方回来了，他就要清算旧帐。这时，现场之剩下我们组三个人，突然，我看见原来聚在我们身旁七嘴八舌帮腔的群众不约而同地朝一个方向跑去，我意识到肯定是有什么情况，于是我和队友就赶紧跟了过去。跟着群众跑了三四分钟，发现朝这边来的人越来越多，这时候天还下起了雨，七弯八拐地跟着他们进了一个村子，忽然听见前面人声嘈杂，还有乒乒乓乓有很多重物相击的声音，我意识到打斗的现场就在前面。果然，穿过一片树丛，我发现二三十人手持砖石棍棒正围在一座平房外，准备往里冲。乒乒乓乓的声音就是石头、棍棒砸在平房门窗上的声音。透过打开的窗户，我看见房子里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少年正在奋力关闭门窗，试图阻止外面的人往里冲，房子里还传来小孩惊恐的哭声和妇女的无助的叫喊声。我一看情况紧急，如果不立刻制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一场群体性伤害事件将马上发生。
于是，我回头叫走在最后面的同事马上原路返回大路，等待总部的增援，并给增援单位指示方向。在用电台向总部请求增援的同时，我与剩下的一位同事冲进了人群，挡在了平房的门和窗前。开始时，围攻平房的群众并不理会我们的劝告，石块、棍棒在我们的头前、身旁呼啸而过，我见劝告无效，必须使用武力的时候到了。这时，窗户已被砸开，一个手持一米长铁管的青年挥舞着铁管正要往窗台上跳，我一把抓过他手上的铁管，顺势一拧夺过铁管同时将他摔倒在窗前。然后举起铁管，作势要往他身上砸，吓得他连滚带爬离开了窗前。一招得手，我把铁管一抡，把要往窗前冲的人逼开，然后大声喝止后面的人，挡在房子门前的同事这时也把一个人打翻在地。后面的人见我们两人身手不凡，态度又这么坚决，似乎不先把我们两人打倒，是很难接近那所房子，一下子被我们两人的气势镇住了，一时间没人敢再往前冲。
这时，我想得赶快给群众做说服教育工作，否则机会稍纵即逝，刚好我看见一个休班的当地警察正在人群中观望，打不定主意是不是上前施以援手。我一把把他从人群中揪出来，把铁管塞到他手里，让他给群众说有矛盾冲突应该找警察，不应该自己通过暴力解决问题，如果我们证实屋里的人确实是曾犯下罪行的前印尼民兵，我们警察会对他进行处理的，任何人要是再不听劝告往前冲，我们将不会对他客气。那个当地警察有我们撑腰，说话嗓门也大了，对着围观的群众一顿神侃。
我见我们只有三个人，房子外少说也有三十人，局势不太好控制，我就又对那个当地警察说，叫大家放下手中的石头和棍子，围着看可以，但是要守秩序，听指挥，我建议大家蹲下来看，那在外围的人也看得清楚，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把房子里的人放走了。经过一番说服教育工作，聚集在房子外的群众的情绪基本稳定下来，也都听话地蹲了下来，局势至此也基本受到了控制。
当我们机动巡逻大队其他小组的同事火急火撩地赶到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情景是，二三十名群众蹲在房子前，我和一个同事，一个当地警察则像管教似的站在他们和房子之间。后来我们检查现场，房子每扇木门、木窗上都嵌着几块石头，我守护的那个窗户的房间里所有家具都被石头打烂，地上全是砖头，石块，还好，房子里四个大人和一个小孩都没有受伤。
第二天，市局负责情况汇报的中国同事告诉我，在当天的市局、分局领导例会上，我们机动巡逻大队的队长盛赞了我昨天对现场的冷静处理，制止了事态的恶化。我们的同事回应说：“那当然，不是最棒的人，我们怎么会派他到你们机动巡逻大队。”从那以后，大家对我都另眼相看，确立了我在队里正式成员的地位。
科摩罗分局正式组建后，担任司令官的徐志达开始招兵买马。许多人主动请缨，要求调过来工作。他们明明知道科摩罗地区非常乱，分局刚刚组建，工作重、条件差，但是大家出于对徐志达的了解和信任，还是踊跃报名。徐志达曾经工作过的帝力警察局某巡逻队，几乎每个警察都提出了申请。最后，徐志达挑选了其中的6人，包括队长和副队长。
当然，也有人托人说惰，要求到科摩罗分局找个肥差，或者是谋个一官半职。对此，徐志达坚持原则，一一谢绝了。但是，有一名“老油条”三天两头来找他，让徐志达费了不少脑筋。
这个亚洲的老维和，多次对徐志达说：“作为一个司令官，你必须有一些忠于你的人，我就是这种忠于你的人;我已经两次维和，经验很丰富，如果你让我为你做后勤工作，我肯定会将你的一切后勤工作搞好。”
徐志达与此人共过事，对他的情况比较了解。可是，又不好直接回绝，以免伤了和气。经过一番思考，他终于想出了一招。那天，这位“老油条”再次登门谈及此事时，徐志达对他说：“我们分局刚组建，人少事多。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准备将人事与后勤和二为一，由一人担任。我知道你的经验丰富，我们过去一同工作也很偷快，如果你能操作、管理微机(我明知他对微机一窍不通)，我很乐意让你做这个工作。”那人高兴地说：“我会打字。我还可以学电脑编程，你也可以教我。”“NO！我说的使用电脑不是打字，而是使用EXCEL和POWERPOINT系统。坦率地讲，这两套程序我自己都是一知半解啊。如果你干不了，又愿意过来，我可以让你来作个巡警。怎么样？”“这……这让我回去好好考虑一下。”
结果，直到徐志达任期届满归国，“老油条”也没再来找他。
黄伟担任维和总部后勤官以后，十分注意热情、周到地搞好服务工作。但是，有时也会遇到一些“刺头”。有一次他从过渡政府电子及通讯局刚领来50台不间断电源（UPS），一位直属总监领导的美国网络管理员得知后，要他将所有的不间断电源交给自己，并语气横蛮地说：“我才有权决定谁将得到这些设备”。黄伟见他那副不可一世的样子，感到啼笑皆非，就不客气地回敬道：“根据总部工作职责划分和维和警察工作手册的有关规定，只有后勤部部长才有权指挥我，你无权对我的工作指手划脚。如果你需要UPS的话，请给我写一份申请报告”。
几天后，此人老老实实地拿了一张总监批准的报告，才从捍卫手里领了一台UPS。
黄伟担任后勤部长后，更是大胆工作，敢于管理。曾在总部刑侦局工作的一名老资历的美国警官，在调离后，将其自己签收的一台联合国数码相机擅自带走。黄伟接到举报，立即写了一份备忘录，限他在48小时内将相机退还。那位老警官自知理亏，第二天就把数码照相机退回。主管的廉长刚副总监得知此事，高兴地对黄伟说：“你真够TOUGH（强硬）的，好样的！”
廉长刚上任后，总是站在“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各国警察一律平等”的角度思考、处理问题，有意无意之间，触犯了某些西方发达国家警察高傲而脆弱的神经，于是，各种挑战便毫不客气地向他迎面袭来。
一次，廉长刚发布了一个情报分类命令。该命令将重要情报分成18类24项。命令发布不久，他就接到一位来自西方某大国的地区司令官的电话，指责其分类不科学，其中关于犯罪情报那部分不合适，应该修改，其用意不言自明。
廉长刚非常客气地说：“请问先生，你在贵国就读哪所大学？”
那位司令官答道：我是从一所社区大学毕业。
廉长刚严肃地说：“你应该好好学学现代刑侦管理体制。不瞒你说，我曾就读于美国密歇根大学，以高分获得了刑事司法硕士学位。我所发布的命令，是根据世界最现代的警务管理体制，结合东帝汶任务区的实际和联合国的有关政策统盘考虑的，对此提出质疑，有何必要？”
那位司令官听后，对密歇根大学如雷掼耳，马上改变语气，连声说：总长先生，真对不起，是我理解错了，误会，的确是个误会。
放下电话，廉长刚露出胜利的微笑。
又有一次，在高官例会上，廉长刚就当前治安形势下达了4项命令。散会前，一位大鼻子高官突然站起来说：“廉长官，我认为你讲的第二号命令不太合适 ，请你收回。”
廉长刚看了他一眼，语气果断地说：“是吗？你的建议我认为没有必要。因为，关于第二号命令的理由，我已陈述再三，大家都听明白了，为什么你听不明白呢？”
“既然你说我没听明白，那么，我怎么去执行？”
“啪”廉长刚把手轻轻地往桌子上一拍，站起身来，大声地说：“狡辩！根据联合国文件之规定，决定既已下达，必须坚决执行。出了问题我负责。不执行命令，你就是违抗上级命令，后果自负！”
那位高官无奈地摇摇头，说：“好吧，我去执行就是了。”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再起。
一天，联合国新任命的一位来自欧美副总警监推门进来，他的个子比廉长刚要高一个头。他看了一眼正在办公的廉长刚，以一种命令的口吻说：“你手下的后勤官皮克警官是我的好朋友，如果你和他有什么不愉快，我要拿你是问！”
按照工作分工，作为行政总长，廉长刚归副总警监贝尔分管，这位副总警监不但不分管此项工作，而且他提出的要求也很荒唐。
“要是皮克工作不称职呢？”廉长刚抬起头来，知道来者不善。他的双眼盯住这位副总警监，绵中藏针地反问了一句。
“那……那也不准你处理他。”
廉长刚嘴角一撇，冷冷地说：“尊敬的副总警监先生，你应该知道，我才是皮克先生的直接长官。如果他工作不尽职尽责，出现问题，我不但要批评他，而且还有权处分他，撤他的职。我觉得你刚才提出的要求是无理的，我没有办法执行。我很忙，请你马上出去。”
那位副总警监愣愣地看着这位黄皮肤、黑头发的小个子，一动不动，似乎弄不明白他怎么如此大胆。
廉长刚见他不走，马上抓起电话说道：“秘书，这里有人干扰我办公，你马上过来把他请出去。”
两位秘书推门进来。
副总警监这才缓过神来，摇摇头，不情愿地走了出去。
次日，廉长刚在高官例会上不点名地严肃地批评了他。会后，他找到廉长刚说：“我知道你今天是在说我。”
事过不久，由于这位副总警监到处指手划脚，威信太差，屡遭下属投诉，就被联合国维和总部调到别的任务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