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兵败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
莫斯科已经越来越遥远，寒风肆虐，恐惧在德军中蔓延开来。德军似乎正在逐渐走向崩溃，拿破仑的惨败遭遇似乎正向他们一步步逼近。
希特勒“绝不后退”的决定此时反而消除了德军的恐慌。这似乎是一种钢铁般的勇气，也可能仅仅是出于他的冥顽不化，因为大多数将军都反对坚守。
但这次成功的化险为夷没能使他脱离最终毁灭的命运。首先，这让他在1942年的夏季苏联战场陷得更深了。一开始的形势还不错，但很快便误入歧途。由于太过专注于高加索，他错失了攻占斯大林格勒的机会；此后，他为了进攻斯大林格勒，又放弃了高加索地区。
冬季来临后，希特勒又异想天开，打算再在莫斯科压下巨大筹码。结果，德军元气大伤，一蹶不振。虽然当时他尚可利用广袤的德占区土地进行灵活多变的防御战，用拖延战术消耗苏军精力，但他一意孤行，固执地坚持“不撤军”的准则，加速了德国的土崩瓦解。
冬季危机
从德军将领们告诉我的内容中可以看出，1941年12月，德军在莫斯科被击退后每况愈下。将军们纷纷敦促希特勒同意大幅后撤的计划，确保冬季防线不受威胁。他们指出，部队根本没有应对冬季严寒的准备。但希特勒置若罔闻，还下达命令：“军队不能后退一步，每个人都必须奋战到底。”
看起来，他的决定将会招致灾难；然而局势的变化再一次证明他的分析正确无误。蒂佩尔斯基希将军的一番话道出了其中原委。他身材修长，举止优雅，先后担任过军级以及集团军级指挥官。他说：“‘二战’时，我们的阵地防御甚至比1914—1918年还要强悍得多。苏军总是无法攻破我军防线，尽管他们在我军侧翼推进得很远，却还是没能发挥优势，而且也缺乏必要的补给。我们集中兵力防御几个交通枢纽城镇，按照希特勒的想法像‘刺猬’一样将其团团围住，稳稳地控制住了这些城市，让局势转危为安。”
此时，大多数将军都承认，希特勒的决定在当时是最佳方案，尽管那时他们并不认可。“这是希特勒的一项非凡成就，”蒂佩尔斯基希说，“在关键时刻，我军不由得回想拿破仑兵败莫斯科的往事，重蹈覆辙的阴影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一旦他同意后撤，阵线松动，撤退很可能会变成恐慌性的溃逃。”
其他将军对此表示赞同。然而，伦德施泰特尖刻地说：“首先，是希特勒坚持死守的决定酿成了危机。如果他同意及时撤退，德军就不会陷入窘境。”
布鲁门特里特向我描述过12月莫斯科前线的战事，他也间接地支持了伦德施泰特的观点。伦德施泰特认为希特勒过分坚持死守，出尔反尔，拒绝任何让步，这带来了不必要的危险。
德军在莫斯科遭到大举反攻后，克卢格曾向最高司令部建议，应该向卡卢加和维亚济马之间的乌格拉河防线全面撤退。在那里，德军已经修筑了部分防御工事。元首的最高指挥部对这一建议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议，最终勉强同意。与此同时，苏军的反攻已经给德军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德军的侧翼已经岌岌可危。撤退刚刚开始，元首又下达了新的命令：“第4集团军不能后撤一步。”
“我们的处境变得更糟了，因为古德里安的装甲集团军正在图拉附近，离我军的右翼很远，他们弹尽粮绝，必须在第4集团军主力撤离之前先撤离战场。时间的延误又带来了新的复杂情况，苏军强攻古德里安集团军的薄弱环节，并将其迅速驱赶至奥卡河对岸。同时，霍普纳的装甲集团军也遭受到苏军的猛烈进攻，面临着侧翼被包围的危险。
“结果，第4集团军孤悬于前方阵地，随时可能被苏军围歼。河流已经冻结，他们缺少足够的屏障，不足以抵御苏联的进攻。情况越发危急，一支苏联骑兵部队正在包抄到我军右翼，从后方突袭我军。这支部队由骑兵和雪橇步兵组成，在苏军收复的村庄里，所有扛得动枪的人，都必须出战。
“这就是12月24日第4集团军面临的严峻形势，希特勒的固执导致了这一困境。我的领导克卢格已于15日去接替生病的博克，留下我指挥军队。圣诞节那天，我和参谋们在小雅罗斯拉夫韦茨的一个小木屋里欢庆圣诞节，桌子上放着汤普森冲锋枪，四周枪声不绝于耳，似乎我们已经难以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此时，我们发现苏军正在向西前进，没有向北夹攻我军后方。他们肯定错过了一次极佳的机会。
“形势越发危急，希特勒却还是犹豫不决，直到1月4日，他才最终批准全面撤退至乌格拉。此时我刚刚离开前线，出任副总参谋长，屈希勒将军代替克卢格出任第4集团军总指挥。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无法承担如此重任，很快就被海因里希取代了。虽然第4集团军的两翼都被包围，海因里希还是设法将新的防线维持到了春季，甚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
关于部队的撤退情况，布鲁门特里特说：“道路积雪太深，甚至到了战马的腹部。大部队撤退时，部分部队不得不在白天先扫出一条小路，晚上车队才能行驶。当时的气温低到华氏零下28度，你可以想象部队面临了何等艰巨的考验。”
尽管希特勒的决定可使德军免于在莫斯科战役后全盘瓦解，但还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对莫斯科的最后一次进攻之前，我军的耗损并不大，”布鲁门特里特告诉我，“但在冬天，我们的损失变得非常严重，无论是人员还是物资，大量士兵死于严寒。”（不过后来的资料显示，这一阶段德军每周平均损失只有第一阶段时的一半。不过，他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也不难理解，因为在乘胜追击时，人们往往不会那么在意伤亡数字。而当他们面临战败和严寒的双重打击后，就会对伤亡数字特别敏感。从战役开始到2月底，德军伤亡总计达100多万。部队减员严重，后备兵力补充不足，就加深了他们损失严重的印象。）
在这一方面，蒂佩尔斯基希透露了更多的细节。蒂佩尔斯基希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之间的瓦尔代高地担任第2集团军的师级指挥官，他告诉我，他的兵力已经减少到完整建制的三分之一。“在冬季结束之前，每个师的人数已减少至5000人，而一个连队的人数只有50人。”
他还揭示了希特勒“不撤军”命令的更深远影响。“对德国空军来说，那年冬天简直是厄运连连。德军坚守的‘刺猬’部队位置突出，侧翼很快就被苏军所包围，空军必须为他们提供给养。第2集团军一天就要200吨补给，每天要空运100架次才能满足需求。但在恶劣天气的影响下，空军必须抓住天气适宜的机会，在一天以内出动350架飞机为他们运输补给。由于飞行条件恶劣，许多飞机坠毁了。在如此广阔的前线上，向所有被切断包围的阵地进行空运补给，空军所承受的压力难以想象，这对后来德国空军的发展也产生了致命影响。”
我向德国将军们询问过有关1941—1942年苏联冬季攻势的过程和影响，他们都表明苏军深入侧翼造成的威胁给德军带来了巨大压力，他们被分割包围，无法相互联系。布鲁门特里特概括说，这一情况造成的间接后果比直接后果还要严重。“苏军冬季攻势的主要影响是破坏了德国在1942年的作战部署。与苏联的进攻行动相比，天气是一个更具破坏性和危险性的因素。它不仅降低了德军士气，更造成了大量伤亡——那个冬天的严寒给德军造成的伤亡不亚于苏军的进攻。”
他还认为，德军战线过长，不堪重负。“每个师的防线平均长度达到20到25英里，即使在莫斯科附近的关键地段，也是10到15英里。由于运送和分配补给的困难，前线本已脆弱的阵地更岌岌可危，而修建公路和铁路的困难又加剧了这一点。”
我问布鲁门特里特，德军每个师的防线延伸范围远大于“一战”德军的极限，这么薄弱的防线却抵御住了苏联的进攻，他如何看待这一事实？他回答说：“在‘一战’中，战斗师切入纵深，前沿阵地狭窄。防守范围延伸，一个原因是新武器和小型自动武器的改进，另一个原因则是防御的机动性大大增强。如果防线被突破，守军只要在突破口被扩大之前调动一小股坦克和机动部队就能击退攻入防线的敌军。”
这种优势虽然让德军能够在苏联的威胁中转危为安，却也带来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效果——它反而助长了希特勒的信心，鼓励他在进攻上下更大的赌注。希特勒产生了“自己比将军们的判断更正确”的错觉，此后，他就更听不进去他们的意见了。
布劳希奇在与希特勒打交道时的软弱无力因他自己的健康状况不佳而加剧，而与希特勒争论的压力和对战役失望的压力又恶化了他的健康状况。11月，正当德军需要他作出重要决定时，他心脏病发作。在对莫斯科的最后一次进攻失利后，他便提出了辞呈。两周后，即12月19日，德军公开宣布布劳希奇退休。此时，希特勒决定抓住机会，控制军事指挥权。他不仅担任国防军最高统帅、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职务，还接管了陆军总司令部。“布劳希奇被解除职务”的消息自然也就等于在向德国公众暗示，布劳希奇是因为失误而被解职，战役的失败主要责任人是德军的军事首长。希特勒当然会赞同这种对布劳希奇下台原因的解释，而他亲信们也助长了这种解释。因此，指挥权的改变不仅给他带来了更大的权力，而且削弱了将领们的权力。布鲁门特里特准确地指出：“在这场战争中，只有海军上将们工作得最惬意，因为希特勒对海战一无所知，而他觉得自己对陆战了如指掌。”
然而，即使是海军上将也有烦恼。就如同拿破仑的海军上将一样，德国海军将领不得不与一位过于注重欧洲大陆的领导人打交道，他没有充分考虑到英国海权制造的威胁，以及对大陆战略的间接影响。他们没有成功地让希特勒认识到，在实现下一步目标之前，切断英国海上基地与大陆的联系（这些基地对于陆军是触手可及的）的重要性。
另外，陆军将领也没有对希特勒产生足够的制衡，因为他们的观点过于纯粹的军事化，而且太过关注欧洲大陆，视野的狭隘往往会抵消他们行事谨慎的优点。克莱斯特曾在谈话中提出过一些重要的思考：“这一代人早已忽视了克劳塞维茨的教导，甚至连军事院校和总参谋部也是如此。人们往往会引用克劳塞维茨的名言，但并没有人去重视并研究他的著作。人们将其视为军事哲学家，而不是实战的导师。施利芬的著作受到更多推崇，因为更契合实际。他的著作主要针对解决力量上处于劣势的军队如何才能以弱胜强的问题，而这正符合德国的实际情况——他们的敌人总是相互联手，实力比德国更强。但克劳塞维茨的想法更鞭辟入里，尤其是他关于‘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延续’的名言，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因素比军事因素更重要的事实。德国人错误认为军事上的成功足以解决政治问题，尤其是在纳粹的统治下，我们总是倾向于把克劳塞维茨的名言颠倒过来，把和平视作战争的继续。此外，克劳塞维茨关于俄国难以征服的预言也是一语中的。”
1942年的作战计划
整个冬天，德军高层都在为1942年的春季作战计划而争论不休。早在进攻莫斯科之前，这种争论就已经开始了。布鲁门特里特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一些将军宣称，根本不可能在1942年恢复进攻，保全已有的成果才是明智的做法。哈尔德对进攻能否继续持怀疑态度。伦德施泰特更是强调，甚至敦促德军撤回至他们原来在波兰的防线，勒布也同意他的观点。其他的将领虽然不认同应该退得这么远，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对这场战役的走向感到迷茫。随着伦德施泰特和布劳希奇的离开，军方对希特勒的制衡日趋减弱，如今希特勒又要为恢复进攻对军方施加压力。”
1942年1月，布鲁门特里特出任副总参谋长，成为哈尔德的副手。对于希特勒做出决定的背后动机和想法，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了：
“首先，希特勒希望在1942年赢得他在1941年未能成功获得的战果。他不相信苏军实力已经得到加强，对这方面的消息置若罔闻。哈尔德为此和他产生了一场‘争论’。情报显示，乌拉尔山脉和其他地区的苏联工厂每月能生产600到700辆坦克；可当哈尔德把这一消息告诉希特勒时，他愤怒地拍桌子，认为这消息荒谬无比。他从不愿意相信他不想相信的事。
“其次，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因为他听不进任何撤军的想法。他觉得必须有所行动，而他所谓行动就是进攻。
“最后，德国的经济部门给了很大的压力。他们敦促希特勒继续进攻，并警告他，如果没有高加索地区的石油和乌克兰的小麦，战争难以为继。”
我问布鲁门特里特，总参谋部是否探究过这些断言是否有足够依据，事实是否如报告中所述，第聂伯河河湾尼科波尔的锰矿是否真的是德国钢铁工业所不可或缺。对于后一个问题，布鲁门特里特说他并不了解这些经济方面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十分重要的一点，德国的战略家们往往对与作战计划至关重要的其他因素一无所知。他还表示，他们也难以质疑经济专家的这种断言，因为总参谋部并没有派代表去参加关于这些问题的会议。显而易见的是，希特勒蓄意蒙蔽了军方。
希特勒决定向苏联的纵深推进，孤注一掷。他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像去年那样在整个前线发动进攻的力量，事实令他不得不做出选择，是否还要对莫斯科再次发动进攻。最后，他决定向南发起攻势，夺取高加索油田。这样的做法就像伸缩望远镜一样，绕过了苏军主力部队，拉长了自己的侧翼；当德军抵达高加索时，他们在长达1000公里的任何一点上都容易遭受到苏军的反击。
德军的另一个进攻目标是波罗的海沿岸。1942年的计划最初包括试图在夏季夺取列宁格勒，以确保与芬兰的安全联络，并缓解芬兰遭到半孤立的状况。执行计划后，北方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仍然保持着防御态势，只不过情况略微好转而已。
为向高加索挺进，德军还特别构建了A集团军群，并将其归入陆军元帅李斯特麾下，而缩减后的南方集团军群则在左翼执行任务，由莱歇瑙担任指挥。但在1月，莱歇瑙突然死于心脏病发作，博克再次被召回指挥这支部队；在进攻发动前，博克又被解职。克卢格继续负责指挥中央集团军群，屈希勒则接替勒布指挥北方集团军群。对于这些任命，布鲁门特里特解释说：“勒布对恢复进攻的命令感到不高兴，主动要求解除他的指挥权。他根本就无心参加入侵苏联的战争，觉得这是一次毫无希望的军事冒险；他厌恶纳粹，所以这个能让他辞职的借口刚好遂了他的心愿。如果他没有一个令希特勒满意的理由，他根本不可能辞职。”
在进一步讨论1942年作战计划形成过程时，布鲁门特里特提出的意见非常深刻，值得我们参考。“我在军方高层的经验令我认识到，战争的重大问题往往是由政治因素而不是战略因素决定的，是取决于运筹帷幄之中的意见交锋，而非沙场上的干戈相见。此外，从成文的作战命令中根本就看不见这些思想博弈，文件并不是研究历史的最好线索，签署命令的人，他的想法通常与写在纸上的文字天差地别。历史学家若将在档案中找到的文件作为某位指挥员真正想法，那才是愚不可及。”
“很早以前，当我在研究1914—1918年战争的历史时，就开始觉察到这一点。海夫顿将军是一位谨慎周密的历史学家，他教我历史研究的技巧，告诉我这项工作会面临何种困难。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我在纳粹体制下的最高指挥部进行了近距离观察后，才获得了更清晰明确的认识。”
“纳粹体制会产生一些怪僻的副产品。德国人讲究体制和秩序，倾向于将要办的事宜记录成文。在这场战争中，德国人产出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文件’。过去在训练军队时，指令须删繁就简、短小精悍，允许执行者有更多自由发挥的余地。而在这次战争中，思想禁锢极为严苛，与过去的做法天差地别。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必须加以规范，以免事后被追究责任。因此，命令写得琐碎而冗长，与传统的训导完全相反。现在的命令总是采用十分夸张的语言，总是爱用‘最’之类的词语，一反过去的所有文体规则和短小简洁的文风。我们现在的命令必须像宣传品那样有‘鼓动性’。元首和最高统帅部的许多命令必须逐字逐句地层层下达，以确保如果出现问题，相关人员不会被指控没有正确传达元首意图。”
“纳粹制度的粗暴专横几乎和苏联一样糟糕。我的亲身经历证明两者实际上是异曲同工。例如入侵苏联初期，我曾审问过两名在斯摩棱斯克被俘的苏联高级军官，他们明确表示，他们完全不同意已经制定好的计划，但又必须严格执行，否则就会有性命之虞。只有在被俘的情况下，他们才能自由地谈论自己的真实主张。而在体制的控制之下，他们只能随声附和，不敢表露自己的想法。”
“国家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有一天，当哈尔德在场时，元首对自己的亲信说，他异常羡慕斯大林，因为斯大林能够以比他更严苛的方式对付坚持己见的将领。他继而谈到战前斯大林对苏军将领的大清洗，称这让苏联的军队和将领完全忠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全军上下如同一人无条件地协同行动。而德国将领和总参谋部对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却没有类似的狂热信仰。他们总是疑虑重重，经常提出反对意见，对我也做不到彻底的同心同德。”
“随着战事发展，希特勒愈加沉溺于发表这种长篇大论的演讲。希特勒鄙视手下的将领，但又离不开他们，否则他的作战方案就没人能执行了，但他对这些人的掌控越来越严苛。因此，许多战时命令和报告都有两面性，签字并不代表当事人的赞同，但又不得不签字，否则后果不言而喻。未来的心理学家以及历史学家应该对这些现象多加重视。”
进军高加索
1942年的进攻有点异乎寻常，其最初的计划就是如此。发起攻势的起点是塔甘罗格到库尔斯克反向的斜线，其右翼在亚速海，紧靠罗斯托夫附近的顿河，左翼则位于西面100英里以外的库尔斯克。德军从后侧发起强有力的进攻，目标则有两个——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其中进攻斯大林格勒的目的只是保护向高加索挺进部队的侧翼，攻占它主要是为了占领一个战略要地，确保主要目标的战术安全。
1942年的攻势即使在其最初的设计中也显得十分奇怪。它将从塔甘罗格—库尔斯克的反向斜线出发，其右翼在亚速海上已经接近罗斯托夫附近的顿河，而库尔斯克的左翼则在西面100多英里的后方。这个在后方的侧翼将发起强有力的推进。目标则十分混杂，因为希特勒和总参谋部再一次产生了分歧，而且到发起进攻为止，他们既没有澄清自己的想法，也没有想办法调和分歧。这种分歧带来了许多麻烦，就像1941年曾经发生过的那样。但这一次的影响却更严重。
当希特勒不顾哈尔德的疑虑，坚持要恢复进攻时，他最初计划向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推进。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哈尔德将此作为主要目标，右翼的推进不过是为南侧提供有力的掩护。但在希特勒心中，夺取斯大林格勒除了象征意义，还在于为北侧提供保护，以便他能安全地在东南地区追求更远大的目标——夺取高加索。
在李斯特麾下率领装甲部队向高加索进军的克莱斯特告诉我，希特勒曾亲自向他下达指示。正如克莱斯特所理解的那样：“占领斯大林格勒是为了完成主要目的辅助性行动。斯大林格勒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瓶颈地带，其重要性就在于它有利的地理位置。在那里可有效阻止来自东方的苏联军队对我们侧翼的攻击。战役伊始，斯大林格勒对我们来说不过是地图上的一个名字而已。”然而，布鲁门特里特告诉我：“希特勒最初的想法是从斯大林格勒北上，目的是从后方钳制莫斯科的苏军。但经过相当多的论证后，他被说服了，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大胆计划。他的一些随行人员甚至一直在谈论向乌拉尔进军，但那更像是一种幻想。”
不过，即使是后来的作战计划也还是风险太大，而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种风险持续增加了。
克莱斯特负责指挥前往高加索的装甲部队，4月1日，他被希特勒召见——他说，这是一个不祥的日子：“希特勒说，我们必须在秋天之前占领高加索油田，否则德国就无法继续战争。当我提出暴露如此长的侧翼风险太大时，他回应说将动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军队来掩护侧翼。我和其他人都警告他，依赖这些军队太过鲁莽，但他听不进去。他说，这些军队只会被用来守住沿沃罗涅日到南部顿河一线。他认为从斯大林格勒到里海的侧翼是最容易防守的地区。”
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证明这种警告和不祥预感是合理的。不过，必须承认的是，希特勒的赌博并非完全没有希望。1942年夏天，苏联正处于低潮，但那时德军也已经精疲力竭。哪怕只是一点点的冲击，都能令当时在许多局部地区面临恶劣形势的苏联走向整体崩溃。
夏季攻势以辉煌的成功拉开帷幕。因为苏军在1941年遭受了巨大的人员和装备损失，他们新组建的军队还没有准备好上战场。德军左翼迅速从库尔斯克向沃罗涅日挺进，而此时的苏军后备军数量不足，且大多部队都在莫斯科以北更远的区域。此外，苏联在5月向哈尔科夫发动的攻势也为德军提供了机会。布鲁门特里特说：“这次行动消耗了苏军大部分本应用于应付我们进攻的力量。我们的第4装甲集团军率先从库尔斯克向顿河流域和沃罗涅日挺近，匈牙利的第2集团军随后接管了该地区，我们的装甲部队则沿着顿河右岸向东南方推进。”
当时曾有报道说，苏军在沃罗涅日的顽强抵抗阻止了德军进一步深入。对于这一情况，布鲁门特里特回答说：“德军从来就没有越过沃罗涅日继续向东的打算。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在沃罗涅日附近的顿河停下来，在那里进行防御，从侧面掩护第4装甲集团军朝东南方向前进，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负责殿后。”
德军从斜线插入顿河和顿尼茨河之间的走廊，为克莱斯特的第1装甲集团军扫清了道路，并为他们提供掩护。作为主要的进攻箭头，第1装甲集团军从哈尔科夫附近出发，迅速越过切尔特科沃和米勒罗沃，向罗斯托夫挺进。直到他们接近罗斯托夫时，顿涅茨以南的第17集团军才加入进攻。在讲述这次闪电战的经过时，克莱斯特告诉我，他的军队在罗斯托夫以北越过顿河下游，然后沿着马内奇河流域向东推进。苏军炸毁了那里的大坝，随之而来的洪水使得德国的作战计划近乎中止。但是他的装甲部队经过两天的耽搁后成功渡过了这条河，然后分成三个纵队南下。克莱斯特本人随着右翼纵队，早在8月9日就抵达了迈科普。与此同时，他的中、左纵队向东南方向挺进了150英里，正朝高加索山脉的山麓地带逼近。装甲部队的扇形攻势由步行前进的第17集团军殿后。
进攻开始后的六个星期内，德军就已经到达并占领了西部的许多油田，但从未成功地到达山脉另一边的主要油田。克莱斯特认为：“我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汽油短缺。由于黑海航线被认为是不安全的，我们的大部分物资不得不从罗斯托夫的瓶颈地带通过铁路运抵前线。很大一部分的汽油靠空运，但总量不足以保持前进的势头，虽然前景十分美好，部队却不得不停止前进。
“但这并不是失败的最终原因。如果不是我的部队被调走参加斯大林格勒战役，我们仍然可以实现我们的目标。除了我的一部分机动部队，他们还调走了我所有的高射炮部队和除了侦察机中队之外的全部空军。
“在我看来，这种调动是导致失败的深层原因。苏军突然把800架轰炸机集中在前线，从格罗兹尼附近的机场起飞，向前沿阵地发起攻势。虽然只有三分之一的轰炸机可供调配，但这已经足够阻止我继续进攻，而且由于我没有战斗机和高射炮，敌人的轰炸机效率更高了。”
克莱斯特还赞扬了苏军在阻击中的顽强作战，并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心理因素。“在战斗初期阶段，我军几乎没有遭遇过有组织的抵抗。苏军一旦被追上，大多数部队就只想赶快逃命，而不是继续抵抗。这与1941年发生的情况大不相同。但当我们进入高加索地区时，我们在那里遇到的部队是当地部队，他们的战斗更加顽强，因为他们是为了保卫家园。乡村道路不利于我军前进，这令他们的顽强抵抗更加有效。”
他详细地论述了在占领迈科普后的行动。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确保从罗斯托夫穿过高加索山脉到梯弗里斯（第比利斯的旧称）的整条高速公路的安全；第二个目标则是巴库。德军最先在特雷克河上遇到坚决阻击，但克莱斯特通过向东迂回成功渡河。此后，他又被险恶的地形和茂密的森林堵住了道路。此时，在斯大林格勒和里海之间的大草原上，德军的左侧侧翼不断暴露，这让正面的进军难上加难。
“苏军从高加索南部和西伯利亚调来的增援部队对我军侧翼造成了威胁，德军侧翼战线伸展得太长，以至于苏联骑兵可以随时突破我军的前沿阵地，从阿斯特拉罕向南通过大草原的铁路也有助于苏军集结部队。虽然这些铁路建设得十分粗糙，就是径直铺在平坦的草原上，没有路基，但我们试图破坏铁路的努力却无功而返：一旦任何一段铁路被摧毁，马上就有人来铺设好新的铁路。我的侦察队已经抵达里海海岸，但那次突袭毫无进展，因为我们根本找不到敌人在哪，进攻也毫无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在该地区的实力不断增强，侧翼的威胁变得越来越严重。”
直到11月之前，克莱斯特一直在不同的地点反复发动突袭，试图达到他的目标。从莫兹多克的突破失败后，他又在西侧的纳尔奇克地区改变进军方向，与来自普罗赫拉德纳亚的德军合力进攻，成功地到达了奥尔忠尼启则。他在地图上为我演示了这一多重策略，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志得意满将其描述为“一场非常优雅的战斗”。这一战中，他终于得到所需的空中支援，但是后来恶劣的天气使其停滞不前，随后苏军便进行了反击。“在这次进攻中，我原以为相当精干的罗马尼亚师突然崩溃，把我的计划打乱了。此后，战局陷入了僵持状态。”
其他德军将领也认同克莱斯特总结的失败原因，特别是汽油短缺，装甲师有时连续数周处于停顿状态，只能停在原地等着补给抵达。由于汽油短缺，运输车也无法行动，他们只能以传统的“沙漠之舟”——骆驼来运送汽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布鲁门特里特补充了一点：大多数德军精锐山地部队没有增援克莱斯特，而是调去帮助第17集团军沿着黑海海岸向巴图挺进。“那次沿海进军不如克莱斯特的突破那么重要，根本不该投入重兵。当德军在图阿普谢受阻，需要增援时，我们中的一些人表示反对。争论很激烈。我们曾对那些迫切想进军黑海的人说：‘伙计们，你们说得对，但石油在那边。’我们希望进攻巴库，但要求支援图阿普谢的呼声占了上风，我们在高加索地区的努力也随之受到削弱，最终一切都为时已晚。”
此后，高加索地区的分兵出击再一次在更大范围内开始了，目标是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在这个问题上，布鲁门特里特也有与众不同的看法。“在强大的抵抗面前，企图同时占领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是荒谬的。当时我就曾表明态度，应该集中精力先进攻斯大林格勒，歼灭敌人比夺取油田更重要。但经济专家说，如果我们要继续战争，就必须获得石油。我们当时虽然无法反驳这样的观点，但事实证明他们的建议并不正确。因为在没有得到高加索石油的情况下，德国把战争一直持续到1945年。”
兵败斯大林格勒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德军能在1942年将攻占斯大林格勒作为最要紧的目标，这座城市本可以很早就被攻克。克莱斯特的描述证实了这一点：“第4装甲集团军正沿着我军左边的那条线前进，他们本可以在七月底之前易如反掌地占领斯大林格勒，但他们却受命改道南下，协助我军渡过顿河。我并不需要他们的援助，他们一来反而把正在使用的道路堵塞了。两周后，等第4装甲集团军再度挥师北上时，苏军已在斯大林格勒集结了足够的兵力来进行防御。”
7月下旬的战争形势对德军是十分有利的。两支装甲部队迅速扫**，苏军溃不成军。陷入混乱和恐慌的苏军给了德军乘胜追击的机会，使得德军装甲部队能够不费吹灰之力越过顿河下游。德军锐不可当，**，向东南方向可以进军高加索，向东北则可逼近伏尔加河。大多数苏军仍在顿河下游以西地带，遭到德军装甲部队的不断追击。
但在第4装甲集团军错过抢占斯大林格勒的机会，向东南转移后，局势开始改变。苏军获得了集结兵力守卫斯大林格勒的时间，德军则在第一次进攻失利后，不得不先等待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向顿河方向进攻，等他们歼灭了河湾地带的苏军后再加入斯大林格勒的进攻。但是，保卢斯没能按照原定时间抵达战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只能徒步进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顿河中游的侧翼被不断延伸，他们不得不派出一个又一个师去保护侧翼防线，这令他们的推进力度被大大削弱了。
8月下旬，当德军终于可以全力以赴进攻斯大林格勒时，苏军已经在那里汇聚了更多的增援部队。相比于高加索，斯大林格勒更靠近苏联的主要前沿阵地，自然也就更容易得到增援，这令德军的进攻一再受阻。希特勒对此十分恼火，对他而言，“斯大林之城”这个名字本身即是一个挑战，为了占领斯大林格勒，他不断从主要战线和其他地点调动军队，并因此消耗了大量兵力。
在长达三个月的战斗中，德军无非就是反复应用攻城战术。他们的处境就像杠杆一样，越靠近市区，战术回旋的余地就越小。而且，阵地不断收缩也让防御者更容易调动预备队，加强弧形防线上的任何薄弱点。德军越深入建筑物密集的地区，推进得就越慢。在围攻的最后阶段，德军已然前进到距离伏尔加河西岸仅半英里的区域，但由于损失惨重，他们的力量已经濒临耗尽，每进一步的代价都远大于收获。
面对苏军顽固的抵御，德军必须在巷战中面临比守军更大的困难。苏军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增援部队和补给物资必须冒着炮火，通过渡轮和驳船穿越伏尔加河，这限制了苏联西岸守军的军队规模，使得苏军总是顾此失彼。而且苏军指挥部的指挥也显得十分“冷酷”，他们为了后续的反攻，将大部分集结的预备队集中在侧翼，尽量不直接向守军进行增援。在战役的后续阶段，他们只有两次从反攻部队中抽调一个师增援斯大林格勒防线。斯大林格勒守军作战英勇顽强，虽然固守的地盘并不大，但这已经足够了。
斯大林格勒战役旷日持久的战事在苏联方面已有不少生动的叙述。在德国方面，还有很多细节残缺不全，因为大多数执行指挥官将士都被苏军俘虏。目前已知的信息是，德军在城市的各个街区苦战，伤亡不断累积，资源不断减少。在发起强攻之前，将士们的希望就已经破灭了，但在希特勒毫无松动的命令下，他们只能强行战斗。
这里有一个十分具有历史学意义的问题：德军对斯大林格勒的进攻是如何衍变成自掘坟墓的。侧翼崩溃的不祥预兆早就如阴云一般笼罩在德军之上，布鲁门特里特在强调这一点时也认为：“我们向前推进时，侧翼被不断拉长，危险态势也不断发展，只要不是故意置若罔闻，任何人都可以意识到这一问题。8月，苏军逐渐从沃罗涅日往东南方向的顿河另一侧增兵，他们通过不断地进行试探性的进攻，发现了顿河防线的弱点。他们发现，沃罗涅日以南的地区由匈牙利第2集团军控制，更远的地区则是意大利第8集团军。9月后，随着罗马尼亚军队控制了东南方向远至斯大林格勒以西顿河河湾的地区，危险就变得更大了。德军只是对这条漫长的‘友军’防线进行了简单粗略的加固。
“哈尔德派我乘飞机去意大利军阵地视察，此时前方忽然传来紧急报告，称苏军已经突破该处防线，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然而，视察之后我才发现，发动进攻的只是苏军的一个营，他们却吞噬了意大利整整一个师。我立即采用应对策略，调集阿尔卑斯山地师和德军第6集团军的部分兵力填补缺口。
“我在那个区域待了10天，回去后写了一份书面报告，大致内容是在冬季驻守如此漫长的侧翼防线风险太大。铁路终端离前线足有200多公里，光秃秃的自然环境意味着几乎没有木材可以用来建造防御工事。德军现有的战斗部队把守着长50至60公里的前沿阵地，那里没有适当的战壕或据点。
“哈尔德将军赞同这份报告，并强烈敦促我们停止进攻。苏军的抵抗越来越猛烈，侧翼的危险不断增加，希特勒却对此无动于衷。当时，希特勒和哈尔德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争论越来越激烈。能亲眼见识到元首与哈尔德商讨作战方案让我很长‘见识’，因为他总是在地图上挥舞着手臂，‘进攻这里，进攻那里’，而且含糊其词，也不管有什么实际阻碍。毫无疑问，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也会用类似的方式把总参谋部也一下子扫除干净。他总是觉得参谋长们对他三心二意。
“初来乍到又担当重任，蔡茨勒自然不会像哈尔德那样对元首的想法不断发出疑问。而希特勒也就能毫无阻碍地实行自己的想法，只有苏军才能阻止他，这让我军越陷越深。不久，对前景感到悲观的蔡茨勒与元首发生争执，他说，让德军在整个冬季都维持向斯大林格勒逼近态势是荒谬的。战局证明了他的眼光长远，元首对他的敌意也不断增加，虽然没有将他解职，但对他越来越冷淡。”
布鲁门特里特总结了当时的形势：“此时撤军不会产生恐慌，德军装备已适合冬季作战，也克服了前一年不知所措的恐惧。但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保卫现有成果，而且苏军的实力还在日益增强。”
“然而，希特勒不肯让步。他的‘直觉’在前一年被证明是正确的，这让他坚信它还会再次显灵。因此，他坚持‘不撤军’。结果，苏军在冬季发动反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被分割围歼，被迫投降。德军本就濒临崩溃，根本无力承受这样的损失。战争的天平已经向着对德国不利的那一边倾斜。”
进一步的启示
1942年的攻势，主要目标到底是斯大林格勒还是高加索？目的又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哈尔德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
“在希特勒给我的关于1942年夏天在苏联南部发动进攻的书面命令中，规定目标是伏尔加河畔斯大林格勒。因此，陆军总司令部的作战命令强调了这个目标，只是提到了保护顿河以南侧翼的必要性。要保护这个侧翼，首先要进攻然后封锁高加索东部地区；其次，在阿尔马维尔和东部高地驻守一支强大的机动部队，以防苏军可能在高加索和马内奇河之间发动的进攻。希特勒没有对这个命令提出反对意见，但在我看来，由于他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对敌人力量估计不足（这是他的典型特征），他内心很早就在反对陆军总司令部限制对顿河以南目标进攻的命令了。我记得就在那个时候，有人发表意见，批评总参谋部胆子太小，缺乏主动性。但希特勒并没有把这个意见与对顿河以南目标的限制联系起来。显然，他当时还没有足够的把握来反对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
“后来，在命令发布后，他就同那些不会像陆军总司令部一样反对他的白日梦的将领讨论了这个问题——包括表现得十分活跃的克莱斯特。他通过参谋长蔡茨勒与希特勒建立了比其他任何将领都要密切的联系。为了找到一个能同意他的想法的人，希特勒似乎给克莱斯特阐述了夏季攻势的另一个整体概念，这个概念与之前的命令所规定的大不相同。
“我要再次强调，这种解释只是基于对有关人员的了解，并没有文件作为依据。不过，我曾多次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希特勒通过故意扭曲那些被陆军总司令部等上级机关所拒绝的想法，赢得了下级军官的支持。因此，我认为这里也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不过无论如何，德军高层将领内部是比较特殊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陆军总司令部的基本作战命令和希特勒亲自向一个指挥官下达的指示有过什么分歧。”
瓦尔利蒙特从最高统帅部的角度对战役的各个方向进行了评价，这些评价对我颇有启发。“希特勒1942年的作战计划仍然能显示他最初想法的痕迹，即两翼推进，中路后退。与前一年的计划相比，现在他把中心转向南侧，北线推进计划则被搁置，等到兵力足够再讨论。
“改变的潜在原因当然是南方的经济收益，尤其是小麦、锰和石油。但对希特勒来说，更重要的是切断苏联与那些‘在战争中继续生存所不可或缺’的物资的联系，比如来自顿涅茨地区的煤炭，他认为这将使苏联的战争机器停止运转。我从来没有听过身边的人对希特勒的计划有过反对，尽管我坚信当时舆论普遍认为应该反对进攻，至少是反对希特勒所希望的大规模进攻。
“还有一些因素对1942年夏季攻势产生了影响，你可能会感兴趣。首先，我要证实布鲁门特里特得说法，希特勒并不打算推进到沃罗涅日以外。我记得博克曾被希特勒严厉斥责过，因为博克太过深入城镇地区，让他的部队超出了必要的范围（这件事导致博克被撤职，魏克斯取代了他）。此外，希特勒从一开始就下令，要为从沃罗涅日到库尔斯克以北的整个侧翼防御准备足够强大的反坦克力量，以防御苏军可能对这部分战线发起的猛烈进攻。
“导致失败的最终原因是兵力被抽走，这从沃罗涅日的第一阶段进攻完成后就开始出现了。甚至在沿着顿河和顿涅茨河之间的走廊斜向开进之前，第11装甲军就已经在后方集结起来，并交给克卢格的中央集团军群调配了。这样指挥的原因是，整个南部地区似乎难以为这么多的机械化部队提供汽油。但希特勒还希望通过同时争取另一个目标来弥补这种对进攻部队的分割，因此他命令克卢格派第11装甲军去处理冬季危机时遗留的苏辛尼奇以西的凸起，而克卢格本人则想把这个军派到更北的地方去，以制衡苏军在勒热夫地区发动的具有威胁性的反攻。
李斯特在南高加索的失败不仅导致他被解职，还让希特勒的大本营在1942年9月下旬出现了严重的人事危机。此前，李斯特曾接到命令，要利用一切合适的路线，越过南高加索向黑海推进。当他没有成功地达到目标时，希特勒再次表现出不耐烦，于是派约德尔去了李斯特的总部。约德尔回来后向希特勒报告说，李斯特的行动完全遵照了希特勒的指示，但苏联的抵抗也很强烈，复杂的地形让他们如虎添翼。然而，希特勒却一直责备李斯特分散兵力，没有集中力量进行突破。约德尔则指出，希特勒的命令里要求李斯特在进攻时拉开战线。
“在约德尔提出自己的观点后，希特勒勃然大怒，他不承认自己曾经发布过这样的命令，以至于约德尔和与他同行的凯特尔都遭到了长时间的冷落。此后，希特勒完全改变了他的日常习惯。从那时起，他就远离了他和他的随从们，不再与他们进行每天两次的用餐活动。从此以后，他白天几乎不离开自己的小屋，甚至在听取每日军事报告时都是如此——这些报告必须送到他的小屋里，只有极少数随从才能进去。他做作地拒绝与任何一位最高统帅部的将领握手，并下令让其他军官替代约德尔。
“虽然这个命令没有被落实，但至少我在最高统帅部时，希特勒就再也没有改变过他的这些习惯。有一次，约德尔罕见地与我密谈，他说他倾向于从心理学角度找到希特勒做出如此反应的解释。他的结论是，一个独裁者绝不能被人指出他犯过什么错误，因为他需要保持自信，这是他独裁力量的最终来源。我的观点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很朴素，但此时却走得更远了：我深信，当希特勒在面对第二次进攻苏联的最终结局时，他已经领悟到他在东方永远不可能实现他的目标，战争终将失败。
“希特勒也很清楚斯大林格勒以西侧翼战线过长可能带来的危险，因为在1919年，就在这一地区，红军一举歼灭了白匪，而指挥官正是斯大林本人。
“后来，我们还知道，当时负责填补斯大林格勒以西防线的罗马尼亚师的装备极差，他们一下火车就要长途跋涉过来，有的士兵甚至赤着脚，连鞋子都没有。面对着这样凶险的局势，希特勒却相信，只要迅速占领斯大林格勒，就能抽调出足够的德军，缓解紧张的局面。但事与愿违，为了在斯大林格勒拼死一搏，越来越多侧翼的德军，到后来甚至是单个营都被抽调过去。与此同时，苏军开始对中央集团军群进行反攻，尤其是勒热夫地区，那里的威胁越来越大，伤亡也越来越多。这个问题也直接导致希特勒和哈尔德发生冲突，最终促使后者被解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