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跻身光绪皇帝师傅行列的，还有张家襄、孙诒经等人。但相比较而言，翁同龢和孙家鼐时间最长。就影响而言，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1898年6月15日)，翁同龢罢官回常熟之前，他对光绪的影响更大一些；其后，孙家鼐成为光绪最亲近、最信任的师傅。“上读书之所为毓庆宫，常熟翁同龢、寿州孙家鼐、仁和夏同善、孙诒经先后允师傅，……夏公出为学政薨于外，仁和孙公以失旨出书房，翁相国以罪去，独孙相国恩礼始终无间云。”⑵
在毓庆宫里，翁同龢、孙家鼐共同担负起培养光绪帝的重任。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1896年2月25日），慈禧太后为了阻止翁同龢与光绪皇帝“造膝独对”，私下给光绪面授机宜、干预朝政，削弱其权势，下令裁撤毓庆宫，翁、孙两个师傅朝夕共事长达18年之久，这在帝师中间，也是十分罕见的。
光绪皇帝天资聪慧，酷爱读书，但并不是死读书。在日记里，翁同龢多次赞他：“读甚奋发”，“读极佳，膳前竟无片刻之停。”甚至在春节期间，别人忙着看戏时，他“略一瞻瞩，便至后殿读书写字。”他还对师傅表示：“钟鼓雅音，此等皆郑声，随从人皆愿听戏，余不愿也。”
与贪玩、淘气的同治相比，光绪从小就文质彬彬，喜爱读书、学习，这一点，连慈禧太后也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她不止一次地夸他：“皇帝向学，即尔等退后犹寻检书籍，温熟字号，无他戏弄。”“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
有一次，读书的时候，光绪皇帝读到文中的一个“财”字，他特意停下来，指着这个“财”字，说：“吾不爱此。吾喜俭字。”当天晚上，翁同龢把这一细节记在《日记》里，并感慨道：“此真天下之福矣。”
孙家鼐、翁同龢出身相同、理念相似、目标一致，在教学时，都能够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并理论联系实际，“于列圣遗训，古今治乱反复陈说”，希望把小光绪逐渐培育成勤政爱民的“圣帝贤王”。
一天上午，在毓庆宫里，孙家鼐讲解了《锄禾》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课后，他让光绪皇帝按照这首诗的主题，再作一首七绝。
孙师傅走后，光绪皇帝闷闷不乐地回到养心殿。
论及作诗，光绪皇帝造诣深厚，常常一语惊人。一年冬天，窗外大雪纷飞，师徒俩围着小火炉读书。为了测试他的诗才，孙家鼐指着火炉，让他即兴作一首五绝。光绪皇帝倒背双手，一会儿凝视炉内红红的炭火，一会儿眺望窗户外面的皑皑白雪，不长时间，便提笔写下：“西北明积雪，万户凛寒飞；惟有深宫里，金炉兽炭红。”孙家鼐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连声赞叹：“意境深远，情景交融。好诗，好诗啊！”
作诗，不仅要有文采，而且要有生活。做《围炉》诗，光绪皇帝有亲身体验。可太阳底下锄庄稼的感觉，那是一点儿也没有。
整整一个中午，光绪皇帝在大殿内溜达来，转悠去，不时地站在门口，眺望天空，闷闷不乐。
突然，一只凤尾蓝蝴蝶从门口飞过，光绪皇帝似乎来了灵感，立马跳过门槛，向外奔去。他一口气跑进后花园。蓝蝴蝶早已不见了踪影。光绪皇帝却在骄阳下拔起了花丛的杂草。小太监被他的怪异举动搞糊涂了，劝他回去，他不理；帮他拔草，他不让。不一会儿，光绪皇帝就累得大汗淋漓。小太监害怕太后知道自己要受责骂，就故意装着要去向太后告状的样子。光绪皇帝也觉得尽兴了，便哼着京剧，迈着八字步，颇为得意地走回养心殿。
第二天，光绪皇帝按时交了作业：“知有锄禾当午者，汗流沾体趁农忙。荷锸携锄当日午，小民困苦有谁尝？”
光绪十一年，慈禧太后降旨，要求师傅把“（天子）逐日所作诗、论及对子，均缮写清本，随功簿一并呈览”。表面上看，这是母后对小皇帝学习情况的重视和关心，但联系到后来她独揽大权、为所欲为的做派，可以说，从这个时候起，她就开始对光绪皇帝施行严格的思想监控了。她没有料到的却是，这些诗文，后来被编成《乙酉年御制文》，成为研究光绪皇帝思想发展的重要史料。
在《乙酉年御制文》中，光绪皇帝更为系统、深邃地表达了他的爱民情切、忧民疾苦、与民同心思想：“为人上者，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凡民所能致者，故悉力以致之；即民所不能致者，即竭诚尽敬以致之。”（《乙酉年御制文·跋苏轼喜雨亭记》）“善理财者，藏富于民；不善理财者，敛富于国；国之富，民之贫也。……以帝王之尊，而欲自营其筐箧之蓄，其为鄙陋，岂不可笑也哉。”（《乙酉年御制文·读史随笔》）对于皇权与臣权、谏言与纳谏等，光绪皇帝也做了理性、深入地思考：“权者，人君所执以治天下者也。人君无权，则天下不可得而治，然使权尽归于人君，而其臣皆无权，则天下亦不可得而治。”“人君喜听顺耳之言，则顺耳之言至矣；人君喜听逆耳之言，则逆耳之言至矣。”“为大臣者，必有嘉言谠论，然后有益于国家，若事事顺从，是容悦之臣耳，人君将安赖乎？”
光绪皇帝天资聪明、心地善良，而且，慈禧太后从禁锢皇帝思想、树立母后权威等私欲出发，再三要求师傅们加大孝的教育力度，除了向小光绪经常讲解《二十四孝》等，还格外增加《孝经》一书。因为，在皇权第一的专制社会里，皇帝的尊严至高无上，即使是亲生父亲、母亲，见到皇帝也要行大礼，表示服从，慈禧属于光绪的大姨或大婶，最多只是个养母，服从光绪皇帝是合规合距的。但生性狡诈的慈禧，却采取偷梁换柱手法，提倡“以孝治天下”，于是，儿子孝敬母亲，进而听从母亲的指挥，惟命是从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在慈禧面前，光绪最多是个当了皇帝的儿子，“以孝治天下”便改头换面，使母威变了个花样，凌驾于皇权之上。对于这套鬼把戏，熟读经典的文武大臣不会看不出来，他们或是屈从于太后**威，或是借机卖身投靠，或是故意装糊涂，总之，没有一个人敢于揭穿这一骗局，这也为光绪皇帝的悲惨命运和满清王朝的溘然灭亡埋下了伏笔。
《孝经》开宗明义：“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历史上，提出“以孝治天下”的王朝比较多，大都是口是心非、祸国殃民的畸形政权。
10岁那年，慈禧太后患了急性黄疸肝炎，光绪皇帝十分着急，不吃不喝，整天跪在佛像下面为太后祈祷。突然，他回想起孙师傅在讲授《孝经》时，曾经讲过的一个真实故事：
唐朝贞元（785年正月—805年八月，德宗李适的年号）年间，寿州所属的安丰县出了个大孝子李兴。他的父亲身患恶疾，多方治疗，也没有好转。在生命垂危的时候，李兴读到了《本草拾遗》：“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间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进。”于是，他就咬牙挥刀从大腿上割下一块肉，并善意地哄父亲是别人馈赠的，希望他吃下去救命。可是，他的父亲已病入膏肓，滴水不进，“不能啖啜，经宿而死。”父亲死后，李兴十分悲痛，就在他的坟地搭了间茅草屋，“扶服顿踊，昼夜哭诉。孝诚幽达，神为见异，庐上产紫芝、白芝，庐中醴泉涌。”一时间传为佳话。寿州刺史承思向朝廷做了事迹报告。监察御史柳宗元⑶听说后，深为感动，“昧死上请”朝廷，“请表其里闾，刻石明白，宣延风美，观示后祀，永永无极。”皇帝同意后，柳宗元欣然命笔，为李兴写了一篇《孝门铭》，赞颂道：
懿厥孝思，兹惟淑灵。禀承粹和，笃守天经。泣侍羸疾，默祷隐冥。引刃自向，残肌败形。羞膳奉进，忧劳孝诚。惟时高高，曾不视听。创巨痛仍，号于穹旻。捧土濡涕，顿首成坟。掏膺腐眦，寒暑在庐。草木悴死，鸟兽踟蹰。殊类异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兴。克修厥猷，载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烝烝。仲尼述经，以教于曾。惟昔鲁侯，见命夷宫。亦有考叔，寤庄称纯。显显李氏，实与之伦。哀嗟道路，涕慕里邻。神锡秘祉，三秀灵泉。帝命荐加，亦表其门。统一上下， 交赞天人。建此碑号，亿龄扬芬。
小光绪由此受到启发，天真地想：吃什么补什么。太后吃肝不就可以治好肝炎吗？因此，他找出一把小刀，刺向肚子，想割肝疗亲。内侍发现后，急忙夺下小刀，血水已染红了内衣。此事传出，人人称赞光绪皇帝是孝子。
在现代人看来，“割股疗亲”、“割肝救亲”都是愚昧无知的表现。但在医疗技术不够发达的古代，却是比较常见的孝敬、救治父母的一种偏方。有的学者依据《明史》和《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就统计出明代有619名贤慧女子，割下大腿、上臂、肝脏、手指、耳朵、**、肋骨、腰、膝、腹等部位的肉，去救治长辈或丈夫。至于男孝子，那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