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堂 司马迁写冤案

冤案，指人世间人际交往中，由于世态炎凉、权力斗争，无端被卷入的飞来横祸，蒙受冤屈。个人、团体乃至国家都可能蒙受冤案，一个国家无端被侵略，被灭亡，本质就是冤案。我们常说的冤案，一般指个人蒙受的冤屈。在一个腐败黑暗的社会，民众蒙受的冤案层出不穷。本堂课评说的都是在一个升平社会，国家手握大权的重臣蒙受冤案，这是权力斗争造成的冤案，它具有深层的意义，如何杜绝，是一个深层研讨的重大课题，本堂课只讲具体的冤案过程，深层意义只是提出的一个课题。

司马迁处于西汉盛世汉武帝时代，他所写的冤案有三大件，当时是惊动朝野的大事件，而且恰恰发生在景帝和武帝初年，正当文景之治的鼎盛阶段。这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一片升平，皇帝圣明，臣工守职，史称“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平准书》）。恰恰就在这一朗朗乾坤中，西汉有三大忠臣蒙冤，尽瘁国事而死于非命。

这三大忠臣就是晁错、周亚夫、窦婴。晁错、周亚夫景帝朝蒙冤，窦婴枉死于武帝初年。三人都不是当朝皇帝要杀的人，而是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中逼迫圣明皇帝做出违心之事而被屠杀的忠臣，其事令人深思。晁错，颍川人，西汉著名政论家，主张削减诸侯王封地，吴楚七国借机联兵反汉，晁错被诛杀弃市，满门抄斩。周亚夫是西汉开国功臣周勃之子，传见《绛侯周勃世家》。周亚夫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再造西汉，因直言顶撞了汉景帝，被下狱活活饿死。窦婴是外戚，汉文帝窦皇后的堂侄。另一外戚田蚡是景帝王皇后的同母异父弟。窦婴和田蚡两人都是汉武帝的亲戚，窦婴是奶奶外家，田蚡是母亲外家。武帝初即位，奶奶窦太皇太后和母亲王太后都健在，两姓外戚同时贵盛，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一个年少气盛的皇帝，两个太后，两个国舅外戚，关系微妙。两宫皇太后干预朝政，表现在朝中就是窦、田相争。起初权力平衡，窦婴与田蚡尚能和平相处，等到窦太皇太后死去，窦婴失势，田蚡贵盛，权力平衡被打破，窦、田矛盾激化，窦婴联合失势的将军灌夫对抗田蚡。王太后庇护田蚡，使自己的权势膨胀，汉武帝要抑制外戚田蚡势力，却又不愿与母亲交恶，在母子妥协中窦婴与灌夫成了牺牲品。窦婴在景帝三年平吴楚之乱立有功勋，封魏其侯，田蚡全凭王太后的裙带关系封武安侯。司马迁以这两个外戚合传来揭露西汉盛世下的宫廷斗争，题名《魏其武安侯列传》。窦婴之死，是失势贵族在权力斗争中的牺牲品，最具典型意义的悲剧色彩。

由上所述，晁错、周亚夫、窦婴三大忠臣蒙冤，通过他们的历史悲剧，司马迁深刻揭露了专制政体上层统治集团的互相倾轧和权力斗争的黑暗，表现了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和对专制政治的批判与谴责。三大忠臣的命运人生，动人心魄，司马迁将其写得精彩淋漓。三个人物的列传，也是《史记》中的名篇。

一、晃错削藩身弃市

晁错，生活于文帝、景帝时期，是对“文景之治”起到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

（一）太子智囊

晁错，颍川（今河南禹县）人，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师从精通申商之学的张恢，学习刑名之学，这为他日后从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晁错步入政界的第一任官职是以文学征为太常掌故，很快迁职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家令。迁职如此之迅速，是因为晁错博闻强记，对《尚书》的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汉文帝时，天下无人研究《尚书》，只有一个齐人秦博士伏生精通《尚书》，年九十余，手不能写，而记忆尚可，汉文帝诏太常派人往齐地抢救国宝，晁错接受任务，到伏生那里记录整理《尚书》，伏生口授，晁错用当时通行的汉隶记录，称《今文尚书》。晁错不仅记录，还解说其文意。晁错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汉文帝很高兴，认为晁错是一个人才，故令其入东宫服侍太子，即后来的汉景帝刘启。

晁错入东宫，发现太子读书很多，又有过人的骑射技术，但缺少心机，不懂得驾驭臣下的权术，晁错上书汉文帝用权术指导太子，汉文帝很高兴。为了把太子培养成能御臣使民的君主，汉文帝拜晁错为太子家令，辅佐太子。太子十分器重晁错，言听计从，晁错成了心腹。太子送给晁错一个雅号，称他为“智囊”。

（二）献策治边

晁错是西汉著名的政论家，热衷于政治改革，关心时事，在汉文帝时就不断上疏言事，与贾谊齐名，并称“贾晁”。西汉“文景之治”的出现，贾晁的政论，发挥了重要作用。

晁错献策治边，为文景时期备战匈奴奠定了理论与政策的基础。晁错建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选择良将。晁错认为匈奴之所以出入陇西如入无人之境，“非陇西之民有勇怯，乃将吏之制巧拙异也”。他引用兵法说“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因此“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言兵事疏》）。

第二，扬我之长，击匈奴之短。晁错说，匈奴的长处有三：其一，匈奴马力善走，中国之马不敌；其二，匈奴之民，在马背上生活，能且骑且射，中国骑兵，难以抵御；其三，匈奴游牧为业，逐水草而居，长期的迁徙生活，养成了匈奴之民不怕风雨、抗饥渴的体质，中国之民所不敌。但中国军队长处有五：其一，中国有战车，平原作战，车骑结合，既能构筑坚固的阵地，又可迅猛突击，冲乱匈奴的阵形。其二，中国兵器精良，强弓、长戟，刺得宽，射得远，匈奴的弓箭抵不了。其三，中国军队，训练有素，长短兵器配合，弓弩游动射击，军队列阵冲杀，匈奴军队抵挡不住。其四，中国军队步骑结合，万箭齐发，射向同一目标，匈奴的皮甲、木盾招架不住。其五，下马在地面搏斗，短兵相接，中国军队灵活，步履轻捷，匈奴之兵不如。匈奴之兵长技有三，利于马背山间作战，中国之兵长技有五，加之人数众多，利于平原作战。若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以数十万之众，对付数万匈奴之兵，以十击一，必胜无疑。

第三，全副武装归附的匈奴人，以中国之兵器，再加上边地的良马，以夷制夷，一旦遇到险阻，则用这支军队出战，抵消匈奴的长技，再加上汉军的配合，互为表里，此为万全。

第四，募民实边，储粮塞下，加固边防。

第五，大规模养马，充实战备。

匈奴扰边，西汉王朝统治集团内部主和与主战两派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汉初，主和派占上风，以和亲策略延缓匈奴的进攻。但匈奴百约百叛，汉朝随着国力增强，主战派一天天抬头。晁错是文景时期主战派的杰出代表。晁错写了《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论贵粟疏》等一系列政论，从长远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守边备塞的方针政策和一整套完整的战胜匈奴的战略战术，为巩固边塞、备战反击匈奴奠定了军事理论基础，为西汉的强盛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建议削藩

景帝即位，任命晁错为内史，不久升任为御史大夫，把削藩的实际操作提上议事日程。晁错建议从削藩的支郡入手，压缩诸侯王势力。晁错又修改了法令，以便限制诸侯王的权力。削藩令出，诸侯哗然。吴王刘濞联合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等六国，打出“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口号，发动叛乱，事发于汉景帝三年（前154），史称“七国之乱”。晁错倡言削藩，在汉文帝时已经提出。汉文帝是一个沉稳的政治家，他认为削藩不应急于求成，没有采纳。但汉文帝非常欣赏晁错的才能和忠心，特地任晁错为太子家令，留给景帝来使用。晁错上疏汉文帝，谦称“狂夫之言，明主择焉”。汉文帝批示：“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汉文帝以明君的心态，高度评价晁错的上疏，认为晁错言之有理，并明确表示言者无罪，对与错责在君主，“择者不明”则“错”，“择者有明”，即使言论错了，也不会导致错误发生。这段对话，载于《汉书·晁错传》，说明晁错生逢盛世，得遇明主，是何等的幸事。汉景帝没有汉文帝的雅量，性情急躁而刻薄寡恩。景帝采纳了晁错之策而削藩，七国兵起，景帝却借晁错的人头来平息叛乱。袁盎进言景帝：“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汉景帝沉默了一阵，说：“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吴王濞列传》）汉景帝竟拜袁盎为太常，让袁盎秘密出京，劝说吴王罢兵。晁错未经审判，以皇帝宣召名义被召来，穿着上朝的衣服，被行刑队直接带到闹市上腰斩，晁错满门被诛杀，无论少长，一个不留。

（四）晁错之死的原因

晁错冤死，是一桩大惨案。景帝违心诛晁错。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高度评价晁错是“为国家树长画”。《袁盎晁错列传》记载了晁错与父亲的一段对话，生动地表达了晁错的一片忠心。晁错父亲从老家颍川赶到京师对晁错说：“当今皇帝即位不久，信任你执掌大权，你为什么要去削弱诸侯，挑起皇室自家人的纷争，不少人说你的闲话，干吗这么做！”晁错说：“我早就料到了，不这么干，天子不尊贵，国家不安定。”晁错父亲说：“刘家天下安定了，而晁家却危险了。我要先走一步了。”晁错父亲服毒自杀，临死时说：“我不愿活着看到晁氏灾祸。”晁错父亲死后十多天，晁错被诛。汉景帝和满朝文武都知道杀晁错是一桩冤案，但还是一定要杀，因为当时的君臣要借晁错的人头来揭露吴楚谋反“清君侧”的谎言，用以激励士气。用汉景帝的话说：“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意思是：“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晁错这颗人头借定了。”晁错死后，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从前线回朝奏事。汉景帝问邓公说：“晁错已被诛杀，吴楚罢兵了没有？”邓公说：“吴王反叛准备了几十年，诛晁错只是一个借口，臣担心，从今以后，天下的人都要闭起嘴巴不说话了。”汉景帝说：“为什么呢？”邓公说：“晁错削藩，是为了尊贵朝廷，国家的万世之利，计划刚刚实行，晁错遭了大祸，在内堵塞了忠臣的嘴巴，在外替诸侯报仇。臣认为皇上这件事做得并不好。”汉景帝沉默了好一阵，说：“卿说得好，朕也很后悔。”于是任命邓公做城阳中尉。

晁错之死，不仅仅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也有许许多多自身的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晁错急于求成，得意忘形，犯了众怒，乃取死之道。晁错为御史大夫，削藩政策推行，其他改革法令，短短一个多月，连续下了三十多道。这种假借皇权雷厉风行的做法，犯了专制政体之大忌。因为他犯了众怒，元老丞相申屠嘉为之气愤而死，像袁盎这样略带保守思想的朝臣与晁错水火不容。所以当吴楚七国反叛，打出“杀晁错，清君侧”的口号时，满朝文武一片声都说“晁错该杀”。丞相庄青翟、中尉嘉、廷尉张欧（三人分别相当于现代的国务院总理、北京卫戍区司令、最高法院院长）联合报告，请诛晁错。袁盎上言请间，是大将军窦婴的引荐，所以袁盎建议诛晁错，不仅是言个人之私，也是代表朝中大臣和皇帝外戚的一致意见。晁错人缘如此之不好，并不只是政见的冲突，他个人的趾高气扬，目中无人，也不受大家欢迎。

其二，晁错虽然满腹经纶，但他仅仅是一个政论家，而不是政治家。恰如三国时的马谡，当参谋还可以，当将帅就要翻船。晁错急于削藩，他没有顾及后果，也没有想到后果，所以吴楚七国反叛，晁错拿不出应急预案，晁错建议景帝亲征，自己留守京师。闯了祸让皇帝去挡头阵，自己躲在后面，也亏晁错说得出口。也许晁错认为皇帝亲征可以激发士气，但他没有想一想是谁闯的祸，由此可见晁错只是一介书生。晁错用权术去教导汉景帝，而自己对权术只是纸上谈兵。晁错对汉景帝推心置腹，他做梦都没有想到政治老道的汉景帝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己稀里糊涂就上了刑场，临死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到头来，自己成了弟子皇帝玩弄权术的牺牲品，确实可悲。

其三，晁错假公济私，要借吴楚反叛来诛袁盎，连御史府的人都反对，得不到执行，激起了袁盎的报复。司马迁在《袁盎晁错列传》的赞语中鲜明地批评晁错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雠，反以亡躯。”

二、周亚夫平乱饿死狱中

（一）周亚夫军细柳

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北方匈奴大举入侵，直指长安。汉文帝加强京师戒备，调用三位将军驻军长安城郊。宗正刘礼驻军长安东南方霸上。祝兹侯徐厉驻军长安西北的棘门。河内太守周亚夫驻军长安西北的细柳。细柳在棘门西南。

汉文帝亲自劳军，鼓励士气。汉文帝到霸上与棘门两支军营的时候，都是营门大开，将军率领全营将士列队拜迎皇帝，汉文帝带领百官、侍从**军营。当汉文帝劳军细柳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皇帝的“先驱”到达细柳，整座军营庄严肃穆，营门守卫全副武装，弓上弦，刀出鞘，处于戒严状态，毫无迎接皇帝的欢快气氛。“先驱”传达皇帝劳军的命令，守卫营门的都尉说：“军中只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居然把“先驱”阻挡在营门之外。不一会儿，汉文帝驾到，他只好先下诏周亚夫，通知皇帝劳军。周亚夫传令卫士打开营门，并发出警告说：“将军规定，军中不得驱驰。”于是，汉文帝也遵命按辔徐行。到达中军正门，周亚夫才等在那里，也是全副武装，手持兵器，只是拱手行军礼说：“军人甲胄在身，不能行叩拜大礼，只能行军礼。”汉文帝很受感动，也在车上做了一个敬礼的姿势表示回答。汉文帝传令：“皇帝向将军致以亲切的问候。”劳军仪式结束，汉文帝率领百官出了军营，群臣侍从才从惊吓中回过神来。汉文帝评价说：“啊，这才是真正的将军。霸上、棘门两座军营，像是做游戏，那里的将军，可以偷袭活捉。至于周亚夫，谁敢去进犯呢！”汉文帝升任周亚夫为中尉，即首都的城管司令，负责京师治安。汉文帝临终，慎重地向儿子汉景帝推荐周亚夫说：“将来国家出现紧急情况，周亚夫绝对是一个可用的人才。”

（二）周亚夫平定吴楚七国之乱

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吴楚七国叛乱，来势汹汹，吴楚联军是叛军的主力，他们由东向西进攻。吴王刘濞正月起兵，从广陵西渡淮水，与楚兵会合，受阻于梁。梁王刘武，汉景帝之弟，拼死抵抗，既是捍卫自己，也是拱卫朝廷，吴楚军不得过。其他五个叛国，赵国被围困自保，另外四国胶东、胶西、淄川、济南，都在山东境内，四国联兵攻打齐国，还没有攻下，朝廷征讨军就来到了，反叛的四国之王都自杀，因此，这四个叛国之军根本就没跨出山东境。

汉景帝讨伐吴楚七国的军事部署，任用两位大将。一是升任中尉周亚夫为太尉，率领主力讨伐军，东击吴楚；二是任用赋闲在家的外戚窦婴为大将军，率领总预备队守在荥阳，监齐赵兵。又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齐国原先反叛朝廷，中途变卦，吸引胶东、胶西、淄川、济南四个叛国的围攻。栾布击齐，实际是与齐国夹攻四个叛国，因此很快结束了战斗。

周亚夫会师荥阳，其时吴楚之兵受阻梁国，十分危急。周亚夫听取门客之计，不去救梁，而是北出屯兵于昌邑，派出奇兵深入吴楚后方，在淮河、泗水的汇合口一带骚扰，切断吴楚兵后方的粮道。周亚夫坚壁不出，以逸待劳，坐观梁王与吴楚兵死战。周亚夫用兵，是在贯彻汉景帝的意图，一箭双雕，既要灭吴楚，又要借吴楚之兵极大地削弱梁国。梁王上书向汉景帝告周亚夫的状，说他坐视不救梁国。汉景帝装模作样下诏周亚夫救梁，周亚夫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拒不奉诏。景帝催促再三，周亚夫才率军南下，行军至梁国东边的下邑县又驻屯下来，仍坚壁不出。到了二月中旬，吴楚军已疲惫不堪，粮草断绝，深恐后路被切断，吴王率领大军攻打下邑。周亚夫发起猛烈的反击，一举击败吴楚军。吴王刘濞弃军逃走，率领残兵到东越寻求避难。东越人倒戈，杀了吴王，首级传送官军。楚王刘戊兵败逃回楚国彭城，自杀身死。赵王刘遂坚持到最后，也自杀而亡。吴楚七国反叛，不到三个月就被平息。汉景帝下令官兵要“以深入多杀为功”，凡三百石以上的叛军小官吏统统杀死。这场西汉皇室贵族的内乱，剿杀无辜的、被裹挟的民众，有十余万人之多，由此可见汉景帝的苛酷。论功行赏，窦婴被封为魏其侯，周亚夫已为条侯，深得景帝宠信，后升任为丞相，位在窦婴之上。

吴楚七国反叛，声势浩大，很快被平定，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天下承平，诸侯反叛，不得人心。诸吕事变，汉文帝登基，夺了长子齐王刘肥的宗子地位，汉文帝于是大封刘肥诸子为王，但众诸侯仍然心怀不满。吴王为祸首，他与汉景帝有个人仇怨。汉景帝为太子时，吴王派儿子到京师朝见汉文帝，吴王儿子与尚为太子的汉景帝是堂兄弟，两人下棋争道，皇太子一怒之下，举起棋盘，砸死了吴王儿子，从此吴王不再入朝。景帝即位，推行削藩，于是众诸侯联合反叛。正因为这场叛乱是皇室贵族权力之争的内讧，汉文帝恩泽又深入人心，反叛者败亡是必然的。

第二，周亚夫用兵有方，策略得当，以梁委吴，以逸待劳，加速了胜利的进程。但从此，周亚夫结怨梁王，也为自己的命运埋下了隐忧。

第三，吴王刘濞平庸，不能用人，战略失计。吴王初起兵，吴臣大将军田禄伯建言分兵两路西进，由吴王率主力指向洛阳入关中，田禄伯率五万之众循江淮西进，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会师京城，遭到吴王太子的反对而作罢。吴王少将桓将军提出吴王集中兵力迅速推进，绕过城邑，西据洛阳武库，夺取敖仓的粮食，依托险阻，可以占据半壁江山。如果吴楚屯兵在坚城之下，等到朝廷车骑之兵到来，吴楚的步兵不能抵挡，必然要失败。吴王也没有采纳。事态的发展，恰如吴王少将桓将军之言，很快吴王兵败。

吴楚七国之乱的平定，是朝廷对地方割据势力的沉重打击，其意义重大。首先，大大改变了朝廷与诸侯王力量的对比。原来，诸侯王的地盘占天下三分之二，朝廷直接控制的只有十几个郡。七国之乱平定后，改变了诸侯王国的建制，规格大为降低，地盘大大缩小，诸侯王之间连片的地方被朝廷分割，一个个诸侯王变成了孤主，再也没有力量反叛了。其次，朝廷的权威大大增强，诸侯王对王国官员的任免权被朝廷收回，诸侯王从此只能享受一定数额的租税，成为贵族地主，不再是称霸一方的割据王国。汉景帝当政十六年，最辉煌的事业莫过于平定七国之乱，作为平定七国之乱主将的周亚夫建立了盖世之功。

（三）周亚夫蒙冤，饿死狱中

周亚夫任河内太守时，一位面相师许负对周亚夫说：“你有贵人之相，但不得善终。你三年后得封侯，封侯八年后出将入相，掌大权，达到尊贵的顶峰。为将相九年后，将会饿死。”周亚夫笑着说：“我上有兄长，将代父为侯，嫡长子继承，我怎么能得侯呢？如果我真得侯，富贵已极，又怎么会饿死呢？请给我说清楚。”面相师许负端详了周亚夫的嘴，然后说：“你嘴上的纹理有饿死相。”过了三年，汉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周亚夫长兄周胜之有罪，汉文帝挑选周勃其他的儿子来继承侯位，众兄弟都推举周亚夫，汉文帝于是册封周亚夫为条侯。八年后，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七国之乱，周亚夫为将，后入朝为相。周亚夫为将后第九年，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周亚夫以谋反罪被捕下狱，绝食五日而死，一一应验了许负相面的预言。周亚夫之死，果真是命运的摆布吗？

汉景帝前元七年（前150），周亚夫拜相，他的人生达到了辉煌的顶峰。俗话说物极必反，周亚夫的耿直性格如同其父周勃一样，不能长久做相。周亚夫为将，不救梁王，是策略的需要，客观上符合汉景帝的心意，受到皇帝宠信，同时也得罪了梁王，间接地得罪了窦太后。梁王和窦太后，恨不得置周亚夫于死地，经常在汉景帝面前说周亚夫的坏话，只是汉景帝不听罢了。但周亚夫为相，却与汉景帝发生了直接冲突。司马迁记叙了三件事：第一件，周亚夫反对汉景帝废太子刘荣，既得罪了汉景帝，又得罪了王皇后。汉景帝废太子刘荣，要改立王夫人的儿子刘彻为太子。王夫人母以子贵，刘彻立为太子，王夫人为皇后，于是怀恨而报复周亚夫。第二件，周亚夫反对汉景帝立王皇后的兄长王信为侯。这件事是窦太后向汉景帝提出的，目的是改善自己与儿媳王皇后之间的关系，周亚夫反对，引用高皇帝刘邦与大臣的约定，不是皇室子孙，外姓无功不得封侯，谁违背了这一规矩，天下共诛之。王信虽是王皇后兄长，无功也不得封侯。汉景帝沉默不语，容忍了周亚夫，王皇后与王信对其恨之入骨。第三件，有五个匈奴贵族叛变投降汉朝，汉景帝要封他们为侯爵，用以鼓励其他匈奴贵族来投降。这是分化瓦解敌人的统战策略，无可非议。周亚夫认为，这是在奖励投降变节，违背了忠贞的节义，不同意封侯。汉景帝动了怒，斥责丞相的话不可用，强行给五个匈奴人封了侯。不久汉景帝以生病为由，罢了周亚夫丞相的官。

过了一年多，汉景帝试探周亚夫的态度。有一天汉景帝在宫中召见周亚夫，赐饮食，给了一大块肉，既没刀子，也没筷子。周亚夫明知汉景帝是在故意刁难，他仍按不住性子，回头对礼仪官说：“给我拿筷子。”汉景帝冷笑着说：“一大块肉难道还不能让你满意吗？”周亚夫赶紧摘帽道歉，汉景帝起身离去，周亚夫也匆匆退出。汉景帝目送周亚夫的身影，想到了当年汉文帝劳军，周亚夫传令“军中只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的话，恨恨地说：“一个如此桀骜不驯的东西，不可留下他侍候日后的小皇帝！”汉景帝动了杀心。

不久，周亚夫的儿子背着父亲向工官尚方买了五百套殉葬用的甲胄盾牌，被汉景帝抓住了把柄，周亚夫以谋反罪被逮捕下狱。廷尉王恬开秉承汉景帝旨意审问周亚夫，说：“你购买兵器，是想造反吗？”周亚夫说：“我买的是殉葬品，不是兵器。”王恬开说：“你活着不在地上造反，死后也会在地下造反。”就这样，周亚夫谋反罪成立。明人查慎行评论道：说周亚夫在地下造反，与宋高宗用“莫须有”罪名杀害岳飞，异曲同工。“景帝之刻薄寡恩，隐然言外，史笔至此，出神入化矣。”（《史记评林》）

司马迁在“太史公曰”中批评周亚夫“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意思是周亚夫有能力和军功，但骄傲自满，只走正道，不懂得读书学习，吸取点历史教训。显然，司马迁的批评是以贬为褒。近人李景星评论说：“绛侯两世有大功于汉，俱以下吏收场，此太史公最伤心处，故用全力写之。”司马迁穿插许负相面的宿命论色彩，不过是抒发一种无可奈何的愤慨与悲哀。许负说，周亚夫嘴唇上有饿死相，其实是暗示周亚夫这张嘴遭了祸。伴君如伴虎，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免不了悲剧结局。宋人黄震评论说：“亚夫尤重厚守正，平吴楚有大功，其争废太子、争侯王信、争侯降匈奴徐卢等五人，又皆宰相职也，反以怏怏疑之，卒置死地，景帝尤少恩哉！”（《黄氏日抄》）汉景帝不似汉文帝宽厚，刻薄寡恩，是导致功臣悲剧的一个因素，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专制体制铸造的君王的绝对权威，才是功臣悲剧的根本原因。周亚夫的悲剧，活脱脱地再现了伴君如伴虎的这一事实，深刻地揭示了悲剧的根源，这是司马迁高于古代思想家的地方。

三、窦田相争，君子败小人胜

窦婴、田蚡两人都是汉武帝的舅舅。汉武帝初即位，年十三，两宫皇太后争相干预朝政，在宫内宫外形成了多头的矛盾。但窦、田相争是各种矛盾的主线。司马迁围绕窦田相争这一矛盾主线，还写了一大群作背景的陪衬人物。两个不可一世的皇太后，一个权力至高无上的君主，一班保官自重的朝臣，一帮苟且蝇营的宾客，粉墨登场。一篇三千多字的《魏其武安侯列传》，共写了二十七个人物形象，矛盾复杂多端，可以说是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史记》中人物众多的篇章。司马迁把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巧妙地组织起来，用他犀利的笔锋展现了统治集团上层各色人物的内心世界，勾画出一幅绝妙的群丑图，使《魏其武安侯列传》成为两千年前的“官场现形记”。

（一）时移势转，小人得志

在外戚中，窦婴是一个有所作为的“贤者”。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反叛，“上察宗室诸窦毋如窦婴贤”，于是“拜婴为大将军，赐金千斤”。窦婴接受重任后，荐“袁盎、栾布诸名将贤士在家者进之”，又将所赐千金“陈之廊庑下，军吏过，辄令财取为用，金无入家者”。由于他如此公忠体国，荐贤爱士，不贪财利，又有荥阳监军平吴楚的战功，因而获得了很高的声望，封魏其侯，“诸游士宾客争归魏其侯”。在朝仪中，魏其侯与条侯周亚夫等列，而“诸列侯莫敢与亢礼”，可以说人臣之贵已极。但是，窦婴之贵，在很大程度上仍靠的是裙带关系，这一点和田蚡并无区别。所以“太史公曰”头一句就说：“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因此窦太后一死，窦婴权势即一落千丈。“魏其失窦太后，益疏不用，无势。”但是魏其侯不知时变，他结纳“无术而不逊”的灌夫，两人相翼，终至酿成祸乱。

田蚡是一个典型的势利小人。他贪得无厌，阴险狡诈，专横跋扈，仗势害人，集中了市井无赖与贵族官僚骄奢**逸的一切劣根性，合二者于一身。田蚡原本是长陵一市井小民，极善逢迎。他形陋貌丑，身材矮小，从外形到灵魂都十分丑恶，实在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人物。他的发迹完全是靠王太后。当其姐王太后未贵之时，田蚡“往来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姓”，不择手段地钻营。此等势利小人，一旦得势，就要反噬他曾经卑躬屈膝侍奉过的主人，雪洗他当年的耻辱。明茅坤说：“‘往来侍酒魏其’一句，专伏魏其所以轻武安而相起衅。”（《史记评林》）果然，景帝后元三年，田蚡被封为武安侯后，就立即瞄向了丞相宝座。他故作姿态，卑下宾客，而目的则在于“欲以倾魏其诸将相”。天下吏士多趋炎附势之徒。“皆去魏其归武安。武安日益横。”窦太后一死，田蚡果然上升为丞相，不仅势夺魏其，甚至“权移主上”，日益骄恣。田蚡仗着王太后撑腰，贪污受贿，敢在汉武帝面前指手画脚，说某人该升官，某人有才要任用。汉武帝生气地说：“你田蚡封官许愿，有没有完？留几个职位，朕也想任命几个官。”由此可见，田蚡小人得志的骄横嘴脸。

（二）不甘寂寞，窦灌结盟

卷入窦、田之争的灌夫不是外戚，他出身低下，在矛盾主线上是一个陪衬人物。灌夫的父亲张孟只不过是颍阴侯灌婴门下的舍人，一个忠实的奴仆，因卖姓投靠灌氏而发迹，本质上与田蚡是一类人物。但灌氏父子与田蚡又有所区别。田蚡是典型的市井小民，完全靠拍马屁和裙带关系飞黄腾达。灌氏父子是一介武夫，以军功作进身的资本。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灌夫父亲战死军中，灌夫为父报仇，勇夺吴军战旗，身受数十创，扬名天下。灌夫有耿直的一面。他倔强，在统治阶级上层凌强不欺弱，有游侠之风，所以仕途不得意。但灌夫同时又是一个恶霸，他结交豪侠大猾，宗室宾客横恣颍川。颍川人民深受其害，恨透了灌夫，颍川儿歌曰：“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如此一个灌夫，他历官中郎将、代国相、淮阳太守，干不了几天就触犯了法律，丢了官。失势的灌夫，却不甘寂寞，混迹于京师贵族之间。其时，窦婴失势，两人同病相怜，成为莫逆之交，联手与田蚡相抗。

起初，窦婴与灌夫，虽然内心窝着火，面子上仍然是巴结丞相田蚡。灌夫有服，为姐守丧。有一天遇上田蚡，田蚡戏耍灌夫，假意说：“我想和仲孺一起去看望魏其侯，恰好你正在守丧。”灌夫受宠若惊，说：“将军肯去看望魏其侯，我灌夫岂敢不陪同。请让我去转告魏其侯，让他做东备办酒席，将军明天早早光临。”田蚡答应了。魏其侯得到信息，亲自与夫人打酒买肉，连夜洒扫，第二天早早办好酒席，恭敬地等待田蚡光临。到了中午，丞相田蚡还没有来。灌夫很不高兴，驾车去请田蚡，到了田府，田蚡还在睡懒觉。灌夫登门，田蚡道歉说：“我昨天喝多了酒，真是对不起。”却又慢吞吞地漱洗。灌夫一肚子不高兴。在饮酒时，灌夫装疯卖傻，用话语讥刺田蚡，两人干起了仗。魏其侯扶起灌夫，向田蚡赔礼道歉，高兴地饮酒到半夜。事后，田蚡得寸进尺，竟然向魏其侯要他的一处城南良田。魏其侯不给，灌夫大骂田蚡，从此交恶。

汉武帝元光四年（前129）春，丞相田蚡借口灌夫在颍川欺压百姓，要办他的罪。灌夫抓住了田蚡的把柄，田蚡结交淮南王，称赞淮南王应当为太子，这可是灭族的罪。宾客居间调停，双方和好私了。

这年夏天，丞相田蚡结婚，王太后有诏，列侯宗室都要去向丞相贺喜。魏其侯邀请灌夫一起去贺喜。灌夫说：“我得罪了丞相，去了不方便。”魏其侯说：“已经和解了，借这次机会，拉近关系。”灌夫本是牛脾气，强作欢颜控制不住情绪，又一次使酒骂座，田蚡抓住机会无限上纲，以“大不敬”的罪名逮捕了灌夫，并借口灌夫横恣颍川，侵害百姓，问了个灭族的罪。田蚡借此机会杀人灭口，手握田蚡把柄的灌夫这回死定了。

（三）东朝廷辩，是非错位

田蚡娶妇，窦婴强拉着灌夫去庆贺，本意是为了逢迎丞相，到头来，灌夫要被灭族。窦婴十分惭愧，拿出家产与田蚡和解，田蚡不买账。灌夫被送进牢房，田蚡欺君的把柄没人知道。魏其侯决定挺身而出救灌夫，上奏汉武帝为灌夫辩护。窦婴夫人对窦婴说：“灌将军得罪丞相，与太后家忤，宁可救邪？”窦婴当然也明白这一层利害关系，但他认为田蚡的权势与王太后连体相依，汉武帝不治田蚡，因背后是一场帝后斗争。窦婴又低估了王太后的手段与田蚡的无赖和狠毒，窦婴没想到要杀头，输了官司顶多失去侯位。窦婴对夫人说：“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我不后悔。总不能让灌夫一个人去死，我窦婴一个人得生。”窦婴背着夫人，上书汉武帝，立即得到召见。汉武帝下诏，三公九卿在东朝会议，让窦婴与田蚡在东朝廷辩。东朝，就是王皇太后所居住的长乐宫，在未央宫之东，故称东朝。

东朝廷辩既是窦、田矛盾的**，更是宫内外权势斗争的一场精彩表演。太后、皇帝、外戚、朝臣俱会朝廷，各方势力，明争暗斗，人人自谋，审时度势，见风使舵，司马迁把其间的细意委曲写得神采飞扬。

廷辩开始，首先是窦婴和田蚡辩论。窦婴“盛推”灌夫之善，田蚡“盛毁”灌夫之恶。两个“盛”字极状争辩之激烈。“蚡辩有口”，鼻子、眉、眼都会说话，巧言善对，耿直的窦婴不是他的对手。窦婴无可奈何，他仗恃武帝撑腰，话锋一转，“因言丞相短”。这一下闯下了大祸，把本来可以妥协解决的窦、田矛盾一下激化了。他“因言丞相短”，实质把帝后矛盾的面纱揭开了，但窦婴又有些迂阔，他没有揭发田蚡私与淮南王交通的阴事，而是指责田蚡受贿舞弊、生活奢侈之类，留有余地，不失君子风度。阴险毒辣的田蚡则善于窥伺人主心思，他信口开河，诬陷窦婴结纳灌夫谋反。田蚡之所以敢于当着满朝文武撒下弥天大谎，逼使群臣在权势面前表态，不仅因为有王太后作后台，而且也利用了汉武帝的忌疑之心。司马迁在另一外戚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太史公曰”中对此作了交代。苏建指责大将军卫青不荐贤招士，卫青说：“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正由于此，田蚡的陷害造谣终得逞。集权者多疑，这就是封建社会愈是卑劣无耻之徒，在斗争中愈能占上风的重要原因。

在“家天下”伴君的朝臣，大都谨小慎微。疏不间亲，这是一条做官的秘诀。东朝廷辩，论理应是魏其，论势则党田蚡。朝臣于此人人自危，手足无措。御史大夫韩安国最善全身，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他请求“唯明主裁之”，本来汉武帝不治田蚡，就是要借朝臣舆论来抑制王太后，韩安国却巧妙地把矛盾又交还汉武帝。戆直不阿的主爵都尉汲黯以魏其言为是，内史郑当时“是魏其”，但又“不敢坚对”。其余大臣，噤若寒蝉，“皆莫敢对”。汉武帝大怒，他冲着内史郑当时说：“公平生数言魏其、武安长短，今日廷论，局趣效辕下驹，吾并斩若属矣。”武帝不欢罢朝。王太后早已伺察虚实，以“不食”逼迫汉武帝让步。汉武帝不得已，谢太后。就这样，窦、灌两人的命运在帝后妥协的饭桌上决定了。此后的调查和法律程序都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把戏。在这里，司马迁把封建社会温情脉脉的伦理面纱撕开了，显露出专制政治争权夺利、营私舞弊的黑暗内幕。

（四）窦婴弃市，田蚡短命

窦婴下狱，他依照景帝遗诏便宜上书申辩，田蚡说他伪造诏书，又进一步打成死罪。为了在季冬末杀害窦婴，田蚡制造流言，说窦婴在牢里咒骂汉武帝。通过这一次又一次的陷害，硬是把窦婴给杀了。

窦灌蒙冤，还有人在背后做了手脚，那就是八面玲珑的石建这号人物。《万石张叔列传》载：“建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他在东朝廷辩时察言观色，背后看风转舵，向汉武帝“分别言两人事”。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传中未作具体交代。但司马迁用互见法在石建本传中刻画了他的为人，这是一个以驯良谄媚为能事的官僚，专爱在背后打小报告。他之不得罪王太后，趋附武安，迎合武帝，是不言而喻的。茅坤曰：“石建所分别，不载其详，大略右武安者。”（《史记评林》）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判断。石建这种人，表面是善人，骨子里阴险奸诈，专在背后揭人之私，拍马逢迎，添油加醋打小报告，每朝每代都有，现实中也不鲜见。司马迁观察生活的细致，塑造的人物艺术典型是何等的有生命力。

田蚡违逆汉武帝的心意，害死窦婴，事后感到后怕，提心吊胆打发日子，得了神经分裂症，自我惊吓而死，也没有好下场。

四、风云诡谲，世态炎凉

晁错、周亚夫、窦婴是西汉盛世时期的三大忠臣，他们蒙冤，着实使人可悯，发人深省。政治昏暗，主上昏庸或暴戾，忠臣蒙冤，容易理解；而政治清明，皇上圣明，忠臣蒙冤，似乎不正常，难以理解。大手笔司马迁，恰恰捕捉了这几个典型人物，在实录中塑造了生动的形象，蕴蓄了使后人深思的哲理，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因而成为历代传颂的名篇。这里重提三大忠臣的传记，为《袁盎晁错列传》《绛侯周勃世家》《魏其武安侯列传》。

封建专制政治，有着不可救药的两大病根，一是用人唯亲，二是争权夺利。司马迁“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把这两大病根，用寓论断于叙事的手法，含蓄地显于笔端。要分析西汉盛世时期的三大冤案，关键在此。

先说用人唯亲。用人唯亲，其目的是保住自己的权势。一旦权势有损，则六亲不认。这可以说是宫廷斗争以及贵族之间互相倾轧的一条规律。窦婴、田蚡二人的沉浮与斗争，所折射的用人唯亲最为突出。

窦太后是庇护窦婴的，目的是使窦婴成为自己的支持者。当窦婴的行事一旦不遂自己的心意，甚或触犯了自己的权势，窦太后就立即表示憎恶，并褫夺其官职，毫不手软。窦太后疼爱少子梁王，景帝为了讨母亲的欢心，在梁王进朝的家宴上随便说了句“千秋之后传梁王”，窦婴一本正经地谏说景帝失言：皇帝只能父子相传，不能兄终弟及。这就触犯了窦太后，窦婴不仅被罢了官，而且还被削除了门籍，连亲戚都不认了。窦太后信奉黄老，推行“无为”政治，汉武帝推尊儒术，要改弦更张。窦婴和田蚡支持武帝，推重儒术，危及窦太后的权势。于是窦太后大怒，罢了窦婴的丞相。这一次窦婴被罢相，背后却是帝后斗争的暗幕。

再说权力斗争。晁错蒙冤，最为典型。尽管晁错为国家树长画，但他擅权，目空一切，利用皇帝对自己的宠信，目无尊长。他做内史，擅权越过了丞相申屠嘉，气得老丞相呕血而死。晁错削藩，不顾满朝文武的反对，不听父亲的规劝，不讲策略，以副丞相身份主持一切朝政，急于求成，连下改革政令三十余道，擅权居心，昭然若揭。吴楚已反，晁错不与公卿大臣共商国难，还要假公济私，除掉政敌，连一个被罢了官的袁盎也不放过，滥用权力如此，这也是取死之道。附带再说一下与晁错合传的袁盎，他“仁心为质，引义慷慨”，曾谏阻景帝立弟梁王为嗣，守节慷慨。但袁盎报复晁错，枉杀忠臣使自己也丢了乌纱帽，梁王才得到机会下手暗杀他。假如袁盎顾全大局，释嫌私怨，保全了晁错，也成全了自己的贤名，也许袁盎、晁错两人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但在专制政体下，这是不可能的。一沾权利，必然是你死我活，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周亚夫功高震主，直言敢谏，只不过是坚持原则，做了一个丞相分内应做的事，但因不合皇上心意，就立刻招来“莫须有”的罪名，这是绝对君权所赐，令人深思。

此外，对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与专制政体下的小人得势，司马迁也做了深刻的揭露。看围绕窦、田之争的那些游士宾客、郡吏诸侯的势利嘴脸就够了。窦婴贵时，“诸游士宾客争归魏其侯”；无势，“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田蚡得王太后亲幸，“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田蚡升丞相，“天下士郡诸侯愈益附武安”。司马迁以游士宾客、郡吏诸侯的势利行为映衬权势者的兴衰，是寓有深意的。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它正是专制政治腐败黑暗的必然产物。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品行愈是卑鄙无耻，愈能在斗争中占上风，这就是在封建社会中常见的君子败而小人胜。窦婴、田蚡两人提供了生动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