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堂 司马迁写家国情怀
第三堂课，评说司马迁写家国情怀，就是家国一体的观念。家国情怀是《史记》一书的核心思想，它是凝聚中华民族的一种观念，一种信仰，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是爱国主义的思想源泉。无论是读过《史记》，还是没有读过《史记》的人，心中都有一个家国情结，因为家国情怀的观念、情结、信仰，已经流淌在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的血液里。家国情怀的一个代名词，就是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黄帝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这一观念就是司马迁创造的，它是一个信仰。司马迁写家国情怀的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创立人文始祖黄帝；先国家而后私仇；爱国主义的根基，大一统的历史观；四海一家，各民族皆黄帝子孙。
一、创立人文始祖黄帝
人们把有确切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称为“史前史”，又称为原始社会。中国史学家则把没有确切文字记载，而由口耳相传构成的历史，称为“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司马迁写《史记》，从黄帝开篇，起于传说时代。中国古代史传说，炎黄并称，还有三皇、五帝的传说，并有多个版本。司马迁不写三皇，不写五帝，单从黄帝写起，这是为什么？简言之，《史记》上起黄帝，并且把传说历史构建成为人文历史，其目的就是构建家国情怀的民族精神，下分三个层次来说。
（一）黄帝兴家建国，家国一体产生
《史记》开篇《五帝本纪》，并列传说时代的五个上古帝王：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第一个是《黄帝传》，全传只有四百八十余字，不足五百字，却具体地写出了黄帝兴家建国的事迹，家与国在黄帝手中一体产生，这就奠定了家国情怀的信仰。《黄帝传》的开头四句，也就是《史记》全书开头四句，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在母系社会，子女知其母，不知其父，母系氏族是一个群体，而不是家。黄帝有父亲，自己有名有姓，这就是有了家。《史记》起于黄帝，也就是从父系氏族开启历史。紧接着写黄帝成长，“修德振兵”，建立国家。“修德”，指关爱民生，为老百姓谋福利。“振兵”，就是建立武备，用战争开路建立国家。黄帝发动阪泉之战，打败炎帝后裔，统一诸侯，夺取天下建立了国家，史称“三战，然后得其志”。三战，指进行了多次战争才统一了诸侯。接着进行了涿鹿之战，打败了外来族人蚩尤的侵扰，巩固了国家政权。于是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即依傍涿鹿山修建都城就叫涿鹿城。又设官理民，把风后、力牧、常先、大鸿等贤人任用为官员管理民众。还设立了常备兵，黄帝就带着这支军队巡视四方，东边到达大海边，西边到达空桐山，南边到达长江，登上洞庭湖的湘山，北边驱逐荤粥，后世称为匈奴的族群，到达当今宁夏、内蒙古等漠布地域。这是黄帝时代的华夏族国境范域。社会安定，黄帝导民开垦土地，种植五谷，发展生产。黄帝还开展了大规模的国家公共工程，史称“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之后，兴水利，治交通，成为传统，历来是统一中央王朝的国家公共大工程。最后黄帝死在巡行的道上，葬在桥山，今又称子午山，在陕西黄陵县北。用现今的话说，黄帝是死在工作岗位上。黄帝陵就在陕西黄陵县北桥山上，每年都要举行国家公祭，悼会中华民族人文始祖黄帝。
（二）司马迁创作“黄帝传”的历史依据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中华儿女以勤劳的双手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使我们的祖国成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但是，关于中华民族是如何产生和形成的，却没有留下文献资料，因为那还是没有文字的史前时期。关于我国原始社会的情况，有许多传说，这些传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原始社会的人们通过幻想编织的一些神奇的故事，虽然它也表现了劳动斗争及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但其中的人物都具有超人的力量，只能算作神话。另一类传说，其人物有血有肉，食的是人间烟火，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复杂，或辩论，或打仗，或通婚，等等。后一类传说中有许多真实的记录，反映了原始社会的史影。《五帝本纪》即是根据后一类传说编次而成的，因而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大体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真实情况。
《五帝本纪》所写继黄帝之后的四帝是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他们都以黄帝为榜样，遵从黄帝的遗则，修德振兵，管理国家，完善国家的建构。史称“四圣遵序”，他们也都巡视四方，关爱民生。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在今湖南九嶷山上；舜的接班人，开夏朝家天下的大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在今浙江绍兴市的会稽山上。也就是说，虞舜、大禹，也都死在工作岗位上。司马迁的叙述，《史记》开篇《五帝本纪》是基本可信的人文历史。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的呢？按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学的研究，全世界的人类社会都是从原始社会走进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兴于黄河流域以及长江、珠江流域。原始社会多元化发展融为一体，历经夏、商、周到司马迁时代的秦汉大一统，奠定了中国今日之版图，形成五十六个民族的大一统国家。这一过程司马迁全部记述下来就是《史记》全书，浓缩了三千年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一文明的源头，司马迁从黄帝开始，开门见山，直接从兴家建国开始，也就是中华文明从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开始，是黄河流域黄土地上原始氏族社会的新时期，即由母系氏族进入父系氏族。关于黄帝以前时期的传说，所反映的是原始人的原始群和母系氏族社会的生活，这些原始群、氏族部落在互相分离的情况下活动着。到了黄帝时代就不同了，这时，父系氏族社会已完全确立，各部落联合的趋势非常明显，许多重大的活动都是以部落联盟的形式进行的。黄帝对蚩尤涿鹿一战，就征集了许多部落，所进行的就是一个部落联盟驱逐和征服另一个部落联盟的战争。马克思说：“部落联盟是与民族最近似的东西。”（《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国原始社会部落之间由分离而开始联盟，走向合并和融合，最后形成统一的华夏民族，其中黄帝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个民族的形成是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完成的。国家的胚胎形式，在《五帝本纪》中得到了生动的反映。黄帝所训练的熊罴、貔貅、虎，就是由他率领、专事征战的军队。而“以师兵为营卫”，并且用“云”来名兵师，则更是职业武装，也就是设置常备兵，这是国家暴力机器的主要成分。黄帝时还设“左右大监”，尧时有“四岳”“十二牧”，舜时则百官齐备。尧时有象征性的刑罚，舜则制五刑、流四凶，制定了法典，掌管刑法的皋陶也成为著名的人物。这些都说明国家机器的胚胎已在产生和形成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私有财产观念的加强和贵族与平民的分化也有显现。尧“黄收纯衣”，很是朴素。到了舜时，就“载天子旗”去朝拜父亲了。而且尧可以赐舜仓廪牛羊，象又要设法窃据舜的宫室妻子。从这些传说的故事来看，国家的正式出现已是相当迫近了。总之，马克思主义所论述的关于民族形成过程的必然现象，在《五帝本纪》中大体都得到了反映，而这些现象在黄帝以前的传说中是没有的。
司马迁对黄帝以前和黄帝以后的传说是做过比较的。他至少已认识到黄帝时代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端。他说：“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太史公自序》）在司马迁的心目中，黄帝就是一位开辟新时代的英雄人物，黄帝统一了各部族，初建了国家，立下了万世效法的准则。黄帝打开了中国文明历史的大门。黄帝被中华民族尊为共同的祖先，成为这一伟大民族向心力的象征，首先应归功于司马迁《五帝本纪》的创造。
（三）《史记》起于黄帝的历史意义
司马迁之前的先秦古籍记载我国历史有不同的开端。孔子编《尚书》，断自唐尧、虞舜。而《易》又起于伏羲、神农。《礼记》则笼统地说“昔者先王”。这是儒家经典的情况。诸子著作论及上古之事，有的始于有巢氏，有的起自神农氏。
司马迁记载中华民族之开端，既不从“经”，又不从“子”，而是自立新例，起自黄帝。这一新例，司马迁在赞语中做了明确的说明，理由有四点：第一，司马迁在全国的游历考察中，“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尽管各地风教不同，但长老口耳相传的黄帝事迹非常生动；第二，《五帝德》《帝系姓》，司马迁认为是孔子所传，并与《春秋》《国语》参证，认为是可靠的资料；第三，谱牒资料及百家言黄帝，虽然其文不雅，但绝非无因；第四，“书缺有间”，而“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司马迁对古文资料、百家之言、长老口耳传说进行了综合，择其雅驯者编次了《五帝本纪》。因为黄帝“修德振兵”，统一了天下，所以司马迁辩证史实，要起于黄帝。《史记》中所载三代天子，列国世家，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追祖溯源，皆归本于黄帝。中华民族皆自豪地称为“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这一观念就创自《史记》。炎，指炎帝，先于黄帝，号称神农氏。其子孙不修德，被黄帝所并。
《史记》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首尾呼应，载述了中国历史从原始的部落统一走向封建的大一统的发展，颂扬大一统，颂扬历史走向进步。所以司马迁首创《五帝本纪》，打破《尚书》以尧为历史起点的局限，而又不突破“修德振兵”统一天下的黄帝这一极限，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司马贞不明司马迁史识，补作《三皇本纪》，实乃画蛇添足，殊不可取。因为司马贞所写《三皇本纪》，其中伏羲氏，《易》起源于伏羲，相传八卦为伏羲所创，伏羲人首蛇身，中华民族为龙的传人，伏羲为人文始祖，也是没有问题的。但伏羲时代还是母系氏族社会，传说他与女娲氏结合生子，已是氏族社会的晚期。诸子起于有巢氏，更是母系氏族的早期，司马迁起于黄帝，即起于父系氏族，彰显的是兴家建国，司马贞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不可取。司马贞晚年自己取消了《三皇本纪》，也算是高明。司马迁自己当时也没有氏族社会的观念，但他分析了古史的传说，分辨了黄帝之前和之后的两大类传说，改造后期传说，抓住了兴家建国这一主题，具有不凡的历史观，这就是司马迁的伟大。
孔子是司马迁效法的圣人，而孔子编《尚书》起于尧，也受到了司马迁的摒弃，这是更高境界的历史观。尧、舜、禹的禅让在儒家经典中被推尊为至高无上的让德，《易经》说：“满招损，谦受益。”谦让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五帝本纪》承袭这一精神，也写尧、舜、禹禅让，但司马迁所写“让德”，赋予了新的意义。儒家所讲让德，着重在个人品德修养，而司马迁所讲的让德，立足于家国情怀的高度，着重于让贤。个人品德，司马迁提倡担当，用通俗语言叫“当仁不让”。司马迁写列传，入选标准是：“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写给好友挚伯峻的信，明确提到人生的三立精神：立德、立功、立言，鼓励奋斗与担当。这也是立足于家国情怀的境界，每个人要对国家、对社会做出贡献，而不能为了个人修养，归隐山林，无所作为。挚伯峻就是一个隐士，司马迁写信，让他出来为国家效力。所以《五帝本纪》所写的禅让，不是成就个人名节，而是让贤，使能者在位。司马迁是这样写的：“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很明显，这表达的是“天下为公”，让位贤能，造福社会，这是何等的境界。《吴太伯世家》，司马迁写吴太伯让贤，其弟季历继位，传周文王姬昌，建立了八百年的周天下，而吴太伯后裔吴王寿梦之子季扎逃位，导致吴国纷争，季扎的让，是不担当不作为，反使国家陷入灾难，受到司马迁的批评。至于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梦想成就“仁”德而与楚国强敌打堂堂之仗，丢了性命，成为笑柄。
综上所述：《史记》起于黄帝，有三大主题，即三大历史意义。其一，黄帝兴家建国，家国一体产生，文明历史起于父系，符合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其二，黄帝担当，修德振兵，平乱世，建立统一国家，历经夏商周到秦汉大一统，这是国家兴旺发展、繁荣昌盛的正轨，起于黄帝，突显大一统历史观。其三，起于黄帝，四圣遵序，改造儒家注重品德修养的谦让，赋予让贤使能的担当，表述“天下为公”的境界。这些积极的历史意义又是司马迁的创作，核心思想就是创造了家国情怀的信仰。所谓家国情怀，就是家国一体。家是个人的小家，国是全社会的大家，保家就要卫国。在家与国发生不可兼顾的情况下，先顾大家而后顾小家，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在国家危亡关头，敢于牺牲个人以殉国。这些就是家国情怀的核心精神，贯穿于《史记》全书。《廉颇蔺相如列传》写“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以及展现在《史记》中的大一统历史观，就是爱国主义的思想源泉。下面继续评说。
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
《廉颇蔺相如列传》是《史记》中最脍炙人口的名篇之一。此传是赵国四大忠臣良将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的合传。他们不仅智勇双全，而且品德高尚，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在保卫赵国、抗击强秦的斗争中立下卓越的功勋。司马迁以热情的笔触叙写了四人，突出表现了他们身系赵国的安危，颂扬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了突出“廉蔺**，将相和而赵强”这一思想，所以只用廉、蔺标题，赵、李均为附传。蔺相如先国家而后私仇的爱国主义精神是这篇合传的主题。
蔺相如是一个大智大勇的英杰人物，他的主要功绩是取得外交上的成功。战国时代的外交斗争是军事斗争的继续和补充，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蔺相如使秦完璧归赵和渑池之会，为赵争得了地位，顶住了强秦的压力，具有非凡的意义。而这两次外交活动的背景，恰恰又是强秦对赵取得军事胜利之后所进行的政治讹诈。蔺相如抗拒强秦所表现的智勇和才干令人惊叹！对于廉颇，蔺相如却以大局为重，处处表示谦退，“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表现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和磊落胸怀。
梁启超说：“太史公述相如事，字字飞跃纸上，吾重赞之，其蛇足也。顾吾读之而怦怦然刻于余心者，一言焉，则相如所谓‘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呜呼，此其所以豪杰欤！此其所以圣贤欤！彼亡国之时代，曷尝无人才？其奈皆先私仇而后国家之急也。往车屡折，来轸方遒，悲夫！”（《饮冰室合集·专集》）
司马迁通过一组生动的故事来表现蔺相如的高尚情操和大智大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集中表现他建立在爱国思想基础上的勇和智，将相和则是集中表现他识大体、顾大局的高尚境界。
秦昭王以十五城易赵国和氏璧，这一悬殊的不等价交换出于强秦之口，显然不是出于诚意。赵国若答应易璧，等于自甘屈服；如不答应，秦国就可以借口出兵侵赵。赵国君臣十分清楚秦国的这种政治阴谋。经过权衡之后，赵国决定通过外交斗争以求得解决，争取化被动为主动。但是谁可以为此出使呢？在这紧急关头，宦者令缪贤推荐了蔺相如。
秦国历来贪暴无信，人们称为“虎狼之国”，蔺相如的使命是十分艰巨的。但是，由于他事前有周密的考虑、充分的准备和明确的斗争目的，所以能够做到随机应变，处处争取主动。秦王在离宫中的章台接见了蔺相如，传璧以示美人及左右，没有举行隆重的接见礼，完全暴露其无意以城易璧的企图。蔺相如当机立断，他机智地取回和氏璧，并以身死玉碎威慑秦国君臣，迫使秦王不得不“辞谢固请，召有司案图”，装出一副真想以城易璧的样子。秦王这种无可奈何的表演，不管其真意如何，本身就宣告了秦王这一场外交斗争的失败。蔺相如提出秦王斋戒五日举行隆重的受璧典礼，秦王答应了。其间蔺相如派随从持璧归赵，秦王不得已礼送相如归国。这就是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
在“渑池斗智”中，秦昭王与赵惠王相会，秦昭王盛气凌人，想在外交上占上风，他奉承赵王说：“寡人听说赵王爱好音乐，弹得一手好瑟，请弹上一曲欣赏。”赵王鼓瑟完毕，秦王御史当着赵王的面记载说：“某年月日，秦王令赵王鼓瑟”。蔺相如见状，拿了一个瓦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秦王跟前说：“赵王听说秦王你喜欢秦国音乐，秦国人善于敲击瓦盆，请秦王敲击瓦盆来助兴。”秦王变脸不许，蔺相如说：“我们相距只有五步，我蔺相如要割断脖子颈血会溅到大王身上。”这话就是，你秦王不给面子，我就要和你拼命了。秦王很不情愿地敲了一下瓦盆。蔺相如也让赵国的御史写上：“某年月日，秦王替赵王敲瓦盆。”这时秦王随身大臣一起高呼：“请赵国送十五座城给秦王为相会礼品！”蔺相如随声附和说：“请秦国把秦咸阳送给赵王为回礼！”这样你来我往，直到会盟结束，秦王也没有占得上风。
蔺相如以他的机智再次赢得了外交斗争的胜利。
廉颇与蔺相如相较，资格老，建功早，他有“攻城野战之功，以勇气闻于诸侯”，位为国家的上卿。对于蔺相如由一个布衣之士一跃而为上卿，且位在自己之上，廉颇是不服的。他认为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声言要当众折辱他。一个是勇将，一个是智士。蔺相如深知，“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廉颇蔺相如列传》）。而今二人相斗，如两虎相扑，“其势不俱生”，这将危及国家的安危。于是，为顾全大局，蔺相如称病不朝，“不欲与廉颇争列”。道遇廉颇，“引车避匿”。相比之下，廉颇意气用事，争个人之名，真是太渺小了。但是，廉颇毕竟是一位忠心耿耿的社稷之臣，他的争胜，无非是争个人的面子。后来当他明白过来，悔愧交加，立即肉袒负荆谢相如。廉颇勇于改过的精神同样是出于“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这就是廉蔺**的思想基础。历代以来，“将相和”的故事深入人心，有口皆碑，正说明了这种先公后私的精神感人至深。
蔺相如在大庭广众之中廷叱秦王是大智大勇，蔺相如宁受屈辱退让廉颇仍然是一种大智大勇。司马迁对蔺相如的大智大勇做了高度的评价，说：知道怎样为正义而牺牲的人，一定是勇敢的。勇敢的人是不怕死的，但是知道在什么样情况下去死却是很难的。当蔺相如举起和氏璧对着庭柱的时候，以及在渑池会上呵斥秦王左右之时，至多不过一死罢了，但是一般的士人却往往胆怯而不敢发正义之气。蔺相如发扬正气，声威敌国，却谦逊地对廉颇作了退让，名誉比泰山还要高，还要重。他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
三、爱国主义的根基，大一统的历史观
司马迁的大一统历史观，是创作和建构《史记》一书的理论基础。《史记》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构成，凡一百三十篇。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太史公自序》）《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述史内容，讲的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从黄帝开端立家建国到秦皇、汉武完成大一统，其间共三千年的历史发展，就是从统一到大一统的历程。也就是大一统历史观，其实质就是国家发展观，是司马迁载述中国古史三千年所升华出的以国家形态为标志的社会发展理论，是司马迁一家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一统历史观是爱国主义的根基。前文两节所评说的家国情怀，其实也是大一统历史观的内容，家国情怀，引导国家建构与发展，从黄帝统一诸侯到秦汉统一列国就是社会大家庭国家从统一到大一统的发展阶段，历经三个时期：五帝承传，夏商周三代承传，秦汉大一统承传。分说于次。
（一）五帝承传
《史记》开篇，写五帝承传。黄帝兴家建国，前已述及。这里再补充四圣遵序，完成国家建制的历程。
四圣，指五帝中黄帝之后相承的四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他们承传黄帝之业，不断进取，到虞舜手里，家庭伦理有则，国家建制完成。
1.颛顼、帝喾的活动范围
颛顼，黄帝之孙，继承黄帝，其活动范围，北到幽陵，南到交趾，西到流沙，东到蟠木。颛顼死后，他的族子、黄帝曾孙帝辛继立，是为帝喾。帝喾普施利物，知民之急，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
2.帝尧的活动范围
帝尧名放勋，帝喾之次子。帝尧继帝喾为帝，号陶唐，定都平阳。帝尧任命四贤：羲仲，居守东方旸谷；羲叔，居守南方南交；和仲，居守西方昧谷；和叔，居守北方幽都，助尧管理四方民众，按时播种耕作。惩治四凶：流放共工到幽陵，改变北狄习俗；流放讙兜到崇山，改变南蛮习俗；迁徙三苗到三危山，改变西戎习俗；流放鲧到羽山，改变东夷习俗。帝尧任用四贤，放逐四凶，天下民众对尧心悦诚服。帝尧年老，让四岳推荐贤人，把帝位让给虞舜。
3.帝舜的活动范围
帝舜，史称虞舜，名重华，冀州人，曾在历山耕种，在雷泽捕鱼，在黄河边制作陶器，在寿丘制作器物。知民疾苦，所到之处，风气淳朴。舜以大孝名闻天下，三十岁时被四岳举荐为尧的继承人，经过二十八年的代理行政考验，正式接班。帝舜巡行四方，东边到达泰山，南边到达衡山，西边到达华山，北边到达恒山。帝舜在位的第三十九年，到南方巡视，死在苍梧之野，葬在零陵九嶷山。帝舜和黄帝一样，死在工作岗位上。帝舜任用二十二个贤人治国，国家机构完善，各个部门都建立起来了，司马迁动情地评论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意思是：黄帝草创国家，到虞舜手里，国家机构完善了，国法家规都有了章法，虞舜治家治国都做出了表率。
（二）夏商周三代承传，天子与诸侯共治天下
夏商周三代，天命转移，开国之王虽以力取，而力只是辅助因素，祖上积德累善，以德服人才是主要因素。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得人心者得天命，失人心者失天下。国家疆土日益扩大，民众繁衍日益增多。封土建藩，一国之王与分封诸侯共治天下，西周的封土建藩制度完善，达到鼎盛。
1.夏王朝的承传
大禹治水得天下。大禹，又称夏禹，名叫文命，是黄帝第四代孙子，鲧的儿子。帝尧命鲧治水，鲧用堵塞办法治水，九年后更是洪水滔滔，尧流放鲧到羽山，让禹接着治水。禹用疏导办法治水，十三年中三过家门而不入，全年奔跑在山林川泽。禹整治全国土地，划分九州，丈量田地，分出九个等级，缴纳租赋，可以说是整治了全国水土川泽，立下万世大功。全国九州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
治水、修路，是历代王朝的国家工程，直到当代仍然如此。天旱、水灾、山崩、地震是不时发生的自然大灾害。治水防涝抗旱，减缓自然灾害。修路便民商旅，加固国防。尧命禹治水，就是国家工程。大禹治水，划定九州，制定贡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国土整治与户籍建立，功绩卓著，赢得民心。舜禅让于禹。禹登帝位，第十年东巡到达会稽山，大会诸侯，葬于会稽山。禹是又一个死在工作岗位上的古代帝王。
禹死，禅位伯益，但天下之民不朝拜伯益，而朝拜禹之子启，于是启继位，开启了家天下传子的王朝，这就是夏朝。夏朝从大禹到夏桀国亡，王位承传，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共传十四代十七王，历经四百七十一年，当公元前21世纪至前17世纪之间。
2.商王朝的承传
商汤之德，惠及鸟兽，灭夏桀而有天下。商的始祖叫契，舜封契于商，汤有天下故称商，后裔盘庚迁殷，所以商朝又称殷，合称为殷商。
契十四代传至汤，汤始居亳，即商邑，在今陕西商县。汤建立商朝，迁于南亳，在今河南商丘市。汤到野外捕鸟，网开三面，祷告说：左、右、前，三面都可逃命，只有不怕死的进入后面。后世成语“网开一面”，反用其意。当时诸侯称赞说：“汤德至矣，及禽兽。”
夏桀推行暴政，汤兴兵讨伐，在有娀氏故都（在今山西永济东）打败夏桀，桀逃至鸣条（在今山西运城安邑镇北），汤又在鸣条打败夏桀，夏桀死在鸣条。汤又打败三（在今山东定陶），于是践天子位，平定海内，建立商朝。
商朝由汤至殷纣王历十七世三十一王，据《殷历》记载为四百五十八年，《竹书纪年》记载为四百七十一年，《三统历》记载为六百年，当公元前17世纪到前11世纪之间。
3.周王朝的承传
（1）周之始祖后稷。后稷，名弃，帝喾之子，母曰姜原，出外见巨人迹，心里高兴，践巨人迹而生弃，以为不祥，弃之于小巷，牛马路过，都避开婴孩不践踏；又弃之于山林，被山林中人拾到路上；又弃之于水渠之上，一群飞鸟落下用羽翼覆盖婴孩取暖。婴孩多次遇险不死，姜原以为有神灵保护，抱回养大，取名为弃。弃成人后，喜欢种庄稼，帝尧任命为农师，天下之人得其利。帝舜封弃于邰，号后稷，别姓姬，是为周之先祖。
（2）周武王灭殷建周。后稷十五代传至西伯姬昌。姬昌之子周武王灭殷建周后，尊其父姬昌为周文王。文王仁爱、敬老、慈少、礼下贤者，天下归心，建都丰邑，在今陕西户县东。文王死后，其子姬发继立，是为武王。武王以太公望为师，以其弟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为左、右臂膀。武王继位的第九年在孟津大会诸侯，进行一场伐纣的军演，两年后，即武王十一年（前1046）正式兴师伐纣。二月五日黎明时，武王在殷都朝歌（今河南安阳市）近郊牧野誓师，有战车三百五十乘，士兵二万六千多人，敢死勇士三千人，纣王动员十七万军人抵抗。纣王之师阵前倒戈，纣王兵败，自焚而死。武王一战灭纣，建立周朝，定都镐京。其后成王在河洛伊三川汇合处营建洛邑，即今河南洛阳市为陪都。武王把战马放在南山的南面，把耕牛放在桃林之地，放弃干戈，解散军队，昭示天下太平，不再有战争。
（3）周公辅成王，治礼作乐。武王灭殷后两年，即周武王十三年病逝，太子姬诵即位，是为成王。成王年少，周公辅政。管叔、蔡叔不服，联合武庚叛周，淮夷、徐戎也在东方起兵呼应。原来周武王灭殷后，把殷都王畿分为邶、墉、卫三国。邶为纣王之子武庚封国，墉为管叔姬鲜封国，卫为蔡叔姬度封国。邶、墉、卫三国，史称三监，管理殷遗民。三监中，墉、卫二国又是监视邶国，即管、蔡监视武庚。管叔，文王第三子；蔡叔，文王第五子；周公姬旦是文王第四子。因此管叔是周公之兄，他不服其弟周公辅政，竟然策动蔡叔、武庚一起叛周。于是，周公东征，三年才平定了叛乱。周公诛武庚、杀管叔，而流放蔡叔。周公分殷遗民为二：其一，封微子启（殷纣王庶兄）于宋，以续殷祀；其二，封康叔姬封于卫，是为卫康叔。康叔是文王第九子。叛乱的殷遗民，集中安置在洛邑。周公旦驻重兵在洛邑管理殷遗民及东方诸侯，护卫镐京。
周公辅政，分封建藩，大封诸侯分治四方之民，又制礼作乐，进行制度及文化建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圣人。
周王朝承传，从周武王到周赧王东周之灭，历经三十一世，三十七王。周朝分为两段：西周、东周。西周承传十一世，十二王；东周承传二十世，二十五王。西周为武王灭殷至周幽王，凡二百五十六年；东周为周平王至周赧王，凡五百二十二年。合计周王朝历年七百七十八年，当公元前1046年到前256年。
上述夏商周三代承传，历经近两千年，三个朝代，天命转移更替两次，史称汤、武革命，即“革膺天命，更授明命”。夏朝得天下以德，商、周两朝既以积德累善而有天下，更伴随暴力取天下。愈往后的朝代，暴力成分加重，战争愈益扩大，国家疆域增大，建制也日益复杂。西周文武两代经营得天下，历经道路更曲折，孟津军演，牧野战斗才灭了殷朝。建国后还历经叛乱、平叛，再分封建藩，周天子与众诸侯共治天下，史称西周成康之治，刑措不用。《诗经·小雅·北山》称颂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无二日、人无二王的观念，牢固树立。
（三）秦汉大一统承传，皇帝集权
秦汉大一统是千年历史大变局。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皇帝至尊，奠定了大一统的基础，被称为千古一帝秦始皇。汉武帝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内政用推恩制和平化解了分封残余诸侯王，推行刺史六条问责制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独尊儒术确立了先进文化的主流地位；对外打败匈奴，开拓河西走廊，凿空西域，奠定了中国今日之疆域，由是中华民族被称为汉人。汉武帝雄才大略，与千古一帝秦始皇并称，于是中国历史有秦皇汉武，是大一统的象征。
1.秦并六国与秦始皇巡游
秦朝的兴起，从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始受封为诸侯到秦统一六国，历经近六百年的发展，公元前771年到前221年。秦王朝的兴起，整个历史过程就是一部血腥的征服史，史称“秦取天下多暴”。秦孝公时商鞅变法，用军事编制整顿户籍，其实质就是实施全民皆兵的政治。大战役全国总动员。长平之战，秦民年十五都被征伐上战场。秦用爵位奖赏军功，晋爵与升官，凭杀敌斩首的数量论功。秦军一上战场，热血沸腾，刀尖所指，取人首级。《史记》记载，秦军征战六国杀俘一百六十七万人，单白起一人就杀俘九十万人，史称秦为虎狼之国。虽然“秦取天下多暴”，但统一六国，结束战乱，符合历史走向，符合人民的心愿，最终强大的秦国取得了胜利。《史记》用了两个本纪，即以《秦本纪》《秦始皇本纪》记述秦王朝的历史。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政治，废除分封制，中央最高统治者称为皇帝，废除西周谥法制度，皇帝死后不立谥号，每一任皇帝继承以序号数字计算，嬴政自称“始皇帝”，故史称“秦始皇”。以后皇帝按继承序号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传之万世，以至无穷。中央机构，皇帝之下设立三公九卿制度。丞相管理行政，太尉掌兵事，御史大夫为副丞相，司监察，称为三公。下设九个部门，长官称为卿，共九卿，为：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汉改为大司农）、少府。地方分为郡县两级。全国划为三十六郡，后拓地达四十四郡。这是秦王朝建立的大一统政治的新型国家。
秦始皇在全国范围修驰道，供皇帝巡行便利。秦始皇在统一全国的第二年起，十年之间持续不断巡视全国，也就是从公元前220年到前210年。皇帝巡行是巩固政权的重大举措。秦始皇一路刻石颂功，宣示威德和政治措施，刻石文字，就是发布中央政令的一种形式。秦始皇二十七年，巡视西北地区，陇西、北地；二十八年，巡视东方以及东南、南方等地区，东上邹峄山、泰山、转彭城、经泗水、渡淮水、衡山、南郡、长江、湘山祠；二十九年，东巡至阳武、之罘（今山东烟台）、琅邪（今山东高密、诸城），转上党而归；三十一年，微服咸阳；三十二年巡视到碣石、北边、上郡；三十七年，南巡云梦、九嶷山、之罘、海西，返程至平原津而病，死于沙丘宫。
秦始皇巡行，深入社会广泛观察，为其各项改革、颁布新政提供决策依据。《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先后立石、刻石九块，收载了七块刻石的内容，保存了秦王朝中央文件第一手的原始资料，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从中可以梳理出秦始皇施政纲领和施政思想，以及具体措施。大要有六个方面：
其一，皇帝独尊。经廷议奏请，改“王”为“皇帝”，命为“制”，令为“诏”，自称曰“朕”。
其二，黔首自实田。保障社会底层黔首生活安定的生产资料。碑文明确规定：“黔首自实田”，“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
其三，全国归一统。碑文曰：“存定四极”，“平定海内”，“六合之中，被泽无疆”。实施办法有四：一是废分封，行郡县；二是统一名物制度，即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钱币，车同轨，书同文；三是淳化风俗，加强道德伦理教化；四是销毁兵器，停止战争。
其四，发展经济。碑文曰：“治道运行，诸产得宜”；“上农除末，黔首是富”；“节事以时，诸产繁殖”；“男乐其畴，女修其业”。
其五，实施法治。碑文曰：“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
秦并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推行郡县制，李斯辅佐秦始皇，立有大功。秦朝二世而亡，李斯助纣为虐，大罪有三。主张焚书坑儒，实施法家暴政，其罪一；与赵高合谋，篡改始皇遗诏，杀太子立二世，其罪二；阿谀二世，行督责，逼反民众，其罪三。李斯受五刑而死，被灭族，咎由自取。
2.西汉建立与汉武帝巡游
秦王朝建立的大一统皇帝制度，二世而灭，人们产生了惶惑，国家建制如何走向，继秦之后，重新提上议事日程。项羽分封十八王，自称霸王，效仿春秋五霸政治。春秋五霸上有共主周王室。五霸打着尊王攘夷旗号，尚能维持列国短暂的和平。项羽分封，灭了义帝，没有共主，项羽宰天下不平，诸侯各就国，立即进入“新战国”时代。楚汉相争，汉王刘邦坚持大一统皇帝制度，以弱抗强，战胜了项羽，西汉建立，沿袭秦朝国家制度，去除秦朝苛法，实施黄老无为政治，与民休息。经过高、惠、文、景四代皇帝约七十年的发展，国富兵强。汉武帝继位，雄才大略，外伐四夷，开疆拓土，内兴功作，封禅制历，把西汉推向极盛，巩固了秦王朝建立的大一统皇帝集权制度，使千年历史大变局的政治转轨得以确立，由是汉武与始皇并称。汉武帝伐匈奴，奠定了中国今日之疆域，意义重大。
汉武帝巡幸，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极为频繁地巡幸四方。离京师近距离的巡幸，西幸雍、祠五畤，东幸河东祠后土。汉武帝远离京师的巡幸，主要在他任皇帝的下半程。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前半程二十七年忙于征匈奴，只作近距离的巡幸。后半程二十七年，即从元鼎四年到后元元年，公元前113年到前88年，其间二十六年，汉武帝远离京师巡幸四方达二十二次之多，差不多年年都在巡幸。此时漠南已无匈奴王庭，全国安定，汉武帝大规模巡幸四方，时间长的达半年之久。汉武帝巡幸重点有三：一是巡幸北方，总计十次，两次北出长城，威震匈奴；二是封禅泰山十次，向上天祈福，称成功；三是东临大海八次，冀遇仙人，求长生不老。帝王巡幸向臣民昭示天子威严风采，沿途采风民情习俗，发布政教仁惠，宣示国家主权，是凝聚民心的纽带。司马迁从黄帝草创国家以来，极为重视帝王的巡幸记载，这是大一统的象征。从黄帝的四至到秦皇汉武的四至，这个变化就是从统一到大一统的发展，象征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五帝本纪》对五帝承传帝王巡察四方，关爱民生，反复描写，其实是昭示了社会在不断地变革、进化发展中，三千年历史，就是通古今之变，稽成败兴废之纪，找到国家发展的规律，凝聚民心的制度与方略，避免改朝换代。社会走向大一统是必然的规律。
综上所述，十二本纪所载三千年的王朝更替，核心是讲国家的建构与发展，从黄帝统一到秦皇、汉武的大一统，家国一体的观念，家国情怀的信仰，深深地注入每一个中华民族后世子孙的血液里。
四、四海一家，各民族皆黄帝子孙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周初分封时就有许多内附的“夷狄”之国。例如吴太伯之句吴、楚子荆蛮都不是华夏民族。周襄王后是翟人之女，三家分晋的赵襄子之母也是翟人之女。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是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在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中，如何对待少数民族，也是国家观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儒家的正统思想一再宣扬“夷夏之辨”，以中原华夏民族为冠带之国，贬称周边各少数民族为夷狄之邦，用以区分种族贵贱。因此，我国周边民族被贬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视为荒服之地。司马迁的民族观，四海一家，各民族皆黄帝子孙，颠覆了狭隘的“夷夏之辨”民族观，独步史坛。在大一统历史观的思维下，司马迁的民族观可称之为民族一统思想，基本内容可概括为四个方面：民族等列思想；中国境内各民族皆黄帝子孙；承认周边各民族有同等的“革命”权利；民族治理，故俗治，毋赋税。
（一）民族等列思想
所谓民族等列思想，指司马迁的进步思想在于打破“种别域殊”的内外之别，把民族区域纳入统一的封建帝国版图之内来叙述，视各民族皆为天子臣民，并从直观中觉察了各个民族实体的客观存在，而必须记叙他们的历史。
各个民族实体有着各自独特的标识而互相区别开来。现代民族实体的科学定义是斯大林概括的。他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选集》）共同的语言、地域、经济生活、文化习俗四大要素是区别各个民族的标志。当然，我们不能以斯大林的这个定义去衡量我国古代史学家，这样做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苛求。司马迁也没有从理论上来阐述区别各民族的四大要素。但是司马迁实录历史，他从直观中觉察了各个不同民族之间的区别，分别立了五个民族史传，这不能不说是司马迁民族实体思想的反映。这表明司马迁已经注意到各民族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共同的文化习俗。这些民族不断地走向进步，走向与中原华夏民族建立的王朝日益加强联系和一统的道路。所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点题说：“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作《南越列传》；瓯人“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夜郎、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
四海一家，中国境内各民族皆黄帝子孙，这是司马迁从传说和历史中提炼出的民族一统理论，也是构建家国情怀的一种信仰。《史记》在多篇传记中阐明这一思想。
句吴与中国之虞为兄弟——“太史公曰：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吴太伯世家》）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楚世家》） 越王句践禹之苗裔——“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越王句践世家》） 东越王句践之后——“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东越列传》） 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匈奴列传》）
司马迁的这些叙述是有意识地采自传说，用以表述他的民族一统思想的历史依据和理论。《史记》叙三代天子及列国世家，皆归本于黄帝子孙，这显然是宣扬大一统和民族一统观念。从唯物史观来看，司马迁的这种理论是不科学的。我们也绝不会像三国时的谯周那样，以书呆子气去一一考实。要知道，司马迁撰史以“成一家之言”，他寓论断于序事之中。他的民族一统思想也是在叙事中带出。如果不了解这一史例，我们就会苛责前人，也无法理解司马迁的思想。
（三）承认周边各民族有同等的“革命”权利
这里所谓“革命”，是指革故鼎新，变革天命，就是推翻失去天命的暴君，拥戴获得天命的仁德之君主登基，改朝换代。武王伐纣、陈涉首难，司马迁都称之为“革命”。秦亡后，楚汉相争，项羽暴虐，汉王仁德，结果楚灭汉兴。南方越族参加了秦汉之际人民反暴政的斗争，司马迁作了肯定的记载。《东越列传》记载东越反秦佐汉，参与中原的政治斗争，司马迁特别加以记载。表现了他承认周边各民族有同等的“革命”权利的思想，这是值得肯定的。
（四）民族治理：故俗治，毋赋税
司马迁所处时代是汉武帝大有作为的西汉盛世，也是中华民族走向融合统一的盛世，由两个条件促成。其一，各民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走向民族一统。其二，汉武帝向周边民族地区推广郡县制度，造就了促进民族一统的政治形势。司马迁躬逢其时，参与其事，元鼎六年（前111），司马迁奉使西南夷设郡置吏，对民族历史积累了实地的考察经验。因此，司马迁民族一统思想的形成有着当时的历史背景，绝不是偶然的音韵天成。汉武帝施行的民族治理，“故俗治，毋赋税”，就是司马迁在西南夷地区首先施行的。《平准书》记载说：
“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这一治理方针，当是司马迁在西南夷设郡置吏时提出来的。即使放在当代也是十分先进的民族思想。“故俗治”，就是高度自治，尊重民族习惯，民族风情。“毋赋税”，不收少数民族地区的赋税，实际是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让民族地区富起来，民族兄弟过上好生活，感受到融入中原王朝大家庭的温暖。
“故俗治，毋赋税”，这一政策体现了对各民族人民习惯的尊重，还给内附各族人民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汉武帝的主观意图是宣扬大汉威德，但客观上符合人民的愿望，大大促进了民族间的感情融合。汉武帝又对各民族的上层人物实行笼络政策，给他们封侯、做官。金日是匈奴人，后来成了汉武帝的辅佐大臣之一。京师长安置有胡越羌骑，这也是一种政治恩遇，即各民族组成的部队都有权利参与保卫京师，示四海臣民为一统。内迁的羌、胡、氐、匈奴等降民“皆衣食县官”，置典属国妥为安置。汉武帝的这一系列措施，巩固了汉家的大一统天下，也促进了民族一统的政治形势，这对于司马迁形成民族一统思想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条件。
综上所述，司马迁的大一统历史观，核心思想是家国一体，人人心中以家国情怀包容天下，一国就是一个家，四海皆兄弟，各民族日益走向融洽，走向大一统。所以，国家不允许分裂，国家是全社会的一个大家，一个家只能有一个家长，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王。前文指出，所谓天无二日，人无二王，在西周，即在司马迁之前已形成了这一观念。用现今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中央政府，这是中华民族全体中国人的观念，自古皆然。因为，中华民族都是黄帝子孙，黄帝是全民族共有的人文始祖，这是根植于人心中的信仰。保家就要卫国，这些就是独特的中华文化。用一句话概括，大一统历史观维护一国就是一个家，这一规矩，司马迁在《史记》开篇写“黄帝纪”就立下了，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在今天，十四亿中华儿女行进在复兴中华文化的当下，重温司马迁的大一统历史观，具有无比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