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堂 《史记》——人人必读的国学根柢书1
从现在开始，笔者与读者共同分享一个话题——评说司马迁其人及《史记》其书。本书分十三个专题来评说，总题“十三堂史记通识课”。第一堂，先评说《史记》这本书的价值。
问：《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答：人人必读的国学根柢书。前文“引言”，已做了粗陈大意的阐释，这一堂课展开具体的评说。
众所周知,《史记》是一部文史名著,它既是史学,又是文学,帝王称本纪,人臣称列传,以人物为纲,以时间为纬,记叙历史事件,合称纪传体。《史记》内容极丰富,它是一部融史学、文学、哲学于一体的旷世大典。依据《史记》的历史价值与功效、创作宗旨、记载内容等角度,可以说《史记》是一部人人必读的国学根柢书、人伦道德教科书、继往开来的百科全书。我们用四句话来概括《史记》的价值：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国学之根柢，资治之宝典。分说于次。
一、史家之绝唱
“史家之绝唱”是一句诗意的赞颂，换作叙述语言，就是司马迁对中国史学的贡献，达到了无人企及的境界。《苏联大百科全书》称司马迁为“中国史学之父”。《史记》的问世，对中国史学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对中国史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司马迁对中国史学的贡献和影响,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奠定了中国史学的独立地位
中国史学的产生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殷商时代就有史官，但这些史官只是记载商王的言行，并负责占卜工作，类似宗教职员。周代继承这一传统，到春秋、战国时代，史籍产生，有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的说法。即《尚书》是“左史记言”的典范著作，《春秋》是“右史记事”的典范著作。列国史官形成的著作有晋之《乘》、郑之《志》、楚之《梼杌》、鲁之《春秋》等，均属记言、记事的性质，很少有历史过程的记述与研究。《逸周书》《左传》《国语》《周礼》《仪礼》《世本》《竹书纪年》《战国策》等，也属史籍，其特点多为资料汇编，或修订、解释历史文献。一般成于众手，作者多为史官或者士大夫。成书既非一时一人，因此无法保证严格的体例。因此，先秦史籍成为后世多种史体的源头，故唐代刘知几总结唐以前史体流派有六家：《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先秦史籍占了四家。有比较严格义例的是《春秋》家和《左传》家，代表的是编年体。中国古代史籍的三大体为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最早产生的是编年体。先秦史籍内容庞杂，文字疏简，记事粗略，史实中杂有神话、传说、寓言，又多有后人的增饰，真伪并存，而且先秦史籍没有系统、全面地记载人类的社会活动，只是反映了片段历史，没有独立成为史书，也没有独立的史家概念。殷商是中国史学的萌芽时期，春秋、战国、秦是中国史学的童年，史籍只是经部的附属。
《史记》的问世，改变了这一状况。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创作了上起黄帝、下迄汉武三千多年的通史，不仅把历史撰述从一个狭小的天地引向了广阔无垠的大千世界，而且以人为主体，建立了崭新的历史观认识体系，这是前无古人的。
《史记》与先秦史籍比较，是由量变发生了质变，《史记》是一部真正的历史著作，它结束了中国史学的童年而走向成熟。由于《史记》的影响和带动，司马迁之后，史籍蓬勃发展，两汉以后，史籍独立成部，蔚为大观。东晋李充著《四部书目》，史籍已在四部目录中部居第二。
（二）规范了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司马迁著《史记》，在史学研究对象上做出的最大贡献，是确立了人本位，即以人为中心。《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是人传；表是人谱；书是人事、人传。此后历代修史便都遵循人本位的“祖制”。
司马迁规范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提出了许多首创的范例。如果把司马迁的创新加以具体的罗列，至少可以列举以下十个主要的方面：
（1）首创纪传体，形象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序列；
（2）首创贯通古今的通史，建立了历史发展断限理论的年代学；
（3）首创“太史公曰”的史论形式，提出了系统的史学理论；
（4）首创经济史传，发展了古代朴素的唯物史观，意识到经济发展状况对社会历史起决定的作用；
（5）首创军事史传，系统地总结了古代的战争理论，叙述了战史内容；
（6）首创学术史传，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7）首创民族史传，提出了民族一统的思想；
（8）首创各色人物的类传，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
（9）首创语译古文，使艰深古奥的语言通俗化；
（10）首创历史文学，把历史人物的实录塑造成典型形象。
其他还可以罗列一些，如首创礼、乐、历、星等各种专题的文化史传，扩大了历史记叙的范围；首创《大宛列传》，载述外国史事等等。
（三）创立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司马迁怎样写历史，即司马迁编纂史学成书的基本方法，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其二，详变略渐。其三，熔铸改写。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这八个字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一个方法论。司马迁用这八个字来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整个历史长河是一个不断兴衰发展的连续系列。“原始察终”，就是追原其始，察究其终。一个历史事件，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把握历史大势，从历史的全过程来看它的原因、经过、发展和结果。“见盛观衰”，是把握与观察的一个方法，就是在兴旺的时候，要看到它转化的起点。这一方法的理论基础，就是承认历史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变，是历史的永恒主题。所以司马迁写历史，最高原则与目的就是“通古今之变”。
“详变略渐”，是把握古今的一个原则，又是“详今略古”的一个特例。司马迁对古今关系，基本原则是详今略古，在详今略古的前提下，又“详变略渐”，即详变革之世而略升平之世。《史记》述史三千年，共一百三十篇，百年汉史篇幅过半，有六十二个专篇，兼及其他十三篇，共七十五篇。而五帝三代近两千年，只有五帝、夏、殷、周四篇本纪，三代、十二诸侯两篇年表，共六篇。详今略古还贯穿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为何详今略古？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愈古史料愈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二是“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即离今世愈近的历史愈有借鉴价值，这也是详今略古最主要的原因。推广这一原则，愈是变革的历史，愈有借鉴的价值，所以“详变略渐”，成为处理古今关系最重要的原则。
综观《史记》全书，特详四个段落的历史。一为西周建国史；二为战国之世的变革历史；三为秦汉之际的剧变历史；四为武帝建元、元封之间的变革历史。这四段变革历史加起来只有三百多年，只占三千年历史的十分之一，而叙述的内容，占全书五十二万字的百分之八十，即四十余万字。秦汉之际八年，建元、元封之间三十年，合计不到四十年，而叙述的篇目涉及四十四篇，占三分之一，篇幅字数亦约三分之一。
熔铸改写，司马迁称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即现代文学上称的再创作。尤其是写古代史，资料贫乏，司马迁不得不点滴搜求，零散积累。司马迁写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全篇只有三千多字，今可按核的资料来自十余种书，有《尚书》《五帝德》《帝系姓》《国语》《左传》《世本》《庄子》《孟子》《韩非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礼记》《淮南子》。材料不仅零散，而且风格不统一，各种资料有很大的时间跨度，语言不一，甚或事实抵牾。司马迁把杂乱无章的历史资料，熔铸改写成了可资阅读的历史学著作，其创造精神和方法为后世树立了楷模。
（四）树立了中国史学的进步历史观
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主体内容可概括为三方面：其一，大一统历史观。其二，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观。其三，朴素的唯物历史观。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只说两个例证，以见其进步性。第一，《史记》开篇《五帝本纪》塑造了人文始祖黄帝，说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史记》全书所写列国世家、周边民族、人物列传，追本溯源，都是黄帝子孙。中华民族自称龙的传人、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毫无疑义，应归功于司马迁的创造。中华民族共认一个祖先，最能唤起同血缘、同地域、同文化的民族亲情，中华民族都是龙的传人、黄帝子孙，这一民族大一统观念，数千年来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荣和进步而斗争。“黄帝子孙”至今仍是一个神圣的词语，具有无限的号召力。第二，司马迁述史虽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但有两个显著的进步观点，符合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后世史家不能望其项背。其一，司马迁认为任何一个成功的统治者都不能自以为是，而是必须广泛集中百官群臣的智慧。他说：“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匈奴列传》）其二，司马迁认为，民心向背，对一个国家的兴亡起决定作用。“民为邦本”，是儒家宣扬的观点；而司马迁的贡献，是生动地描绘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秦朝之亡，是由于陈涉发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子羽暴虐，汉行功德”，这是楚亡汉兴的根本原因。孝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孝文本纪》）。汉武帝专事残酷，郡县相聚而叛，“大郡至数千人”，阻山川，抗朝命，“无可奈何”（《酷吏列传》）。汉武帝晚年悔征伐之事，下轮台罪己之诏，封田千秋为富民侯，改弦更张，西汉才转危为安，出现了昭宣中兴。这是东汉班固在《汉书》中替司马迁续写的一章。《史记》中的许多进步观点也影响了班固。
二、无韵之离骚
此指《史记》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也就是司马迁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语言巨匠；其二，散文大家；其三，创立传记文学；其四，创立了实录史事的写人艺术。
（一）语言巨匠
语言与情节是文学创作的最基本元素。语言巨匠，就是文学大家。《史记》语言之优美，不仅独步当时，而且为后世人所不可企及。《史记》中，短句一个字，长句四五十字，当代汉语中的各种复杂句型，《史记》全有。《史记》语言生动、流畅，而又雄健峻洁，婉曲细微，形成独特的风格。《史记》创造了个性化的语言，如《秦始皇本纪》写始皇统一中国，群臣议上尊号，上奏说：“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始皇批示：“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这去“泰”著“皇”，一字一顿，凛凛然一派金口玉言，拍板定案不容置喙的至尊语气，极为传神。
（二）散文大家
汉代文章两司马，是指司马迁与司马相如，这是文史大家班固的评论。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语中评论说：“文章则司马迁、相如。”班固推崇《史记》散文之优美，与辞赋大家司马相如比肩，足见司马迁是一代散文大家。唐宋八大家掀起的古文运动，就是以司马迁为旗帜，把《史记》树为追慕学习的典范。韩愈论《史记》雄健，柳宗元论《史记》峻洁，韩柳并师法《史记》作文。《史记》文章为汉代散文典范，从此确立。明清人评点《史记》，对其文章艺术美的研究，挖掘更深，尤以清桐城派的评点，成绩最大。方苞用“义法”论《史记》，已经明确地触及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认识。方苞说的“义”就是“言有物”，即文章的内容；“法”就是“言有序”，即文章的表现形式。“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也就是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才是富有文学价值的好文章。桐城派另一大家刘大櫆，在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史记》散文的艺术美，指出《史记》文法有“大”“远”“疏”“变”四大特点。桐城派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林纾，对《史记》散文艺术美的研究卓有成绩。他撰写的《春觉斋论文》，对《史记》文章情韵之美，以及运用虚字和结尾艺术做了不少具体分析，发前人所未发。
（三）创立传记文学
刘勰《文心雕龙》标立“史传”专题，明确地把《史记》人物传记包括在文学范围之内。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评价《史记》的文学性，文章结构转折波澜，细节描写具有小说因素。最早把《史记》与小说相提并论的是明嘉靖年间人李开先。他在《词谑》一书中说：“《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李开先把《水浒传》的情节安排和文章技巧与《史记》的文章技巧联系起来。到明末清初，金圣叹径直把《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并称为“六才子书”。金圣叹在《水浒传》和《西厢记》的评点中多次赞扬司马迁的文笔。尤其是《史记》与小说的关系，金圣叹有深刻的认识。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这些评论指出：中国的写人艺术，就是从司马迁创立史传文学开始的。所以中国传统小说，人物塑造带史传特点，以故事情节取胜，其实就是师法司马迁。
（四）创立了实录史事的写人艺术
司马迁在《史记》中创造的实录历史人物典型化的艺术方法，即写人艺术是重要的文学遗产，影响中国历史深远。举其大要，略说以下五方面。
其一，选择人物，剪接材料。对于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如秦始皇、汉武帝、周公、孔子等历史伟人，这些人物本身就充满传奇，但如何选择他们一生中的事迹是一门学问，也是历史家的识见，这就是剪接材料。更主要的是选择哪些平凡人物，不只是剪接材料，而且要选择人物。刺客、游侠、医卜、日者等社会下层人物，司马迁选择典型的人物与事例，一一作传，脍炙人口，堪称奇绝。
其二，两两对照，烘托人物。两两对照，排比见义，形象鲜明。在篇目排列上，司马迁有意识地在时代顺序中进行穿插，连类相及。在本纪中，刘、项两纪对照；在世家中，赵、魏、韩、田四家对照，因三家分晋与田氏篡齐为同一类诸侯；在列传中，苏秦、张仪对照，战国四公子四传对照，以上是相邻篇传的对照。合传、类传人物更明显地在一传中构成强烈对照。如《管晏列传》，管仲与晏婴，一奢一俭相对照，又是知人与不知人相对比。《平津侯主父列传》，廉吏与贪吏之对比：公孙弘廉，善终；主父偃贪，族灭。《循吏》与《酷吏》两类对比，突出抚民与虐民两种治民态度，形象鲜明。以上各种类型的对照，构成了司马迁塑造历史人物独具的互相映衬的特色。
其三，运用互见法，塑造人物形象。互见法就是详此略彼，互文相足。对于人物塑造，就是“本传讳之，他传发之”。例如项羽，在本传中选用典型的正面材料塑造英雄形象，而他的负面材料，特别是残暴滥杀，就在《黥布列传》中揭出。又如《魏公子列传》，司马满怀深情地塑造了一个礼贤下士坚持正义的政治家形象，魏公子急人之难，形象高大，可以说是一个完人。但是，在《范雎列传》中却补述了魏公子畏秦不接纳魏齐的虚饰情态，受到了侯嬴的批评，而本传却只字不提。
其四，人物事迹情节故事化，引人入胜。《史记》重要人物的传记，大都按时间顺序，包举一生行事。开头写姓名、乡里、家世、生辰，结尾写其死，人物一生言行构成首尾完备的故事。《项羽本纪》写一个盖世英雄如暴风雨般兴亡的故事，《高祖本纪》写一个布衣登基的故事，《李将军列传》写一个怀才不遇难封侯的故事。而且人物一生言行的情节发展可以分解为一连串故事。例如《李将军列传》重点记述追杀匈奴射雕者、佯死脱险、斩霸陵尉、右北平射虎没镞、破左贤王之国、不对簿自刎等六个故事连接，展现他一生“数奇”、怀才不遇的大故事，是《史记》人物中最精彩的篇章，也是故事性最强的名篇。《刺客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每一个人物传记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管晏列传》，只是摘取人物的生活片段也是一个个精彩的故事。《魏公子列传》主要写信陵君虚左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游等故事，特别是他救赵抗秦的大事件，也化成了一个窃符救赵的故事。历史人物的事迹不能虚构，但通过选择、剪裁、提炼、集中、布局等各种手法进行故事化构思，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可以说，人物情节故事化是司马迁创作写历史人物典型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唐代传奇小说，中国明清小说，乃至蒲松龄的《聊斋》，所写人物均带史传色彩，中国人喜听故事，至今仍爱纪实小说，可以说就是受《史记》的影响。所以有人说，可以把《史记》当小说读。
其五，熔铸鲜明的爱憎情感以感染读者。中国传统史学家主张历史家写人物、事件，不能夹带个人的爱憎情感，保持客观公正。司马迁恰恰相反，他常常悲壮抒怀，感动读者两千年。司马迁把自己鲜明的情感熔铸在人物描写中，引起共鸣，从而增强了读者对人物的想象，引发深思。司马迁褒贬人物的爱憎情感之所以能够深深地打动读者，是因为他同情被压迫人民，反对暴力统治，颂扬正义，诅咒罪恶，与古代人民情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司马迁的少年时期生活在农村，又二十壮游，广泛地接触了下层社会，故而在《史记》中不仅写了帝王将相，也写了众多的小人物。刺客、游侠、俳优、工商、医卜等中下层人物，在统治阶级眼里是没有地位的市井小民，但在司马迁笔下，他们有着优秀的品德、卓越的见识和一技之长，受到了热情的歌颂和肯定。一些附传人物，如《平原君列传》中的毛遂、邯郸传舍子李同，《魏公子列传》中的看城门人侯生、市井卖肉的朱亥、博徒毛公、开酒店的薛公，这些人物具有傲视权贵的高尚情操，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尤其有助人于危难的牺牲精神。司马迁以饱满的笔墨刻画了他们的光彩形象。反之，对暴君污吏则尽情地鞭挞和揭露。《酷吏列传》刻画酷吏们枉法害众的残虐形象，面目可憎。司马迁对昏聩的赵王迁自毁长城，杀害抗秦名将李牧，愤怒地拍案而起，使用了骂人的语言说：“赵王迁，其母倡也。”原来赵王迁的妈就不是一个好人。总之，司马迁对美好事物，崇高人格，无比热爱，无比赞赏；对腐朽事物，邪恶人物无比愤怒，无比痛恨。正因为他爱得深，所以他恨得切。在他的笔端纸上、字里行间不期而然地翻滚激**着感情的波涛，带给读者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往往留下神来之笔，增强历史人物的文学性，这就是《史记》人物能感动人震撼人的根本原因。
司马迁的写人手法还有许多，如场面描写，制造氛围；遥情想象，补充细节；轶事传神，以小喻大；赋予深沉的人情味描写，感染读者；运用通俗化和个性化的语言，凸显人物形象等等，限于篇幅，不具体展开。
司马迁实录历史人物加以典型化有着崇高的目的，其用意是让历史通俗化，普及于大众，以史为鉴，“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使社会各色人物都能照照镜子。读史有共鸣，读史如读文学，所以把史学、文学两者高度统一起来。司马迁写人艺术的成功之处，不只在于他有厚重的文学素养，更重要的是他有进步的历史观，有崇高的理想，敢于创新。司马迁塑造历史人物的创新精神和取得的成就，达到了传记文学的高峰，对后世影响深远，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
三、国学之根柢
在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精品中，《史记》之树生命长青，它有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养育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具有无比的凝聚作用。这一特殊的历史价值与地位，使《史记》成为中国人的一部国学根柢书。具体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史记》是中国古代三千年民族文化之浓缩；继往开来的百科全书；《史记》为人伦立则，是一部人伦道德教科书。
（一）《史记》是中国古代三千年民族文化之浓缩
《史记》沉淀中国古代三千年文明历史，其文化之根深深扎入社会历史中，用今天通俗的话来说叫作“接地气”，这是《史记》成为国学根柢书最基本的要义。下面分四个层次来说。
1.《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
中国史籍，在《史记》之前已有《尚书》《春秋》《左传》《国语》《世本》《竹书纪年》《楚汉春秋》等史书，但所记载的历史史事范围狭窄，内容简单，历史被看成是统治者个人的活动，因而缺乏广泛的社会意义，且诸史均只记叙相应时代的史事，没有一部是贯通古今的历史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需要，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创作了上起黄帝、下迄汉武三千年的通史，这是前无古人的，而且以人为主体，展现人生百态，建立了崭新的历史观认知体系。
2.《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的大规模文献整理
《史记》取材广泛，“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融汇百家学说、各种知识于一编，这正是奠定了《史记》作为“百科全书”的基础。从文献整理的角度，将各种文化典籍整理编撰为一部历史著作，是文献运用的最高形式，也必然是发挥历史文献功能的最好手段，非通才大家不能为。司马迁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成为后代史家的典范，所以《史记》成为各科学习的根柢书。
3.司马迁第一次记叙周边各民族，主张华夏各民族是一家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但是儒家的正统思想却一再宣扬“夷夏之辨”，以中原华夏民族为冠带之国，贬称周边各民族为夷狄之邦，以区分种族贵贱。与司马迁同时代的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纲常伦理学说，也被推广到民族关系上来。董仲舒认为，诸侯不能与天子平等，大夷小夷不能与华夏族平等，甚至各民族之间小夷也不能与大夷平等，说什么“大小不逾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而司马迁却在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代，不仅在《史记》中为百家学说留一地位，而且首创各民族史传，计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五篇。司马迁将东西南北各民族均视为天子臣民，说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都是黄帝子孙，其实就是主张华夏各民族是一家。司马迁说匈奴是夏桀之后，句吴与中国之虞为兄弟，越王句践为禹之后，楚是颛顼之后，其苗裔为滇王。这些话头，把记述各民族的列传与各人物列传等列并编，表现了他的民族平等思想，表达了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走向统一这一主题。东越反秦佐汉，参与中原改朝换代的政治斗争，司马迁特别加以记载，表现了他承认周边各民族有同等“革命”和参与中原事务的权利。这一思想在当时是独步史坛的。
4.民族共同心理的历史哲学
中华民族认同大一统。中华民族历经夏商周到秦汉已基本形成，并突破中原的界限而实现了大一统局面。这一历史过程为古代思想家所捕捉，经过孔子、董仲舒，到司马迁首次作了完整的构建。司马迁所写的《史记》，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象征历史从统一到一统的发展，就是突出大一统的历史观。在司马迁笔下，从黄帝到秦皇、汉武的大一统，象征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象征着帝王德业的日益兴盛。中华民族不断壮大，各民族互相融合，远方殊俗日益统一，这就是司马迁大一统历史观的内容。《史记》开卷为《五帝本纪》，塑造了人文始祖黄帝统一部落、草创国家的生动形象，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三皇五帝的传说是华夏文化多元民族融合的反映。三皇五帝以伏羲、炎帝、黄帝为代表，最尊为黄帝，归功于司马迁的塑造。只要提起伏羲、炎帝、黄帝，就能唤起全体中华儿女的**，追念先祖，认同文化，产生民族自豪感和爱国心，奋而思进，不畏艰难险阻，贡献一份儿女情，做出个人的贡献。
“天无二日，人无二王”是大一统历史观的核心，这一传统文化观念，已然化成了中华文明的血液，流淌在黄帝子孙的血管里。“台独”分裂分子之所以不得人心，是因为他们背离了传统民族共同心理的文化观念，是黄帝的不肖子孙。海峡两岸人民共认一个中国，因为血浓于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