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西线指挥部视角中的刺杀希特勒密谋
7月20日的密谋事件已被人们从各种视角谈起，但时至今日，还没有人探讨过这件事与军事问题的密切关系。炸弹在东普鲁士希特勒的指挥部爆炸，希特勒逃过一劫。柏林的事态发展，以及那里的密谋者在千钧一发的时刻为何没能抓紧转瞬即逝的机会的内情，已经有了相当清晰的图景。但为了使画面更加完备，最要紧的是要追溯在那决定性的一天里德军西线指挥部中发生的事情。布鲁门特里特详细叙述过这件事以及随后的反应，我也做了很多记录。我认为，在这里进行全文引用很有价值，因为它不单单是直接证据，更在于它能传达出当时的真实氛围。
布鲁门特里特的叙述
1944年年初，圣日耳曼的西线最高司令部来了许多造访者，他们就战争事态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他们经常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元帅们是否应该通力合作向希特勒提出建议，敦促他向盟军求和。
3月底的一天，隆美尔在参谋长斯佩德尔将军的随同下来到圣日耳曼。临行前，斯佩德尔想和我单独谈谈。当我们离开时，斯佩德尔告知我，他是在代表隆美尔和我交流，然后说：“我们必须通告元首，这场战争已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都认为这件事应该被报告给伦德施泰特，于是便发出了报告，结果他与我们持有相同的意见。我们达成一致，便给最高统帅部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元首“鉴于法国的危急事态”到圣日耳曼来进行商议。但我们没有获得任何回复。
斯佩德尔将军又来找我商议这件事，在我们的交谈中，他告诉我，德国有些人打算铲除希特勒。他提到了维茨莱本元帅、贝克将军、霍布纳尔将军和格德勒博士的名字。他还说，隆美尔元帅给了他数天休假时间，让他去斯图加特和那里的其他人商议这件事。斯佩德尔和隆美尔都来自符腾堡州，早就认识格德勒；但在此次交流中，斯佩德尔从未暗示有人想刺杀希特勒。
在克卢格抵达，替换伦德施泰特成为西线的总司令之前，密谋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在克卢格和凯特尔进行电话交谈时，他的语气激烈，坚持认为战争应当结束。
关于这次更换指挥，我还想补充一点。希特勒知道伦德施泰特深受德军甚至敌军的敬重，而盟军的广播又总是暗示伦德施泰特以及他的参谋们与希特勒存在意见分歧。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我们的指挥总部从未受到过盟军的空袭，伦德施泰特也从未受到法国抵抗运动的威胁，有人推测这是因为人们都知道他一直善待法国人，而这些情况在经过特工汇报后，也引起了希特勒的警觉。希特勒对伦德施泰特总是赞誉有加，超过了其他所有将领，但内心却时刻加以提防。在伦德施泰特极力建议休战和谈后，希特勒便将他革职了。
7月6日，克卢格抵达圣日耳曼。17日，隆美尔遇袭受伤。于是，克卢格便赶到隆美尔位于拉罗什-基扬的指挥部，在那里指挥战役，留我在圣日耳曼负责。
7月20日
我最早是在下午3点左右获悉了希特勒遇刺的消息，芬克上校告诉了我。约六周前，他从东线调到西线。芬克走进我的屋子说：“将军，元首死了，盖世太保在德国发动兵变。”我大惊失色，问他从哪听说这个消息的。芬克回答说，这是巴黎的法国军事总督斯图普纳格尔将军在电话里说的。
我试图在拉罗什-基扬通过电话联系克卢格，被告知他正在前线视察。在之后的电话交谈中，我十分谨慎地告诉斯佩德尔，局势十分严峻，我会亲自开车当面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下午4点左右，我离开圣日耳曼，并于下午5点30分左右抵达拉罗什-基扬。
克卢格当时刚刚回来，当我步入他的房间时，看见他面前摆着一份德国电台的摘录，大意为有人图谋杀害元首，但未能成功。克卢格告诉我，他此前收到两通来自德国的电话，但不知道是谁打来的，只是说：“元首已毙命，你必须做出抉择。”克卢格接着说，大约一年前，维茨莱本、贝克和其他人来到他家，探询接近元首的方法，以及如何操作。他还说，他已经记录了这些讨论。
正当我们谈话时，一通来自圣日耳曼的电话打了进来。电话中声称，收到一封匿名电报，声称希特勒已毙命。克卢格深感困惑，他想知道电台公布的报道是不是假的。谈了一会儿后，我给约德尔的副手瓦尔利蒙特将军打电话，过了很久电话才接通，但对方只说瓦尔利蒙特没有时间，因为他正和凯特尔会面。
克卢格又和我商量，讨论下一个电话该打给谁。我们打电话给巴黎的党卫军指挥，他回答说除了广播中的消息，他一无所知。然后，我们给陆军总司令部的组织部部长施泰夫将军打了电话。我和施泰夫很熟，但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密谋的核心人员，事后才知晓此事。施泰夫立刻问道：“你从哪里听说元首去世的消息？”随后又补充说：“元首一切安好，精神也很好。”然后就挂断了。我们此时都感到忐忑不安，意识到情况的错综复杂。
施泰夫的回答和举止都很诡异，这暗示了一种可能：“这是一次失败的暗杀，”我对克卢格说。克卢格随后对我说，如果行动成功，他第一步将是下令停止向英国发射V型火箭，第二步是与盟军指挥官取得联系。
克卢格随后让我给斯图普纳格尔打电话，叫他到拉罗什-基扬来。我同时也把西线空军指挥施佩勒元帅叫了过来。
斯图普纳格尔将军在霍法克中校的陪同下于晚上7：30最先到达。这两个人、克卢格、斯佩德尔和我一起围桌而坐。如今，除了我和斯佩德尔，其余的人都已不在人世。斯图普纳格尔首先发言：“请霍法克中校讲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吧。”很快我们就明白了，霍法克对刺杀希特勒的密谋一清二楚，他负责在斯图普纳格尔和维茨莱本之间进行联络。他追溯了这场密谋的前因后果，一开始仅仅是向希特勒请愿，希望他停止战争；后来他意识到希特勒不会听从这一建议，盟军在事实上也不会听取希特勒提出的任何和谈建议，最终让事情变成了一场政变。他还为我们叙述了施陶芬贝格是如何谋划并组织实际行动的。
当他说完后，克卢格十分沮丧地说：“好了，先生们，密谋失败了。一切都结束了。”斯图普纳格尔立刻尖叫道：“元帅，我认为既然你们了解整个密谋，就必须有所行动。”克卢格回答说：“我们已经无能为力，元首还活着。”此时我注意到斯图普纳格尔开始变得慌张起来，他站起身，走到阳台上。回来后，他就一言不发了。
后来，施佩勒赶到了，只待了几分钟，并拒绝了克卢格共进晚餐的邀请。我猜，施佩勒根本不愿卷入讨论，也不想亲眼见证当时发生的任何事情。
其余的人就去吃晚餐了。克卢格侃侃而谈，显得轻松而淡定。而斯图普纳格尔则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他对克卢格说：“我可以再私下跟您谈谈吗？”克卢格同意了，并对我说：“你也一起来吧。”我们走进一个小房间。在这里，斯图尔普纳格尔告诉我，在离开巴黎之前，他已经选择采取“先期预防措施”。克卢格惊呼道：“天哪！你干了什么？”“我下令拘押巴黎所有的党卫队。”他指的不是武装党卫队，而是党卫队保安处。
克卢格提高嗓音说：“若无我的命令，你不能这么做。”斯图普纳格尔答道：“今天下午我试图给你打电话，但你不在指挥总部，因此，我必须擅自做主。”克卢格说：“好吧，那你自己承担所有后果。”此后，他们也没有回去吃完晚饭。
克卢格之后让我打电话给斯图尔普纳格尔在巴黎的幕僚长，询问是否真的执行了逮捕党卫军的命令。接电话的是林斯托上校，后来他也死了。[22]他告诉我，他已经执行命令，并补充说：“没有什么能妨碍到我们。”克卢格马上就对斯图尔普纳格尔说：“听着，你现在的最佳选择就是换上便衣躲起来。”他告诉斯图尔普纳格尔登马上释放所有被捕的党卫军。
斯图尔普纳格尔走后，我对克卢格说：“我们应该帮帮他。”克卢格考虑了我的建议，然后让我驱车追上斯图尔普纳格尔，并建议他在巴黎躲几天。当然，严格来说，克卢格应该逮捕他。
我开车前往圣日耳曼，一到那里，参谋就立刻拿来许多我不在时发来的新电报。一封来自凯特尔元帅，电文上说所有关于元首死亡的报道都是误传，一切根据类似消息发出的命令均不予理会。另一封来自弗洛姆将军，声称希姆莱已经从他手中接管了国内军队的指挥权，希特勒不再信任德国的任何一位将军。第三封来自希姆莱，简单陈述他已接管国内部队的指挥权。就在我读电报的时候，西线海军司令克朗克海军上将打来电话，问我能否去巴黎看望他——克卢格忘记邀请他来会谈了。
午夜一点，我出发赶往巴黎，到那里我发现海军司令部的所有人员都在。克朗克上将给我看他获得的维茨莱本陆军元帅发来的一封长长的电报，称元首已然去世，新政府正在组建中，暂且由他领导。于是克朗克给最高统帅部通电话，接电话的恰好是邓尼茨海军上将，他说电报所述不实。
然后，我又去了党卫队保安处，他们刚从监狱被释放回来，一碰到我，他们就都问我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们会莫名其妙地被逮捕。他们举止得体，愿意尽快息事宁人。我问秘密警察总长奥伯格现在何处，他们说奥伯格和斯图尔普纳格尔在一家酒店。
凌晨2点左右，我去了那里，那里像是正在举行舞会，德国驻法大使阿贝茨也在那里。奥伯格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告诉我他也对内情一头雾水，但我们必须就接下来的行动达成一致。我必须说，在整个过程中，奥伯格表现非常得体，他愿意为了军队的利益平息事态，他建议，执行逮捕的部队应被禁闭在营房里，告诉他们这不过是一次演习。但斯图尔普纳格尔认为应防止消息走漏。我向他传达了克卢格的建议，他应该先躲起来。但是当我回到圣日耳曼时，发现最高统帅部已经发来电报，要求斯图尔普纳格尔立即去柏林递交一份报告。
当天晚些时候，斯图尔普纳格尔乘车前往柏林，途经凡尔登和梅斯。除了司机之外，还有一个人陪同护送，以防遇到法国游击队。车子抵达凡尔登之前，斯图尔普纳格尔命令汽车停下，并说，马上就要进入游击队活动区，最好先下车，朝树开几枪，以确保手枪能正常使用。之后，他们继续开车，来到凡尔登旧战场，他再次停车。“一战”时，他曾在这里作战，说他想带他们参观一下。走了一小段路后，斯图尔普纳格尔对他们说：“你们停在这里，我一个人到前面一个地方看看。”他们提议应当一同前往，以防遇到游击队，但他说没有必要。不久之后，他们听到一声枪响。他们立刻跑过去，发现他已经漂在河上。投河之前，他开枪自杀，打算如果没能一枪毙命也会溺水身亡。但他的自杀企图没有成功，两个随从把他捞了出来，送往医院。他打瞎了自己的一只眼睛，另一只由于伤势过重也得摘除。
我后来从奥伯格那里听到了这些细节，他觉得斯图尔普纳格尔很可能参与了这次暗杀行动。奥伯格驱车到凡尔登去医院看望斯图尔普纳格尔，仍然希望事态能够平息。然而，奥伯格告诉我，斯图尔普纳格尔什么都不愿意说，在医院住了两周后，上级命令将他带往柏林。他被送上法庭，并处以绞刑。
与此同时，巴黎的军官们开始发生恐慌，人人都担心自己变成怀疑对象。奥伯格收到许多要逮捕各色人等的电报，先是霍法克，然后是芬克；总共有三四十个人，既有军人，也有平民。几天后，奥伯格打电话让我去见他，告诉我霍法克在初步审讯中提到了克卢格的名字。奥伯格说，他不敢相信克卢格也被牵连进来。
当我陪同奥伯格去见克卢格作汇报时，克卢格告诉奥伯格：“按照你的职责去处理这次审讯。”奥伯格对我说，他不喜欢这项任务，但也无法推辞。他希望审问充满绅士风度，因此，他安排我的一名参谋列席审讯。有必要说明的是，7月20日晚上的会议，我和斯佩德尔都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一个字。
此后不久，克卢格去巴黎的医院看望隆美尔，回来后他对我说，隆美尔的态度与他敦促希特勒议和时大相径庭，他对刺杀事件表现得极为震惊。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注意到克卢格愈加郁郁寡欢。他经常谈及一些和自己有关的事情，有一次，他惆怅地说：“顺其自然吧。”后来，莫德尔忽然赶来接替克卢格的职务。如前所述，在回家途中，克卢格被发现死在车里，他吞下了一粒毒药。
除了我们在7月20日晚上的谈话外，克卢格从未对我提及任何有关颠覆希特勒的密谋。我于1942年1月份调离克卢格的参谋部，直到1944年7月，我才再次与他有过密切的接触。特雷斯科上校曾担任过克卢格的参谋长，也许他更受到元帅的信赖，但他也已经死了。[23]
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我和邓普西将军在石勒苏益格，清晰地发现，即使在那时，德国平民对希特勒的看法也有分歧。一些人对有德国将领试图颠覆希特勒这件事表示震惊，他们仇视将领们，军界也是如此。另一些人则抱怨，将领们为何不早点把希特勒赶下去。
事件余波
在接手西线指挥权后，莫德尔留在B集团军群总部。一两天后，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刚刚收到元首大本营的令人不安的信息。“他们所谈所思都与7月20日密谋有关，现在他们想要把斯佩德尔作为嫌疑犯带走。”他明确告诉凯特尔，前线形势危急，西线不能没有参谋长。结果，斯佩德尔一直在那里待到9月的第一周，然后他被革职。他跑来见我，说他将奉命回国。他一回家就被盖世太保逮捕了。
斯佩德尔将军走后，来了一封电报，说韦斯特法尔将军要取代我的职位，我要在9月13日去元首大本营报到。我觉得有些郁闷，出发前，我先去科布伦茨见了伦德施泰特一面，他刚刚被召回到西线担任最高指挥官，并在那里建立指挥部。他刚到西线，就听说我被调离，他非常恼火，立刻向最高统帅部提出抗议，要求把我留下做他的参谋长。但他的抗议被拒绝了，理由是我曾一再申请直接指挥一支部队。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借口根本不能令人信服。
9月9日，我离开科布伦茨，为防不测，我借机去马尔堡看望我的家人。10日是周日，我在家中待了一天。每当电话铃响或听到汽车行驶靠近的声音，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战，不时走到窗户察看情况。11日，我乘火车去柏林。火车在卡塞尔遭遇空袭而延误，我便从那里打电话说我得迟到了，赶不上夜里从柏林开往东普鲁士的特快专列。后来，由于去往柏林的铁路被炸毁了，我不得不在波茨坦下车。就在我正要下火车时，黑暗中忽然有一个声音问道：“布鲁门特里特将军在哪里？”我不禁打了个寒战。我回应了他，一名军官应声走了过来，随行的还有一名手持冲锋枪的士兵。他温文尔雅地对我说，他接到命令要护送我去柏林的阿德隆酒店。一到那里，酒店搬运行李的人就告诉我有一份密信，我打开一开，里面只有赶赴东普鲁士安格堡的车票。峰回路转，但这对我只不过是暂时的解脱。我仍然不得不等待，想知道元首大本营到底有什么样的结局在等着我。
次日晚上，我乘坐专列，13日早晨抵达安格堡。来接我的是凯特尔的副官，他把我带到凯特尔的专列上。我用餐完毕，把行李留了下来。我被告知元首十分疲惫，不能接见我，但如果我愿意，可以参加中午的例会。我决定去参加会议。
在举行会议的屋子外，我发现将领们聚集在一处。我走到他们跟前，向已经升任总参谋长的古德里安汇报情况。我发现他并不想和我握手，凯特尔和其他人则冷冷地站在一边。古德里安高声对我说：“我很好奇，西线发生这么多事，你竟然还敢无所顾忌地来这里。”[24]我便把那封命令我前来的电报给他看。然后，一名党卫队军官赶到说，元首已经决定参加例会。几分钟后，我们看到希特勒在五六个人的护送下，穿越森林，步伐疲顿而缓慢。”
古德里安转向我，冷冷地说：“现在你可以向元首汇报了。”但令我惊讶的是，希特勒以令人愉快的方式对我打招呼，说：“你在西线的日子充满艰险。我知道盟国空军处于上风意味着什么。我想在会议结束后与你谈谈。”
会议完毕，古德里安对我说：“过来和我谈谈东线的局势吧。”我回答说：“现在我并没有兴趣。”然后，我独自和希特勒谈了十分钟，他态度十分温和。
当我出来的时候，其他将军都在等候，他们立刻上来问我：“元首对你说了什么？”我回答说：“他很高兴。”他们都相当高兴。凯特尔邀我一同喝茶。我说，我希望今晚就离开，回家看看，并补充说：“我已经两年没有和妻子和孩子一起度假了。”凯特尔说：“恐怕不行。”我难过地说：“但是元首告诉我可以休假，之后要向伦德施泰特元帅报到，他会派我去指挥西线的某支部队。”凯特尔叫我等他半个小时。他见了希特勒后，出来告诉我可以走了。
在这次谈话中，凯特尔提到了克卢格，说他们有关于克卢格叛国的书面证据。凯特尔说，他们截获了盟军总部要求与克卢格接洽的电报。凯特尔补充道：“这就是克卢格那天在阿夫朗什附近失踪良久的原因。”我马上反驳说，这种怀疑并不公平，还讲述了克卢格是如何被迫躲起来，无线电台被毁让他几个小时都联系不上指挥部的事情。但很明显，凯特尔并不怎么相信这种解释。
离开前，我还造访了约德尔。约德尔没有握手，直接对我说：“你在西线的表现令人失望。”我驳斥道：“你最好亲自来看看事态发展。”听说我当晚要离开，约德尔十分惊讶。
而后，我回到凯特尔的火车上取行李，一个勤务兵给了我一瓶红葡萄酒让我带走，同时还说：“今早你享用早餐时坐的位置就是施泰夫上校曾坐的座位。”我顿时觉得自己是死里逃生。即使在我返回马尔堡的家中后，电话铃一响，我还是会被吓到。直到我重回前线，能够指挥新军团，我才稍感安心，但一股焦虑却始终压在心头。[25]
从那时起直到战争结束，大家还是惶恐不安，始终处于猜忌的阴云之下。1945年3月，当我在荷兰指挥军队时，我收到了最高统帅部的电报，命令我马上汇报家人的下落。这听起来像是个不祥之兆，似乎我的家属将被扣为人质。我看了地图，发现美军已经离马尔堡不到60英里。我立刻决定，不回复这条电报！我觉得我的家属和美国人在一起反而更安全。
从7月20日晚开始，德军将领们就开始多次商讨是否应和盟军接触，就像克卢格在认为希特勒已死的那晚所想的那样。阻止他们如此做的理由如下：
（1）他们曾发誓效忠元首。（他们现在争辩道：“我们曾发誓忠于元首，如果他死了，誓言自然失效。”因此，大多数人宁愿相信希特勒死了。）
（2）德国人民没有意识到国家真相，也不理解将军们为求和平而采取的任何行动。
（3）东线军队会责怪他们导致了战争的失败。
（4）害怕被当作卖国贼而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