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翁同龢、孙家鼐两位师傅，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士大夫，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注重个人修养，“有古大臣风”。
相比较来看，翁同龢毕竟是相府里走出来的“公子哥”，身上既有京官“依违圆滑”的一面，也有喜怒无常、“倔强负气”的一面，对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优越感，遇事也难免不够冷静。在《致叔平弟》中，二哥翁同爵提醒他说：“吾弟素性近于允厉，须时时自持之，切勿太过为嘱。”但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遇到事情，他的火暴脾气，还是很难抑制的。
他曾经喝过大嫂的乳汁，从小以大哥翁同书为启蒙老师学习功课，与大哥感情非他人可比。但情归情，理是理，情不能悖理。在“寿州擅杀案”中翁同书因为失职渎职、奏报不实，受到刑部的审断，被流放到蛮荒边陲。闻讯后，翁同龢怒不可遏，以手击案，竟把自己的中指都拍骨折了！晚年，他被开缺回籍，抛开别的不谈，他的火暴脾气也是一条导火索。
他与潘祖荫（49）同年出生，既是老乡，又是世交，同为“清流”南派的首领。两人曾经作为正、副考官，一道前往陕西，组织乡试，应该说，交情很不一般。《翁同龢日记》中，不时可以见到两个人的交际记载。然而，到了晚年，潘祖荫却对人坦言：“叔平（翁同龢的字）虽为君之座师，其人专以巧妙用事，未可全信之也。……吾与彼同时贵公子，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他可知矣。”意思是说，翁同龢功于心计，善耍手腕，言行不一，即使是对他这个“发小”，也不放过。
翁同龢曾与荣禄结拜过。晚清时，两个人同为军机大臣，经常在一起商讨军国大事。甲午战争期间，荣禄在写给陕西巡抚鹿传麟的便条中写道：“常熟(指翁同龢)奸狡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议者。合肥(李鸿章)甘为小人，而常熟则仍作伪君子。”
另外一个世交之友张之洞，对翁同龢更是耿耿于怀。《广雅堂诗集》中，有一首《送同年翁仲渊撰从尊甫药房先生出塞》一首，张之洞亲自做了一段注释：“药房（即翁同书）先生在诏狱时，余两次入狱省视之。录此诗，以见余与翁氏分谊不浅。后叔平相国一意倾陷，仅免于死，不亚其章之于赞皇，此等孽缘，不可解也。”
平时无事，同僚们可以对翁同龢的做派不加理会，能让且让，但时机一到，墙倒众人推，落井再下石，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必然结果。
在性格修养方面，孙家鼐就显得修养更高，处人处事更老道一些。“二人（指师傅翁同龢、孙家鼐）亦儒重忠恳，……然翁性偏急，以专断致嫌，晚遭谗沮，几致不测；孙则务简约敛退，本其黄老之学，能冥合道妙，默操元牝（即玄牝，玄牝之门，就是所谓的“天地根”。 玄牝是道家所认为的宇宙本原，这里借指世间万物），调和宫廷母子之间，常以资望领新政，历三十年恩遇而不衰，世称寿州相国。”（52）
两个师傅，一个外向，一个内向；一个刚，一个柔。性格互补，也是他俩保持终身友谊的不二法门。试想，如果两个人都刚，针尖对麦芒，见面必“打仗”；或者，如果两个人都柔，面团对泥团，遇事无主见，岂能在与同僚们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相继荣登大学士高位，成为晚清政坛股肱、文坛双衡呢？
从《翁同龢日记》的详细记载中可以发现，从1879年至1894年间，每年两个人的交往都有30多次。两个人不仅向光绪帝系统传授儒家之经、帝王之术、治国之道，而且，还能与时俱进，结合时政和社会思潮，通过进呈新书等形式，向光绪帝灌输新知识、新观念，为培养光绪帝的维新变法思想打下了坚实基础。
1885年4月，进呈魏源的《海国图志》；
1889年1月，进呈钱恂的《中外交涉表》；
1890年7月，进呈钱恂的《通商出入表》、《关税出入表》，出国《游历诸臣日记》，曾纪泽荐呈汉译西学新书16种；
1893年4月，安排资深外交官张德彝⑼进讲西国近事；
1897年5月，进呈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由于孙家鼐的史料有限、学界对其研究不够，所以，在培养、教育光绪帝的维新变法思想方面，孙家鼐做了哪些具体工作，目前的证据不多，但不多的记述，也能够一斑窥豹，说明问题：
1871年7月25日 (同治十年六月初八日)，翁同龢写道：
竟日浓阴欲雨。……邀孙燮臣便饭，主客二人，自戌初谈至亥正而散。燮臣以母老乞养，进退倬然，其议论和平中正，洵有道之士矣。……又曰：“上果以尧舜汤武为心，必有尧舜汤武之佐。胆生于识，识生于上下千古之议论。”亦名言也。⑸
尧舜是唐尧、虞舜的合称，都是远古传说中的圣明君主；汤武是商汤王、周武王的合称，都是替天行道，分别举兵推翻了残暴的夏桀王、商纣王，成为商朝或周朝的开国帝王。尧舜汤武是有胆识、有作为、有创新的皇帝的代表。作为帝师，孙家鼐坚信如果皇上“果以尧舜汤武为心，”那么，身旁就会出现像伊尹、姜尚（字子牙）这样忠心耿耿、才智超群的谋臣，辅佐他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一席话言简意赅，折射出孙家鼐胸怀大志、不甘守成的政治抱负。
1898 年 7 月17日，百日维新进行期间，孙家鼐见康梁日趋现形，群臣莫衷一是，朝野乱做一团，变法缺乏理论指导，于是，上了一道《请饬刷印颁行疏》，建议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刷印一二千部，“发交部院卿寺堂司各官，发到后，限十日，令堂司各官，将其书中某条可行，某条可不行，一一签出；或各注简明论说，由各堂官送还军机处，择其签出可行之多者，由军机大臣进呈御览，请旨施行。如此，则变法宜民，出于公论，庶几人情大顺，下令如流水之源也；且堂司各官签出论说，皇上亦可借以考其人之识见，尤为观人之一法。”在《请饬刷印颁行疏》中，孙家鼐回忆说：
臣昔侍从书斋，曾以原任詹事府中允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一书进呈，又以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危言》进呈，又以候选道郑观应《盛世危言》进呈，其书皆主变法，臣亦欲皇上留心阅看，采择施行。
这说明，早年间，孙家鼐也像翁同龢一样，陆续向光绪帝进呈了《校邠庐抗议》、《危言》、《盛世危言》等书。至于光绪帝亲政后，翁同龢给他读讲的《校邠庐抗议》，是翁同龢自己进呈的，还是使用孙家鼐进呈的那一部，属于细枝末节，似乎不必再耗费精力去做烦琐考证。
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一书中，著名的英国传教士、教育家李提摩太回忆道：
（1895年）10月12日，我同光绪皇帝的师傅孙家鼐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第一次见面时，他告诉我，有两个月的时间，他每天都为皇上读我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
这也说明，作为帝师，孙家鼐在培养光绪帝的变法思想、国际视野上，与翁同龢一样，是始终如一、不遗余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