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甲午战争败北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慈禧的垂帘听政。

光绪皇帝一天天长大。

坐上金銮殿以后，虽然光绪皇帝名义上是一国之君，可是，他没有一天不是在“亲爸爸”的阴影下生活，无论是政事，还是自己的私事，一切都得看她的眼色行事。

按照清朝祖宗大法，皇帝16岁时，就可以独断朝纲了。可是，慈禧迟迟不愿意交出权柄。光绪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886年7月16日），载湉父亲、醇亲王奕譞和礼亲王世铎等投慈禧所好，联名上了一道奏折，“合词吁恳皇太后训政”。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1887年2月7日），举行了盛大的光绪皇帝“亲政大典”，实际上却是“太后训政”仪式。从此，清王朝进入了太后训政时期。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1889年2月26日），在慈禧的威逼利诱下，光绪皇帝娶了其亲弟弟桂祥的女儿隆裕做了皇后；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3月4日），慈禧搬进颐和园，作出了“即日归政”的姿态。表面上不再过问朝政，实际上，却通过光绪皇帝“至颐和园请安”来继续掌控政权。当年，交通不便，皇宫距离颐和园15公里，乘坐轿子单趟就得三四个小时。光绪皇帝隔三差五的要去颐和园请安，从四月下旬到七月下旬，就去颐和园请安10次，旅途的疲劳与内心的无奈，那是可想而知的。怎么才能证明自己具有独断朝纲的能力呢？光绪皇帝在焦急地等待着时机。

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检阅北洋海军后，李鸿章颇为自得地向朝廷奏报：“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光绪二十年（1894年），李鸿章再次检阅北洋海军，并奏报：北洋海军“技艺纯熟，行阵整齐”，“台坞等工，一律坚固”。朝野上下，无不为大清海军名列亚洲第一、世界第七而沾沾自喜，一时间，对李鸿章及其北洋海军好评如潮，对洋务运动的成功褒奖有加。就在举国上下沉浸在“同光之治”的喜悦氛围内的时候，朝鲜半岛则烽火连天，东学党起义声势浩大，朝鲜政府军屡战屡败，朝鲜王室岌岌可危。当时，朝鲜是大清的藩属国，情急之下，朝鲜政府向清政府提出了派兵助剿的请求，大清也是当仁不让，爽快答应。岂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正在崛起的日本从朝鲜半岛升腾的硝烟中，看到了振兴大和民族的千载良机。于是，朝鲜内战很快就演变成为中日决斗。

战与和，在中国对外战争史上，从来都不是军事问题，也不是实力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说白了，就是利用战或和的战术，战胜自己的政敌。不管是胜了外敌，还是败给外敌，都无所谓，“宁赠外臣、不与家奴”，最重要的是保持自己“内战内行”的地位。所以，中日外战未打，朝廷内耗蜂起。以翁同龢、李鸿藻、文廷式、志锐、汪鸣銮、长麟、张謇等为代表的帝党坚决主战，并希望通过中日一战杀鸡给猴看，捍卫大清在朝鲜的既得利益，给西方列强一个严厉的警告，从而展示光绪皇帝的聪明才智，扩大其政治声望，以早日摆脱太后的控制而“放单飞”。以世界第七之中国海军，与世界十一之日本海军放手一搏，岂不是大人打小孩，胜败似乎毫无悬念。光绪皇帝也认为“海军成绩既大有可观，当日人之挑衅，何至不能一战而徒留为陈设品”。刚开始，慈禧也支持主战派，并表示“不可借洋债、不可示弱”，用中国自己的实力战胜日本，以扬国威。“举朝言战”，全国形成了浓厚的迎战气氛。

可是，时隔不久，老谋深算的慈禧便明白了帝党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于是，她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不仅不支持抗日，而且釜底抽薪，以庆贺60大寿的名义，挤占挪用大笔备战军费。以李鸿章、孙毓文、徐用仪等为代表的后党见风使舵，希望通过议和甚至是败北，来证明大清一日不能没有慈禧“老佛爷”，从而挫败帝党的政治企图。身为帝党的孙家鼐深知后党的险恶用心，又了解北洋海军的真正实力，因此，他坚决反对为虚名而惹实祸，“独力言衅不可开” ⑴，遗憾的是，这个时候，光绪皇帝头脑发烧，还是对师傅翁同龢的建言深信不疑，却对孙师傅的这些中肯建议并未采纳。

战端一开，前线指挥员李鸿章首尾两端，“阳作备战，阴实求和”，表面上按照光绪皇帝的圣旨排兵布阵，实际上却看着太后的眼色行事，消极避战以保持自己的实力……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1894年7月28日），中日陆军首战朝鲜成欢，清朝劲旅便溃不成军，落荒而逃；八月十八日，中日海军在辽宁庄河王家岛黑白石头黄海海域决战，北洋海军损兵折舰，元气大伤；十月九日，大连湾失守，旅顺总办龚照屿以搬取救兵为名乘上鱼雷艇，由旅顺逃亡烟台。十月二十四日，花了十年的时间、耗费一亿两白银建造的旅顺海军基地，一日之间拱手资敌……光绪皇帝怒不可遏，接连降旨，将李鸿章“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以示薄惩”。但毫无收效，甲午一战使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同光之治”转瞬间变成了中华之耻。光绪二十年（1895年）春，李鸿章狼狈不堪地前往日本，代表清政府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同意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白银。消息传回国内，朝野震惊，人们像马蜂炸窝般的吵吵嚷嚷，大小臣工“章疏条陈，流涕谏阻。市肆行人，聚谈偶语，……皆裂眦切齿。”谭嗣同悲愤地写下了《有感一章》，真实地抒发了内心的痛苦：“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溟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正在京师参加科举会试的18省1200名爱国举人，在康有为、梁启超的组织、率领下“公车上书”，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三大主张，并决定四月九日（5月3日）集体前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署，下同）请愿。翁同龢也为举子们的爱国热情所动，匆匆走进孙府拜访，希望说服孙家鼐在迁都上海的奏折上签字，孙家鼐认为迁都未必是解决问题的良策，“根本动摇将至不可收拾”，还有可能引发国内政局不稳，给列强以可乘之机，所以没有答应。翁同龢气得面如猪肝，一甩袖子，不辞而别。

可是，就在爱国举子动身的前一天，康有为得知自己已经被录为进士，并即将发榜。为了不引火烧身，丢掉得之不易的功名，康有为以“条约已签”为由，取消了请愿计划，使“公车上书”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