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诗正义》——科举考试的官方读物
唐代是个大一统的王朝，为了统一思想文化，唐代在建国之初就开始了经学的统一工作。贞观十六年 （642），孔颖达、王德昭、齐威等奉唐太宗诏命作《五经正义》，其中就包括《毛诗正义》。《毛诗正义》虽然出自众人之手，但最后由孔颖达进行汇总，因此习惯上称为“孔疏”。
所谓“正义”，作为一种阐释体例，指的是由官方认定的文本。《毛诗正义》是孔颖达等人奉唐太宗命撰写的官方读本，其目的在于以官方的名义为《诗经》正名，解决《诗经》流传过程中的纷争，树立《诗经》的权威。前面已经提到，《诗经》自汉代开始就形成了“四家”，虽然最后《毛诗》定于一尊，但《毛诗》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如王肃和郑玄两家，虽然都属于古文经学派，但二人仍有众多意见不同的地方，甚至形成“王郑之争”。经过南北朝的发展，又有南学与北学之异，出现了众多的《诗经》注疏之作。孔颖达在《毛诗正义》的序言中已经提及：“其近代为义疏者，有全缓、何胤、舒瑗、刘轨思、刘醜、刘焯、刘炫等。”如此多的义疏之作，各家各执一词，议论纷纷，不符合大一统要求，所以唐太宗颁布了修撰的《五经正义》的命?令。
那么，面对如此多的《诗经》义疏之作，并且是在其各有发展的情况下，《毛诗正义》是如何做到停止纷争、树立官方权威的呢？从前面“三家诗”的发展过程可知，虽然官方支持有助于发展，但仅有官方支持也是难以为继的。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毛诗正义》的组织方法及其在《诗经》学史上的突破来解释。
（一）《毛诗正义》的组织方法
作为统一思想文化之作，《毛诗正义》既要兼顾传统经典之作，也要关注当时的权威之作，如此方能符合大一统王朝的需要，也能尽快树立权威，通行天下。韩宏滔在其论文《毛诗正义研究》中，从底本、注本等角度指出了《毛诗正义》的组织方?法。
第一，以当时的权威之作为底本。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毛传》和《郑笺》是《诗经》学的经典之作。但是在二书之后还出现了不少《诗经》的研究著作，尤其是隋朝著名经学家刘焯的《毛诗义疏》和刘炫的《毛诗述义》，在当时具有较大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为了充分利用已有研究成果，也为了让《毛诗正义》尽快获得天下士人和儒家学人的认可，《毛诗正义》以《毛诗义疏》和《毛诗述义》为底本，在二书的基础上进行注疏。孔颖达在《毛诗正义》的序言中指出：
其近代为义疏者，有全缓、何胤、舒瑗、刘轨思、刘醜、刘焯、刘炫等。然焯、炫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绝辔于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之所无双。其于作疏内，特为殊绝。今奉敕删定，故据以为本。
孔颖达认为，当时《诗经》的义疏之作已经非常多，但是刘焯和刘炫二人人品出众，学识过人，为当时儒界翘楚，二人之作也是当时儒者认可和推崇的“特为殊绝”，因此，《毛诗正义》选择了二刘之作为底本。
第二，以《毛传》和《郑笺》为注本。前面提到《毛传》和《郑笺》在《诗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个地位到了隋唐时代仍旧没有丝毫动摇。要建立符合大一统需要的《诗经》阐释体系，是如何也绕不开《毛传》和《郑笺》的。因此，《毛诗正义》选取了二者为注疏的注本。“疏”就是“疏通”的意思。疏也是注，但是它与一般的注有所不同。一般的注只对经文加以注释，而疏则既注释经文，也疏通注文。《毛诗正义》除了注释《诗经》的经文外，也疏通《毛传》和《郑笺》。通过疏通《毛传》和《郑笺》，并对其存在的差异进行调和，给出合理的解释，从而树立了《毛诗正义》的权威。模棱两可、语焉不详的经典解读是难以服众的，从某种程度来说，经典的解读应该有一个我们今天所说的标准答案，而孔颖达等人的注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统一标准答案的效果。
第三，以《毛诗序》贯穿全书。《毛诗序》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儒家政教体系，很多《诗经》研究之作都是以《毛诗序》来解读《诗经》的，尤其依据《毛诗序》来确定诗歌的主旨。《毛诗正义》也采取了这样的方式，将《毛诗序》纳入全书结构，并参照《毛诗序》来确定诗歌的主旨。
通过以上三种组织方式，《毛诗正义》兼顾了前代的经典之作和当代的权威之作，成为解唐代以前《诗经》学的集大成之作。因此《毛诗正义》在颁布天下之后，很快得以畅行，并得到天下士人的认可。
（二）提出“三体三用”之说，解决了“六义”的悬疑问题
《毛诗正义》能够树立起权威，除了上述的兼顾前代与当代代表作外，还在于其对前代《诗经》学的突破与发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三体三用”说和“诗人救世”说。
自孔子以后，儒家学人对《诗经》进行了多方解读，由于个人理解不同以及时代背景差异等多方面原因，《诗经》在流传与解释过程中存在不少疑问。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六义”之说。虽然我们今天多采用朱熹的说法来理解“六义”，但如果我们细读文本就会想知道，《毛诗序》中的“六义”与《周礼》中的“六诗”在文字表述上完全相同，那么“六义”就是“六诗”吗？如果含义相同，《毛诗序》为什么还要费力地提出“六义”，而不直接用“六诗”呢？此外，《诗经》的经文中列有“风雅颂”三类诗歌，而未见“赋比兴”三字，“赋比兴”是从何而来的呢？它与“风雅颂”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于这些问题，《毛诗正义》提出了“三体三用”的说法予以回答。
首先来看《毛诗序》中有关“六义”的文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对于“六义”中的“风”“雅”“颂”，《毛诗序》是这样解释的：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行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毛诗序》没有解释“赋”“比”“兴”三者的含义。《毛诗序》中的“六义”说法与《周礼》的“六诗”说法完全一致，一般认为“六义”之说乃承袭“六诗”之说而来。郑玄也对“六诗”做过解释：
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
郑玄的解释与《毛诗序》有相同之处，如对于“雅”的解释，都说“雅者，正也”；也有不同之处，如“风”。可见，“六义”说并不完全等同于“六诗”说。郑玄虽然尊《毛诗》，但他在《毛诗笺》中没有解释“六义”。“六诗”与“六义”的关系在郑玄这里是语焉不详的。同时，《毛诗序》提到了“赋”“比”“兴”，但是《诗经》的分类中却只有“风”“雅”“颂”三类。“赋比兴”与“风雅颂”又是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在郑玄处也是模棱两可的。《毛诗正义》则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明确指出“六诗”就是“六义”，并给出了为何有“六义”与“六诗”之别的原因：
上言诗功既大，明非一义能周，故又言“诗有六义”。《大师》上文未有“诗”字，不得径云“六义”，故言“六诗”。各自为文，其实一也。
孔颖达等结合《毛诗序》的上下文，认为《毛诗序》在前文中已经论述了《诗》的功能并不是一“义”所能概括的，所以要说“诗有六义”。而《周礼》中提到“六诗”的时候，前面并未提到“诗”，因此采用“六诗”的说法。“六义”与“六诗”其实只是不同的文字表述而已，二者所指的内容则是相同的。这样就解决了“六义”与“六诗”的关系问题。
对于“风雅颂”与“赋比兴”之间的关系，《毛诗正义》提出了“三体三用”说来解释：
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
《毛诗正义》指出“风雅颂”是《诗经》的三类诗歌，并在《诗经》经文中已经标示出来。而“赋比兴”则是《诗经》的三种表达方式，并非《诗经》中三类诗。“赋比兴”是表现“风雅颂”的三种方式，因此得以并列为“六义”。由此便解决了“风雅颂”与“赋比兴”的关系。“三体三用”说在今人看来也是合理的。
（三）提出了“诗人救世”说，确立了诗人的社会责任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但是我们在阅读《诗经》时会发现其中有很多的内容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对此，《毛诗正义》以治病为比喻，提出了“诗人救世”予以回?答：
而变风所陈，多说**之状者，男**女奔，伤化败俗，诗人所陈者，皆乱状**形，时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规切谏，救世之针药也。《尚书》之三风十愆，疾病也。诗人之四始六义，救药也。若夫疾病尚轻，有可生之道，则医之治也用心锐。扁鹊之疗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有将死之势，则医之治也用心缓。秦和之视平公，知其不可为也。诗人救世，亦犹是矣。
这里指出，变风类诗篇多涉及**、男**女奔等伤风败俗的内容，这些不符合孔子“思无邪”的标准，也不符合“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那么这些内容为什么会出现在《诗经》中呢？《毛诗正义》认为这些内容都是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问题，而诗人将这些表现出来也正是为了加以劝谏，是拯救时政疾病的良药。《尚书》中的“三风十愆”指的是社会上由三种恶劣风气滋养的十种罪愆：
敷求哲人，俾辅于尔后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
其中，巫风二：舞、歌；**风四：货、色、游、畋；乱风四：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
针对这些时政疾病，诗人以“四始六义”为良药来治疗。治病的时候，医生会根据病情的轻重来选择治疗方式。如果还有救的可能，医生会积极治疗；如果已经病入膏肓，医生的救治之心也就淡了。诗人利用诗歌来“救世”，就如同治病一样。**、男**女奔等伤风败俗之事，都存在纠正的可能，所以诗人会选择将之展现出来，加以劝谏。如此，《毛诗正义》就以治病为比喻解决了为什么《诗经》中会存在一些不符合“思无邪”标准的诗篇，并由此提出了“诗人救世”之说。
“诗人救世”之说肯定了《诗经》的社会功能，也明确了“诗人”的社会责任。我们来看看“诗人救世”之说的具体内?涵。
第一，非君子不能作诗。君子自觉地负有救济苍生的社会责任，也只有君子敢于对社会弊端发出声音，因此，只有君子才能真正承担起用诗歌来救世的责任。所以《毛诗正义》在解释《诗经·四月》中“君子作歌，唯以告哀”一句时说道：
今我天下之民，遇此残乱惊扰失性，草木之不如也。由此君子作此八章之歌诗，以告诉于王及在位，言天下之民可哀悯也。作者自言“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诗故也。
《毛诗正义》认为，这首诗歌中的作者说“君子”，是因为诗人认为只有“君子”才能作诗。君子指当时负有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毛诗正义》说非“君子不能作诗”是有一定道理的，上文中提到了《诗经》有一部分作品是当时的贵族创作而献给君王的，尤其是在《雅》和《颂》之中。“非君子不能作诗”正是在《雅》中提出的。但是，我们前面也提到，《诗经》有很多诗歌是采自民间，并不是所有诗篇的作者都是贵族。从这个角度来看，《毛诗正义》“非君子不能作诗”的说法有失偏颇。不过，《毛诗正义》提出的“非君子不能作诗”的目的只是为了强调诗人的“救世”之责，而不是针对《诗经》所有作品的作者而言的，因此，“非君子不能作诗”有其合理性，我们不必苛求其准确性。
第二，“虽文刺前朝，实意在当代”。如何达到“诗人救世”的目的呢？《毛诗正义》提出了“文刺前朝，意在当代”的操作方式：
诗者，人之咏歌，情之发愤，见善欲论其功，睹恶思言其失，献之可以讽谏，咏之可以写情，本原申己之心，非是必施于谏。往者之失，诚不可追，将来之君，庶或能改。虽刺前世之恶，冀为未然之鉴，不必虐君见在，始得出辞，其人已逝即当杜口。《雨无正》之篇，……虽文刺前朝，实意在当代，故诵习此言，以自肃警。
这里从诗歌的缘起和功能入手，认为诗歌本是抒发个人之情志的，当献给君王时就具有了讽谏的功能。虽然《诗经》中所描述的古代之事，古人的得与失在今天看来已经无可挽回，似乎是与现实政治毫无关联。但是，今天的君王是可以从中得到教训的，能够避免古人之失。所以，《诗经》中的很多作品是“虽文刺前朝，实意在当代”。
这段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借古讽今”。唐代距离《诗经》的时代已经非常久远了，社会有了诸多发展，人们的见识也在变化。在这种时代还要强调《诗经》的崇高地位，的确有难度。而且唐朝人是务实的，虽然不断有“复古”之言出现，但“复古”是为了“革新”则是所有人的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提高《诗经》的地位，确定其权威，必须将之与当下现实联系起来。只有能对现实产生某种作用，才能获得时人的认可。孔颖达等看到了这个背景，提出了《诗经》“虽文刺前朝，实意在当代”的特征，用来指导诗人如何救世。由此出发，诗人所救之世自然是“当代之世”，《诗经》对现实的作用就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了。
第三，主张直谏，反对谲谏。劝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劝谏，不给君王留面子；一种则是委婉的劝谏，即《毛诗序》中所指出的“谲谏”。“谲谏”因是出自《毛诗序》而得到了认可。但是，《毛诗正义》明确提出不可谲谏，一定要直谏：
谲者，权诈之名，托之乐歌，依违而谏，亦权诈之义，故谓之谲谏。
“谲谏”虽然通过乐歌来讽谏，却是一种权诈之作，它并不能起到讽谏君王的作用。如果诗人采用谲谏的方法，是不可能达到“救世”的目的的。要达到“救世”目的必须采用直谏的方?式。
《毛诗正义》主张直谏是有现实基础的，当时的唐太宗是一个虚心纳谏的君王，拥有魏征等直谏之臣。而《毛诗序》“主文而谲谏”，主张用隐约的言辞劝谏而不直言，符合当时“温柔敦厚”的《诗》学观，以及《毛诗序》中所提出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标准。而到了唐代，这样的劝谏方式已经不符合时代、社会的需要，因此《毛诗正义》反对谲谏，主张直谏。
通过“诗人救世”之说，《毛诗正义》确定了诗人的社会责任。“文刺前朝，意在当代”将《诗经》这一部古书拉回到现实，《诗经》不再像在孟子那里，只是用来证明自己观点的历史材料和前人旧说，而是一部立足于当代政治、社会的功用之书。通过“诗人救世”，《毛诗正义》明确了诗人的责任，而其最终影响的则是有唐一代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作为科举考试的权威之作，每一位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都应该熟读《毛诗正义》，“诗人救世”之说由此在士人心中烙下印记，成为他们的人生导向。因此，《诗经》所承载的社会功能更为明晰。
由以上三点可以看出，“诗人救世”之说处处立足于现实，强调诗歌所承载的社会功能，这既继承了汉代的“美刺”说，又对其有所发展。唐代距离《诗经》年代久远，《诗经》在唐代的社会地位也有所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树立《诗经》的权威必须立足于现实来阐释，否则《诗经》就只是一堆古文献，于现实无所益处。《毛诗正义》的作者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美刺”说的基础上提出“诗人救世”，而且是救当代之世，从而使得《诗经》这部古老之作有了现实基础，符合现实的需要，得到了时人的认可。
总的来说，《毛诗正义》通过严密的组织体系，将前朝与当代的权威之作整合在自己的解读系统中；通过回答前人在《诗经》解读过程遇到的难题，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予以正面回答，对前人的说法既有继承也有突破，树立了《诗经》的权威。如此，《毛诗正义》在颁布天下之后，很快获得认可，成为官方的权威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