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诗集传》——《诗经》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朱熹的《诗集传》代表了宋代《诗经》研究的最高成就，被称为集大成之作。如皮锡瑞指出：“欧阳修《诗本义》，始不专主毛郑。宋人竞立新说，至朱子集其成。” 它的影响波及元明清三代。《诗集传》流传之后，通行达八百年，以至于明清时代的普通读者竟不知道《诗经》读本还有汉唐版本。那么，《诗集传》的“集大成”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它在《诗经》解读过程中有什么样的贡献呢？以下从《诗集传》的体例、解读方式等方面来介绍《诗集传》“集大成”的表现。
（一）体例独特，兼采众家之说
第一，调整小序位置。前面我们提到的《毛传》由序文、经文、释文三部分构成。序言部分又可以分为大序和小序。大序为总论，置于开篇。小序为每首诗歌的序言，置于该首诗歌的前面。这样的体例几乎成为《诗经》注释的惯例，小序甚至有了跟经文同样重要的地位。朱熹对此加以改变，他将《毛诗》的小序废掉，而换成了自己的解说。朱熹曾经指出：“旧曾有一老儒郑渔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与叠在后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虚心看正文，久之其义自见。”（《朱子语类》卷八十）郑渔仲指的是郑樵，郑樵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废小序派人物，他在注释《诗经》时就将《毛诗》的小序予以废除，用自己的序言来代替小序，并将小序放在经文之后。朱熹认为这样的位置安排才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即读者先进行诗歌文本阅读，再看注释者的解释与说明，有助于读者明白诗歌文本的本义，而不至于被注释者所引导或误导。
第二，朱熹将音注放在经文的旁边，方便读者阅读。古人注《诗经》有音注和义注，二者都置于经文以下。而朱熹则将音注直接放在了经文的大字旁边，这样读者在没有看到义注、即使不明白诗意的时候也可以先将诗文读出来。这样的安排与朱熹对《诗经》的读法认识相关，朱熹认为“沉潜讽咏”是读《诗》的关键。“沉潜讽咏”大意是说读诗人要静下心来对诗歌文本进行诵读，从文字、音韵中寻求诗歌的含义。
第三，每章都标举赋、比、兴。《毛诗》独标“兴体”，对“赋”和“比”有所忽略。朱熹则不一样，他对“赋”“比” “兴”三者都有非常深入的思考，对三者的表现方式和具体作用也进行了深入分析。因此，他在标明“赋”“比”“兴”的时候比较灵活，并没有局限于某一章、某一句只能是“赋”、只能是“兴”，或者只能是“比”，而是可以兼而有之。如《汉广》即标“兴而比”，这样的解读更符合《诗经》的实际。
第四，不少诗篇的篇后还有一些附录成分。朱熹注释《诗经》讲究简洁明了，主张读诗人从“讽咏”文字中探求诗歌本义，但是有些知识对理解诗意也是有帮助的，这些知识也是不能忽略的。因此，朱熹将一些史实的考证、自己的一些难以完全证实的想法、对前人观点的辨析等内容，附录在篇章的结尾之处，读者可以选择是否阅读。阅读，可以开拓读者的思维；不阅读，也不影响对全诗的理解。
以上在体例上的一些特殊安排，朱熹都是从方便读者阅读的角度来确定的。朱熹认为解《诗》先需要读诗，“沉潜讽咏”才是解诗、读诗的必由之路。要废除一切有碍读者理解诗歌本意的因素：“直是要人虚心平气，本文之下打叠交空****地，不要留一宗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意是求。”（《朱子文集》卷四十八）不管先儒是如何解读的，读者只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寻求本意即?可。
同时，对先儒的注解，朱熹也不是一味否定：“凡先儒解经，虽未知道，然其尽一生之力，纵未说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须熟读详究，以审其是非而为吾之益。”（《朱子语类》卷八十）朱熹认为，要在自己领悟本意的基础上，将己意与先儒意加以比较，如此方可以得出正确的认识。由此可以看出，朱熹的《诗经》解读虽然是废小序，但是也是兼采众家的，只要他认为是正确的，不管是哪一个学派，也不管出自何人之手，朱熹在解读的过程中都会加以采用，“集大成”的特征亦由此可见。
（二）以诗说《诗》
以诗说《诗》指的是从文本出发来理解《诗经》。朱熹指出：“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意是求。”以诗说《诗》是相对于汉唐人的以序说《诗》的解读方式而言的。从前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汉唐学者解读《诗经》的思路是以序为先，由序言确定的主旨来解释诗句，由此常常出现穿凿附会、违背诗歌本义的情况。对此，朱熹指出：“令人虚心看正文，久之其义自见。盖所谓序者，类多世儒之误，不解诗人本意处甚多。”（《朱子语类》卷八十）朱熹又指出：“解《诗》时，且读本文四五十遍，已得六七分，却看诸人说与我意如何，……又读三四十遍，则道理流通自得矣。”（《朱子语类》卷八十）朱熹多次强调读《诗》、解《诗》应该从《诗经》的文本出发。
（三）以理说《诗》
朱熹在《诗集传》的序言中指出：“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演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朱熹是理学家，他解诗时也注意从“理”的角度出发，“存天理、灭人欲”是其解读《诗经》的理论基础。由此出发，朱熹认为凡是符合三纲五常者为正为善，反之则为乱为**，因而提出了“**诗”的说法 。不过，“**诗”也具有讽谏作用。
（四）经学传统之下的文学解读
中国文学经过魏晋“文学的自觉”的时代，唐代诗歌的盛世发展，至宋代，文学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再加上疑古惑经之风，从文学的角度来解读《诗经》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欧阳修开其先河，他在《诗本义》中说：“诗文虽简易，然能曲尽人事，而古今人情一也。求诗义者，以人情求之，则不远矣。然学者常至于迂远，遂失其本义。”从“情”的角度来解读《诗经》，而“情”正是文学的重要特征。值得重视的是，欧阳修认为“古今人情一”，即古代人与当代人在情感上是相通的。这一点与今人对文学“普适情感”的追求非常接近了。在此之后，《诗经》的文学解读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而朱熹则可以说是对《诗经》文学阐释进行得最为彻底者。
第一，朱熹提出“国风”是当时的民歌。他在《诗集传》的序言中指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明确指出《诗经》中的“国风”乃男女吟咏性情的民歌。
第二，朱熹主张用文学方法读《诗》。他在《朱子语类》中提出了读《诗》的方法：“《诗》，如今恁地注解了，自是分晓，易理会。但须是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若是草草看过一部《诗》，只三两日可了。但不得滋味，也记不得，全不济事。古人说‘《诗》可以兴’，须是读了有兴起处，方是读《诗》。若不能兴起，便不是读《诗》。”（《朱子语类》卷八十）
第三，注重“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前面提到朱熹对“赋比兴”的重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符合文学创作规律：“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第四，对《诗经》民歌特色的肯定。在朱熹以前，对《诗》三百篇的解读是以经学为主的。朱熹是第一个提出《诗经》具有民歌性质的批评家。《诗集传·序》中指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风”作为《诗经》的主体，大部分是民歌，而且多与爱情有关，这一见解非常精辟，对后世《诗经》的文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
总的来说，朱熹的《诗集传》对《诗经》的解读既有经学的影子，又并未忽略汉代学者对《诗经》政教、美刺的影响，也没有忽略《诗经·国风》中的大部分诗歌是从民间采集而来的，具有民歌的本质与特色。同时，作为理学家，朱熹又坚持“以理说诗”，“存天理，灭人欲”是他解读《诗经》的基础。从这几点来看，《诗集传》被评为“集大成”之作是毫不夸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