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诺曼底失守1

对英美而言，诺曼底登陆堪称登峰造极的冒险一战。从盟军视角撰写的著作浩如烟海，但从“山的另一边”的德军视角追踪登陆过程则更具启发性。战役的第一个月，德军指挥是伦德施泰特，他从1942年年初就一直负责西线战场。他对我谈了他的看法。第二个月时，伦德施泰特被克卢格取代，一直到德军陷入总崩溃。溃败后，克卢格陷入绝望，对希特勒的恐惧令他绝望地服毒自尽。布鲁门特里特则自始至终都参与了这次战役，他对我详细叙述了两个阶段的细节。

诺曼底的阻击主要由隆美尔的B集团军群负责，战线从布列塔尼蔓延至荷兰。隆美尔后来也死了，但我从他的幕僚和其他参战的高级将领的叙述中了解了隆美尔在这一战中的巨大作用。

瓦尔利蒙特是幸存的最高统帅部高级军官，他的描述可以让我窥探希特勒及其随从的想法。

通过敌方视角来审视这场战斗会让它变得十分戏剧化。相比“从望远镜的另一端观察”，这种方式最大的不同就是画面并没有被缩小，而是放大了，场面也变得生动逼真，令人震惊。

从英国海岸望去，登陆似乎是件令人生畏的困难任务。而从法国海岸望去，也就是从敌方视角观察，你就更能获得截然不同的生动感受。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的大军压境，“我要防守3000多英里的海岸线，”伦德施泰特告诉我，“从南部的意大利边境到北部的德国边境，而我只有60个师，大多数不是精锐部队，甚至还有些残兵弱旅。”

在战略计算中，60个师根本不能“防御”3000英里的防线，就算不考虑后备部队需求，每个师也需要防守50英里。防守成功的可能性是零。“一战”中，人们通常认为每个师守卫3英里防线是抵御任何猛烈攻击的安全极限；到了“二战”，现代防御能力提升了一倍或是三倍。但即使如此，军队的数量还是太少了，不足以守住整个前线。

因此，只有准确预测盟军登陆地点才能实施有效的防守。不太可能作为登陆地点的海岸几乎不做防御，以便在可能登陆的地区进行延伸防御。即使如此，这些区域的防御还是不堪一击，必须准备好后备力量才能在实际的登陆点进行反击。

伦德施泰特和布鲁门特里特向我强调，希特勒固执地认为盟军会在任何西线的德占区登陆，但他忽视了敌人的海运动向，这令将领们感到更加为难。

序幕

我问伦德施泰特，在盟军入侵西线战场之前，他是否预料登陆会比后来实际发动时间还要早。他回答说：“1941年，当我军深入苏联时，你们没有发起攻势，这让我很吃惊。那时候我在东线，对西线的事态不甚明了。当我抵达西线，了解了形势之后，我就不再认为你们会提前实施登陆，因为我意识到你们的兵力和物资不够充沛。”伦德施泰特这番话与1941年他给希特勒的报告相契合，当时他警告德军西线过于暴露，这让希特勒十分焦虑，派他前往西线布置防御，以此规避风险。伦德施泰特的管辖区域从荷德边境延伸到法意边境。

对于1942年8月的迪耶普登陆预示了真正的攻击的说法，这位陆军元帅说，他并不赞同这一意见。他认为，这不过是一次对海岸防御的试探。但布鲁门特里特的答案却有所不同。“那时我不在西线，9月时才抵达那里，当时我接替了蔡茨勒出任参谋长，听到了很多关于登陆的消息。德军指挥部并不确定这只是一次突袭，如果盟军一开始就突袭成功，可能会有更大规模的增援部队跟进。”看起来，蔡茨勒和凯特尔都觉得问题很严重。正如本书第十七章所说的那样，当时希特勒下令抽调两个精锐师前往西线，如果他们留在斯大林格勒，也许整个战役的局面会完全逆转。

伦德施泰特继续说：“我预计，一旦我们占领了整个法国，1943年盟军会攻击欧洲大陆。我认为你会尽早利用机会，趁德军在西线战线过长时发动攻击。”

布鲁门特里特进一步阐述：“1942年11月，盟军登陆法属北非后，希特勒坚信盟军将从非洲继续入侵法国南部，于是下令我军进占法国的未占领区域。当时我们估计，盟军会在地中海沿岸登陆，维希政府不会抵抗。我们在没有发生什么摩擦的情况下占领了法国全境，只有游击队导致了我军出现一些伤亡，但这已经令我们感到不安。伦德施泰特亲自前往维希政府，保证双方不会出现无谓的损失，而他也成功地实现了目标。”

1943——“犹豫迟疑的一年”

布鲁门特里特说：“5月份突尼斯陷落后，希特勒开始不断担心盟军会在法国南部登陆。事实上，那时的希特勒一直在猜测登陆地点，先是挪威，然后是荷兰，然后是索姆河、诺曼底、布列塔尼、葡萄牙、西班牙、亚得里亚海。他的目光不断在地图上扫来扫去。

“他尤其担心盟军会在法国南部和比斯开湾同时登陆，以钳形攻势夹击法国。他还担心盟军会进攻巴利阿里群岛，然后在巴塞罗那登陆，并向北挺进法国。他又害怕盟军会入侵西班牙，于是下令将精锐部队开往比利牛斯山脉阻击盟军——同时，他还告诫德军要严守中立，避免激怒西班牙。（然而，盖尔·冯·施韦彭堡告诉我，1943年4月，当他在靠近比利牛斯山脉西端的达克斯指挥第86军时，他接到了准备快速冲入西班牙的命令。这个计划被称为“吉塞拉行动”。5个师，其中四个是机械化或摩托化师，都将参与盖尔所说的“这个愚蠢的行动”。“一个师要进军毕尔巴鄂，其余的部队展开扇形攻势，左翼冲向西班牙中部，目标是马德里。”）

布鲁门特里特说：“我们并不认同他的这些担忧。我们认为英国人不会在比斯开湾登陆，因为那里超出了英国空军的支援范围。我们也不认为盟军会入侵西班牙，出于各种原因，我们怀疑盟军不会冒着让西班牙参战的风险去招惹他们，而且退一步说，西班牙也不适合开展大规模行动，这里交通不畅，比利牛斯山脉又相当于一道天然屏障。此外，我们与比利牛斯山边境的西班牙将领关系友好，他们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一旦德国入侵他们一定会奋起抵抗，同时他们也会提供给我们有价值的情报。”

但布鲁门特里特也承认，虽然将领们对希特勒所担心的威胁不屑一顾，但他们认为盟军总会在某处登陆。“今年所有迹象都显示预期中的进攻将会到来。1943年，关于进攻即将到来的传言满城风雨。很多外交渠道——德国驻罗马尼亚、匈牙利、日本大使馆的武官，还有维希政府——都传达了类似的消息。”

看来，谣言比蓄意谋划的圈套更能影响敌方将领的思考逻辑。在我与伦德施泰特的一次会谈中，我问他是否预期那年9月盟军会横渡英吉利海峡进行登陆。那时，英国正在精心设计一场佯攻，把大批军队调到英格兰南部海岸，做出要发动登陆行动的样子。而伦德施泰特则笑着回答说：“你们的动作太过张扬，很明显是在虚张声势。”

这一过分夸张的表演缓解了德军将领们的焦虑，这表明盟军推迟了登陆的时间。秋风渐起，这也意味在战争的风暴来临前，驻守法国的德军也能暂时获得一个冬天的喘息机会。这让长期精神紧张的德军松了一口气。

“简而言之，1943年可以概括为‘犹豫迟疑的一年’。”布鲁门特里特说，“那时法国的抵抗运动声势浩大，给德军带来较大伤亡，我们感到十分焦虑，当时抵抗组织被分成了三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共产主义者、戴高乐主义者和吉劳德主义者。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这三个群体相互对峙，经常给我们带来彼此活动的情报。但从1943年起，他们联合起来，由英国指挥他们，并向他们空投武器。”

更改防御策略

1943年，由于资源有限，德军不得不一再修改防御策略，以应对可能的登陆作战。法国原本被当作部队的“疗养院”，在东线打的精疲力竭的部队被调到这里进行休整和重建。对于这样的做法，布鲁门特里特说：“到1943年，法国曾有50到60个师，不断有东线上损兵折将的师被撤回法国轮换休整。这种频繁轮换对海岸防御体系的稳定性十分有害，因此，我们成立了长期性的海防部队，以一个专门的组织来管理这个特殊的战区。这个组织的优点是能确保每支部队对防守的区域足够熟悉，而且让西线有限的武器装备得到了有效的利用。但它也有不可避免的弱点，比如官兵年龄结构偏大，装备也比一线主力部队要差。他们装备了不少缴获的法国、波兰和南斯拉夫的武器，这些武器弹药规格各不相同，在紧要关头他们的物资更容易耗尽。这里的师往往只有两个步兵团，两个炮兵连，共24门大炮。一个中型炮兵连有12门大炮，大炮需要用马车运输，机动性极差。

“除了这些海防师，还有海岸炮兵。但无论海军还是陆军，都归海军司令部指挥——他们总是和陆军司令部意见不一。”

年底，隆美尔来到西线视察后，又出现了新的复杂情况。此前，他曾短暂指挥意大利北部的德军；11月，他被希特勒委派，去视察并改善从丹麦到西班牙边境的海防。圣诞节前夕，他结束了丹麦之行，搬到了法国，那里正由伦德施泰特统辖。作为希特勒特别委派的将领，他和伦德施泰特的关系没有任何精确的界定，两人很快就发生了争执，而两人相悖的观点更让他们的矛盾不断加剧。

布鲁门特里特评论说：“不久，军队就弄不明白他们到底是归伦德施泰特还是隆美尔指挥了。隆美尔希望他关于海岸防御的想法能够得到贯彻，为了解决问题，伦德施泰特建议隆美尔接管英吉利海峡沿线最重要的前线地区——从荷德边境到卢瓦尔，而从卢瓦尔到阿尔卑斯山的南部前线将委托给布拉斯科维茨，两人均隶属于伦德施泰特。隆美尔的B集团军群驻扎在荷兰，其中第15集团军防守荷兰到塞纳河一线，第7集团军防守塞纳河到卢瓦尔河一线；布拉斯科维茨的G集团军群的第1集团军负责比斯开湾和比利牛斯山脉，第19集团军负责地中海沿岸。”

据隆美尔的幕僚所言，这个提议出自他之手：“这是迅速将其想法付诸实施的唯一途径”。无论如何，这一安排在隆美尔到达后大约一个月内就得到了批准，并缓解了当时的局势——尽管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的观点分歧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此外，新的安排还产生了新的内部争议。所有装甲部队都归盖尔·冯·施韦彭堡指挥，当时他刚刚被任命为“西线装甲集群”的指挥官，他自然希望把部队全部纳入他的指挥之下。重新部署不仅削弱了他的权威，还引起了不同战术观念之间的冲突。隆美尔赞成将装甲师分散部署，而这与装甲战的早期领军人物盖尔的基本理念相悖。古德里安也支持盖尔，那时他正担任装甲部队的总监。隆美尔虽然认同集中兵力的原则，但他认为此时的形势，尤其是盟军掌握制空权的现实迫使他在实践中修正这些原则。

装甲战专家之间的这种观点冲突使伦德施泰特陷入了两难境地。直觉上，他倾向于盖尔和古德里安所坚持的原则；但在具体的战术方针上，他也必须承认，隆美尔是根据与盟军作战的经验说话的，他们拥有极大的空中优势，而盖尔和古德里安只有东线的经验，在那里，空军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虽然大多数关于冲突的记载都把它描绘成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之间的矛盾，但在具体的方针上，隆美尔和得到古德里安支持的盖尔的分歧更为严重，伦德施泰特不过是一个仲裁者——还要受希特勒以及战况的制约。

在跟我谈到隆美尔时，伦德施泰特说：“他英勇无畏，善于指挥小型战斗，但他不是真正的帅才。”（这种观点虽然在高级将领中普遍存在，但我也发现，在隆美尔手下作战的大多数指挥官，以及先后担任他参谋长的精明强干的总参谋部军官都十分反对这种观点。）不过他并不质疑隆美尔的忠诚：“当我下达命令时，隆美尔总是无条件地服从。”

此外，那些并不赞同部署计划的人，开始抱怨伦德施泰特，批评他明明有着不同的意见，而隆美尔的观点又会严重影响到他的决策时，他却迟迟不愿推翻隆美尔的观点。有人认为，伦德施泰特太过谨慎，不愿意干涉他认为下属应有的正当职责。盖尔则更直截了当地说：“伦德施泰特太软弱，不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在各种观点的冲突中，他总是保持中立。因此，一旦出现争议，我们很难从他那里得到明确的决定。我们坐在一艘没有舵手的船上，随波逐流。”盖尔还说：“伦德施泰特是一位绅士，聪明而理智，但他也是我一生中在军界见过的最懒惰的军人。他讨厌我‘无事生非’的性格，到1944年，他已经是垂垂老矣。他的身体不健康，心理上又不甘心毫无成就，作为指挥难免会显得慵懒。”

盖尔的这些叙述，实际上可能低估了伦德施泰特受隆美尔据理力争影响的程度。隆美尔的参谋长斯佩德尔将军告诉我，伦德施泰特后来同意了隆美尔的观点，盖尔也承认这一点，不过他只是将这看成是伦德施泰特缺乏“为他自己所坚信的信念而斗争”的意志的证据。纵观所有的记录，可以看出，伦德施泰特已经身心俱疲，还受不少烦恼困扰。这种状态可以解释不少问题。但是，一个已经如此精疲力竭的老人，还能保持着那么多为他服务的人的尊敬，让他们承认他是不可替代的，这显然表明他具有一种特殊的人格魅力。战争结束后，他沦为战俘，此时他的这种人格魅力却又更加强烈地闪耀起来，并让他以一种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经受住了考验。

在这里，我想说明的是，随着我与伦德施泰特的往来越来越多，他给我留下的印象越好，很多事情都能直接或者间接证明这一点。他资历不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的德高望重；但哪怕是与他一同被囚禁的人，也都能与他产生深厚感情。他的思想十分正统，且不仅表现军事领域。他机敏干练，心细如发，这让他显得如此卓越。他的外表威严肃穆，但却经常露出微笑，他的幽默感更让他不会让人感到难以接近。一次，我们和他一起走回狭窄的囚室，穿过布满铁丝网的大门，进入里面的院子，来到前门。我示意他先进去，他却笑着做手势说：“哦，不，这可是我的居所。”

在哪里登陆？

1944年来临时，大量美军被陆续运往英国。很明显，这里将发动主要的登陆作战。但登陆的地点还是难以确定。“从英国传来的可靠消息很少，”布鲁门特里特告诉我，“情报部门归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指挥，党卫队的国家安全部负责执行，军方完全无法插手他们的工作，只能依赖他们来获得情报。”

“他们向我们报告了盟军在英格兰南部分别集结的地点。他们通过在英国屈指可数的特工，以无线电报告他们刺探出的情报。但除此之外，他们并没有什么收获。我们的空军很弱，在英国上空的侦察很有限；不过，到登陆开始当天，夜间侦察机报告说大量盟军正在被运往西南海岸，他们根据夜间的车灯发现了这一情况。（这些部队估计是美军，因为美军在英格兰南部的西半边。）此外，我们还截获了来自英国海军的一条无线电信息，信息显示英吉利海峡即将发生重要事件。

“另一个迹象来自法国‘抵抗’组织活动的增加。我们查获了数百个无线电台，并破译了他们与英国的通信代码的含义。信息含糊其词，但内容显而易见。

“但所有这些内容都没有告诉我们：盟军到底在哪登陆。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判断。”

布鲁门特里特接着说：“德国海军参谋人员坚持认为盟军会选择一个大港口登陆。他们预计勒阿弗尔会是登陆地点，因为它不仅有港口的价值，更是我军的小型潜艇基地。但陆军不同意他的观点，指出盟军可能并不会攻击这么一个戒备森严的地方。我们还得到情报，声称英格兰南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演习，演习的内容是军队在开阔的海岸线上登陆。”

“由此，我们推测，盟军一开始不会试图攻击港口。但我们既不知道，也没有任何报告称你们正在开发‘桑树’人工港口。我们认为你们可能打算将船并排横放，形成一座浮桥，将装备运往登陆的海滩。”

伦德施泰特坦言：“我以为入侵会越过海峡较窄的部分，在勒阿弗尔和加莱之间，而不是卡昂和瑟堡当中。我预计登陆会发生在索姆河河口的两边。我认为第一次登陆可能发生在西侧，在特雷波特和勒阿弗尔之间，然后扩大到索姆河和加莱之间。”

我问伦德施泰特这样推测的理由。他回答说：“从盟军角度来看，索姆河到加莱的地区在战略上对我们具有战略意义，因为那里离德国要近得多，我估计你们从这里前往莱茵河只要四天就可到达。”

很显然，他的推测被先入为主的观点支配了——他们认为盟军将采取理论上的最佳路线，而不衡量实际困难。我对他说，出于同样的原因，这条路线可能防卫严密，因此盟军也可能因此而回避这条防线。

他承认了这一点，但又说：“德军防卫力量被高估到荒谬的程度。根本就没有所谓‘大西洋壁垒’，那只不过是宣传机构虚构出来，欺骗德国人民和盟军的。当我读到关于关于防御工事是如何坚不可摧的报道时，我会火冒三丈，因为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壁垒’。希特勒从来没来这里视察过，甚至在整个战争中，他只来过一次英吉利海峡，那还是在1940年，有一次他来到了格里内角。”我问：“他就像拿破仑一样，望着对面的英国海岸？”伦德施泰特点了点头，脸上带着讽刺的微笑。

他说，他预计登陆将发生在索姆河到加莱一带的另一个理由是，为了拯救伦敦免受破坏，盟军不得不尽早攻击V型火箭所部署的地区。他听说，这种武器拥有超乎想象的强大力量。希特勒对这种武器也给予了过高的希望，这影响到了后来的战略部署。

但是，猜中真正登陆地点是诺曼底的人正是希特勒，布鲁门特里特透露了这一点。“三月底，最高统帅部发布指令，希特勒预计诺曼底会遭到攻击。从那时起，我们就收到了多次警告，开头总是‘元首担心……’，我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而得出这个结论的，但事实上，第91空降师和一些坦克中队被调到那里，预备队则驻扎在瑟堡后面卡朗唐附近。”

隆美尔的幕僚告诉我，他同样预计我们将在诺曼底登陆，这与伦德施泰特的观点不同。我问过伦德施泰特和布鲁门特里特，他们说确有此事。春季，隆美尔开始逐渐接受这一观点。但他们不知道这到底是隆美尔自己的判断，还是受到了希特勒“注意诺曼底”的警告的影响。

希特勒的“直觉”一贯备受嘲讽，但这次他似乎比最优秀的将领们更接近正确答案。将领们太受正统战略理论的影响，他们坚信盟军也会按照这一理论行动，却忽视了“攻敌不备”的取胜之道。

伦德施泰特还透露了一个重要情况：“如果盟军在法国西部靠近卢瓦尔河的地方登陆，很容易就能构筑一个足够大的桥头堡，然后向内陆推进。我连一个师的兵力都没法调到那里去进行阻击。”布鲁门特里特补充说：“在那里，盟军的登陆将不会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抵御。只有三个师驻守在卢瓦尔以南300英里远的海岸，其中两个是由新兵组成的训练师。连长不得不整天驾驶摩托车巡视他所在连队的战区。我们认为卢瓦尔地区距离英格兰太远，无法提供空中支援，而盟军司令部总是会依赖于空中掩护，因此我们断定盟军不太可能在那里登陆。”（我非常在意他所描述的情况，而且我曾在1944年1月写过一份报告，建议盟军将卢瓦尔河附近的西海岸作为登陆地点，让整个登陆做到“出其不意”，打乱敌人的部署。）

基于同样的理由，除隆美尔外，德军司令部认为在诺曼底登陆的可能性要小，更可能在海峡较窄、空中支援更容易的地点。伦德施泰特也说：“我们认为任何在诺曼底登陆的行动都只限于试图占领瑟堡。因此，美军在这里附近登陆没有英军在卡昂附近登陆那么出人意料。”

这里我们可以适当地引用瓦尔利蒙特站在最高统帅部角度上提出的证据：“情报部门总是充斥着钩心斗角和利欲熏心，因此总是让我们犯下大错。1944年，‘外交与反情报办公室’并入最高统帅部，由卡纳里斯上将主持，负责为三军收集情报。此后，隶属于陆军总司令部的西线战区作战参谋部还要与海军和空军的相应科室协调工作。1944年年初，出于政治因素，希特勒下令解散了卡纳里斯的办公室，他本人也被解职。此后，情报部门并入帝国安全中心，由党卫队国家安全部部长卡尔滕布伦内领导。出于个人原因，他经常避开规定的途径，把重要的或是他认为重要的消息，直接递交希特勒或约德尔。这种‘制度’很显然只能带来更多的麻烦，情报却更少。1944年6月5日下午，他确定他掌握的情报显示登陆即将到来，于是将这一信息直接递交约德尔。但约德尔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至少他没有通知他的参谋，也没有通知希特勒。”

“至于登陆地点，希特勒是第一个得出结论的人，他认为诺曼底是最可能的地点。5月2日，他下令根据这一计算结果，在整个该地区加强防空和反坦克武器。他看法的根据是英国境内部队调动的情报，情报显示，盟军集结于两个地方，一个在东南部，由英国部队组成，另一个在西南部，由美国部队组成。美国人的动向，令希特勒判断他们会对诺曼底西部发动进攻。此外，他还认为，盟军从一开始就可能需要一个大港口，这个港口必须迅速被一条相当短的前线保护起来。瑟堡和科唐坦半岛基本上可以满足这些条件。我们本来不相信他的判断，但他一直在唠叨这个问题，并要求为诺曼底地区提供越来越多的增援部队。我们的判断往往基于常规的军事思路，而他则是一如既往地凭直觉来判断。”

我对希特勒推断出盟军登陆地点的理由十分感兴趣。我曾经建议登陆地点要出其不意，3月中旬，我曾被召到战时内阁办公室，与伊斯梅将军和雅各布将军讨论。那时我们认为，盟军在英国南部港口的布局明显暴露了我们的计划，敌人很轻易就能看出我们将在瑟堡和塞纳河口之间登陆。比起希特勒的准确判断，德军将领没能做出正确判断这点才更令人惊讶。这并不是要靠直觉，而是要靠合理的推断。

瓦尔利蒙特继续说：“希特勒的信念越来越坚定，他还提出，在入侵之前和入侵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二次登陆将在海峡沿岸进行。因此，巴黎周边被保留了少量的预备队，以防备可能出现的登陆。而诺曼底则需要从各地寻找增援。但是，除了所谓第91空降师——一支刚刚组建的部队，以及一定数量的防空武器外，我军几乎没有任何可用之兵。这件事事关生死，因为希特勒当着我的面反复强调：‘如果我们不能阻止敌人，不把敌人赶回海里去，战争就会失败。’他把所有的信心都寄托在隆美尔的个人能力、他的装甲师和德军将士与盟军的战斗经验上，却没有考虑过空军的问题。”

然而正如瓦尔利蒙特所描述的那样，希特勒展现出了他精明的判断力，他声称：“如果我们成功地击退了入侵，那么这种企图在短时间内不可能也不会再发生。这将意味着我们的后备军将腾出手来用于意大利和东方。然后我们就能稳定东线，也许可以在该地区重新发动进攻。如果我们不把侵略者赶回去，从长远来看，我们不可能在持久战中取得成功，因为我们的敌人能够带来的物资将超过我们能够送到前线的物资。我们不可能在西线赢得一场持久战的另一个原因是，每后退一步，法国的防线就会拉得更长。由于没有重要的战略后备力量，我们不可能在这样的战线上积聚足够的兵力。因此，必须在入侵者第一次尝试时就将其击退。”

德军的部署

1944年6月，德军在西线共有59个师，其中8个在荷兰和比利时。超过一半的部队是海防或训练师。在27个野战师中，只有10个装甲师，其中三个在南部，一个在安特卫普附近。

沿着塞纳河以西、绵延200英里的诺曼底海岸，驻扎着6个师（其中4个是海岸防卫师）。三个驻扎在瑟堡半岛；两个驻防在该地和卡昂之间，也就是从维尔到奥恩河长达40英里的防线；还有一个师防守奥恩河和塞纳河一带。布鲁门特里特评论说：“比起‘防御’来，这样的部署还不如说是‘海岸防护’！我们没有预测到盟军会在瑟堡半岛的西侧登陆，该地区的防守非常薄弱，我们甚至在那里部署了苏联伪军。”

第21装甲师被部署在前线地区，负责登陆后进行反击。“我们一直对第21装甲师的部署问题有所争论，”布鲁门特里特说，“伦德施泰特更希望将其部署在卢瓦尔以南，瑟堡半岛后面。但隆美尔选择靠近海岸的另一边，迫近卡昂。这意味着它太靠近海岸，不能真正作为整个地区的后备部队。”

然而事实证明，该师在卡昂附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它，英军可能在登陆的第一天就占领了卡昂。隆美尔曾试图请求再调一个装甲师到维尔河口附近驻防，但没有得到批准，美军就是从那里上岸的。

德军内部的争论极大地影响了德军的计划。伦德施泰特认为，要以如此有限的兵力去防守如此漫长的海岸线，几乎是做不到的。因此，他主张趁盟军立足未稳之前，依靠强劲的反击将其击溃。

隆美尔则认为取胜的关键是在盟军登陆开始时就将其击退。他经常对参谋说：“最初的24小时决定了整个战役的成败。”布鲁门特里特虽然与隆美尔观点有分歧，但还是公正地阐述了隆美尔的理由：“隆美尔在非洲战场发现，在危急时刻，坦克部队总喜欢从远距离发起反击。如果装甲部队的预备队按照统帅部的指挥留在遥远的内陆地区，他们的反击很容易受到盟军空军的阻击。”从隆美尔的幕僚那里，我了解到，他曾在非洲战场被一支并不强悍的空军连续轰炸数日，导致他们一直无法进军。这件事对他影响极大，而现在他要面对的空中力量比那时还要强大。

古德里安描述了他所看到的分歧：“1944年3月，在法国拜访盖尔后，我向希特勒谈到了隆美尔的防御措施，并告诉他，把装甲师部署在靠近海岸防线的地方太危险，这会让它们失去机动性。希特勒对此表示怀疑，并命令我去法国见隆美尔，与他讨论这个问题。4月我在隆美尔位于拉罗什-基扬的司令部与他进行了讨论。隆美尔向我和盖尔非常清楚和坚决地解释了他的观点。”

他总结说，隆美尔认为，由于盟军的空中优势，部队在白天，甚至在夜间都很难进行调动。出于这个原因，隆美尔希望把所有可用的部队都放在我们紧靠前线的海岸上。他还提出，最可能的登陆场是索姆河口附近，因为这里离英国距离较近，方便取得联系。“我指出，如果他猜错了盟军登陆的地点，他的布防计划也就全错了。”

古德里安接着说：“讨论并没有取得什么结果。5月初我再次见到希特勒，与他讨论了这个问题，也是无功而返。希特勒和隆美尔的意见一致，他不愿推翻前线指挥官的意见。在见他之前，我曾在巴黎与伦德施泰特交换了意见。也许是4月底时，隆美尔改变了他的看法，预计盟军将向诺曼底登陆，但他并没有调整他手中的装甲师的位置，因此他在登陆场附近没有足够的预备队。尽管盟军拥有制空权，但实际上装甲师的调动在白天和夜间都在进行，不过在白天的调动确实让他们损失惨重。”（隆美尔的参谋指出，夜间的行动范围是有限的，因为夜晚很短，而所有的行动所需时间都比预计的要长得多。伦德施泰特也强调了这一点，后面会提到。）

由于古德里安未能说服希特勒，而伦德施泰特现在又偏向于隆美尔的观点，盖尔决定亲自到最高统帅部去，对隆美尔的计划提出个人抗议。5月初，他去了贝希特斯加登，提出大部分装甲部队应作为初期的预备队“隐蔽在巴黎西北或南面的森林中，避免空袭，一旦敌人深入法国，他们就能从那里发起进攻。”盖尔的干预导致希特勒做出了一个致命的让步。希特勒下令，将西部的4个装甲师划归最高统帅部的战略预备队。这个决定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它削弱了隆美尔的实力；它使伦德施泰特失去了自己的预备队；它没有让战事朝着盖尔所希望的方向前进。伦德施泰特坚信要趁敌人阵脚未稳时，就要进行坚决的反击，而他也没有放弃集中反攻的想法。但他手中的预备队不足以让他执行这两个计划。

由于希特勒不愿意以牺牲其他战场为代价来提供所需的预备队，伦德施泰特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大幅收缩法国防线来挤出一些预备队。“在盟军登陆之前，”伦德施泰特说，“我想把整个法国南部防线撤退到卢瓦尔，将兵力调集，形成一个强大的机动力量，以便反击盟军。要进行机动作战需要调动10到12个步兵师和3到4个装甲师。但是希特勒不会听从我的意见——尽管这是组成适当的预备役部队的唯一办法。德国报纸上所有关于‘伦德施泰特的中央集团军群’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压根就不存在这样一支军队。更糟的是，我甚至连法国境内的装甲师都不能指挥。没有希特勒的允许，我一个师都调动不了。”

隆美尔在实施自己的计划时也受到了严格限制。但这并非伦德施泰特的阻碍，而是因为没有后备部队。隆美尔从斯凯尔特河延伸到卢瓦尔河的整个前线只有三个装甲师，根本无法抵御强大的登陆作战。而在隆美尔将其中的两个师部署在塞纳河以东后，情况就变得更糟糕了。为什么隆美尔相信塞纳河以西是登陆地点，却不对兵力进行重新部署呢？因为划归最高统帅部的两个装甲师预备队已经部署在诺曼底后方，隆美尔希望他们能够及时进行支援。

伦德施泰特关注的是登陆地点的预测是否合理，因此他不顾盖尔的反对，开始争取调动这些预备队。但在D日[18]凌晨，他请求最高统帅部调动它们时，却没能获得许可——直到当天下午他的请求才被批准。（为了抢回时间，精锐的装甲教导师被命令要在白天从勒芒地区出发，结果一路上损失惨重，反而耽误了更多时间。第二天的行军情况更糟糕，一路上空袭不断，以至于部队把他们的行军路线称为“炸弹跑道”。）

盖尔说，他是在“命令下达后”才被告知这一行动的，他“呼吁伦德施泰特至少把这些师中的第二个师的调动推迟到天黑以后”，但“伦德施泰特没有答应我的要求”。指挥教导师的拜尔莱因说，他本想等到黄昏，但第7军军长多尔曼坚持要他在下午5点就行动。

盖尔所说的集中反攻到底能否实现？这一点十分值得怀疑。但很明显，处于遥远后方的预备队阻断了隆美尔立刻发动反攻的可能性。即使不考虑调动它们的时间，以及抵达前线的时间，前线装甲部队过于稀少的问题也会严重削减他们在盟军巩固滩头阵地前击退他们的机会。

由于忽视了早期的海岸防卫，取胜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了。隆美尔的幕僚告诉我，1944年春，隆美尔曾正确的判断出诺曼底才是最终的登陆地点，因此他加快了在海岸建造水下障碍物、防爆掩体和雷区的努力。比如，在他来到西线之前的三年，整个法国北部海岸只铺设了不到200万枚地雷；而在诺曼底登陆的前几个月，这个数字是原来的三倍——而他的计划则是5000万枚。对于盟军来说，幸运的是，那么短的时间根本无法实现如此规模庞大的防御设施建设计划。

伦德施泰特对我的解释是：“缺乏劳动力和物资是发展防御工事的主要障碍。工兵大军中的大多数人曾在法国托德服役，后来被派往德国修复空袭造成的损失。同时，海岸防卫师管辖范围太大，往往超过40英里，无法自行开展必要的工作。除此之外，由于盟军空军的连续阻挠，军用物资的生产和转移也受到了巨大影响。”

这还不包括隆美尔所抱怨的1942年和1943年对防御的忽视。问题的根源可能在于，伦德施泰特作为机动战术的杰出代表，根本不相信静态防御的价值，因此缺乏对修筑阵地的必要关注。这是隆美尔的幕僚的观点，也与伦德施泰特的反攻计划不谋而合。对于这些将法军从马奇诺防线引开的人来说，这是一种非常自然合理的态度。

应对盟军登陆的措施最终“两头落空”，这既是隆美尔和伦德施泰特意见分歧的恶果，更是希特勒对后备力量严格控制的结局。在收复法国方面，它比盟军为实现突袭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