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堂 《史记》——人人必读的国学根柢书2
（二）继往开来的百科全书
司马迁创作《史记》，洪细兼收，包罗万象，称之为“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把天、地、人，以及古今历史的发展变化，纳入于一书，使《史记》成为一部继往开来的百科全书，天文、地理、人事、物事，无所不包。用今天的话讲，《史记》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统括于一书。具体说，《史记》的百科全书内容，它包括的时间之长和记载的内容之广，都是前无古人的。从时间说，它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记录了我国立家建国和文字文明以来近三千年的历史；从记载的地理范围说，它延伸到了今天我国的版图之外，西至中亚，北至大漠，南至越南，把历史编纂的时空经界，第一次扩大到了时人所知的实际范围；从记载的人物说，几乎涉及社会各阶层中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举凡历代的帝王、贵族、大小官僚、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思想家、经学家、说客、策士、刺客、游侠、隐士、土豪、商贾、医生、卜者、农民、俳优、妇女等等，无所不有，无所不包；从记载的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说，如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科技、建筑、军事、道德、宗教、民族、民俗、交通、地理、姓氏、文学、艺术等，也无所不包。《史记》的内容如此丰富多彩，说明它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历史，而是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巨著，被誉为浓缩的宇宙模型。由于《史记》内容的宏富深广，它成了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各种各类专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下面从历史学角度看《史记》的百科内容，大要有五个方面。
1.备载天地万物
天地是人生之根本，人类社会活动的舞台。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把天文、地理、水利等自然环境纳入史学范畴，考察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司马迁十分形象地指出：“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屈原贾生列传》）父母为个体人的根本，天地为人类的根本。研究人，必须研究天，研究地，就这样，天文学、地理学在《史记》中得到了反映，即特立了《天官书》《历书》《河渠书》等专篇。此外，《夏本纪》三分之二的篇幅也是与地理有关。
2.囊括国家大政
在古代，国家大政被归纳为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这是先秦时代儒家的八政观念，载于《尚书·洪范》，《史记》采入《宋微子世家》。民以食为天，故食、货居八政的第一、第二位。《史记》八书为：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司马迁认为礼是维系等级秩序的制度，为治国之头等大事，所以列礼为八书之首。礼乐相辅为治，故《乐书》与《礼书》蝉联。《洪范》八政内容在八书中的反映，“食”“货”对应“平准”，“祀”对应“封禅”，“司空”对应“河渠”，“宾”对应“礼”“乐”，“师”对应“兵”（即《律书》）。《洪范》八政的司徒、司寇在八书中没有对应之篇，但在列传中有对应之篇，“司徒”对应“儒林”，“司寇”对应“循吏”“酷吏”。同时，《货殖列传》亦为食货之事。对应只是一种近似的比较，并不等同。总之，《洪范》八政，在《史记》中均有所体现，表明司马迁把国家大政纳入了历史学研究范围，专列八书系列，开后世政书之先河。内容和序列的调整，表现了司马迁的史学观点和国家大政的轻重序列。班固《汉书》十志，序列为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内容更丰富，结构更严密，发展了司马迁史学，这是应当揭明的。班固还把职官纳入史学范围，创《百官公卿表》以载其制。
3.展现古今社会
国家大政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更丰富、更广阔的内容，应是社会基层大众的物质及精神文化生活。历史家的责任，就是要全面地反映以往历史的社会生活，摆事实，讲道理，还历史本来面目，知往鉴今，使读者受到启迪。司马迁很好地尽到了他的责任，以人物为中心贯通古今，全面地展现了古今社会实况。他不只是研究帝王将相等上层人物，同时也研究社会下层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全方位反映社会生活，而且对古代社会的风俗习惯、精神风貌等，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与总结，达到了“备天地万物”于一书的境界。
4.辨章一切学术
《太史公自序》论列六家要旨，又立“老庄申韩”“孟子荀卿”等列传，辨章学术，把学术、学派纳入史学研究范围。班固在《汉书》中立《艺文志》，对学术学派进行分类，使其更加条理化和严密，这是弘扬司马迁之学。司马迁的视野是极其广阔的。有些学术、学问，在当时还不甚发达，或未引起史家足够的重视，无论《史记》《汉书》都没有专列论载，但司马迁纳入其研究范围。如金石、简牍、甲骨，作为专门学术是后代的事，金石学形成于宋代，简牍学、甲骨学奠基于近代，但这些学问早在先秦就已经发源。三代已经开始了铸鼎彝，秦代已经重刻石，甲骨盛行于殷周，秦汉是简牍为主的时代。这些在司马迁时代是习见的东西，《史记》已纳入了研究范围。《史记》对金石、简牍、甲骨都有不同程度的载述。《周本纪》记武王克殷后“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秦始皇本纪》多次记载“刻石颂秦德”。《封禅书》记载得宝鼎，李少君鉴赏齐桓公器。这说明司马迁已将金石作为史学研究对象。《周本纪》记“尹佚策祝曰”，《齐太公世家》记“史佚策祝”，《鲁周公世家》记“史策祝曰”，《孔子世家》记“（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匈奴列传》记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反映了简牍的形制、使用情况。可以说简牍已纳入史学研究对象。至于甲骨，有《龟策列传》，此外记载卜筮卦象的篇章是很多的，如《周本纪》《晋世家》《田敬仲完世家》等篇，不必一一具引。
5.遗事旧闻纳入史学研究范围
拾遗事，网旧闻，司马迁将之作为史学理论贯彻。这在《太史公自序》中作了明确的交代。一则曰“拾遗补艺”，《索隐》注：“补六艺之阙也。”再则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索隐》注：“旧闻有遗失放逸者，网罗而考论之也。”拾遗补缺，《左传》注《春秋》开其端，司马迁条释为理论，成为中国史学的传统。裴松之《三国志注》，发展成为一种史书体裁，可以说是司马迁拾遗补缺、网罗旧闻理论在实践中的发扬与光大。
拾遗补缺，贯彻在其创作过程中，使《史记》内容更加全面。如孔子高足七十子，《仲尼弟子列传》实载七十七人。《史记正义》：“公伯寮、秦冉、鄡单，《家语》不载。”说明也补了《孔子家语》之缺。《日者列传》说：“古者卜人所以不载者，多不见于篇。及至司马季主，余志而著之。”古代日者社会地位低贱，史书不载，司马迁特补前人之失而作《日者列传》。列传中有许多人物附传，亦是补无传之缺，如《卫将军骠骑列传》补公孙贺、李息等十六人无传之缺。《史记》十表，特别是汉代诸表，不仅补纪、传人物之缺，也补行政大政之缺。如《将相表》记高祖六年“立大市”，“更命咸阳曰长安”，以及太尉之废置，都是本纪中没有记载的。
以上条列了司马迁创立百科全书式通史的五个主要方面，均属历史学的范畴，所以《史记》最本质的定位，是一部历史学著作。由于以人为中心，司马迁写人，创造了传记文学。《史记》既是史学，又是文学，所以一般称《史记》是一部文史名著。
（三）《史记》为人伦立则，是一部道德伦理教科书
司马迁定位《史记》为《春秋》，并说：“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换句话说，《史记》是一部人伦道德教科书，是全社会君臣父子人人必读的书，它“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太史公自序》），意思是读了《史记》，能够提高你的道德修养，懂得判别嫌疑，辨明是非，决断疑惑，赞美善良，贬抑丑恶，颂扬贤人，谴责坏人，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人人如此，全社会就和谐了。果真如此吗？让我们看看司马迁是怎样为全社会人伦立准则的，下面从道德理念与传畸人于千秋树立榜样两个方面来谈。
1.司马迁进步的道德理念
所谓道德就是人生立世适宜的言与行，以及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儒家主张“道德至上”，它比生命还重要，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说“舍生取义”就是其核心。司马迁认为道德的意义应当存在于生命意义之中，强调道德与生命是一体的，无生命的道德与无道德的生命都是无意义的。《礼书》云：
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
礼是道德的规范形式，是人制定的，但它的基础是人的生命需求和物质条件的平衡。道德的意义和作用就是反映这种平衡和维持这种平衡。人的生命需求是一个无限的衡量，而物质条件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变量，所以，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礼”也是不断发展的，由此夏商周三代之礼才有不断的“损益”。孔子对此是有所认识的，后来的儒家，包括孟子，对此认识不足。例如义与利，儒家把两者对立起来，君子言义不言利。司马迁认为义与利是统一的。“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有”就是衣食住行。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要生存就要有物质需求，需求就是欲望，欲是生命的需要，所以是天生的，叫“人生而有欲”。但“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为了避免争和乱，人的欲就要有一个限度，规定这个限度的就叫礼。它是人的生存、延续、发展的一种需求，所以说“礼由人起”。
司马迁把“礼”——人的道德规范放到社会实际生活中、实际的人际关系中、人的生命过程中来考察，提出了许多先进的思想，不与圣人同是非。最大的区别就是对生命所呈现出来的“欲望”的态度。圣人视人欲为洪水猛兽，讲道德重义轻利，成为空洞的大道理。司马迁承认人欲，重视人欲，认为人欲是人性、人情的本能，是创造的动力。道德和人欲是统一的，讲道德义与利并重，社会不同地位的人对义与利的取舍应当不同。大体说来，在上位的人，尤其是最高统治者要重义轻利，对老百姓轻徭薄赋；在下位的人，尤其是黎民百姓，要重利轻义，有为创造，物质才能丰富，社会才能发展。上位下位的人，各司其能，各尽其责，社会就和谐了。司马迁有一句至理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汉书·报任安书》）重视生命，不是不要奉献，不讲牺牲，而是看用在什么地方。战国时赵国蔺相如出使秦国，为了捍卫赵国的国家利益，敢与暴秦作斗争，表现出的大智大勇，置生死于度外，就值得点赞。《史记》为人伦立准则，表现在司马迁的笔端，就是他褒贬和评价历史人物的尺度，接地气，反映大众心声，与社会时势习俗相符。在下一节，还要做具体评说。
2.展现人生百态，传畸人于千秋
《太史公自序》曰：“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司马迁倡导人生要积极有为，立德、立功、立言，让生命闪光，留名后世。《史记》不只是记载明君忠臣死义之士，而且第一次记载了全社会全方位的历史，社会各阶层各色人物，百工技艺、黎民大众都载入《史记》，展现人生百态，给予各色人物以历史地位。反过来，《史记》流传后世，全社会的人都可以在《史记》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司马迁惩恶劝善的褒贬中吸取借鉴。这样，《史记》就成为全社会的人人必读的人伦道德教科书，君臣父子各安其位。
《史记》中的主流人物，当然是“扶义俶傥”的英雄豪杰、明君贤臣，即帝王将相是主体，他们大都有专传、合传，彰显个性。而百工技艺、黎民大众，却是社会人群的主体，他们中的杰出人物，其特立卓行，也应当进入“扶义俶傥”的“畸人”榜中，司马迁创立类传，以及在专传、合传的附传中加以记载，表现了卓越的史识。“畸人”即“奇人”，他们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鲁迅称为“畸人”，说《史记》“传畸人于千秋”。畸，有侧重和特出的意思，畸人者，奇人也，是人中的稀有人才。
限于篇幅，本题不具体展开《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的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英杰奇人，在十三堂的专题中分类评说，述货殖、说雪耻、写妇女几个专题中，还涉及百工技艺、黎民大众中的奇人，兹不一赘。
四、资治之宝典
《史记》为后王立法，是一部治国宝典，下分四个细目来谈。
（一）国家建构要与时俱进，不断更化革新
《史记》的形制五体结构象征礼制国家的等级序列。如果把国家建制比成一个宝塔结构，以帝王为中心的十二本纪，用编年笔法记载国家大事，为全书纲要，是塔尖；八书阐释国家大政，三十世载侯王，如同二十八宿环卫北辰，是塔身；七十列传载述臣僚及黎民大众，是塔基；十表贯通三千年，划分历史断限，如同人体经络。《史记》从形制到内容鲜明地展现出是一部治国宝典。
《史记》开篇《五帝本纪》阐释国家草创，司马迁展示的是历史不断进化和完善的历程，表现司马迁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观。试分析如下。
黄帝之世，部落互相攻战，生产落后。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统一了天下。他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按时播种百谷草木。风后等人，只是黄帝的助手，黄帝本人“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世本》记载黄帝命大挠造甲子，容成造历。《五帝本纪》说黄帝“迎日推策”，亲自观太阳视运动以推算时令。这时制度草创，国家建构还不能成体系。颛顼、帝喾相继，大体仿黄帝之治。
当尧之世，历法、生产、治政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尧用羲氏、和氏为历官，有了专门的治历机构。尧还在东方的郁夷、南方的南交、西方的昧谷、北方的幽都设立了四个观日台，即四个天文站，精确地推算出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节令，指导生产。年历为三百六十六日，还设有置闰月调整历法。尧还兴修了水利。在治政方面有四岳佐政。但国家建构还很不完善。当舜之时，礼义制度都建立起来。舜举了二十二个贤人治理国家。伯禹为司空，平水土；契为司徒，敬敷五教；皋陶为士，掌理刑狱；垂为共工，主百工；益为虞官，治山泽；伯夷为秩宗，掌礼仪；夔为典乐，和人神；龙为纳言，宣诰命。各部主事有正有佐，“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远近众功咸兴”，各种事业都兴办起来。司马迁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这句话就是《五帝本纪》的主题。历史经历了从黄帝到虞舜的不断发展，国家建制才初具规模。
《五帝本纪》的思想脉络对于读《史记》全书是一个示例。本篇仅三千余字，具体生动地描绘了五帝相承的发展变化，鲜明地表达了司马迁进化论的历史观。《太史公自序》云：“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推”是追述的意思，含有理性推度的意义。“录”是记载、实录。“略推三代，录秦汉”，即是详今略古、详变略渐的原则。《五帝本纪》也是详近略远，是全书写作原则的一个缩影。司马迁的这一写作原则是符合历史发展进程的。正因为历史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所以才要详今略古，取法后王。司马迁法后王的思想是十分彻底的，具体内容就是法秦汉。《六国年表序》和《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都有明确论述。“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司马迁述史为鉴，并非循古。所以战国的权变可以借鉴，汉代百年治政的经验更值得借鉴。
国家稳固，要长治久安，执政的帝王要与时俱进，如同五帝相承，要不断更化革新，赢得民心，赢得天命。如若因循守旧，甚至倒行逆施，就要失去天命，发生改朝换代的“革命”。司马迁所称的“革命”，是指变革天命，不同于今天的革命观念，但其结果是一样的，即改朝换代，社会发生大动乱。“革命”这一词源出自《逸周书·克殷解》，《周本纪》作了摘引。司马迁说：“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革命就是推翻失去天命的暴君，拥戴获得天命的仁德君主登基。汤伐桀、武王伐纣、陈涉首难，司马迁都称之为“革命”。《太史公自序》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
避免“革命”的发生，施政者要自觉地革故鼎新，自上而下推行更化变革，自强不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就是要用不断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人类社会的历史。司马迁认为“变”是历史进步的永恒法则，“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国家施政要不断地变革调整，所以，《史记》写了许多变革事例，供后世人君采择。
战国时代，七雄争战，拼的是实力，富国强兵是当务之急。七国都先后实施改革，强国强兵，兵法两家占了主导地位。魏文侯在魏国率先实施改革，主政大臣李悝是法家，嗣后魏武侯时有兵法家吴起。吴起后来又到楚国实施改革。魏文侯兼用儒家，师事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皆儒者。继之者，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主政大臣肥义，有儒者风度。最成功的是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秦国迅速崛起。申不害主持韩国改革。商鞅、申不害两人均是法家。乐毅在燕，兵家。邹衍在齐，阴阳家。田单复齐，田单亦兵家。先秦诸子百家都致力于改革，所以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
改革是剧烈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实质是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也是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当统治者还能掌握局面，新旧两种势力达成妥协，改革成功。新旧两种势力不能妥协，水火不容，或旧势力过于顽固，或新势力过于急进，必将导致旧政权不是分崩离析，就是一场革命爆发，都是社会的大动乱。战国时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和秦国商鞅变法，是两种改革成功的范例。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移风易俗，赵国近于称霸，耗时二十年。商鞅变法，革除了秦国旧制度，使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超级强国，十年大见功效，但改革者商鞅却落得家破人亡。这说明，一场社会改革步履多么艰难，阻力之大，付出的代价之高。改革成功，十分不易，只有非常之人才能行非常之事。改革家是引领时代的英雄。
比较赵武灵王和商鞅两人的改革，是两种不同的模式。赵武灵王渐进，商鞅急进。司马迁用大篇幅记叙两场改革双方的辩论，赵武灵王与公子成、赵文、赵造、赵俊等人的辩论和商鞅与甘龙、杜挚等人的辩论，仿佛是同一场辩论，两个版本，场景、用语，似曾相识，十分雷同。司马迁刻意用此提示人们，改革方式不同，付出的代价成本不一样，历史后果也不一样。赵武灵王改革具有人性化，带儒家色彩，时间要长，是渐进式改革，可以做到不流血；商鞅用兵法手段改革，是急近的改革，如同暴风骤雨，板起面孔不近人情。因为法家主张人性恶，迷信暴力推行，把百姓当作愚民。法家的取信，是以诈欺人，以势压人，压制舆论，甚至烧诗书。改革成功快，见效大，但负面影响也大。秦国政治自商鞅变法起，严厉再严厉，以至于秦国统一，二世而亡，留给人们深刻反思。渐进，就是由浅入深，条件成熟，再进入深水区。赵武灵王的渐进改革，长期蓄势，细致工作，以理服人，最终让反对者也支持改革，虽然时间长，见效慢，但付出的成本低，没有负面影响。毫无疑义，赵武灵王创立了渐进改革的成功模式，效果最好。
（二）司马迁笔下的明君
雕塑明君的正面形象，给社会以正能量，这是《史记》为后王立法的主旨。
1.帝王无私，要天下为公
《五帝本纪》写尧舜禹禅让，揭示上古帝王无私的伟大精神。尧年老，他的儿子丹朱不成才，尧要找一个人接班，众臣推荐了舜。舜继承帝位，天下的人得利，而丹朱一人不得利；丹朱继承帝位，丹朱一人得利，天下的人都要受害。两相权衡，尧说：“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即“不能让全天下的人受害而使一人得利”。这个人即使是自己的儿子也不行。《礼记·礼运》提倡的“天下为公”，尧舜禅让，给予了实践。
2.帝王成事，要任贤使能
贤才决定事业成败。《匈奴列传·赞》说：“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高祖本纪》载刘邦以弱胜强，他自己总结楚亡汉兴的原因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治平天下需要众多的贤才。《刘敬叔孙通列传·赞》引谚语说：“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周文王、武王之有天下，因为有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之徒佐文王，有周公、召公、毕公、尚父之伦辅武王。秦并天下，楚灭汉兴，都是因为有一大批贤相良将在建功。贤才如此重要，大道理人人都懂，凝聚人才的办法也很多，如重金招聘，伯乐推荐，毛遂自荐，积资升迁，等等，但都不是要害。帝王任贤，最核心之点是要有容人之量，也就是帝王气度。刘邦以一介布衣登天子之堂，成功的秘诀就是他有帝王气度，能够役使高于自己的命世大才，所以他取得了成功。刘邦的过人之处，就是他能识人、用人。刘邦有一句口头禅，叫“为之奈何”，这件事怎么办？降下身份，不耻下问，承认山外有山，这就是刘邦识人的秘诀。识人就要用人。刘邦拜将，任用从敌人营垒中逃过来的韩信。任人不疑，让韩信独当一面，人尽其才，施知遇之恩，必得死力回报。再是帝王知错能改，更能服贤者之心。三国时袁曹官渡之战，袁绍失败，杀了曾提出正确意见的田丰，袁氏的灭亡，不可救药。刘邦平城受困，杀了阿谀奉承说匈奴可击的佞人，赦免忠诚直言反对贸然攻击匈奴的娄敬，封为列侯，赐姓刘，于是娄敬成了与帝王同姓的刘敬。袁绍与刘邦，两相对照，刘邦用人的帝王器度，袁绍不可同日而语。
3.帝王善断，有驭人之术
帝王办事果决，乾纲独断，这是驾驭能人的基本素质。驭人之术，分寸把握得好，以德服人，就是明主、雄主；把握不好，只能以力服人，以诈欺人，就是奸雄。曹操有奸雄之称，刘邦有贤能之名。刘邦的驭人之术，我们举两例以观其能。一是收降黥布，二是驾驭韩信，刘邦采用了不同的策略。黥布一介武夫，能征惯战，做到了项羽的九江王。刘邦派说客挖项羽的墙脚，说降了黥布。当黥布来投，刘邦接见时先杀其气，故意冷落黥布在客馆，派人对黥布说：“汉王今夜有事不见，九江王一定要见，只能到汉王卧室里去见。”黥布到了汉王卧室，见刘邦在洗脚，左右各一个美人双双伺候刘邦。刘邦抱住两个美人亲亲耍耍，这对客人是多么不礼貌。如此场面，让黥布十分难堪，恨不得有一条地缝钻进去。黥布告辞刘邦出来想自杀。等到黥布到达他安歇的地方，一看卧室的布置与汉王刘邦一模一样，也有两个美人在等候，是王者的规格。这一下黥布又高兴起来。黥布心想，汉王是真心待我，给我王者的礼遇，只是做事有点流氓习气，是不见外我，不计较小节，我黥布要死心塌地跟着汉王。
韩信足智多谋，有盖世奇才，投刘邦时还是一个无名之辈。刘邦是看萧何的面子拜韩信为大将。韩信拜将后一席对话让刘邦心服。刘邦放手让韩信独当一面，开辟北方战场，派了三个人监视韩信。一个监军张耳，一个步兵头领曹参，一个骑兵头领灌婴，三人分了韩信之权。当韩信灭齐要称假王之时，刘邦受此要挟大骂韩信说：“老子受困，你小子按兵不动，还想称王。”随即改口骂道：“大丈夫在世要堂堂正正地做真王，你小子怎么要假王。”刘邦派出高规格使者张良到齐国去立韩信为齐王，但却没有正式的委任状和划界地图。韩信自然也不满意，消极怠工，按兵不动。这事拖了一年，刘邦才正式下委任状和封疆地图给韩信，韩信这才发兵会围项王于垓下。项王被灭，刘邦立即改封韩信为楚王，美其名曰“衣锦还乡”。其实是夺韩信之军，让他赤手空拳回家乡去做楚王。后来韩信被擒，心有不甘，对刘邦说：“陛下带兵不过十万，臣带兵多多益善。”刘邦笑着说：“多多益善，何为为我擒。”韩信无奈地说：“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善将将的驭人之术，当然不是天生，是政治成熟的最高境界，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在后天的实践中修成正果。
4.帝王兼听，要察纳雅言
圣明君主亲信贤人，远离奸佞，能够倾听不同意见择善而从。如果择非而从，那就不叫纳谏，不是圣明之君；喜欢阿谀奉承，那就是昏暴之君。司马迁批评殷纣王拒谏，“智足以拒谏”，纣王的小聪明只用在拒谏上，甚至剖心杀了忠臣比干，最后的结果是破家亡国。司马迁称许汉文帝为仁君，他真诚纳谏，有两个举措为后世君主树立了榜样：一是下诏求言，创立了举贤良制度；二是明确宣布言者无罪，言事者无论对与错都不承担责任。汉文帝认为，纳谏的后果由君主承担责任，“国之大患”是“择者不明”。汉文帝开明的流风余韵，一直影响到昭宣中兴。
5.帝王勤政，要关爱民生
凡雄略之主，都有勤政的精神。秦始皇办公，课以日程，批阅公文，每天定量批阅简牍一百二十斤，批不完不休息。司马迁批评秦始皇“贪于权势如此”。司马迁所讲的勤政，指勤于关心民生，而不是具体的政务。恰恰相反，帝王不要去干预臣工的政务。明君之明，是明于国家大体，把握方向，创建制度，要了解民情，要像黄帝、尧舜那样，一年四季巡视百姓，“未尝宁居”，没有睡过一天安身觉。舜死于苍梧之野，大禹崩于会稽山上，他们死在关爱民生的工作岗位上。如此勤政的帝王，似乎只能是一个理想。
6.帝王节俭，要珍惜民财
汉文帝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但他十分珍惜民财，非常节俭。他所宠幸的慎夫人，只穿短裙，帷帐不准绣花。汉文帝要修一个观景台，一说是观天文的高台，需要一百金，相当于十户中产人家一年的收入，汉文帝停建。汉文帝临终下诏，臣下守灵，只在早晚各哭十五声，臣民要节哀。十五天解除丧期，全天下的吏民，只需三天，按礼要守三年之丧。下葬器具不用金银，只用瓦器。汉文帝心中装有一个“民”字，司马迁许之为“仁”。文景时代，人民安居乐业，六七十岁的老翁，整天与小儿嬉戏，都返老还童了。
（三）司马迁笔下的贤臣
1.居官理民，要为民办事
西汉萧何“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司马迁称许说“何之勋烂焉”。万石君一门贵盛，碌碌无为，一生谨慎，只仰承天子鼻息，但能“为百姓言”。是否与民办事，是贤臣的最高标准，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先进思想。遍查二十四史，只有《史记》写有“为百姓言”几个字。
2.司法公正，天下无冤民
在古代，断狱判案是国家施政的重中之重。刑措不用，是太平盛世的标牌。古代行政干预司法，尤其是君主干预司法，往往使国家陷于深重灾难。张释之，字季，南阳堵阳（在今河南方城东）人，西汉著名贤臣，汉文帝时廷尉，执法公正，认为法律是天下人的法律，不是皇帝个人的意志。张释之劝谏汉文帝带头按法律办事，为天下人的表率。史称，张释之为廷尉，司法公正判案，天下无冤民。
3.为官要清廉，不与民争利
公仪休是春秋时鲁国国相，他为官清廉、公私分明、一尘不染的高风亮节，给为官的人树立了一面高悬的明镜。公仪休喜欢吃鱼，有人投其所好，专程送来了几条鱼，公仪休坚辞不受。他对送鱼的人说：“正因为我喜欢吃鱼，一份微薄的俸禄还吃得起鱼。如果我收了你的鱼，丢了俸禄，那时谁来送鱼呢？”一席话说得送鱼人哑然失笑，公仪休的话既拒腐，又委婉，一针见血揭穿了送鱼人请托的目的。公仪休的夫人勤劳贤淑，亲自种菜织布，公仪休劝说不听，休了夫人，说她争夺了士农工商的口食。公仪休防微杜渐，制止当官的亲属与民争利，这种精神无比崇高，但休妻之举，未免过分和迂腐。
4.救民水火，甘冒斧钺
汉武帝时，河内郡发生火灾，烧了一千多家。汉武帝派汲黯去巡察。汲黯路过河南，那里发生了大旱灾，接着是水灾，颗粒不收，地方对此瞒报。汲黯见此，自作主张打开粮仓救灾，这是要冒杀头危险的。汲黯的行为，急民之所急，不顾个人安危，汉武帝赦免了他的罪过，还称赞汲黯是“社稷之臣”。
5.当官要自律，职位是责任
春秋晋文公时，晋国最高司法长官李离，办案五年没有出过差错。公元前632年，李离的部属错判了一件死刑案，李离自责，向晋文公请求判他死刑。李离说：“我是最高司法长官，俸禄最高，职位高，俸禄多就要担负最高责任。臣不能平时享受高位高禄，有了过错推给下属。”李离不接受晋文公的赦免，自杀而死，承担责任。
6.治理积弊，要有智慧，启迪民智
作为一个手握权力的长官，如何处理尖锐复杂的矛盾，以及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是用暴力推行善政，还是用智慧让恶人现身说法，教育人民群众觉醒，两种办法，两种效果。褚少孙所补战国时西门豹治邺，提供了一个以人为本，运用智慧办事的典型。西门豹也用暴力，一是有限度，二是只用于惩办首恶。
邺城是魏国的领地，在今天河北临漳县一带，经常闹水灾。那里的官绅与巫婆结成一伙坑害民众。他们每年要为河伯，即河神娶媳妇。家家都要出钱，搜刮上百万，官绅与巫婆把大部分钱财瓜分，只用少量的钱娶妇。民间长得漂亮的小姑娘及其家庭遭受侵害。有钱的出钱免灾，无钱的就要倒霉，有的带着女儿逃匿流浪，但每年总有一个家庭，一个女孩遭殃。西门豹到任，了解情况后，决心革除陋俗，动员民众修水利。但在强大黑暗社会势力笼罩下尚未觉醒的民众中，强力推行很难奏效。西门豹不动声色，他也声称要参加为河伯娶妇的典礼，并以县令之尊做主持人。西门豹以虔敬的心情顺民之俗。当娶妇典礼正式开始时，西门豹声称要揭掉女子盖头，察看是否漂亮。然后要巫婆去向河伯报信，问河伯是否满意，说时迟，那时快，没等西门豹话音落地，上来两个吏卒，不容分说把巫婆投入河中随水漂去。西门豹装出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站立等待，纹丝不动，等待回音。成千上万的群众鸦雀无声。过了一阵，西门豹说，巫婆为何久久不回，再派她的弟子去催促她，于是投一女弟子到河中。过了一阵，又投河一个弟子，一连投了三个弟子。她们都没有回来。西门豹说：巫婆和她的弟子都是女子，不会办事，现在要男子去向河伯汇报，于是把地方官三老投到河中。地方豪绅和县里官吏个个惊恐。这时西门豹又发话了，说：“三老官职小，也回不来，现在请地方豪绅长老、县衙高官去见河伯吧。”西门豹想把这群恶棍一个一个都投入河中。这些人连忙一个个叩头，真是叩头如捣蒜，自己出来拆穿西洋镜，揭穿骗局，退出赃款，西门豹饶他们不死，全体百姓也受了教育。西门豹趁热打铁，组织全县百姓挖沟修渠，共修通了十二条渠，彻底免除了水害。西门豹的智慧和工作方法，不是很值得借鉴吗？
西门豹治邺，是西汉褚少孙所补，符合司马迁的思想，与商鞅变法用暴力和诡诈之术相较，形成鲜明对比。司马迁自己所写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也与商鞅变法形成鲜明对比。那些治申商刑名之学的能臣，高高在上，视人民群众为愚民，只可共享其成，不可与之虑始，往往主观蛮干，与民对立。司马迁称商鞅“天资刻薄”，不赞成对人民施暴力。由此可见，贤臣不仅能办事，更要有一颗赤子之心，与民共休戚。
（四）司马迁开明的政治理想
在古代皇帝制度下，“朕即国家”，尚无民主、自由的观念。人民期盼的，史家颂扬的，希望君明臣贤，国家实施开明政治。何谓开明？那就是执政的国君要明，臣子要贤。君“明”的标志是“纳谏”与“兼听”，倾听臣民意见；臣“贤”的标志是“清廉尽职”，为民办事。君与臣，都不能以意为法，施政要顺民之俗，心里装有老百姓。司马迁在高祖、吕太后、孝文帝诸本纪赞，以及律书序，萧、曹世家赞等篇都鲜明地表达了主张顺民之俗，颂扬无为政治的思想。汉高祖刘邦，起自匹夫而得“天统”，是因为他顺民之俗，“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吕太后无为，“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文帝“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司马迁称之为“德至圣”的“仁”君。治国的最高原则是“顺民之俗”，又称“顺流与之更始”（《萧相国世家》），要办老百姓希望办的事。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这是共产党人的心胸和追求。我们不能苛求两千多年前的汉文帝有这样的思想境界，但他“顺民之俗”的作为应当肯定。司马迁以帝王亲民为仁德的最高准则，这一先进思想也是值得肯定的。
怎样才能做到“顺流与之更始”，办老百姓希望办的事？西汉初的无为政治就是顺民之俗。当时民无盖藏，急需休养生息，国家施政以休养生息为要务，无为就是顺民之俗。因为无为不是不做事，而是量力而行。具体说，有两条最基本的国策：第一，君臣无为，不举措暴众，不搞政治折腾，不滥用民力。该办的事，能办则办，不能办等到条件成熟再办。第二，民众则是有为，士农工商全面发展。“无为”是道家的语言，老子主张“绝圣弃智”，灭去人欲。恰恰相反，司马迁主张一个人要积极用世，提倡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精神，人生的追求是“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司马迁不认为人欲是洪水猛兽，而是发展生产力的动力，鼓励人人发财致富。国家施政，不是阻遏人欲，而是“善者因之”，即最好的办法是因势利导，让人民富裕，构建和谐社会。国家怎样施政才能达到这一境界呢？那就是君明、臣贤。明君的榜样是汉文帝，带头执法不干预臣职。贤臣的榜样是张释之和冯唐。张释之依法审案，冯唐直言切谏。《孝文本纪》与《张释之冯唐列传》，两篇合起来读，鲜明地展现行政、司法、监察三者平衡互补，显然，这就是司马迁构建的一幅开明施政蓝图。
其一，贤者在位。司马迁讲的“贤者在位”，有三个突破：第一，“贤者在位”，不是单纯的用贤，而是包括君主在位，也要贤者，明君、贤臣，缺一不可；第二，治平天下，需要众多贤才，“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第三，智不可专，民间有贤才。
其二，言路畅通。司马迁讲的“言路畅通”，也不是单纯的“纳谏”与“兼听”，而是提出“言者无罪”，帝王要像汉文帝那样下诏求言，听取民众心声。司马迁不只是思想境界的突破，他进一步提出怎样才能保证“贤者在位”与“言路畅通”的方法。贤者在位，要集体推荐，试用考察，民心拥护，然后授以实政。尧禅位舜的过程就是这样，时间长达二十八年。君臣在位，都要遵守制度约束；司法要独立，要公正；监察要进言，要敢言，这些先进思想，至今仍有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