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诺曼底失守2
登陆
布鲁门特里特说：“很多迹象都能表明登陆即将到来。法国境内日益混乱的局势给我们以很大的威胁，那里的伏击和突袭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向前线运送补给和增援的火车多次脱轨。此外，盟军对法国和德国西部铁路进行了有计划的轰炸，横跨索姆河、塞纳河和卢瓦尔河的桥梁都是盟军空袭的目标。”
伦德施泰特强调：“虽然没有确切的入侵日期报告，但这无关紧要，因为从三月份开始，我们一直期待着这一天。”对于风暴使登陆行动推迟了24小时，并使其几乎被取消的事情有没有在关键时刻令防线放松警惕的问题，布鲁门特里特回答说：“不，这并没有影响到我们。我们认为盟军的船只肯定有办法缓解波涛汹涌的海面的影响，所以我们总是提心吊胆，防备着可能发生的情况。”
伦德施泰特接着说：“真正令人惊讶的是登陆的时间，因为海军参谋人员告诉我们，盟军只会在涨潮时登陆。盟军选择退潮时登陆的一个好处是，他们可以很大程度上利用礁石作为掩护，避免出现过大伤亡。
“登陆部队的规模并不令人意外。事实上，我们原以为他们会派更多部队，因为我们收到的情报夸大了驻英美军的数量。但这种夸大产生了重要的间接影响，我们更倾向于他们还会在加莱地区进行第二次登陆。”
布鲁门特里特向我讲述了诺曼底登陆的故事。西线指挥部位于巴黎以西的圣日耳曼区，隆美尔则位于巴黎和鲁昂之间的拉罗什-基扬，但此时他正像阿拉曼战役一样，在去谒见希特勒的路上，登陆开始时并不在现场。
“6月5日晚上9点左右，我们截获了一份英国发给法国抵抗运动组织的电报，由此推断组织反攻刻不容缓。我们在塞纳河以东的第15集团军立即发出了‘警报’，尽管出于某种原因，第7集团军将警戒状态推迟到了凌晨4点。[19]不幸的是，午夜过后不久，就有消息称盟军伞兵部队已经开始空降。
“时间至关重要。预备队中距离最近的可供调用的部队是驻守在巴黎西北部的党卫军第1装甲军。但是，想要调用这支部队必须得到希特勒的准许。凌晨4点，伦德施泰特打电话，要求派出这支部队来增强隆美尔的攻击力，但约德尔却以希特勒的名义拒绝了这一要求。他怀疑在诺曼底的登陆不过是虚张声势，并确信塞纳河以东将有另一次登陆。争论的‘战斗’持续一整天，直到下午4点，我们终于得到批准可以调动这支部队。
“但是，部队的出动遭到了很多干扰。他们的炮兵部队驻扎在塞纳河东岸，河上的桥梁已经被盟军摧毁，我和伦德施泰特亲眼看到一些桥梁被炸成碎片。因此，炮兵在越过塞纳河之前，不得不绕道巴黎向南绕行，并在行军途中屡遭轰炸，造成更多延误。结果，两天后，这支增援部队才赶到目的地，准备进攻。”
此时，盟军已经巩固了海岸阵地，及时反击的希望已经变得渺茫。德军装甲师开始零星地投入战斗，努力阻止盟军进一步深入内陆，而不是将他们驱回大海。
登陆开始时，有两件事很令人惊讶。希特勒本人直到很晚的时候才听到登陆的消息，隆美尔也像阿拉曼时一样不在现场。如果他们没有如此，德军的行动可能会更迅速有力。
希特勒和丘吉尔一样，也有熬夜的习惯，直到午夜之后很晚才睡觉——这个习惯让他的参谋们非常疲惫，他们不能睡得太晚，早上处理事务时则常常精神萎靡。看来，在D日那天，约德尔不愿打扰希特勒的深夜睡眠，因而主动拒绝了伦德施泰特派出预备队的请求。瓦尔利蒙特告诉我，当布鲁门特里特从法国打来电话后，约德尔却说“还不能确定真正的登陆行动已经开始”。中午，他们在萨尔茨堡附近的克勒斯海姆城堡举行商讨形势的每日会议。瓦尔利蒙特回忆说，希特勒一进屋，就“用一种异常冷僻的奥地利方言，怪笑着说：‘So, anganga ist's'.’（‘哦，它还是来临了。’）”
正是在这次会议之后，希特勒才批准派出那些伦德施泰特曾要求的预备队。如果隆美尔没有离开诺曼底，也许预备队会来得更早。布鲁门特里特说：“隆美尔和最高统帅部关系密切，并经常与希特勒本人通电话，伦德施泰特却没有像他这样。战争开始时，隆美尔就在最高统帅部工作，他对那里的每个人都很了解。”
但隆美尔已于6月5日上午离开指挥部去德国旅行了。布鲁门特里特说：“最高统帅部‘悄悄地’批准了隆美尔的假期，允许他去庆祝他妻子的生日。他开车回到在多瑙河畔的乌尔姆附近的家中。西线总指挥知道这件事。”不过，据斯佩德尔说，隆美尔打算第二天继续去贝希特斯加登见希特勒。“由于制空权掌握在敌人手中，高级军事领导人被禁止乘坐飞机，因此他需要乘车前往。”6月6日早上6点，斯佩德尔在赫林根给他打了电话，说登陆已经开始。隆美尔立即启程返回诺曼底，并在下午茶时到达他的指挥部。很难说他在登陆开始时的前12个小时不在的这件事有多么严重的影响，虽然反登陆措施早就安排好了，并已适当地付诸实施，但如果他当时就在前线，他可能会通过个人的影响力加速这些措施的落实，或者采取其他措施。
那天的指挥系统肯定出现了问题。位于卡昂和法莱斯之间的第21装甲师，是现场附近唯一的一个装甲师。师长福钦格尔在午夜后不久就得到了盟军在卡昂海边实施空降的消息，但直到早上7点，命令才姗姗来迟，内容也不过是将他的部队划归第7集团军指挥。（盖尔说，从凌晨2点15分起，第7集团军参谋长就“一再要求允许装甲师投入作战”。）
半小时前，福钦格尔主动决定向奥恩河东岸前进，攻击空降的盟军。上午10时，他被通知将转到负责守卫沿海的第84军指挥下，并接到了第一个作战命令：对从奥恩河西侧海上登陆的英军进行攻击（盖尔说，改变进攻方向的命令出自第84军，这与第7集团军的意图相悖）。这个命令也意味着他不得不中断对空降部队（英军第6空降师）的攻击，并将该师的坦克开到河对岸。该师阻止了盟军（英国第3师和加拿大第3师）对卡昂的进攻，但代价是放弃了击溃奥恩河以东桥头堡的机会。
虽然装甲部队于下午确实抵达了海岸，但此时盟军已经在海岸边站稳脚跟，有能力挫败德军的反击。德军的反击，不仅太迟，而且规模太小。党卫军第19装甲师的先头部队直到当晚很晚才陆续抵达，第二天他们的进攻也因缺乏汽油而受阻，而装甲教导师直到6月8日晚才陆续抵达。至关重要的三天时间被浪费了，此后，这三个装甲师还有后来的装甲师，都消耗在填补缺口的努力中——此时守卫海岸的步兵师已经被击溃了。
如果三个装甲师离得没有那么远，在第一天就能投入战斗，那么盟军在奥恩河两侧的桥头堡可能在巩固之前就已经被攻破了。这是德国人击退盟军的唯一真正机会。现在回想起来才能清楚地看到，只有完全贯彻隆美尔的计划，才能为德军带来唯一的希望。
我问伦德施泰特，登陆后，他是否对击败盟军抱希望。他回答说：“登陆开始后几天就没有希望了。白天的盟军空袭已经让我军的所有行动陷入瘫痪，即使夜间也难以行动。他们已全部摧毁了卢瓦尔河和塞纳河上的桥梁，封锁了整个地区。这些因素让预备部队的集结被大大推迟，他们到达前线的时间比我们估计的要晚三到四倍。”他还补充说：“除了空军干扰外，你们的战舰火力也严重阻碍了我军的反击。战舰大炮的射程和威力令我们大感惊讶。”布鲁门特里特说，战后审问他的军官似乎没有意识到这次海上轰炸使德军产生了重大损失。
但还有另一个原因导致了行动延误。伦德施泰特和布鲁门特里特说，盟军登陆大约两周后，他们得出结论，预计中的在塞纳河以东的第二次登陆不会再发生了。但希特勒的指挥总部仍然相信会有第二次登陆行动，并且不愿让他们把部队从加莱地区向西转移到诺曼底，也不愿让他们重组德军，按他们的意愿将军队部署在诺曼底。“无奈之下，伦德施泰特请求希特勒到法国来商讨局势。他和隆美尔一起去苏瓦松谒见希特勒，试图让他明白当时的形势。虽然诺曼底阵地的卡昂和圣路易斯这两个军事要地仍在我们手中，但显然我们守不了多久了。两位陆军元帅已达成一致，唯一可以挽救局势的措施是大撤退，但他们明白希特勒根本不可能批准。他们想从卡昂撤退，让步兵守住奥恩防线，并撤出装甲师进行整编，在瑟堡半岛对美军侧翼进行有力反击。
“但是希特勒坚持说，决不能撤军——‘你必须原地坚守’，他甚至不同意赋予我们更多自主权，按照我们的最佳方案调动部队。
“从第二周开始，伦德施泰特和我就越发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已经不可能将敌人赶回大海了。但希特勒仍然坚信这是可能的！由于他拒绝修改命令，德军不得不继续坚守已经崩溃的阵地。德军已经没有任何战略方案，只是毫无希望地努力遵守希特勒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卡昂—阿夫朗什防线。”
布鲁门特里特对部队遭受的灾难表示了同情：“德军不像‘一战’时那样能经受住炮火的攻击。‘二战’中的德国步兵不如‘一战’，士兵们有太多自己的想法，不会太过死守命令和军规。军队素质由于规模急剧扩张而受损，也没有时间对纪律进行彻底整饬。”
在17日的会议上，希特勒驳回了元帅们对前线危急形势的警告，并向他们保证，新式V型火箭，也就是所谓飞弹，将很快对战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对伦敦的轰炸在前一天的头几个小时就开始了。前线的元帅们则提出，如果这种武器如此有效，就该将其对准盟军的登陆海滩；如果技术上有困难，就该对准英格兰南部的运兵港口。但希特勒坚持认为，轰炸必须集中在伦敦，“以便使英国人皈依和平”。隆美尔在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后，提出应该尽早结束战争，却被希特勒用一句话打断了：“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浪费你的时间——你应该管好你自己的防线。”
整个会议中，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只是得到了一个保证：希特勒会亲自到前线附近的某地去见一些前线指挥官，并亲自听取他们的意见。但第二天，电话里传来了希特勒连夜返回贝希特斯加登的消息。斯佩德尔告诉我，之所以他会匆匆离开，是因为一枚飞弹在苏瓦松的指挥部外发生爆炸。虽然这枚飞弹只是许多偏离目标的飞弹之一，但它还是令希特勒产生了警觉和怀疑。
在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去贝希特斯加登见希特勒，但他没还是没能让希特勒认清现实。希特勒让他们等了几个小时，结果会面时他只不过是给他们加油打气，还告诫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下去”。
29日，伦德施泰特在与希特勒进行了第二次会面后，被解除了指挥职务——暂时解除。“伦德施泰特元帅曾直言，除非他能自由决策，否则将无法继续工作。由于他的态度，以及他对形势的悲观判断，希特勒决定寻找一位新的指挥官。他以相当客气的语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在当前的状况下，他已经得出了结论——最好还是寻求改变。”
据布鲁门特里特说，伦德施泰特另一端直言不讳的发言促使了希特勒做出了这一决定。凯特尔打电话给伦德施泰特，咨询他对战况的看法，在听完伦德施泰特的悲观论调后，他失望地问：“我们该怎么办？”伦德施泰特则直截了当地回答说：“结束战争！不然你还能做什么？”
盖尔也被撤了职。他曾写过一份报告，而且被伦德施泰特批准并且向上递交了，报告中说应该放弃卡昂，实施弹性防御，同时还说由于最高统帅部政策过于死板，装甲师正在“融化”。这份充满了批评和警告的报告令希特勒感到十分愤怒，他立刻下令将盖尔撤职。
腹背受敌，德军崩溃
克卢格元帅当时恰好在希特勒的指挥总部。自从在一次严重空难中受伤后，他在病**躺了9个月，当时还在恢复期。但在东线岌岌可危的形势下，希特勒于7月派人将他召来商讨策略。希特勒想让他接替布施担任中央集团军群的司令。当时苏联夏季攻势刚刚开始，东线已经摇摇欲坠。布鲁门特里特说，当克卢格和希特勒在一起时，凯特尔走了进来，将伦德施泰特的话转达给希特勒。于是，希特勒立刻决定，克卢格必须立刻接管西线，而不是东线，莫德尔则去东线代替布施。虽然这一决定是心血**，但希特勒早就认为，如果局势需要，克卢格就应该取代伦德施泰特。
“克卢格精力充沛而进取心强，”布鲁门特里特说，“他在7月6日抵达了我们位于圣日耳曼的指挥部，正式成为西线总司令。新官上任，他精神振奋、满怀自信，对前景十分乐观。
“在我们的第一次谈话中，他责备我不该直接向上递交隆美尔关于法国形势危急的报告。他说，这样消沉的报告不该被送交元首，而应在递交前进行修改。当时伦德施泰特还在圣日耳曼，克卢格抵达后，他还在那里等了三天。当我将克卢格的话告诉他时，他十分震惊，强调说：‘这样一份要紧的文件，应该不做任何改动就直接递交司令部。这样做完全正确。’”
最初，克卢格认为战场的危险被夸大了，但很快他就改变了他的观点。他在上任后亲临前线，会见了第7集团军司令豪塞尔、第5装甲集团军司令埃贝巴赫，以及各个军的指挥官，包括党卫军第1军和第2军的指挥官。他们都向他阐述事态的严重性。几天后，克卢格幡然醒悟，变得沉默寡言。他的报告不再充满乐观，这引起了希特勒的厌恶。
“17日，隆美尔的汽车在途中遭受盟军飞机攻击，发生车祸，他伤势严重。希特勒随后指示克卢格暂时接管B集团军群，同时兼任西线总指挥。”
三天后，也就是7月20日，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指挥总部遭到暗杀。炸弹没有炸死希特勒，但对正处于关键时刻的西线产生了可怕的影响。
“克卢格那天正在前线，直到晚上我才和他联系上。那时，他已经听说了刺杀的事情，一开始有消息说刺杀成功，后来又说希特勒还活着。克鲁格告诉我，一年多以前，一些策划暗杀的主要军官来找过他，他和他们见过两次面，但在第二次见面时他说不想被卷入这次密谋。但他知道这次密谋还在继续。克卢格以前从没和我说过这件事，我对这次密谋也一无所知。
“很快盖世太保就开始调查这起事件，几天后，他们发现了提及克卢格名字的文件，这让他受到重点怀疑。后来的另一件事让事态变得更棘手。就在巴顿从诺曼底突破不久，阿夫朗什的决战正在进行时，克卢格忽然与他的司令部失去联系长达12小时——当时他去了前线，被困在猛烈的炮火中，他的无线电报站被摧毁，导致他无法与外界联系。他本人不得不在掩体下躲了几个小时，然后才驱车返回总部。与此同时，我们也在遭受着来自后方的‘猛烈轰炸’，克卢格的这次‘失联’立刻让希特勒产生了怀疑，他马上就想到了发现的文件。他立刻发来电报，不容置疑地说：‘陆军元帅克卢格需立刻离开阿夫朗什战场，到第5装甲集团军指挥部指挥诺曼底的战斗。’[20]
“我后来听说，希特勒下令的原因是怀疑克卢格的‘失联’是企图直接去前线与盟军接触，准备投降。克卢格的归来没有让希特勒消气，从那天后，希特勒发给克卢格的命令就充满了无礼甚至侮辱。克卢格十分焦虑，担心自己随时会被逮捕，同时也发现自己在战场上的功勋卓著根本不能说明自己的忠心。
“所有这一切都对阻止盟军突破产生了不利影响。四面楚歌之时，克卢格却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前线的敌人上，他惶恐不安，经常要回头看看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是否要对他下手。
“他并非唯一一个因卷入刺杀希特勒而陷入焦虑的将领。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高级将领中人人自危，指挥系统濒临瘫痪。7月20日刺杀事件对将领们的影响甚至可以单独写一本书来阐述。”
巴顿将军从诺曼底突破后，西线瓦解，8月17日，莫德尔突然来到西线，接替克卢格成为新的总司令。“这是克卢格得到的第一个指挥变动的消息，像这样突然更换指挥已经是当时的一种习惯了，之前在第19集团军和第15集团军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解职时，克卢格正在拉罗什-基扬的B集团军群司令部，他在那里待了24小时，向莫德尔解释形势。
“我从圣日耳曼过来和他道别，看到他独自一人待在屋子里，正坐在桌子旁，面前摆着一张地图。他不停地用手在标记着‘阿夫朗什’的地方敲着，巴顿就是在这里实现突破的。他对我说：‘我作为军人的声誉都毁在此地。’
“我试图宽慰他，但收效甚微。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忧郁地陷入沉思。他给我看了元首的信，那是莫德尔带给他的。这封信措辞十分有礼貌，上面说元首认为战斗的压力已经让元帅精疲力竭，还是做些人事变动比较好。但信的结尾却有一个不祥的兆头：‘克卢格元帅必须报告他在德国的踪迹。’克鲁格说：‘我已经给元首写信，在信中我清楚地解释了如今的战场形势和其他事项。’——但他没有给我看这封信。[21]”
他说：“克卢格次日启程回国。在他离开的那天晚上，我接到从梅斯来的电话，说他心脏病发作，去世了。两天后，一份医学报告称，他的死因是脑溢血。接着传来消息说，希特勒将为他举行国葬，由伦德施泰特代他敬献花圈并致辞。但很快又有了新命令，国葬被取消。然后我就听说克卢格是服毒自杀的，尸检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像其他曾在东线的将领一样，随身携带了毒药以防被苏联俘虏——尽管许多人即使被俘也没有自杀。克卢格在车里吞下了一粒胶囊，在到达梅斯之前就死了。我认为他自杀不是因为被罢免，而是因为他相信他的家人马上就会被盖世太保逮捕。”
克卢格是自杀的，一个月后的隆美尔则是被迫服毒的，当时他还没有从事故中康复。两个军官带着希特勒的命令拜访了他，带他出去兜风，并在车上向他展示了希特勒的命令，他必须自尽，否则将以有辱人格的方式接受审判，并被处决。可以确定的是，隆美尔与这起密谋有牵连，他早就明白西线局势已经无望，并准备反戈一击。隆美尔的幕僚告诉我，早在盟军登陆之前，他就对前景感到悲观，并越来越多地批评希特勒异想天开。
盟军成功地在诺曼底建立桥头堡后，隆美尔对参谋说：“一切都结束了。我们现在最好就结束战争，即使受英国统治，总比被这样一场前途渺茫的战争**要好得多。”他意识到希特勒是和平的主要障碍，并公开表示唯一的办法就是除掉他，然后接触盟军。希特勒最宠爱的将军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令他丢了性命。拯救德国为时已晚。
巴顿从诺曼底桥头堡突破后，德军迅速崩溃。布鲁门特里特透露了一个重要情况：“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的参谋们将撤军时间大大推迟了，因为他们相信，如果需要，德军有时间后撤，并能在后方建立新防线。他们幻想英军过于谨慎，美军过于笨拙。但是，伦德施泰特的老朋友贝当曾多次警告说，一旦美军有了经验，就不能再轻视他们的行军速度。战局的演变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所指望的后方防线尚未形成，就已经被巴顿一连串的侧翼冲锋所包抄了。”
瓦尔利蒙特从最高统帅部角度向我长篇大论地叙述了这最后的关键阶段，并描述了希特勒大本营的反应。“7月，苏联发动夏季攻势，东线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前线迅速崩溃，这让希特勒和所有有关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压力。在东西两线，盟军首次在战略上实现了协同作战，7月20日的暗杀更让形势扑朔迷离。”
“在7月下旬的这些日子里，克卢格元帅几乎每天早晨10点钟左右都给我打电话，向我生动地描述诺曼底日益危急的形势。对于他为什么要向我报告，而不是向希特勒本人或约德尔报告这件事，我只能自己进行猜测。（约德尔早已适应了希特勒的习惯，因此他也经常工作到深夜）。我尽可能仔细地把克鲁格的电话留言写下来，并把它们发给约德尔，以便中午向希特勒报告情况。在此之前，我们不会做出任何决定。
“当时我很想亲自去法国，了解诺曼底的实际情况，但约德尔一直不同意。克卢格的电话留言一直催促我，我也不断努力，最终在8月1日，盟军在阿夫朗什取得突破后获准前往法国。
“出发前，我向约德尔请示，如果克卢格没有堵住阿夫朗什的缺口，下一步他应该怎么做。与布鲁门特里特的说法相反，最高统帅部早就反复讨论过这个问题。但直到我出发时，作为最高统帅部作战参谋部的副参谋长，我虽然每天都参与向希特勒汇报每日情况，但还是无法了解下一步计划的大概轮廓，更不用说明确的指示了。约德尔平时就沉默寡言，对我的问题也保持沉默，但他特别安排我在深夜与希特勒进行了一次会面。希特勒给我的指示非常简短：‘你告诉克卢格，他只要注意他的前线就行，后方的任何事情都与他无关。最高统帅部自有计划。’
“8月1日晚，当我在慕尼黑附近的一个机场停留时，约德尔给我打来电话，要我特别注意西线高级军官对7月20日针对希特勒的阴谋的态度。当时我还根本不知道他有何用意，直到战后他才告诉我——希特勒怀疑我去见克鲁格只是为了安排一个针对他的新阴谋。约德尔当时已经成功打消了希特勒的怀疑，还打电话警告我注意将领们的态度。不过，在我去法国的八天里，我必须天天都向约德尔报告我的行踪，最后他直接命令我立即返回。
“我在圣日耳曼与布鲁门特里特短暂会面后，于8月2日下午晚些时候来到位于拉罗什-基扬的克鲁格指挥部。诺曼底前线的紧张局势已经变得更加糟糕。许多从布列塔尼的海岸防线抽调过来的单兵营，孤零零地在诺曼底的最西南角守着一条薄弱的防线。他们的力量如此弱小，根本无法抵抗半岛上的进攻。在前线的其他地方，特别是在卡昂周围，德军还在尽自己最后的努力，去填补防线上的裂缝。天空则完全被敌人所控制。
“8月3日清晨，在我去拜访第7集团军之前，克卢格给我看了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命令要求他通过反击来弥补阿夫朗什的缺口，反击要从东向西进行。这个命令看起来显然是可行的，克鲁格本人也早就考虑过这种方案，但由于兵力短缺，他还是放弃了这个计划。现在，他奉命执行这个反击计划，兵力却没有得到任何补充，甚至连补给都不给。希特勒再一次证明，他在下命令时根本不会考虑军事行动的基本规则，只负责下达指令，而不会考虑完成命令所需的必要手段。
“接到这个拥有巨大风险的命令后，克卢格一大早就开始着手从诺曼底前线的其他部队调集可用的兵力。此后的几天中，我有幸见证克卢格、豪塞尔、埃贝巴赫和芬克等指挥官是如何不顾巨大的困难准备反击的。他们都认为，反击的结果将决定诺曼底德军的命运，而且很可能将决定整个战事的命运，因此所有人都将尽力而为。但是，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坦克和大炮数量太少，而且几乎没有空军支持。
“在反攻开始前，8月7日的早些时候，我不得不返回东普鲁士。当我于8月8日中午左右回到那里时，指挥部已经得到了反攻失败的消息。而希特勒却在同一天上午派出了另一位最高统帅部的将领，带着命令去见克卢格。命令上说，在第一次反击失败后，必须进行第二次反击，不过还是没有增援和物资补给。
“新计划基于以下设想，即假设盟军的突破已经无法阻止，巴顿的美军即将向巴黎推进。计划打算对美军东进的侧翼和后方进行打击，一个装甲集团军从阿夫朗什以东推进，另一个装甲集团军从法莱斯向马耶纳的大方向推进。这个想法完全脱离实际，我不相信克卢格会认真对待这条命令。而且，命令上还说要克卢格等待天气发生变化，从而在盟军难以发挥其制空权优势时发动反击。
“8月8日下午，在向希特勒汇报我在诺曼底观察到的情况时，我特别强调了克鲁格在推动阿夫朗什的反击战中竭尽全力的态度。希特勒紧张地听着，但没有打断我的话，也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在我说完后，希特勒却只是冷冰冰地回应了一句：‘成功之所以没有到来，只是因为克卢格不想成功。’他的这种过激的态度，让德军总司令和他的将军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
德国最高指挥部认为，此次突破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有必要让身处现场的指挥官简要介绍一下它的经过和将领们的感受。艾菲尔特当时是84军的指挥官，控制着瑟堡半岛附近地区，他向我生动描述了美军在阿夫朗什取得突破的情况。此前，他还是47师的师长，驻守在加莱—布洛涅地区，在突破开始前他才接管了当地的指挥权。“我记得，那是在7月28日，我接到命令，要我立即前往克卢格元帅的指挥部。到达后，他告诉我，我将从肖尔蒂茨将军手中接过第84军的指挥权。他说他不同意肖尔蒂茨将军的防守策略，但没有说明具体有哪些分歧。他告诉我，这个军由七个师的残部组成，负责向西反击、缓解防守压力的第116装甲师也由我指挥。在和元帅谈了一夜后，我在次日清晨驱车赶赴勒芒，然后前往第7集团军的指挥部，当时该指挥部位于阿夫朗什以东10公里至15公里处。在那里我被带到军指挥部，具体位置我记不清了，因为它隐藏在树林里，远离任何村庄。一切都失控了，盟军空军已经覆盖了这一地区。第二天，我巡视部队，发现各部都缺乏兵力，防线也断断续续。有些师只剩下三百多步兵，火炮也所剩无几。
“我下达的第一个命令是，在阿夫朗什附近的拉西河以南的所有部队都要保卫南岸，而在东面的部队要固守阵地，直到第116装甲师在当晚抵达后加入反击。但第116装甲师并未到达，因为它在途中被转移到另一个地点救急。31日早晨，美军坦克向布莱希发动攻击，冲到阿夫朗什以东15公里处拉西河沿岸。当时我的司令部在布莱希以北，几乎被美军的侧翼突袭切断。指挥部人员整天都在前线参加战斗。幸运的是，美军的冲击力并不大。
“在随后的两天里，来了两个师的增援部队，第116装甲师也抵达。我把残余的七个师重新组建成一支部队，并命令各部阻止敌军在布莱希和维尔之间进一步突破，拖住预期中美军从阿夫朗什向东南方的推进步伐，因为芬克的装甲军很快就会发起反击，随后埃贝巴赫的第5装甲集团军的坦克也会被调来，以实施更大规模的反击。”
艾菲尔特继续说道，装甲部队没能攻到阿夫朗什，随后他的左翼被包围，局势越来越严峻。他逐渐向东转移，但从前线撤退的装甲部队引起了一些混乱，让撤退的难度进一步变大。幸运的是，美军尚未对他的正面和侧翼施加的压力构成威胁，巴顿的第3集团军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迂回。“与我正面交锋的美军第1军在战术上并不是很灵活，他们失去了很多机会，尤其是错失了几次将我军完全切断的机会。但最可怕的还是盟军的空军。
“当我们回到奥恩河时，整个防线比之前变得更窄，因此我的军部显得有些多余，不得不暂时撤离前线。然而，次日早上，加拿大部队向南突破到法莱斯，我奉命立即修筑战线阻击他们。但是可供调动的部队太少，通讯又完全中断。加拿大的炮兵整天向我的指挥总部开火，幸运的是，虽然他们发射了上千发炮弹，炮弹在我的小屋子周边四处开花，但没有导致任何伤亡。白天，我还能重新组织一条防线，但在我的右翼之外，我可以看到英军坦克正沿着迪沃河对岸向特伦进军。因此，我们的撤退路线被切断了。
“第二天，我奉命在这些装甲部队背后向东北方向突围，但我很快就明白这根本就没有希望，因为英军已经驻守在那里，他们实力雄厚。因此，我向第7集团军指挥豪塞尔将军提议，我的部队应该由指挥空降兵的梅因德尔将军指挥，以帮助梅因德尔在东南的圣兰伯特附近解围。在我看来，一次强力的推进可能比零散的小规模进攻更好。梅因德尔顺利突围，但当我第二天早上到达圣兰伯特时，缺口又被堵住。我试图用参与的全部兵力——几辆坦克和200名士兵发起突围。一开始形势还不错，但后来波兰第1装甲师来了。经过两小时的战斗后，我军弹药耗尽，后面的部队率先投降，前面的我们几个人也不得不投降。波兰装甲师的师长长相英俊且颇有风度，他把最后一支烟递给了我。他的部队情况也不乐观，而且缺乏水源，双方的困境不相上下。”
我趁机问艾菲尔特，他觉得这次战争中的德军和“一战”中的德军相比表现如何。他的观点与布鲁门特里特不太一样：“步兵和‘一战’期间一样优秀，炮兵更强，武器更先进了。但是，‘一战’时由于倾向和平的社会主义思潮在军队中散播，战斗意志受到了影响。而在这场战争中，纳粹的思想却鼓舞了士气。”
对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军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难以回答。纳粹主义使军队越发狂热，这对军纪有利有弊。官兵关系比‘一战’期间更好，这有利于维持纪律。这一点一方面是因为德国吸取了‘一战’经验，灌输了新的纪律观念；一方面则是纳粹主义缩小了官兵之间的距离。在这场战争中，普通士兵变得更主动，比‘一战’更勤于思考，尤其是当他们单独作战或进行小规模战斗时。”
在这点上，艾菲尔特的观念与英国指挥官的判断相同。英军指挥官经常评论说，德军士兵在单独或结伴作战时比对手强大，这一评价与1914—1918年的经验形成惊人对比，也与当时流行的观点不同——他们认为德国人不擅长独自作战。纳粹主义格外强调集体，人们自然会觉得纳粹领导下长大的一代人在战场上表现的个人主义会不及他们的父辈。我问艾菲尔特对此有何看法，他回答，自己也曾对此产生困惑，但又补充说：“我认为这可能和他们在‘希特勒青年团’受过童子军训练有关系。”
几天后，在我与海因里希、勒里希特和贝托尔斯海姆的讨论中，两次战争中的德军士兵的强弱问题再次被提出来。海因里希的观点是，德军在“一战”中更训练有素，但纪律不一定更佳。勒里希特和贝托尔斯海姆赞同这一观点，勒里希特还补充说：“波兰战役和西线战役之间，军队需要长期休整训练，尤其是要对士官进行训练。作为总参谋部训练部部长，我十分关注此问题。不过，‘二战’后期的士气和纪律比‘一战’要好。1916年到1918年，由于社会主义思想的渗透，人们认为在为皇帝而牺牲，军队士气逐步被削弱；而这一次，他们对希特勒有非凡的信心，无论事实如何，他们仍保有必胜的信念。”
海因里希和贝托尔斯海姆赞同勒里希特的这一观点，勒里希特又补充说：“然而，由于过度疲劳，士气逐渐低落下去，党卫军又抓走了一些最优秀的军人。在东线，各部队一直得不到休息，士气不免受到影响。”
对于纳粹主义对军队有何种影响的问题，勒里希特说：“影响好坏参半。一方面它给我们制造困难，削弱了我们对士兵的掌控，但士兵们也拥有了强烈的爱国情感，这种情感比1914年更深刻。这次战争中，人们对战争的狂热和过去不同，他们在困境中更富有韧性。”海因里希同意勒里希特的观点，同时强调，个人崇拜比制度更重要。“无论你是否喜欢，军队对希特勒的极端崇拜是主要因素。”
德军将领们如何看待他们的西方对手？对此他们意见不一，我在谈话中也征询了他们的一些意见。在谈起盟军司令员时，伦德施泰特说：“蒙哥马利和巴顿是我遇到的最杰出的两位将领。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作战中规中矩。”他补充说：“如果你有那样充裕的兵力和时间，像他那么作战自然没问题。”布鲁门特里特的观点也很相似，他对巴顿的进军神速表示钦佩，他还说：“蒙哥马利元帅是唯一一位不败元帅，他的指挥就像这样——”他在地上小心翼翼地走了几步，步子很小，但每一步都很用力。
对于法国前线崩溃后的整体战略形势，布鲁门特里特说：“盟军的最佳方针将是集中一支真正强大的打击力量，直接突破亚琛到鲁尔一带。无论战略上还是政治上，柏林都是最终目标。德国的主要兵力都布置在北方，南部只是附属，谁掌握了德国北部，谁就掌握了德国。如果发动这样的突破，再加上空中优势，将会把薄弱的德国战线撕成碎片并结束战争，盟军将抢在苏联前面占领柏林和布拉格。莱茵河对岸根本没有德军，在8月底时，我们的防线几乎是门户大开。
“9月盟军在亚琛地区发起突击，这就让他们更容易占领鲁尔，并更快地推进到柏林。只要亚琛的部队急速北上，德军第15集团军和第1空降集团军就会被钉死在默兹河口和莱茵河口，根本没有机会向东逃入德国境内。”
布鲁门特里特认为盟军的进攻范围太广，兵力过于分散。他指出，摩泽尔河沿线的德军要比其他地方的德军更强。“没必要直接进攻梅茨，直接包围那里的要塞就可以了。如果盟军直接北转向卢森堡和比特堡方向，他们就能直接击溃德军第7集团军的右翼，从而取得巨大成功。这样，莱茵河以西的大部分德军残留部队就会被直接消灭。然后，盟军主力可以继续向马格德堡和柏林进攻，侧翼副攻则经过法兰克福、美因河和埃尔福特与主力会合。
与我交谈过的德国将军们都认为盟军最高统帅部错过了一个在1944年秋天结束战争的大好机会。他们同意蒙哥马利的观点，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集中所有可能的资源，在北方向柏林进行一次猛攻。
在侧翼指挥所谓“第1空降集团军”的施图登特也强调了这一点。“英军坦克部队突然插入安特卫普，打了元首大本营一个措手不及。当时我们无论是在西线还是在本国境内，都没有像样的预备队。9月4日，我在阿尔伯特运河接过了西线右翼的指挥权。当时我手里只有新兵、正在休整的残兵和一个来自荷兰的海岸防卫师。后来又派来一个装甲分队——一共只有25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他要防守的战线则长达100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