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兵败斯大林格勒之后

我咨询过诸多德军将领：“你认为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德国可以避免失败的结局吗？”伦德施泰特的回答是：“我认为可以，如果战场上的指挥官被允许相机行事，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自行撤离，而不是被迫在各地拼死固守。”虽然伦德施泰特本人在1941年之后并没有参与东线战事，但这种立场也赋予他更客观的视角。此外，他自始至终都觉得形势并不乐观，同时具有两条战线的指挥经验的特点，使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具有特殊价值。而当我向东线的将领们询问这一问题时，我发现他们的态度要明确得多。所有人都认为，如果允许他们实施机动的防御战，苏军的进攻力量可能会被消耗殆尽。有些人还举了一些典型的事例。

克莱斯特谈了他自己的经历。保卢斯的军队被困在斯大林格勒后，克莱斯特主动率领部队从高加索撤离，避免了重大损失，并因此被提升为陆军元帅。相比于平时那些获得战功的将领的擢升，他的奖励更加不同寻常。在冰天雪地中，面对遥远的路途和敌军对侧翼和后防施加的巨大压力，很难想象还有哪一支部队能够在这样的险境中死里逃生。

谈及那次撤退时，克莱斯特说：“虽然我们在高加索的进攻于1942年11月陷入僵局，但希特勒决意让我们停驻在深山里的前沿阵地上，那里地形暴露易攻难守。1月初，苏军越过马内奇河南端，从埃利斯塔向西，朝我军的后侧发起袭击，给我军造成严重的威胁，形势比苏军在莫兹多克附近前沿阵地的反击更严重。但最大的危险还是苏军从斯大林格勒向罗斯托夫的一次进攻。

“当时，苏军距离罗斯托夫仅70公里，我的军队位于罗斯托夫以东650公里处，此时希特勒又下达命令，在任何处境下都不可撤退。看起来，这就像是对我的最终审判。然而第二天，我接到了新命令——撤退，把所有装备都带走。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任务，更何况寒冬腊月。

“最初，安东内斯库元帅的罗马尼亚集团军负责从侧翼掩护我军从埃利斯塔回到顿河。安东内斯库本人未能亲临战场，取而代之的是曼斯坦因，他的‘南方集团军群’包括部分罗马尼亚军队。在曼斯坦因的鼎力支持下，在苏军切断我们之前，我军成功地从罗斯托夫的瓶颈地区撤出。曼斯坦因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不得不派出几个师前往增援，帮助他阻挡沿着顿河向罗斯托夫推进的苏军。1月中下旬时形势最为危急。”

克莱斯特对这一近乎不可能的撤退过程的强调，显示了灵活机动防御的巨大力量。此后，他的部队安全返回第聂伯河，并发动反攻，阻止了苏军从斯大林格勒和顿河西进的势头。这一战令他们重新夺回哈尔科夫，稳固了南方战线的整体局势。此后形势逐渐平静下来，一直持续到1943年的仲夏。

这一喘息空间使德军了巩固整个东线防守。他们重整旗鼓，尽管还难以恢复原本的雄厚实力，但足以令苏军知难而退。可是，希特勒却拒绝听取任何有利于改变防御战略的建议。在夏季挑起战端的也并非苏联人，而是希特勒。尽管进攻范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限，但他动用了所有的资源，调集17个装甲师，对苏军的库尔斯克突出地带发起集中攻击。谈到这次进攻，克莱斯特感到很无奈，他几乎没有任何好的期待，但负责实施钳形攻势的克卢格和曼施坦因事前似乎相当乐观。“如果早在六周前就发起进攻，我们可能会取得巨大成功，虽然我军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源让这次战役具有决定性成果。但在这段时间里，苏军事先听到消息，探知我军正筹备进攻。他们在前线布下广阔的雷区，同时将主力部队拉到后方，这样，我们的最高司令部预设的包围圈里就只剩下寥寥无几的苏军了。”

关于库尔斯克攻势的更多证据

曼施坦因对他的态度以及迟迟不发动进攻作了如下解释：“在1943年3月重新征服哈尔科夫，取得德军在东方的最后一次胜利之后，我向希特勒说明了情况，大意是我们不能指望单纯地以防守来抵御苏联的进攻。我们的兵力太少，无法防御漫长的战线。我们唯一的机会是利用我们在领导方面的优势和我们部队的较强战斗力，进行机动防御。

“1943年的泥泞季节过去后，我军有两种作战选择。

“第一种是通过进攻来防止苏联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进攻应该尽早开始，抢在苏联还没有弥补他们的损失，尤其是坦克方面的损失前。我们进攻的第一步应该是切断苏联在库尔斯克的突出部，并摧毁他们的装甲部队的后备力量，将他们的这些装甲部队全部吸引到战斗中去。然后我们就必须带着我们所有的装甲部队转向南方，横扫苏联在南乌克兰的战线。我们必须在5月初发起进攻。

“另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等待苏联的进攻，因为苏联肯定会对我们在南乌克兰的战线发动进攻，目标是横扫我们在黑海以北的战线。当苏联开始进攻时，我们应该先退一步，然后动用我们的全部力量从基辅地区对苏军北侧部队进行反击，目标是横扫他们在南方的整个战线。

“希特勒决定选择第一条路，因为他不会放弃顿涅茨盆地，也因为他不是一个敢于在战略上冒大风险的人。对库尔斯克的进攻本应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开始。但在进攻发动的几天前，希特勒在莫德尔的影响下决定先暂缓进攻，聚集更多的坦克。进攻被推迟了四个星期，然后又推迟到7月13日。这与我和克卢格的判断相悖。

“很明显，现在再发起进攻将会十分困难。但我还是抱有希望。事实上，我的两个集团军也取得了成功，他们突破了库尔斯克南侧的苏军前线，并摧毁了出现在战场上的所有苏军装甲部队，但此时希特勒下令停止进攻。这样做是有必要的，因为从北面进攻的莫德尔集团军（克卢格集团军群下属）未能取得突破，而且苏联人已经突破了克卢格集团军群的正面战线。我不得不转为防御，并将几个装甲师调给克卢格。于是，我剩下的兵力就不够了，无法完成防御任务。”

不过，从瓦尔利蒙特的证据来看，促成库尔斯克攻势的并非希特勒，虽然他并不想让德军撤退。新任总参谋长蔡茨勒才是攻势的发动者。瓦尔利蒙特向我讲了他的看法：“希特勒非常不愿意执行这个计划，尽管这个计划是他制订的。蔡茨勒与希特勒一致认为，德国在东线的力量太弱，防线松散，不能冒着风险完全让苏联自己选择何时何地开始进攻。因此，蔡茨勒向希特勒强烈要求发动库尔斯克攻势。

“同时，已经成为希特勒在其他战区参谋长的约德尔建议，不要在东线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攻击，指出需要在意大利和巴尔干地区进行增援和储备，以防御盟军在地中海战区的登陆作战。

“但蔡茨勒对这些遥远的问题几乎不感兴趣，作为陆军参谋长，他一直十分恼火自己被排除在这些问题之外。他开始进一步敦促实施‘他自己的’攻势，并向希特勒抱怨约德尔侵入了他的责任范围。这样一来，作为所谓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领导的约德尔，第一次失去了一个总体参谋机构的作用，而是成为除东线外所有战区的次级作战部门。从那时起，希特勒实际上便成为唯一一个能完全了解整个战略形势的人。

“最终，希特勒地决定在库尔斯克发起进攻，而这让我们付出了巨大伤亡。其实打一开始，他就不相信作战能够成功。他同意发动进攻，主要是为了回避在东线进行大规模战略撤退的问题。撤退有悖于他的信条，正如他当时和后来都曾提到过的：‘将军们的行动实际上都是在想撤退。’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一再禁止采取任何步骤来建立和加强后方阵地。”

库尔斯克的结局

当德军最后一次进攻停止后，苏军发动反攻。那时，他们兵力充足，可以维持进攻的势头，而德军在最后的孤注一掷中则消耗了大量物资和兵力——本来，这些力量可以让他们实施一系列的长期防御计划，甚至让战役变成平局。他们耗尽了所有后备机动力量。因此，苏军在秋冬两季可以毫无阻碍地持续推进，其间的短暂停顿往往是出于补给不足，而不是德军的反击。德军南部战线形势不断恶化。

但在北方前线，德军保持守势，面对顽强而严密的抵抗，苏军的进攻一再失败。海因里希向我讲述了这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当时他指挥第4集团军驻扎在罗加乔夫到奥尔沙一带，横跨从莫斯科到明斯克的公路。他提到说，他一直反复阅读我写的关于现代战争趋势的文章：“我想告诉你，根据我的经验，我非常同意你关于战术上进攻比防守更难的结论。正如你所说，问题要害在于兵力与防守空间的比例。我想你可能会对我经验中的一些实战事例感兴趣。

“德军从斯摩棱斯克撤退后，苏军向前推进到离奥尔沙不到20公里的地方。在那里，第4集团军仓促构建了阻击苏军的防线，他们仅有一条战壕。那年秋天，我们不得不在那里迎接一系列强大的苏军攻势，从10月份开始，一直到12月份，苏军接连发起了五次连续强攻。我军的10个师控制着150公里宽的区域，但考虑到前线蜿蜒曲折，实际防守距离大约有200公里。第4集团军没有任何后备部队，自身实力也有巨大损失，这大大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但他们的大炮完好无损，这让他们有了至关重要的可以击伤敌人有生力量的武器。

“苏军的主要目标是奥尔沙的铁路枢纽，试图切断从列宁格勒到基辅的铁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把进攻重点集中在横跨主要公路20公里的前线上。在第一次进攻中，苏军动用20～22个师；第二次进攻调集30个师；接下来的三次，增加到36个师。其中部分是原来的师，但大多数是新设立的。

“为了迎接这次进攻，我动用三个半师守住了20公里的进攻阵地，余下六个半师控制广阔战线的剩余部分。每一次攻击都被成功阻止。这五场连续的战斗每次都激战五六天，第三到第四天的攻势最猛，之后攻击开始逐渐减弱。苏军没有尝试使用大量坦克，我军的防线也没有出现较大的缺口。他们的每次攻击最多由50辆坦克支援，但总是受到我军的阻击。

“苏军往往在一天内进行大约三次攻击，第一次是在重炮猛轰后，大约清晨7点；第二次是10点到11点之间；第三次是在下午2点到3点之间，简直就像发条闹钟一样精密无误。毫无疑问，苏军绝不会停滞不前，除非被我军炮火阻拦。他们被后面的军官和政委强迫着向前进攻，谁敢后退就会被立刻处决。苏军步兵素质不高，但进攻凶猛激烈。

“在我看来，有三个主要因素让德军能防守成功。首先，我在苏军进攻的前线构筑了狭长的分区，重兵布防。其次，我设法组建强大的火炮群，由380门大炮组成，覆盖受威胁的地区。这些大炮由司令部的一名军官控制，能够将火力集中在方圆20公里内的任何一点。苏军的进攻得到多达一千门大炮的助攻，但他们的火力并不集中。最后，交战的德军各师部损失的兵力相当于每天伤亡一个营，每天都会有其他阵地的部队及时填补空缺。在进攻开始之前，我总是试着准备三个新的预备营，部署在每个坚守战线的师部后，在进攻开始前做好准备，预备营所属部队的余部则连同团的参谋人员紧随其后。这样我就能随时向前线派出增援部队，再组成新的师。当然不可避免的是，有的师会被暂时合并，这也是成功防守的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我总是会尽快恢复各个师的完整性。”

1944年5月，海因里希被授予第1装甲集团军的指挥权，与匈牙利第1集团军一齐驻防喀尔巴阡前线。1945年，德军北方防线溃败，他们也撤军到西里西亚。1945年3月，海因里希奉命率领维斯杜拉集团军群阻击苏军对柏林的最后攻势，指挥奥得河战役和柏林战役。

海因里希说，在战争的后期，上述的防御策略得到了进一步改良提升。“一旦得知苏联开始集结的消息，我就会在夜幕掩护下部队从前沿后撤到第二线，通常靠后2公里左右。苏军的第一次猛攻落空后，后面的攻势就不会像第一次那样有动力了。当然，这种防御策略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要预先知晓对方进攻的确切时间，这可以通过用侦察兵俘虏敌人来实现。等苏军的攻势被瓦解，我就将第二防线作为新的前沿阵地，让未遭进攻的部队再次向前推进，夺回第一条防线。这一战术在奥得河运用得很成功，只可惜之前的死守早已耗尽了我军的兵力，剩余的兵力根本不足以守住阵地。

“在三年的防御战中，只要运用该战术，我从无败绩。我引以为傲的是从来没有要求上级司令部为我提供后备力量。我发现在运用此防御战术时，自行火炮是最有价值的武器。

“你曾经提出进攻者需要三倍兵力才能占据优势，依据我的经验，这一结论太过乐观。我想说，要想成功，进攻方至少需要六到七倍的兵力才能与一条有着严密防守的防线相对抗。如果想要取胜，还得让兵力继续加倍才行，攻防力量对比至少要12：1甚至18：1。

“在我看来，德军东线防御的失败原因主要在于，他们本可聚集兵力控制决定性要点，事实上他们却被迫将兵力分散在守卫漫长的防线，指挥上缺乏灵活性，这就导致他们丧失了战略的主动权。我认为，只靠单纯的防御是不能削弱苏军的，但如果用更加机动化的战术将战线缩短，解放兵力用于发动有效的反击，就很有可能将整个战局扭转。

“但希特勒从来不向指挥官咨询防御战术和方案。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担任总参谋长的古德里安对希特勒产生不了任何影响，他的前任蔡茨勒对希特勒也只是略有影响，更早的哈尔德则总是被希特勒忽视。

“1942年，我接管第4集团军指挥权，此后的经历令我大开眼界。我曾经从一个易攻难守的阵地撤回了一支部队，此时任集团军群司令的克卢格立刻警告我说，如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我就立刻会被送上军事法庭。

“希特勒总试图让我们为每一码阵地而战，威胁要对任何不服从指挥的人军法处置。没有他的批准，哪怕再小规模的撤军也是被禁止的。这一原则在军队中得到了严格贯彻，以至于军队内曾传言，营长们甚至不敢‘把岗哨从窗口搬到大门’。这些僵化的规定总是束缚着我们。部队总是坚守着不利的位置，直到被包围并俘虏。不过也有些指挥官绞尽脑汁去规避希特勒的命令。”

这种规避只有在局部和有限范围内才可能发生。接替海因里希掌管第4集团军的蒂佩尔斯基希亲眼见证了机动防御的价值，也亲身体会了无法充分实施此战术带来的恶果。“1944年3月，我在莫吉廖夫指挥只有三个师的第12集团军。苏军在第一天的进攻中一次就动用了10个师，此后六天一共调集了20个师。但是，他们只攻下了第一道防线，没能攻破第二条防线。在进攻的间歇，我还准备了一次反击，借着月色掩护将所有失地全部夺回，损失也算不上严重。”

蒂佩尔斯基希接着讲述了1944年苏军夏季攻势的作战情况。他在进攻发起前三周接管了第4集团军的指挥权。当时前线的指挥官请求将军队撤到别列津纳防线，以求避开苏军进攻的锋芒。但他们的请求被驳回了。不过，蒂佩尔斯基希还是将部队后撤了一小步，退到第聂伯河防线，保持前线的完好无损。但是左右两侧的阵地最终还是被攻破了，随之而来的是德军的全面瓦解，一直撤退到华沙附近的维斯瓦河才稳定下来。

“及时全线撤退显然是更明智的做法。在德军撤退后，苏军总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停顿来休整在进攻中陷入混乱的部队。如果德军连续后撤，就能消耗苏军的实力，还能在德军依旧保有战斗力的情况下创造反击的机会。

“1941年，希特勒否决任何撤军都合乎情理，但在1942年后，随着局势变化，就不应该再犯这样的错误了。入侵第一年之后，德军装备精良，已经为冬季战斗做好充分准备，在这种处境下，将士们对于和苏军一较高下信心十足，即使是战略撤军也不会打击士气。即使是冬季，我军也有能力进行机动作战，这样不仅可以以逸待劳，还能保留发起反攻的机会。

“德军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将力量浪费在没有意义的努力上，尤其是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徒劳无功的抵抗，白白耗费力量。我们的一些战略根本就没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希特勒应该对此负责。”

曼陀菲尔说：“如果我们采取机动防御战术来牵制敌军，就能大大改变斯大林格勒之后各个阶段的进攻结果。我经常运用这种战术，并多次取胜，即使敌人拥有兵力优势，我也能战胜他们。”

迪特马尔将军视野更开阔，立场也更客观，总能说出十分有趣的见解。作为一名德国军事评论员，他在战争期间的广播评论中令人惊讶地保持了客观独立，这远远超越了任何其他国家的评论家。要知道，他是在一个新闻管制远比任何西方盟军评论员更严苛的危险环境下做到这一点的。

我问他如何能在众多场合如此坦率爽直，他告诉我，这种自由归功于电台宣传主管弗里奇的爱护，在广播播出之前，只有弗里奇一个人负责审查他的稿子。他意识到弗里奇对纳粹早已不抱幻想，也乐于通过他人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愿意为这些人创造机会。面对评论播送后的抗议，弗里奇也竭尽全力去保护迪特马尔。“我总感觉自己脖子上的绳索越来越紧了。”

当我问迪特马尔，如果德军采用机动防御战术，他们是否能把苏军力量消耗殆尽。他回答说：“我相信可以，机动防御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但希特勒总是否决这样的计划，我军将领也没法正确运用该战术。总参谋部下令禁止组织后撤防线，甚至禁止讨论一旦被击退后我军应该怎么应对。希特勒更是禁止任何人制订任何撤军方案。但到了1943年，总参谋部在暗中还是做了预案，将一些每个字句都经过慎重斟酌的指令在各军之间分发，并抹去了上面所有可能证实文件出自总参谋部的痕迹。”

我问迪特马尔，在1943年7月及1945年1月苏军先后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德国方面是否有任何战略撤退的企图。他回答说：“没有。希特勒冥顽不灵，坚持死守，结果每道防线都被击溃。希特勒强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寸土必争，但一些精明的下级军官则在可行的范围内规避命令，进行小规模撤退；另一些人则恪守命令，最终迎来被分割围歼的结局。每次失败，都应归咎于希特勒僵化防御的根本性错误。最糟糕的一次是1945年1月，苏军从维斯瓦河发起攻势，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本来准备增援前线的预备队被调到布达佩斯去了。”这支部队中包括三个装备最精良的装甲师。

“寸土必争的死守让战局持续恶化。旧的缺口还没补上，新的缺口又出现，德军顾此失彼，最终走向彻底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