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诗谱》——《诗经》“谱系”的建立

郑玄（127—200），字康成，东汉著名的经学家。郑玄一生著述丰富，保存至今的就有“三礼”注和《毛诗笺》。《郑笺》解读《诗经》不仅疏通经义，也疏解《毛传》，《毛诗》在郑玄为之笺注之后大行于世，逐渐取代了“三家诗”。《郑笺》是汉代《诗经》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在《郑笺》外，郑玄还著有《毛诗谱》，以表谱的形式来解读《诗经》，为《诗经》建立了发展“谱系”。

（一）《郑笺》何以名“笺”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汉人的注释有多种体例，如训、传、诂、笺等。那么，郑玄所作的《诗经》注释之作，为何会取名为“笺”呢？陆德明以郑玄《六艺论》解释如下：

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则下己意，使可识别也。

陆德明认为，郑玄将自己的《诗经》注释之作命名为“笺”，是因为他在注释《诗经》的时候，主要遵从《毛诗》之意：如果《毛诗》有不甚明白之处，则加以说明；如果有与《毛诗》认识不同的地方，则给出自己的看法。如果陆德明所引无误，那么这段话出自郑玄之手，应该是符合郑玄本意的。

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也有解释：

郑以毛学审备，遵畅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记识其事，故特称为笺。余经无所遵奉，故谓之注。注者，著也，言为之解说，使其义著名也。

孔颖达指出了《郑笺》解诗乃遵从《毛诗》，所以取名为“笺”。“表明毛意”与郑玄的“注《诗》宗毛为主”意义相?近。

从以上材料来看，郑玄将《诗经》命名为“毛诗笺”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表明自己是遵循《毛诗》来注释《诗经》。二是对《毛诗》有所补充，对《毛诗》过于简洁或解释不清的地方，加以详细解说；认为《毛诗》注释有讹误的地方则加以改正。《毛诗》在郑玄笺注之后，其影响越来越大，《毛传》和《郑笺》成为保存至今的、最完整的《诗经》注释之作。其所确立的诗序、诗文、注释三位一体的《诗经》解释体系成了经典注释的典范。

（二）《毛诗谱》：为《诗经》建立起发展“谱系”

郑玄完成笺注之后，又撰写了《毛诗谱》。“谱”是序言的一种。刘勰《文心雕龙·书记》指出：

总领黎庶，则有谱籍簿录……故谓谱者，普也。注序世统，事资周普。郑氏谱诗，盖取乎此。

刘勰认为郑玄给《毛诗》作谱，就像人们制作家谱一样，依据周代的世序来解释诗歌的发展变化。孔颖达在解释《毛诗谱》时也说：

此谱亦是序类，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诸侯世及诗之次，故名谱也……谱者，普也。注序世数，事得周普。

孔颖达认为“谱”与“序”同为序言类，郑玄取“谱”为名，只是为了避开《毛诗序》中的“序”之名（“子夏序”指《毛诗序》，孔颖达认为《毛诗序》的作者就是子夏，所以他直接称《毛诗序》为“子夏序”）。《毛诗谱》以周王朝历史发展为纲领，介绍《诗经》各诗篇产生的年代。

郑玄的《毛诗谱》是根据《史记》年表和《春秋》中的史实，分别排比《诗经》中《风》《雅》《颂》的谱系，从而说明《诗经》各部分与其时代、政治、风土的具体关系。以历史谱系来解读《诗经》、以史学的视角来解读《诗经》成为后世《诗经》解读的重要方式。虽然汉代其他《诗》学派，如韩诗、齐诗、鲁诗等也会引用史实解释诗篇，但都没有郑玄这么系统。

（三）《毛诗谱》的内容

《毛诗谱》由两个部分构成，即《诗谱序》和各分谱。《诗谱序》相当于“毛诗大序”，论述诗的价值，介绍《诗经》产生的年代及其发展变化，并说明了撰作诗谱的目的和方法。各分谱类似于“毛诗小序”，主要考证诗篇产生的时代和地理位置，并与商周王朝的时代、世相联系。

首先介绍《诗谱序》的内容。郑玄认为，三皇五帝之时还没有诗，或者有诗也未见文献记载。

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

有文献记载。诗是从《虞书》之“诗言志”开始的。夏承接虞，应该有诗，只是未得以保存下来。

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

孔颖达解释“《诗》之道放于此乎”说：“未见诵美讥过之诗，其道始于此，非初作讴歌始于此也。”也就是说，郑玄所说的“诗”仅仅指“诵美讥过”之“诗”，而不是吟咏个人性情之诗。全文后面论《诗》的发展演变都是立足于“诵美讥过”这一政教之义的。

到了商代，见于《诗经》的有《颂》，但是没有《风》和《雅》。

迩及商王，不风不雅。何者？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

郑玄对商代仅有《颂》诗作了解释：《风》和《雅》主要是论功颂德、刺过讥失，周人记录其诗，当然只能记录周朝本朝的《风》和《雅》，而不必录先朝的论功颂德、刺过讥失的诗作了。至于《颂》，主要是颂扬前代的诗篇，表示对前代的敬重，录之无妨，所以《诗经》里有《商颂》。这里就明确地将诗歌的功能概括为“论功颂德”与“刺过讥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美刺”说。

随后进入了周代，郑玄依据周代的帝王对诗之“正变”进行说明，并解释其具体原因。如自后稷至于成王、周公之时，“为《诗》之正经”。文王和武王时的诗篇有《风》中的《周南》《召南》，《雅》中的《鹿鸣》《文王》。原因是文王和武王有很高的德行，为天下之父母，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周自后稷播种百谷，黎民阻饥，兹时乃粒，自传于此名也。陶唐之末，中叶公刘，亦世修其业，以明民共财。至于太王、王季，克堪顾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

从懿王、夷王开始，周室王道衰微，“变《风》”和“变《雅》”出现。至春秋五霸兴起，周王室濒临灭亡。

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

这里将《诗经》的“正变”与政治的兴衰联系起来了。政治清明，君行德政，当此之时便是“《诗》之正经”；政教衰亡、君王昏庸之际，“变风”和“变雅”产生。而当周王室灭亡，《诗》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样，就将《诗经》中所有的作品与时代联系起来了，并且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类型的诗篇，诗篇与时代特征密切相关。

随后郑玄又对孔子选录留下的诗进行了解释，认为孔子留下“变《风》”“变《雅》”之作是为了警示后人。

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之事，谓之变《风》变《雅》。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于是止矣。

最后两段分别说明作这个《诗谱》的目的和主要方法，即《毛诗谱》是以《史记》《春秋》之世次为《诗经》的诗篇立谱，方便读者抓住纲领，理解诗意。

夷厉以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谱。

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思则寡，其诸君子亦有乐于是与。

从《诗谱序》的内容可以知道，郑玄对《诗经》的解读是从政治沿革出发，并由此确定诗之“正变”。政治清明、实行德政之时产生的诗歌是“正经”。反之，王道衰微、德政不存，产生的诗歌就是“变风”和“变雅”。同时，政治有善恶，诗篇有“正变”，诗歌的功能也就有颂美与刺恶之分。属于“正经”的作品，都是颂美之作，如《风》中的《周南》与《召南》，《雅》中《鹿鸣》与《文王》等。“变风”与“变雅”多为刺恶之作，如《十月之交》《民劳》等。

《毛诗谱》的第二部分是分谱，包括《周南召南谱》《邶鄘卫谱》，其后“国风”各一谱：《王谱》《郑谱》《齐谱》《魏谱》《唐谱》《秦谱》《陈谱》《桧谱》《曹谱》《豳谱》。又有《大小雅谱》《周颂谱》《鲁颂谱》《商颂谱》。各分谱主要考证诗篇产生的地理位置及其沿革，说明诗篇的体用及其正变性质等，并将各诗篇与时代相联系。以下以《齐谱》为例来介绍分谱的内容。

该谱首先介绍了齐国的首封之主为齐太公，以及齐国的都城所在?地：

齐者，古少皞之世，爽鸠氏墟。周武王伐纣，封太师吕望于齐，是谓齐太公，地方百里，都营丘。

其次郑玄介绍了齐国的疆域和具体的地理位置：

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复夏禹之旧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广大邦国之境，而齐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在《禹贡》青州岱山之阴，潍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于王官。

最后，郑玄介绍了齐国政治的衰落，并由此有了“变《风》”之?作。

后五世，哀公政衰，荒**怠慢，纪侯谮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齐之变《风》始作。

这里从《诗谱序》中的“正变”说出发，指出了《齐风》中“变风”的出现。

其他各分谱或详或略，但内容基本都包括该地最早的封主、地理位置、政治兴衰与诗歌的“正变”。

总的来说，《诗谱序》提出总的纲领，总论周王朝政治兴衰过程和诗之“正变”发展。各分谱与《诗谱序》相照应与配合，具体到某一国某一地的政治变化和诗歌变化，详细地将政治兴衰与诗之“正变”结合起来。同时，关于周王朝历史兴衰、政治沿革、各地地理情况等资料，郑玄都是取自《春秋》《史记》《尚书》等历史典籍，将诗与史系统、紧密地结合起来。如此，郑玄以时序变迁为经，以地理方位为纬，建立了《诗经》的时空体系，进而在这个时空体系中考察每一首诗的具体内涵。

（四）《毛诗谱》对《毛诗序》的补充

前面说到了《郑笺》遵循《毛传》，《毛诗谱》从字面意义来看也可以理解为“以《毛诗》为谱”。但是，郑玄并没有谨守《毛诗》，而是在其基础上有所补充。

第一，他明确了《诗经》的“美刺”功能。《毛诗序》在介绍“风”的内涵时提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毛诗谱》则在此基础上指出：“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将“美刺”并列而言，明确提出了《诗经》的“美刺”功能。

第二，他详细说明了“风雅正变”说。《毛诗序》中已经提到了“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但并没有详细说明。《毛诗谱》则对“诗之正经”和“变风、变雅”有更为详尽的说明，并且在具体诗篇的注释与解读中，也是从“风雅正变”出发，说明该诗是“正诗”或是“变诗”，且说明理由。

郑玄一生转益多师，所承观点常有矛盾之处。但是《毛诗笺》和《毛诗谱》都是郑玄晚年之作，是在其思想比较成熟的时候写作的，代表了郑玄主要的《诗》学观点。《毛诗谱》以表谱的形式来确定《诗经》诗篇的创作时代，采用“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的解《诗》方式，将诗歌的“正变”与政治兴衰联系起来，并按“正变”原则对诗歌加以划分。经过这样的构建，“正变”理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同时，郑玄以“美刺”论诗，突出了《诗经》的政治功能。在郑玄之后，《毛诗》畅行于世，“正变说”“美刺说”也成为阐释《诗经》的重要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