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堂 司马迁写财富增殖

这一堂课评说司马迁写财富增殖。《史记》原题叫《货殖列传》，编列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倒数第二篇，与随后的《太史公自序》，即《史记》全书之“后序”，均可称为殿卷之作，是一篇恢宏大传，梁启超列为《史记》十大名篇之一。货是财货的总称；殖，就是财货增殖，用现代话说，就是司马迁在两千年前写的“资本论”。在中国古代史上，司马迁第一个系统地考察了商品经济的特征，还考察了经济与政治、经济与道德民俗的关系，提出了一整套发展生产，扩大交换、富国富家的经济理论，鼓励经商，为商人立传，闪耀着朴素唯物史观的思想光辉，达到了划时代的最高水平。司马迁的新思想、新观点发表在重农抑商，尤其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强化对思想控制的时代，实在难能可贵，是值得认真梳理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一、首创经济史传，并重农工商虞

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经济史传，考察社会的经济活动，表达作者的经济思想，有两个篇目：《货殖列传》与《平准书》。《货殖列传》讲财富增殖，突出的是商业活动；《平准书》讲国家理财政策，汉武时代商业政策推行的是与民争利的垄断经营，限制商业活动，司马迁提出了批评。《史记》编目，《货殖列传》卷一二九，七十列传之一；《平准书》卷三○，八书之一。篇目悬远，是因体例不同，而内容上却是互文相补、不可分割的“表里之文”。《货殖列传》以文景时期繁荣的商品经济为背景，描述了汉初经济的上升运动，肯定商人的历史作用，鼓励发财致富；《平准书》概述了汉武帝时期经济的下降运动，讽刺当世的经济政策。两种背景，相反相成，形成鲜明对照，生动地描绘了汉初至武帝时代西汉经济的事势变化，在翔实的叙事之中表达了司马迁进步的经济史观。

司马迁首创经济史传，奠基于他卓越的史识。从战国以来，我国封建统治者就一直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重农抑商”政策得到全面的推行和发展。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算缗告缗，“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司马迁研究了商人的活动，认识到商业的兴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真是了不起。《货殖列传》开篇就讲经济发展之势，人俗变迁之理。他引用老子小国寡民的主张作为批判的靶子，指出自《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这一人俗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渐染形成的。小国寡民的无知无欲是生产不发达时代原始氏族社会的人俗；最大限度地追求欲望的满足是生产不断发展所积渐形成的文明社会的人俗。这种变化是不可阻挡的“势”，司马迁称之为“俗之渐民久矣”。谁要想把历史车轮拉向倒转，使人回到“小国寡民”的蒙昧中去，即使把人的耳目都涂塞起来，挨家挨户进行教化，无论说得多么动听，也是办不到的。司马迁这一形象的假设譬喻，深刻地表明了他用进化的观点看待社会的变化，这是符合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的。

接着，司马迁从经济人俗发展之“势”的观点出发，认识到社会出现农工商虞的分工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他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人们奉生送死的物质生活资料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柟、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大自然所提供的这些物质财富，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去从事所需的直接生产，因此必须分工协作，互相依存。“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司马迁还强调指出：“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人们要满足自己的衣食之需，国家要富强，就必须扩大农业、手工业生产，还要开发山泽，发展商业。司马迁引用《周书》的话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这里，司马迁不仅突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而且强调了四业并重，缺一不可。他把商业作为人民的衣食之源放到国民生产总体结构中考察其作用，并引证齐国的发展历史来说明农工商虞四业早就是古代社会经济的基本结构，国家的盛衰强弱决定于经济基础的厚薄。四业兴旺，国家富强；四业不齐，国家贫弱。司马迁对“重农抑商”这一传统的抑商政策作了彻底的否定。

战国时代的孟子曾经和农家许行辩论，肯定了社会分工的进步意义。孟子的辩论是为了引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结论（《孟子·滕文公上》），为统治阶级的剥削辩护。司马迁发展了孟子的理论，认识到农工商虞的分工是生产发展之“势”，是富国富家的基础。他在《平准书》的赞论中有这样两句话：“事势之流，相激使然。”这两句是点睛之笔，极为重要。它说明了司马迁述货殖、载平准、以事势变化的观点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作规律性的探索，这就是他高人一筹的卓越史识。司马迁站得高，看得远，敢于首创，从而做出了超越前人的伟大贡献。

二、欲望是动力，人人能致富

欲望是指人体感官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司马迁的前辈，先秦诸子发起的人性之争，都把欲望归之为人性，作出了各自的论述。道家主张绝圣弃智，即灭欲，老子说：“罪莫大于可欲。”（《老子》）法家主张用刑赏制欲。儒家主张用礼节欲。孔子教育学生的口头禅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倡导养心节欲，他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总之，诸子百家莫不承认人人有欲，但都主张遏制欲望，统治阶级要维护其剥削利益，视人的欲望为洪水猛兽。西汉统治阶级鉴于秦末农民战争的风暴，更是不遗余力地大造舆论，挞伐人欲。例如贾谊就说：“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汉书·贾谊传》）司马迁的老师董仲舒替统治阶级完成了一套防范人欲的理论，提出用三纲五常的道德礼教来陶冶人欲。他说：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汉书·董仲舒传》）

司马迁在统治阶级提倡礼义提防以遏制人欲的时代，不同凡俗地自成一格，奏出了透视人欲的异响。司马迁认为逐利求富是所有人的共性，并不是什么邪恶。他引用俗谚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用那支犀利的笔锋，饱蘸浓墨，淋漓酣畅地描绘了一幅社会的逐利图。“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的达官显贵，“守信死节，隐居岩穴”的清雅之士，都为的是“归于富厚”。至于“陷阵却敌”的军士，“攻剽椎埋”的少年，“走死如骛”的侠士，“不择老少”的歌伎，“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不避猛兽”的猎者，“博戏驰逐”的赌徒，“舞文弄法”的吏士，以及医农工商等百工之人，无不是为了追求财富而忙忙碌碌。在司马迁笔下，凡社会之人，不分贵贱，无论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还是匹夫编户之民，统统纳入了求利的轨道，彻底打破了儒家宣扬的纲常名分和君子小人的界限，追求财富就是人的共性。“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所以司马迁用“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这句话对人性作了总括。

如果司马迁到此为止，仅仅指出人性欲财，算不上是一种经济理论，也没有超出先秦诸子学说的水平。司马迁的杰出贡献，正在于他跨出了人性论之争的思辨哲学范畴，进入了生产领域作实地考察，不仅生动地描绘了一幅社会人群的逐利图，而且洞察到“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是自然之理，是合理的行为。司马迁的前辈思想家只看到人欲争利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人欲是动力这一更本质的东西。司马迁第一个提出人欲动力说。他说：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生产领域中农虞工商的社会分工，流通领域中的物价波动，都不是人为的政教期会设置的，而是在人欲的推动下自然形成，符合于“道”的规律而运动。恩格斯说：“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我们不能苛求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去发现人欲背后的阶级斗争，但他提出人欲动力说本身已经接近了真理的边缘，这是那个时代最卓越、最有价值的认识。司马迁比他的任何一个前辈思想家都站得高、看得远。

从人欲动力的观点出发，司马迁鼓励人人创造财富，并断言人人能致富。司马迁从商人致富的经验中总结治生之术，即发财的途径，有雄厚资本的“智者”“巧者”，以及只有体力的“拙者”，都能致富。他在《货殖列传》的结尾提出两类人的致富道路，特别是只有筋力的“拙者”怎样致富。司马迁说：

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 ……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一之所致。

这两段话的内容具有辩证的统一。“力”是“力作”，人人都具有，所以说勤俭力作是治生的正道。“智”是“计谋”，需要有资本。“时”是“机运”，需要大资本、大识力。力作不能致富，但只要“诚一”力作，必有积蓄；运用智巧，投入市场，这就完成了从“无财作力”到“少有斗智”的过渡。等到财力充裕，就要用“奇”，创造机运，这就是“既饶争时”。“力作”和“诚一”是治生的普遍原则，“斗智”与“争时”是创造渐进致富的条件。一个人只要“诚一”，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务实和专精，再用智巧求奇，就没有不富裕的。司马迁列举了一系列贱业的事例来证明。秦杨田农、田叔掘冢、桓发博戏、雍乐成行贾、雍伯贩脂、张氏卖浆、郅氏洒削、浊氏胃脯、张里马医等卑贱职业，都能致富千金，成了钟鸣鼎食之家。至此，司马迁的治生理论体系已经完成，可用八个字来概括，即人人有欲，人人致富。

三、“崇势利，羞贱贫”

“崇势利，羞贱贫”是东汉史学家班固对司马迁“素封论”思想的歪曲和贬称。他批评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并认为这是“谬于圣人”的“蔽论”之一，载于《汉书·司马迁传》赞语中。我们如果将《史记》《汉书》两书进行比较，就可立即发现班固的批评和他所纠的“蔽”，恰恰是司马迁思想中最进步的方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司马迁“素封论”的内容。

（一）人富而仁义附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引用《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话下断语说：“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他用生动的比喻来说明这种关系：“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司马迁深刻地认识到仁义道德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统治阶级的道德只不过是所占财富势利的附属物而已。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有钱有势，也就有仁义。他又引庄子的话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这是司马迁所作的愤激语，也一针见血地揭穿了统治阶级的虚伪道德，因为司马迁就是曾因“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而惨遭“腐刑”的人，对统治者的残暴和虚伪面目有切身的体会。司马迁甚至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孔子。他说，孔子的学生原宪连糟糠都吃不饱，只好默默无闻地在穷巷过日子；子贡经商发了大财，与列国诸侯分庭抗礼，孔子的名声是依靠子贡才显扬起来的。因此，那些“长贫贱”而“好语仁义”的“岩处奇士”们是欺人的伪君子，应该竖起指头来刮他的脸皮。这就是司马迁“羞贱贫”的内容。显然司马迁是在为广大的贫民鸣不平，他揭掉了罩在达官显贵和好语仁义的伪君子们脸上的仁义道德面纱，是对“已享其利者为有德”者的辛辣讽刺。班固却歪曲司马迁似乎在歌颂富人、鄙视穷人。《汉书》的《货殖传》赞扬颜渊“箪食瓢饮”的陋巷生活，引用孔子的话批评子贡货殖“不受命”。两相比较，班固与司马迁两人的识见高下，不可同日而语。过了一千多年，金代王若虚还愤愤不平地说：“迁之罪不容诛矣！”由此可见司马迁“羞贱贫”的确是击中了封建仁义道德的要害，引起了卫道的文人学士们的切齿痛恨。

（二）巨万者与王者同乐

秦汉法律贱商人，《平准书》有生动记载。汉高祖不准商人“衣丝乘车”，不准子孙“仕宦为吏”，还用重租税来“困辱”他们。但是商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汉书·食货志》）。这是晁错所描述的文景时期商人的情形。他对此发出了“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尊贵矣”的惊呼，认为是不合理的。司马迁对此却提出了崭新的看法。他认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货殖列传》）这里，司马迁从经济的观点揭露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实，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本质揭穿了。国君、王侯、官吏之所以那么神气，不就是因为他们通过权力压迫剥削了大量财富吗？王侯封君食租税，“岁率二百户”，千户之君年收入二十万。富商大贾只要有一百万资本，每年就可获得二十万的年利收入，与千户之君相等。秦汉时的巨富大贾不仅与王者同乐，甚至受到了皇帝的尊礼。例如乌氏倮畜牧致富，“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寡妇清开丹矿发财，“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司马迁发出了有力的质问：“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又如蜀卓氏、程郑，本来祖上是秦始皇统一六国时的东方迁虏，他们冶铁致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根据这生动的历史事实，司马迁作出结论：“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这真是一个大胆的崭新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战斗性作用在于不承认天生的贵贱等级之分，各行各业的人都可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发财致富，与王者同乐。司马迁的“素封论”与陈胜、吴广起义时发出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战斗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班固歪曲为“崇势利”，反映了正统史家的无识。《汉书》的《货殖传》全部删去“素封论”的议论，批评富商大贾“皆陷不轨奢僭之恶”，说他们的发财致富是“伤化败俗，大乱之道”。班固的这些激烈评论，恰好从反面衬托出了司马迁“素封论”的战斗意义。

综上两点，“人富而仁义附”，“巨万者与王者同乐”，这就是“素封论”的基本内容。司马迁提出“素封论”，并不是号召人民投向统治者的怀抱，崇向势利而鄙弃穷人。恰恰相反，司马迁用“素封论”揭示了富贵礼义的本质，讽刺那些荒**无耻而又“口不言利”的统治者，他们欺骗人民，只要人民讲“义”而不要人民讲“利”。司马迁用“素封论”鼓励人人发财致富，改变“侯之门，仁义存”这一不合理的现实，具有特殊的战斗作用，所以遭到封建正统史家和卫道士们的歪曲与攻击。但是司马迁坚信他的理论是正确的，因而在《货殖列传》的结尾用不容置辩的反诘语气作了总结。他说：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在统治阶级鄙弃“小人喻于利”的时代，司马迁发出了这种离经叛道的异响，的确是一个具有大勇精神的人。《货殖列传》最后的这一诘问，表现了司马迁坚持真理的精神绝不屈挠。

四、为商人立传，总结治生之术

从生产发展的历史来看，商人的出现是以农业、手工业的分工为前提的。虽然商人不从事直接生产，但他们沟通各地的物产交流，大大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太史公自序》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知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司马迁为古今三十个商人树碑立传，取名“货殖”，耐人寻味。《索隐》引《尚书》孔传云：“殖，生也，生资货财利。”本文前已述及，司马迁并重农工商虞，他是把商业作为人民的衣食之源放到国民生产总体结构中来考察其作用的。司马迁充分肯定了商人的活动对于富国富家的意义，为他们遭受贱视的政治地位鸣不平。他通过白圭之口，把商人与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相提并论，许以智、勇、仁、强的品德，作了高度的赞扬。白圭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一个人若没有智、勇、仁、强的品德是不能成为富商大贾的。司马迁把商人看作人类的精华，因为他们对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所以《货殖列传》不着眼于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而是把古今货殖之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叙述，总结他们的治生之术供“智者”吸取借鉴，用意在于提倡发展生产。

司马迁总结治生之术有两个方面。一是考察商品的流通，总结财货增殖的经验；二是考察自然地理经济和民俗，总结商业活动推动生产发展的作用。这两个方面都是司马迁的首创，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司马迁对商品流通的考察，获得了一系列符合价值规律的珍贵见解，主要之点有四。其一，知时。计然“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范蠡“与时逐”；白圭“乐观时变”。这都说的是掌握商业行情，调查市场需要，“逐时而居货”，利用供求规律，牟取大利。其二，知物。“积著之理，务完物”，“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这是说要研究商品学，提高商品的竞争能力。其三，无息币，即加速资金流转，使“财币其行如流水”。为此，必须研究物价涨落规律，懂得“贵上极则反贱，下极则反贵”，而敢于“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其四，择地择人。范蠡居陶，因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范蠡治产积居，“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刁间善用“桀黠奴”，使他们“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

司马迁对自然地理经济和民俗的考察，总结了商业活动生产发展的作用。司马迁分中国为四大经济区。长江以南谓之江南；长江以北分为山东、山西两区，中以华山为界；龙门、碣石一线以北为北方区。在每一个大区下面又分为若干小的经济区。山西区分为关中区、巴蜀区和陇西区。山东区分为三河区、燕赵区、齐鲁区、梁宋区。江南区分为东楚区、西楚区、南楚区、岭南区。北方区基本上是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区，比较单一。各区之下的经济中心是都市。恩格斯指出，商人的使命“现在已经不仅仅从一个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并且从一个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上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司马迁充分认识到历史赋予商人的这一使命，描写了全国各地的物产、交通、民俗和都市经济。司马迁认为各地的物产提供了人民衣食之源，但要把这些资源变成财富，必须发展生产以求流通。江南地势饶富，无饥饿之患，但生产落后，人民“无积聚而多贫”。齐鲁区，本来地瘠民贫，由于太公望鼓励人民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齐国竟成为“冠带衣履天下”的富庶之邦。三河区地狭民稠，习俗纤俭习事，从事经商，足迹遍天下。农、工、商、虞四业兴旺，关键靠商人来流通。但商业最终依赖于农业、手工业生产，所以司马迁又说：“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为下。”本富指农、林、畜、牧的生产。司马迁列举了一长串本富生产的项目，遍及全国各地的物产。末富指经营商业，周流天下。奸富指劫人作奸、掘冢铸币、舞文弄法、刻章伪书等。经营本富的人，“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不但声誉好，而且收入稳当，故为上。末富资金周转快，“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但经商要资本，又担风险，只有能者巧者才能经营，所以说次之。奸富危身取给，用生命冒险，所以说最下。论者多认为司马迁残存有重本抑末的思想，这是断章取义的失察。司马迁所说的上、次、下是总结治生之术供后人观择，这和统治者推行的重本抑末政策毫不相干。司马迁分区考察全国各地自然地理经济，着重物产、交通、民俗这些要素，也是总结的治生之术。富商大贾在全国范围内经商，必须掌握各地的物产、交通、民俗，才能知时逐利、用奇制胜。司马迁的总结正是给他们提供的“周流指南”。

五、结论

司马迁创立《货殖列传》和《平准书》是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开创了我国正史记载生产活动的先例，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史料，成为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司马迁以他天才的洞察力从人欲争利的行为中看到了人欲是生产的动力。他考察了生产领域中的社会分工，并重农、工、商、虞，认识到这是古代社会基本的经济结构。司马迁总结了治生之术，获得了许多符合价值规律的见解，肯定了商业活动在促进生产发展中所起的纽带作用，颂扬货殖，为商人立传。司马迁还提出了“素封论”的财富观，“崇势利而羞贱贫”，剥去了仁义道德的虚伪面纱，鼓励人人发财致富，并断言人人可以致富。这一切都是离经叛道的异端思想，也是司马迁超越前辈思想家的卓越贡献。

两千年前的司马迁不可能有价值规律、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一类概念。但只要有商品经济流通，就有价值规律的客观存在。战国秦汉几百年来商品经济异常活跃，这就给司马迁提供了认识价值规律的客观条件。司马迁高祖司马昌为秦铁官，曾祖司马无泽为汉长安市长，在秦汉之际，分别为新旧王朝首都的经济官，带给司马迁以治生之术的家学渊源。司马迁是一个游踪极广的历史家，他壮游全国，深入考察了各地的物产、交通、民俗和都市经济，还研究了古今商人活动的历史资料，使他的每一个观点都有生活经济基础。司马迁又受“腐刑”之祸，思想感情发生了重大转变，把眼光投向下层社会，同情人民。这些是司马迁形成先进思想的主观条件。这些主观条件很难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就是在几百年的商品经济活动中，只产生了一个司马迁的历史原因。

在中国思想史上，司马迁进步的经济思想就像一束火花，只在天空一闪即逝，这也有深刻的历史原因。首先，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所不容。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用“与之争”的政策取代了“因之”的政策，把重农抑商推向极端化，商贾遭摧残，“中家以上大率破”。中国古代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从此衰落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此后，再也没有人去研究价值规律了。其次，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未能产生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没有形成一个学派。他是一花独放在漫长的寒夜，很快凋落，这是必然之理。此外，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从直观中得来的经验。这种直观经验，一方面它本能地符合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并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另一方面，它不能形成科学的体系，最终的结论又退回到唯心主义的立场上来，不能解释客观存在的现实社会。司马迁的最终结论是人人可以致富。但是，客观的现实是成千上万的人民受少数人压迫、剥削，永远不能改变他们悲惨的命运。司马迁不但未能认识阶级斗争，而且把“千则仆，万则役”看成是天经地义的规律，这就掩盖了阶级斗争。“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在现实生活中是个别现象，司马迁上升为一般规律，因而用“巧”与“掘”来解释阶级压迫，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虽然我们不能苛责司马迁的历史局限性，但这造成了他的理论不能具有实践性，也就是他总结的治生之术不能引导人人致富，应该说这也是司马迁的先进经济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得不到发展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