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堂 《史记》是怎样写成的？

本堂课紧接第一堂，《史记》是人人必读的一部国学根柢书，那么它是怎样写成的？即为什么产生在西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时代？这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主客观条件交叉产生的必然效应。客观条件是时代的呼唤，主观条件是司马氏父子，特别是司马迁发愤著书所做出的贡献。换句话说，就是《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

一、大一统时代的呼唤

这可从五个方面来看：

首先，如何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作出学术的综合。早在高帝即位之初，这位马上得天下的开国皇帝，就让陆贾总结出“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的历史经验，寻求长治之术。文帝时，贾谊作《过秦论》，贾山作《至言》，总结秦亡的教训，是陆贾《新语》工作的继续，还是侧重于政治方面。到了汉武帝时代，理论的归纳，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董仲舒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治“春秋公羊学”，宣扬大一统，已经是学术综合的工作了。与司马谈同时而与司马迁相及的淮南王刘安，纠集学者编纂了一部“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的《淮南子》，更是学术综合的工作。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强调百家殊途同归，“皆务于治”，明确地阐述了学术综合与治政的关系。清代学者钱大昕说，《史记》的“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与梁耀北论史记书》），这正是司马迁所处时代的精神和时代的使命。

其二，西汉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修史条件。司马迁修纂《史记》，“是长期的历史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如果没有《春秋》《尚书》《左传》《国语》《世本》等书的积累，就不可能凭空冒出《史记》这样的历史巨著。司马迁能够运用这些典籍，是西汉的文化发展提供的条件。司马迁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也就是司马谈、司马迁相继主持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得以阅读秘籍图书，成为最博学的人。太史府等于是国家给司马迁设立的书局。

其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宏阔昂扬的时代，是《史记》成书的直接背景。

其四，汉武帝的后期，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为司马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方法论提供了现实的依据。

其五，文景之世开明政治的流风余韵，启迪了司马迁自成“一家之言”。汉文帝即位，发动了对秦王朝暴政的批判，吸取“雍蔽之伤国也”（《过秦论》）的历史教训，鼓励臣民直言极谏。举贤良方正的基本条件就是“直言极谏”。汉武帝专制有别于秦始皇的根本之点，就是能容忍臣下直言，故有晚年悔征伐之事。汲黯在廷对时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汲郑列传》）武帝怒而不罪。所以在汉武帝时代，虽“罢黜百家”，而文网未密，臣工士庶，尚能直言议政。故司马迁述史，汉武帝未予干涉。在这一环境下，司马迁才敢直言，实录史事，虽有忌讳之辞，而能终成一家之言。

以上各点，是《史记》成书的客观条件。下面是本讲的重点话题，《史记》成书的主观条件：司马氏父子，特别是司马迁创作的贡献。

二、司马氏父子两代人的心血结晶

（一）源远流长的史官世家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追述司马氏世系，源远流长，始祖为唐虞之际的重黎氏，历唐虞夏商，世典天官，至周世典周史，历代相传一千余年，这是司马谈自认最为光荣的家世，即史官世家。司马谈引为自豪，表明他以修史为己任，是一个自觉的历史家，并以此教育司马迁。其实，司马氏之姓来源于西周宣王时一位辅佐王室中兴的将军，封于程，伯爵，名叫休甫，史称程伯休甫，做了掌军事的司马，其后子孙称司马氏。司马氏远祖世系盖世代口碑传说，程伯休甫系重之后还是黎之后，司马迁不能明，而统言之“重黎之后”。颛顼之世，重、黎为二人。重为南正，古代天官，观星象，定历法；黎为北正，古代地官，执掌农事。先秦典籍《尚书·吕刑》《左传》《国语》等书都记载了有关重、黎二人在颛顼之时分司天地的传说。

周惠王、襄王时，王室内乱，司马氏离开周王室到了晋国。晋由盛转衰而至灭亡，司马氏再度分散，著名的有三支，各支都出了许多名人。一支在卫，这一支的名人司马喜做了中山国的相。一支在赵，有一个司马凯因传授剑术而扬名。战国后期那个著名的剑客司马蒯聩就是司马凯的子孙。司马蒯聩第十五代孙就是西晋王朝的建立者司马炎。一支在秦，居住在少梁，这一支是司马迁的祖先。秦惠王时出了一个名将司马错，被秦惠王委为伐蜀大将。司马错攻下蜀国后做了那里的留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做了武安君白起的副将，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司马靳与白起并肩作战。公元前257年，司马靳和白起同时在杜邮被秦昭王赐死。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做了秦国的铁官。司马昌之子司马无泽做了汉长安市管理市场的市长，用今语，即工商总局局长。司马无泽生司马喜，爵为五大夫。司马昌、无泽、喜三代死后都埋葬在华池西高门原。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做了汉武帝时的太史令。据上所述，表列司马氏家谱世系如下：

司马氏家谱图

（二）司马谈发凡起例

《史记》原题《太史公书》，表示为太史公所作之书，至东汉桓、灵之际才演变成为《史记》之名。司马谈官太史令，最崇高的理想就是继孔子，效《春秋》，完成一代大典，写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颂扬汉家一统的威德。司马谈的写作宗旨，《太史公自序》作了明确的交代。司马谈临终遗言说：

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上述司马谈的这段遗言，可条列其发凡起例的宗旨有三端：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继孔子效《春秋》“修旧起废”，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则；三曰颂汉兴一统，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合此三端，即以人物为中心，帝王将相为主干，颂一统之威德，这正是秦汉中央集权政治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论六家要旨》为司马谈所作述史宣言，倡导融会百家思想为一体，自成一家之言。这些也就是《史记》的本始主题。

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历经三十年，酝酿构思早已孕育于胸中。他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就是为述史作准备。元朔七年，汉武帝获白麟，作《白麟之歌》，并改元为元狩元年（前122）。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文成致麟，象征天下太平。司马谈激动非凡，决定述史下限止于元狩元年，示意绝笔于获麟。所以元狩元年是司马谈正式述史之始。《太史公自序》载，“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就是司马谈的作史计划。上限起于陶唐，则是效法孔子述《尚书》起于尧。司马谈追步孔子的意识是十分鲜明的。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前110）。从元狩元年至元封元年，已历十二年。司马谈作史，应有相当的规模，或已成若干篇章。据昔贤今人的考论，司马谈作史达三十七篇，五体皆备。《孝文本纪》《天官书》《封禅书》《刺客列传》《太史公自序》等篇留有司马谈作史痕迹。司马谈发凡起例《太史公书》，这本身是一个伟大的业绩，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司马谈重整了司马氏史官世家绝学，是一个自觉的历史家。但《史记》最后完成于司马迁之手，司马谈的著述被剪裁熔铸在《史记》的定稿之中，因此今本《史记》一百三十篇是不容分割的一个整体，《史记》著述代表者只能有一人焉，曰司马迁，如同《汉书》著述代表者为班固一样。

（三）司马迁受父遗命接力潜心修史

元封元年夏初的四月，正是鲜花如锦的烂漫时节，封禅大典就要在泰山之巅举行。司马谈作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的史官，该是何等的激动。可惜他因病留滞周南（今河南洛阳），未能参与。这时司马迁正好从奉使西征的西南夷前线赶回来参加这稀世罕有的大典，行到洛阳，见到了生命垂危的父亲。司马谈在弥留之际，拉着司马迁的手，流着痛苦的眼泪遗命司马迁，以尽忠尽孝的大义激励司马迁，要司马迁发誓继任太史令完成一代大典。太史令秩六百石，如当今正处级，而当时司马迁以郎中将职衔奉使归来，已是秩一千石，如当今正司级，又侍从汉武帝，仕途如花似锦。曾子有言：“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论语·泰伯》）司马谈发出了悲怆的叹息，他说：“世传史官的司马氏之业，难道就要断送在我的手里吗？”可以体察出，司马谈这位执着的历史家，未能亲手完成修史计划是多么的揪心！他慨叹命运而绝不屈服于命运，他遗命儿子司马迁来实现修史壮志。司马迁的心灵受到震动，他低着头，流泪呜咽，恳切地向父亲立下誓言。司马迁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谈临终的一幕，给予司马迁的刺激是太深刻了。所以他的记述是那样的**满怀。司马迁也果真牢牢记住了司马谈临终的伟大遗命，时常叨念“先人有言”。司马迁守丧三年，到了元封三年已三十八岁，无论是阅历，还是修养，均走向成熟。他遵从父亲遗言继任太史令。

《太史公自序·索隐》引《博物志》云：“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年二十八”为“年三十八”之误。“三年六月乙卯除”，即元封三年六月初二日，司马迁为太史令。

太史令虽然职位卑微，但却是皇帝身边最重要的历史顾问，重大制度的兴革和典礼仪节均有太史令参加讨论。司马迁为太史令第五年，即太初元年（前104），汉武帝颁布了新历，定名《太初历》，并改年号为太初。改历是封禅活动的继续，封禅象征新王朝受命于天地，改历象征受命的完成。汉武帝完成封禅改历是划时代的壮举，意义非凡。司马迁躬逢其时，参与其事，激动不已。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训，仿佛像洪钟一样在耳边响起：“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于是论次其文。司马迁按历史事势的发展，修正了司马谈的作史计划，延伸上限起于黄帝，下限至太初年间。所以《太史公自序》留下了两个断限的记述。“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是司马谈的计划；“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是司马迁定稿的实际断限。宏阔昂扬的时代精神，君臣相知的感遇，事亲、事君、立身的父教，建功扬名的男儿壮志，这些都是司马迁的创作动力。他全身心投入，潜心修史，《太史公自序》做了郑重的记载。司马迁说：“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又说：“（汉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这些说明了司马迁正式做了太史令后，堂皇正大地在皇室图书馆里翻阅石室金匮之书，整理一切秘籍和历史资料，接续父亲已经开创的事业，从事伟大的撰述工程，是何等的心旷神怡!

如上所述，司马谈修史，发凡起例，从元狩元年（前122）到元封元年（前110），共十二年。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年（前140），就着手修史准备，到元狩元年已历十八年，前后共三十年，耗尽了他的一生。司马迁二十壮游，成为司马谈的修史助手，到元封元年受父遗命，接力修史，年三十六，已历十六年。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年三十八，继任为太史令，至武帝之末后元二年（前87），司马迁全身心投入修史，又独立进行创作二十二年，司马迁正式接力修史，应从元封元年算起，则是二十四年，加上作为助手的十六年，共四十年，也耗尽了他的一生。也就是说，修成《史记》，历经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一生，共七十年，而两代人正式修史共四十年，完成一代大典是多么的不易。《史记》成书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心血的结晶。特别是司马迁多彩的人生所凝聚的才学识德的修养，他受祸遭腐刑的屈辱而发愤著书，从而爆发的创造潜能，铸就了《史记》辉煌，评说如次。

三、司马迁才学识德的修养

司马谈认为完成《史记》的人就是继孔子之后数百年产生的伟大人才。这个历史继承落在了司马迁的身上。前人论说史学大家，必须才、学、识、德四长兼备，司马迁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多彩的人生造就了司马迁的文化巨人地位。

（一）家学渊源

前文“源远流长的史官世家”，提示了司马迁秉承的家学渊源。司马氏始祖为唐虞之际的重黎氏，历唐虞夏商，世典天官，至周世典周史。司马谈自认这是最为光荣的家世，即史官世家。司马谈言此，是表明他以修史为己任，是一个自觉的历史家，是司马氏义不容辞的天职，并以此教育司马迁。

春秋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正进行着一场大变革，司马氏家族适应时代变迁，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等活动，在各个领域都有杰出人物存在。西周程伯休甫、秦国司马错都是名将。司马错为秦国开拓了巴蜀大片领土，又东伐败楚，与秦名将白起比肩。司马昌、司马无泽两代分别任秦国的大铁官和西汉长安市工商总局局长。这些是司马迁得以继承兵学、经济学的家学渊源。

给予司马迁影响最大的是其父司马谈。司马谈不仅发凡起例《史记》，而且着重培养司马迁，司马迁年少时期留在乡间耕牧河山之阳，以接受精神和体魄的锻炼。司马迁年少聪明，年十岁即能诵古文。司马谈又为司马迁聘请了名师，使司马迁接受良好的教育。

（二）司马迁的师承与交谊

汉武帝时代，有几位影响深远的大学问家。一位是今文学大师董仲舒，一位是古文学大师孔安国，还有一位天文学大师唐都，均因司马谈的关系，司马迁能有幸拜在他们门下。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把先秦诸子百家学说归并为儒、墨、名、法、阴阳、道六家，认为六家学说皆有益于治，表明司马谈不墨守门户，有博大胸怀，海纳百川，所以让司马迁既学古文，又学今文。司马迁出仕为郎中，又与大文学家严安、庄助、枚乘及上大夫壶遂等为友，并受到他们的文学修养熏陶。司马迁师承大师，与时贤为友，所得良师益友之助，古代没有第二个人。

（三）二十壮游

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司马迁二十岁，正当盛年，怀抱着凌云壮志，承父命交游全国，“网罗天下放失旧闻”，首创走出书斋读无字之书之先例，向社会作调查。后人总结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大学问家不可或缺的修养。司马迁此行了解和搜求了古代与当时的历史传说故事与各种史料，经历了许多磨难，并在《史记》中留下了许多生动的记载。

司马迁壮游的范围重点在南方，故自述为“二十而南游江、淮”。司马迁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嶷。窥九嶷后北上长沙，到汨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辗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的文化，观孔子遗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的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开封），回到长安。

司马迁游历考察，兼有历史家和文学家的兴趣。对于历史事件，大至秦始皇的破魏战争，小至战国时的一个城门名字，他都要力求掌握第一手的资料。除历史事件外，有关人物遗事、生动的民间歌谣、俚语，无不作了广泛的记载。至于山川地理、古今战场更是了然于胸。顾炎武评介说：“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之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日知录》）这是司马迁在史事方面所得游历之助。苏辙云：“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栾城集》）这是司马迁在文章辞采风格方面所得游历之助。总之，司马迁二十壮游，不仅使他获得了广博的社会知识，搜求了大量的遗文古事，而且开阔了视野，放宽了胸怀，增长了识见和才干。王国维称之为“宦学之游”。这是《史记》成功的条件之一，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四）入仕郎中

郎中是职别最低的郎官，即作为皇帝的贴身卫队，其职责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掌守门户，指在宫中为皇帝看门的卫队；出充车骑，指皇帝出行，郎官作为前呼后拥的仪仗。

郎官又是国家的官吏储备系统，没有定员，多至上千人。积资有年，郎官外出，到地方任县长、副县长；到朝中各部，任令丞，级别相当于今天的正副处级到司局级。

郎官有四个等级：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由高官子弟充任，一般是二千石高官，即相当于现在的正部级、副部级的子弟方能入选，一部分来自地方推荐上来的富人子弟。郎官制度称为恩荫。在皇帝身边的中级官员，子弟也可以得到恩荫。司马迁父亲司马谈为太史令，六百石，只相当于现在的正处级，但太史令要观天象，列席朝廷议政，起草礼仪制度，得以接近皇帝，因此，司马迁得到恩荫，为最低一级的郎官。

司马迁才能卓著，善写文章、作赋；汉武帝能文能武，也是写文章、作赋作歌的高手。汉武帝把全国青年文学高手吸收入郎官卫队中，司马迁因才华横溢得武帝赏识。元鼎六年（前111），司马迁三十五岁，被汉武帝任命为郎中将，为出使云南、贵州的钦差大臣，到西南夷地方去设郡置吏。

（五）奉使西征

奉使西征巴蜀以南，是青年司马迁出仕郎中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元鼎六年武帝发兵征西南夷（今云、贵两省及四川西部地区），派司马迁以郎中将的职衔去监军，并设郡置吏。司马迁在这一地区生活和工作了半年多时间，设置了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文山等郡。由于是安抚新区少数民族，司马迁提出了“以故俗治”的办法，开创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施政大纲，承认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是了不起的先进思想。三国时诸葛亮平定南中，治理办法就是依据司马迁的“以故俗治”。《史记》首创民族史传，等列少数民族为天子臣民，这与司马迁奉使西征的这一生活体验是分不开的。

（六）扈从武帝

司马迁一生与汉武帝相终始，两人同是西汉大一统时代的英雄。汉武帝雄才大略，创造了许多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司马迁满腹经纶，用如椽大笔，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这个大时代。汉武帝四出巡行郡县，走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司马迁随行，也走遍祖国大地，是为“扈从之游”。汉武帝好文学，能诗能赋，建立乐府，采集歌谣，以观民风，并且还网罗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等一大批文人学士在身边，君唱臣和，充满了浪漫情怀与豪放气派。司马迁时值年少，后生晚辈置身其间，才华横溢，深得汉武帝亲信而为文学侍从。此时司马迁得意非凡，“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汉书·报任安书》）。这说明，扈从生活，司马迁还是非常珍惜的。

扈从武帝，使司马迁跻身于封建中央王朝中枢，了解到了大量机密，像“入寿宫侍祠神语”这类触及武帝隐私与心理的生活经历，“其事秘，世莫知”，司马迁也得以参与。这些生活经历，是司马迁写《孝武本纪》和《封禅书》等篇的基础。元鼎四年（前113），汉武帝首次大规模出巡，周游河洛，观省民风，十分排场。元鼎五年，汉武帝西登空桐，北出萧关，带数万骑打猎于新秦中，场面十分雄伟壮观。扈从汉武帝的司马迁，在观赏过这盛大的场面之后，必将激发其无限的豪情。司马迁擅长大场面的描写，和他几十年扈从武帝的豪放巡游是分不开的。司马迁扈从武帝，使他深深地呼吸着大一统时代的新鲜气息。

综上所述，做一个良史需备的才、学、识、德四大要素，司马迁可谓兼备一身。司马迁聪颖勤奋，十岁即能诵古文，养育了他的才。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和师承，培养了他的学。壮游与受祸，锤炼了他的识。史官世家的传统与气质，司马谈的“尽忠尽孝”教育，临终遗言的警响，涵育了司马迁的德。这些主观条件是《史记》成为不朽著作的根本原因。

几年后，司马迁因李陵案牵连身遭腐刑，这是司马迁人生中的一次厄运。这场灾祸，改变了司马迁的立场，他从悲怨中走出，发愤著书，是《史记》成书的一大动因。下面作一专题来谈。

四、发愤著书，铸就辉煌

司马迁因李陵之祸牵连，受刑后而发愤著书，升华了《史记》的主题，发生了质的改变。

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少为建章监，骑射技术有其祖父李广之风，又谦虚下士，甚得战士心，与司马迁是很好的朋友。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李陵率五千步兵出居延，北行三十天，直达浚稽山（约在今图拉河与鄂尔浑河间），吸引单于的注意力，保证贰师将军的出击。李陵部遭遇了匈奴主力八万骑兵的包围，全军覆没，李陵被迫投降了匈奴。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受株连下狱，被判死罪。汉武帝惜其才，减罪一等，可以交五十万罚金免罪。司马迁无钱，受腐刑代死，即所谓的“李陵之祸”。

腐刑就是宫刑。儒家的忠孝观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更何况是宫刑，只有做宦官的人才受宫刑。司马迁称“大质已亏”，为人所不齿。刑余之人死后也不能入祖坟。司马迁因受宫刑，出狱后被汉武帝用为中书令，即贴身的秘书长，被朝官视为尊宠之职，司马迁却认为是奇耻大辱，痛不欲生，“肠一日而九回”，多次想到自杀。司马迁在生与死的沉痛思考中作抉择，悟出了人生的真正价值，遂有了震撼千古的至理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汉书·报任安书》）人的一生，若不能对社会做出贡献，而仅仅以一死来同黑暗作抗争，岂不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在《孔子世家》和《伯夷列传》中引孔子之言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太史公自序》中记载了其父司马谈的临终遗训：“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也。”立身扬名、光宗耀祖为最大的孝道。司马迁进而发扬为立德、立功、立言的修身观念，史称三立精神。刑余之人没有机会立德、立功，唯有立言，写好《史记》供后人评说。司马迁忍辱负重，以更加激扬奋发的精神投身于《史记》的修纂。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许多不甘屈辱、为保持名节而死的义士。齐国布衣王蠋在齐国沦丧濒于灭亡之时，仍“义不北面于燕，自尽身亡”；田横耻于降汉，自刎而死，他的五百宾客闻田横死，“亦皆自杀”；李广不堪“复对刀笔之吏”而自杀；项羽兵败愧对江东父老而自杀；侯嬴为激励信陵君而死；田光为激励荆轲而死；聂荣为给兄弟扬名而死；栾布为尽臣子之义，“哭彭越，趣汤如归”；等等。司马迁称赞这些慕义而死的人具有“高节”，“岂非至贤”，“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像屈原那样“死而不容自疏”的高洁之志，“与日月争光可也”。然而，在逆境中奋发、忍辱负重的志士，更加难能可贵。句践卧薪尝胆，坚韧顽强，发愤雪耻，终灭强吴而称霸王，司马迁不仅许之以“贤”，还赞其“盖有禹之遗烈焉”；伍子胥弃小义，雪大耻，名重后世，司马迁赞其为“烈丈夫”；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履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但是，当他被刘邦捉拿，为人奴而不死，受辱而不羞，“终为汉名将”，司马迁赞其为“贤者诚重其死”。这后一种忍辱负重的志士，司马迁认为是更值得敬仰的“烈丈夫”。但这一观点，与世俗相违，而且颇谬于圣人的是非。一般世俗观点，认为忍辱负重是“贪生怕死”，若被刑戮，“中材已上且羞其行”。孔孟遗教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司马迁却说，“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汉书·报任安书》），又说，“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季布栾布列传》）。那些一遇侮辱就轻生自杀的人，在司马迁看来只不过是无可奈何的表现，并不是真正的勇士。

慕义而死，保持名节；忍辱负重，自奋立名。处理好这二者的界限是很难的。司马迁提出了一个“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标准。人生最宝贵的生命不是不可牺牲，而是要让它闪光，要死得有价值。司马迁在荣辱与生死的痛苦抉择中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他从沉痛中奋起，坚强地活下来，决心完成《史记》。他引古人自况，认为只有那些能够经得起艰难环境磨炼的人才能干出一番事业来。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赋《离骚》，左丘失明著《国语》，孙子膑脚论《兵法》，不韦迁蜀传《吕览》，韩非囚秦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都是圣贤发泄愤懑的著作。这些人都是因为心里有郁结，又得不到通达，所以才叙述往事，寄情后人。这就是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说。所谓“发愤”，就是指一个人身处逆境而其志不屈，更加激扬奋发而有所作为。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忍辱负重，从沉痛中奋起，用更加坚忍的毅力来完成旷世之作。第二，揭露和抨击统治者的荒**残暴，同情社会的下层人民，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历史人物，述往事，思来者，升华了主题。司马迁宣称，《史记》记事实录，“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也就是王公贵族，包括帝王本人，都可以批评，不为尊者讳，不与圣人同是非，这只能是司马迁受宫刑以后才能产生的叛逆新思维。

本讲评说《史记》成书的历史条件，时代的呼唤，雄才大略汉武帝创造了西汉极盛，提供了修史的客观条件；司马氏父子的毕生努力，特别是司马迁多彩的人生，提供了才学识德的修养，造就了司马迁文化巨人的坚实基础，这正是《史记》成书最重要的主观条件。这两者的结合，千年不遇，因此《史记》成为一部中华文明的国学根柢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