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少年心事本拿云，南望樵山日又曛。

卖畚何惭王景略？画齑故是范希文！

这首题为《苏村卧病写怀》的七绝，是康有为尚未出山之前的作品，当时，康有为虽然一身是病，一文不名，但仍然以改革家王猛（字景略）、范仲淹（字希文）自喻，希望能为破除积习、拯救民族、振兴中华贡献才智。

广东，是大清与西方接触最早、贸易最多的地区。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一个发誓要用暴力革命推翻封建专制政府的孙中山，又出现了一个希望通过变法形式实现政治改良的康有为，都应了那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就是说，开风气之先的地方，必诞生开风气之人。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原名祖诒，后来改名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康有为兄弟二人，弟弟康广仁。在太平天国时期，其父康达初曾随同康有为的叔祖父康国器转战闽粤，与太平军血战，因为军功而升为江西知县。同治八年（1869年），康达初病逝。一家生计，全靠母亲劳连枝操劳。叔祖父康国器被左宗棠“许为入粤战功第一”，官至护理广西巡抚。康国器不仅凶悍善战，而且很有变革思想和战略眼光。光绪初年，他就清醒地意识到武举的弊端，曾写信向左宗棠建议：“八旗不出不习，是坐生疲软也；考试不变枪炮，是习非所用也，诚宜变之。”其思想对康有为有耳熏目染之功。

康有为天资聪慧，好学上进。曾发誓在30岁之前读完所有圣贤书。为此，每天早晨，他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拿锥子用力扎进书里，深达一指，被扎的书页，就是他当天要完成的读书任务。少年时代，老师为检查学生的志向抱负，曾出一上联：“柳成絮”，话音刚落，康有为就答出下联：“鱼化龙”，让老师大为惊叹：“孺子可教也。”那个时候，康有为性格内向，不爱言笑，张口闭口都是“圣人如何如何”，因而，同学们送了他一个外号：“圣人为。”

19岁那年，康有为拜岭南名师朱次琦为师。朱次琦辞官归乡，在礼山草堂教书，其倡导的“通经致用”思想，对康有为影响深刻。20岁，他就树立了“以一身为必能有立，以天下为必可为”的雄心壮志，并对皓首穷经的学习方式产生了质疑。光绪四年（1878年）“秋冬时，四库要书大义，略知其概，以日埋故纸堆中，汨其灵明，渐厌之。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于是，他“绝学捐书，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由于喜怒无常，大家都认为他患了精神病。同年冬天，他毅然辞别朱次琦，到南海县白云洞研修佛、道，“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一个偶然的机会，翰林院编修张鼎华到白云洞游玩，与康有为做了一次通宵达旦的交谈，使其茅塞顿开，于是决意“舍弃考据帖括之学，专意养心，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开始钻研西学，阅读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图书和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编写的《万国公报》等报刊，并借游览香港、上海的机会，考察、访学，通过认真思考，终于得出了“西人治国有法度”的结论。

光绪十四年（1888年）五月，北京、奉天（今沈阳市）发生了大地震；八月，奉天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洪灾。奉天是满清的龙兴之地，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理论的角度，龙兴之地接连发生地震、水灾，是上天对朝廷暴政的不满和惩罚。当时，康有为再次到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住在宣武门外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里。他无心乡试，却热衷于鼓吹变法思想。他认为，自马尾海战惨败以来，“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翦，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越；乱匪遍江楚河陇间，将乱于内。”“内外之势蹙急至此，何啻之危也。而我事无大小，无一能举，上下相望，拱手空谈。上则土木之工大起，下则赏花之晏盛开，绝无怵惕震厉之心。大厦将倾，而酣窝安处，若罔闻之，真所谓安其危而利其灾者。”面对“将帅则乌云瘴气，几榻烟霞；谋臣则巧语花言，一群鹦鹉”的腐败政局，康有为忧心忡忡，“终日怀刺，汲汲奔走若狂”。他拜访了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潘祖荫，潘祖荫却馈赠他路费，劝他早日回家，否则是劳而无功；他给理学大师徐桐送去信件，徐桐不但将信原封不动地扔出大门外，而且大骂康有为是大胆狂生；他与曾纪泽面谈，由于地位悬殊，存在代沟，不被曾纪泽理会；他给翁同龢送去一封书信，请求见上一面，翁同龢予以拒绝……

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仍然没有灰心丧气。他希望借助老乡关系，实现自己的梦想。他破除颜面，首先找到了许应骙。1891年至1897年，他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开课授徒，培养变法骨干。当时，许应骙在广州担任地方官。按照《大清律》规定，布衣私立行会，超过200人的，政府要严加管制，以防止滋生事端，破坏社会和谐。而康有为开办的万木草堂，弟子已经超过政府规定人数，成为重点管理对象。许应骙在给皇上的“明白回奏”中回忆说：“臣恐其滋事，复为禁止，此臣修怨于康有为之所由来也。”后来，许应骙升为京官，康有为也改变心思，希望考取功名。对于康有为的求见，许应骙未加理睬；康有为又投奔广东老乡李广田，同样受到冷遇。于是，康有为对李广田、许应骙恨之入骨。

九月，康有为再次名落孙山，但是他并不在意个人的功名，而是时刻担忧国家的命运。经过深思熟虑，他提笔撰写了《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变折》（即著名的《上清帝第一书》），明确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三大举措，唱响了时代最强音。可是，却无人帮助转奏，只是在民间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