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诗序》——儒家政教体系的建立
前面我们提到了《毛诗》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取代“三家诗”。在前人对《诗经》的解读过程中，《毛诗序》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它以“教化”为中心，提出了“六义”与“正变”之说，建立了儒家的政教体系。
（一）《毛诗》的组成
《毛诗》并不只是一本书，而是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诗序》，包括大序和小序两个部分。通常所说的“毛诗序”一般指大序。诗序是位于诗文前面的说明性文字，用来说明诗篇的主旨、创作的时代、产生的地点等。第二部分是经文，是当时已经成书的《诗经》文本。第三部分是注文，即《毛诗故训传》，简称《毛传》。《毛诗故训传》是现存《毛诗》学派的最早著?作。
（二）“故训传”释义
《毛诗故训传》中“故”“训”“传”三字，有不同的含义，后人对其也有不同的说法。如孔颖达等在《毛诗正义》中有以下解释：
故训传者，注解之别名。毛以《尔雅》之作多为释《诗》，而篇有《释诂》《释训》，故依《尔雅》训而为《诗》立传。传者，传通其义也。……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
孔颖达等认为三者都是注解中的一种，它们的不同在于注释的内容不一样。“传”是疏通义旨，“诂（故）”是比较古今之意，“训”则是解释名物的样貌等。
马瑞辰解释“诂训传”说：
盖“诂训”第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传”就并经文所未言而引申之，此“诂训”与“传”之别也。
马瑞辰从注释的对象加以区分：“故训”注释经文，“传”则注释“故训”没有注释的经文部分，或者对不详细的部分加以扩展。也就是说，“传”是对“故训”的补充。
汉人注释儒家经典的体例非常多，包括故、训、传、章句、说、微等。后世学者对其具体所指也有不同的看法，这里不细加辨析，统一理解为对经文的注解。
（三）《毛诗序》：政教体系的建立
《毛诗序》是认识《毛诗》学派解读《诗经》的重要文献。《毛诗序》究竟为何人所作？目前尚无定论。如郑玄认为《毛诗序》的作者是子夏与毛公二人，以为《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与毛公合作。《后汉书》认为《毛诗序》的作者为卫宏：“卫宏字敬仲……从谢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孔颖达认为《毛诗序》出自子夏一人之手：“《诗》三百一十一篇，子夏作序。”王安石认为《毛诗序》的作者是写诗之人：“《诗序》诗人所自制。”关于《毛诗序》的作者问题，异说颇多，根据现有资料难以定论。
《毛诗序》有小序、大序之别。小序是指传自汉初的《毛诗》三百零五篇中每篇的题解，大序指的是在首篇《周南·关雎》题解之后，针对《诗经》的总体的序言。这里介绍大?序：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毛诗序》开篇就提出了“风”与“教”的概念。
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这句已经鲜明提出了诗歌的“教化”功能。风，通“讽”。《风》的主要功能是“讽”与“教”。孔颖达认为“讽谓微加晓告，教谓殷勤诲示。始末之异名也。”即二者都是指教化，只是具体的方式和程度有别。
接下来提出了作诗的缘起，以及“诗”与“志”的区别。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诗歌是人们志意的表达，如果仅仅是心有所想，便是“志”。如果形之于言，便是“诗”。
接下来解释了“声”“文”“音”的区别与联系，并由此导出了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以及诗歌的重要功能。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古者“诗乐”一体，从音乐中能够知道政治之兴衰、民生之苦乐，“诗”则具有“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的功能，再次阐述了诗歌的教化功能。
接下来提出了“六义”说，对“六义”的特征和功能进行了阐释，并提出了“变风”“变雅”等“变诗”的概念。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这里将政治兴衰与诗歌性质相联系：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诗人见善则美，见恶则刺，于是有所谓“变风”与“变雅”。但是，“变风”与“变雅”都是“发乎情”又“止乎礼义”的。
接下来又从诗人作诗的本意出发来解释“风”“雅”“颂”的内涵。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最后以《关雎》等诗篇为例，举例说明上述论点。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
《关雎》与《麟趾》具有王者之风，而王者肯定是圣人，周公是圣人，因此二者乃周公之作。《鹊巢》《驺虞》系之召公与此相似。
最后回到《周南》《召南》，并再次论述《关雎》所展示后妃之德，是王化的开端。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毛诗序》阐述了诗歌的特征、诗歌与时代的关系，而这些都源自于诗歌的政教功能。概括而言，《毛诗序》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毛诗序》论述了诗歌言志抒情的特征。“诗者志之所志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两句中的志与情是合二为一的，唐代孔颖达等明确指出：“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为一。”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里“情”不是魏晋时期所说的“情”。陆机在《文赋》中有两句著名的话：“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流亮”，“情”是指个人真情、个人性情，而不是具有政治教化之用的“情志”。《毛诗序》中的“言志抒情”之说延续了先秦《礼记》《尚书》等的说法。如《尚书·虞书·舜典》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
第二，《毛诗序》指出了诗歌、音乐与时代的密切关系。“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诗歌和音乐，而时代和政治的情况则反映在诗歌和音乐中。
第三，《毛诗序》提出了“六义说”。《诗经》的六义包括：风、赋、比、兴、雅、颂。“六义”与《周礼》的“六诗”所指相同。《周礼》记载：“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毛诗序》主要是从政教功能来解释“六义”之说的，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之所以称作“风”，是因为具有教化功能，帝王可以用来教化百姓，百姓则可以用来讽谏帝王，上下都可以畅所欲言，达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效果。“风，风也，教也。”后人对“六义”具体所指有不同的看法，基本达成的共识是：风、雅、颂是诗的种类，赋、比、兴是作诗的手法。如孔颖达指出：“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第四，《毛诗序》提出了“正变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不过，《毛诗序》虽然提出了“变风变雅”的概念，但并没有进行详细的解释与说明。“正变说”的完善由郑玄最终完成。
最后，《毛诗序》的阐述遵循一个中心：《诗经》的最大功能是教化，即为政教服务。李泽厚等学者指出：“以诗为教化的工具，是贯穿《毛诗序》的一个根本观点。”例如，诗歌可以言情，但必须“发乎情，止乎礼义”。再如谈到诗歌的社会作用，强调的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诗歌具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但这些都是为“先王”所服务的。
《毛诗序》是把《诗经》当作政教工具，立足于政治教化，并在“教化”的基础上提出“风雅正变”之说，然后用“教化”与“正变”说来阐释具体作品的意义。经过《毛诗序》的阐述和《毛传》对每一首诗歌政治伦理意义的挖掘，《诗经》的政教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