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兵败莫斯科的原因
“战争迷雾”一词通常指战争中局势的难以捉摸。在1941年，有一层额外的迷雾对战争的进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侵略者的最高司令部一直对战争的目的处于令人惊讶的朦胧状态，希特勒和陆军总司令部从计划一开始就有不同的想法，而且从来就没有适当地处理分歧。
希特勒希望先占领列宁格勒，从而确保波罗的海的侧翼安全，与芬兰人连成一片，并贬低了莫斯科的战略重要性。但是，凭借对经济因素的敏锐嗅觉，他也希望夺取乌克兰的农业财富和下第聂伯河的工业区。这两个目标相距极远，行动路线是完全独立的。这种做法与按照单一路线行动的方法有着本质区别，它的灵活性受限，也难以威胁其他目标。
布劳希奇和哈尔德希望集中力量攻占莫斯科。他们不是为了夺取敌人的首都，而是认为这条路线具有歼灭苏联大部队的最佳机会，“预计在去莫斯科的路上就能发现这些部队”。但希特勒却认为，这条路线可能逼迫苏联全面向东撤退，让战争变得遥遥无期。布劳希奇和哈尔德同意他的担心，希特勒也同意通过早期的“包围战”歼灭敌人主力的重要性，因此他们搁置了制定下一期目标的决定，等第一阶段结束再做讨论。
布劳希奇在与希特勒打交道时，总是倾向于避免“半路遇到麻烦”，却往往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在这件事上，他选择搁置目标问题，结果战役中途就遇上了麻烦。而1940年12月18日发布的“巴巴罗萨计划”的最初指示也可以看出，希特勒的想法已经十分明确，布劳希奇则屈服于他的想法。
在这个指示中，目标是这样规定的：
“以普里佩特沼泽地为界，将行动区划分为南区和北区。主要力量集中在北区，这里将集结两个集团军群。
“这两个集团军群中，南侧的集团军群，也就是整个战线的中央集团军群，将配有特别强大的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他们将从华沙周围及北部地区触发，主要目标是歼灭白俄罗斯境内的敌军。然后他们就可以将强大的机动部队转向北方，配合北方集团军群歼灭波罗的海国家的敌军。北方集团军群将从东普鲁士出发，向列宁格勒的方向推进。只有占领了列宁格勒和喀琅施塔得这两个最重要的目标后，才能继续进行夺取莫斯科这个交通和军事工业中心的行动。
“除非苏联的抵抗崩溃的速度出乎意料，我们才能同时瞄准这两个目标。
“普里佩特沼泽地以南的集团军群要从卢布林向基辅的方向推进，以便迅速深入苏军的侧翼和后方，然后沿着第聂伯河包抄围歼敌军。
2月3日军事会议上，哈尔德详述了陆军总司令部的计划，希特勒则在会议结束时强调：“必须要记住，执行计划时，主要目的是占领波罗的海国家和列宁格勒。”
侵苏战役的夭折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作战方案是怎么走向错误的。克莱斯特的回答是：“那年冬天来得早，加上苏军一再抛弃阵地，持续后退，避免卷入决定性战斗，而我方一直在寻求决战。这些都是我军失利的主要因素。”
伦德施泰特也认为苏军一再退却是“最具决定性”的缘由。“但早在冬天来临之前，由于苏联道路不顺畅，充满泥泞，德军向前推进的机会已大为减少。降雨10分钟，乌克兰的‘黑土’就会立刻变为淤积的泥淖，在地面干燥之前，一切行动都得推迟。在与时间赛跑的进程中，这是难以逾越的障碍。苏联境内铁路基建薄弱，很难对持续前进的我军输送充足补给。另一个不利因素是，苏军撤退时，他们的增援部队接连不断从后方赶来。一支部队被歼灭后，马上就会有新来的部队堵住缺口。”
布鲁门特里特赞同这些判断，但不认同苏军主动弃地让步是决定因素。在通往莫斯科的主要路线上，苏军坚持抵抗，时间很长，足以让他们陷入包围。但德军却丧失了机动能力，屡屡错失机会。“道路恶劣难行是最大的障碍，其次是铁路基建即便在修复后还是满足不了运输需要。我们的情报机构在这两方面都有缺陷，低估了这两大要素的影响。此外，由于苏联轨距与德国有差异，铁路运输的恢复被拖延了。供给问题非常严重，并因当地的情况而变得更复杂。”不过，布鲁门特里特认为，如果古德里安与众不同的作战计划被采纳，或者希特勒没有因自己的当机不断而浪费黄金时间，莫斯科极有可能会被攻陷。布鲁门特里特关于这些问题的议论稍后再谈。
克莱斯特强调的另一个因素是，德军在空中没有1940年入侵西方时所享有的明显优势。尽管德军给苏联空军造成了巨大损失，双方在数量上取得了平衡，但是这对他们有利；但随着德军向纵深推进，他们的空中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有利因素逐渐被抵消。地面推进越快，战线拉得越长。谈到这一点，克莱斯特说：“在进攻的好几个阶段，由于机场距离太远，我的装甲部队没有空中掩护而被牵制。此外，我们在战争刚开始时享有的这种空中优势仅限于局部区域，而非整体战场。我们要归功于飞行员高超的技术，而非人数上的优势。”随着苏军经验不断累积，力量也不断恢复，这种优势很快便消失了。
伦德施泰特认为，除了这些根本性原因外，德军在最初行动中的另一个失误也耽误了先期突破后的进一步行动。在最高统帅部的计划下，在伦德施泰特的左翼和博克的右翼之间，正对着普利佩特沼泽的西端有一个巨大的缺口。当时想法是，这个地区都是沼泽，忽略此处不会威胁部队安全，于是便让部队沿着沼泽地南北快速推进。其实在讨论计划时，伦德施泰特就提出疑问：“根据我在1914—1918年在东线征战的经验，苏联骑兵是能够在普利佩特沼泽地作战的，因此我对这一缺口感到担忧。它让苏军可以自由地从该地区威胁我军侧翼。”
在入侵的第一阶段，没有出现这种危险。在莱歇瑙的第6集团军强行越过沼泽南部的渡口后，克莱斯特的装甲部队经过该地，并迅速向前扫**，轻取卢克和里夫内。但是，在越过俄国旧边境，前往基辅途中，德军在侧翼遭到突然从普里佩特沼泽地冒出来的苏联骑兵团的猛烈反击。局面一度十分危急，尽管经过激烈战斗，德军终于遏制了这种威胁，但他们的推进遭到拖延，导致德军未能提前抵达第聂伯河。
不难看出，这次战斗对伦德施泰特的影响巨大，但战争的总体前景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还不太清楚。因为在博克向普里佩特沼泽北部推进的过程中，他没有受到任何类似的干扰，而他的中央集团军群才是整个进攻的重心。
希特勒正是在这里，在直达莫斯科的路上，集中了他最强大的部队，并计划发动这场决定性的战斗。随着这条战线上的事态发展，伦德施泰特和克莱斯特在南部战线上遇到的困难比这边更大，而这正是决策层的判断失误所导致的。
海因里希将军在地图上向我清晰地演示了德军的整个进攻布局。此人身材矮小，做事严谨，举止颇有牧师的虔诚。尽管他看起来不似军人，但军事才干优秀。他从一个军级指挥官开始，最终当上集团军群司令，指挥保卫柏林的奥德河战役。他的演示经常引用布鲁门特里特的叙述，布鲁门特里特在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向莫斯科挺进的整个过程中，都是克卢格军队的参谋长，他对这次行动模式的叙述全面披露了许多细节和背景。
简单来说，这一作战计划是通过巨大的包围圈来困住大部分苏联军队，步兵在内圈移动，两个庞大的装甲集群在外圈运动作战。钳形攻势几乎包围了斯洛尼姆附近的苏军，但大部分还是冲出了包围圈。
这两支装甲集群分别由古德里安和霍特指挥。古德里安的装甲集群由三支装甲军组成，同时下辖一个步兵军，用于包围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前线要塞。另外还有两个步兵师被分配给他的两支主力装甲军，用于穿越布格河。但这种混乱不清的隶属关系后来也带来了不少麻烦。
德军的突袭完全出乎苏军边防部队的预料，他们轻而易举地渡过了布格河。古德里安的一些坦克经过防水改装，可以直接从水底过河，它们像后来的带通气管的潜艇那样通过长长的管道进行“呼吸”。在漫长的苏联防线上，很多工事事实上是无人值守的，这让装甲部队能在开阔的土地上飞速前进。到傍晚时，一些装甲师已经前进了50英里。随着推进不断深入，抵抗也越来越激烈，但他们通常是可以直接绕过防御的。
24日，勒梅尔森的第47装甲军在斯洛尼姆与试图冲出比亚韦斯托克包围圈的苏军大部队发生了一场激战。
德军装甲部队的钳形攻势最终在明斯克会师。从东普鲁士出发的霍特右翼部队于26日到达北郊，勒梅尔森的行程更长，在五天半的时间里走了两百多英里，最终在27日也成功会师。第二天，明斯克陷落。与此同时，盖尔·冯·施韦朋堡的第24装甲军也**，并在同一天到达别列津纳河[17]，一举在这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河流上建立了桥头堡。随后，他们又直冲第聂伯河，但苏联的预备队已经抢先赶到了那里。
远在后方的步兵也组成了对斯洛尼姆的钳形攻势，但没能来得及抓住从比亚韦斯托克口袋撤退的苏军大部队。不过，明斯克附近的第二次包围比较成功，虽然有不少人在包围圈封死前成功逃脱，但还是有近30万人被俘虏。这次围歼让德军上下对前景感到十分乐观，甚至连那些一度对入侵苏联的决定感到十分担心的将军也是如此。哈尔德7月3日说：“看起来，在14天内就能取得对苏联战役的胜利并非夸张。”
然而，这些行动使德国指挥官之间对战术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古德里安和霍特按照他们原来的指示从明斯克开拔，只留下少量部队帮助后援部队完成包围。克卢格则想先完成包围再前进，并将全部的装甲部队投入包围任务。但是，装甲部队此时已经出发了，克卢格所下达的不受欢迎的指示的转达并不是很顺畅。于是，克卢格向博克上诉，而博克也同意了将装甲部队拉回来的意见。布劳希奇本想让装甲部队继续推进，但当希特勒表态支持克卢格和博克的意见后，他就不敢再反对了。于是在7月3日，两个装甲集群都被划归克卢格指挥。就在同一天，明斯克以西被包围的苏军大部队投降了，于是装甲部队又获得了自由。
古德里安决定马上抓紧时间渡过第聂伯河，而不是再等上一两个星期，直到第4集团军的步兵跟上——这会让苏军也有时间把增援部队调过来。为了渡河，他在夜色的掩护下，将部队集中在苏军防线中三个无人防守的地点。克卢格听说了他的想法，便立刻赶来见他，想阻止他的行动；但他发现准备已经就绪时，便同意了这次尝试。事实证明，这一尝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7月10日，古德里安在越过第聂伯河后，不畏苏军从突破口侧翼的猛烈反击，继续向斯摩棱斯克开进。他的左翼于16日到达斯摩棱斯克，中路则于20日到达杰斯纳河并占领了艾尔雅。右翼部队进展比较缓慢，那是因为遭到苏军大部队从戈梅利沿第聂伯河北上的反击。
现在，入侵部队已经深入苏联境内四百多英里，莫斯科就在前方200英里处。虽然从明斯克到斯摩棱斯克的第二阶段足足花了三个星期，而第一阶段只花了五天，但对于如此深入敌后的作战来说，这个速度已经非常快了。
随着霍特抵达斯摩棱斯克以北，一场新的包围行动开始了，以切断在装甲部队中被绕过的第聂伯河和德斯纳河之间的大量苏军部队。口袋几乎被关闭了，但在泥泞道路上的艰难行进还是阻碍了行动，苏军成功地解救了大部分部队。即便如此，还是有18万人在斯摩棱斯克地区被俘虏。
布鲁门特里特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在这个国家里，坦克前进极其困难——大片的原始森林，广阔的沼泽，路况十分糟糕，桥梁不足以承受坦克重量。苏军的抵抗也变得更加顽强，并开始用雷区掩护前线，这对他们来说更容易封锁道路，因为可行道路太少了。”
“从边境到莫斯科的高速公路还没有完工——这是一条西方人所声称的‘公路’。我们没有做好准备，因为地图根本不符合现实，在这些地图上，所有被认为是主干道的道路都用红色标记，看起来数量众多，事实上那里只是些沙泥道路。德国情报机构对波兰苏占区的情况判断相当准确，但对苏联境内的地区情报却大错特错。
“这样的乡间道路对坦克已经足够棘手，对运输工具则更差——它们装着燃料、补给以及后备部队。几乎所有这些运输工具都是轮式车辆，沙质道路开始变得泥泞后，这些车辆就不能在路上移动。一两个小时的降雨能使装甲部队陷入停滞。成群结队的坦克和运输车排成行列，绵延一百多英里，直到太阳出来，地面干涸。这景象真是异乎寻常。霍特的部队从奥尔沙—涅韦尔出发，沼泽和暴雨却让他们寸步难行。古德里安的部队则迅速向斯摩棱斯克挺进，但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
古德里安证实了布鲁门特里特所说的地图错误，也提到了沼泽阻碍行军的问题，不过他强调说，开始进攻后的头几个星期，天气还不错。“克卢格的迟疑才是部队行动迟缓的最主要原因。后方一出现问题，他就想阻止装甲部队向前挺进。”
也许，正是出于对前上司的忠诚，让布鲁门特里特没有提到克卢格在阻止部队前进方面所起到的特别作用。但是，首先披露这种战术思想分歧的人正是布鲁门特里特。他向我透露，希特勒和大多数的高级将领都主张按传统战略打包围战。“但古德里安却有不同意见，他主张要尽可能快地向纵深推进，并让后续的步兵部队完成包围敌人的任务。古德里安强调，只有让苏军不停处于逃亡中，他们才没有重新集结起来的可能。他想直接冲向莫斯科，并确信只要不浪费时间，他就能到达那里。只要德军威胁到斯大林的权力核心，苏联的抵抗就可能陷入瘫痪。”
“古德里安的计划非常大胆，但这意味着维持增援部队和补给方面我们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拖延风险更大。让装甲部队频频调头，总是要全力包围敌军、进行围歼，必然耗费更多的时间。”
“我们到达斯摩棱斯克后，在那里停顿了几周。我们要等待补给和增援，更重要的是，司令部内部对未来战役进程的看法出现了新的冲突，没完没了。”
博克想继续向莫斯科进发，他同意古德里安和霍特的观点，认为继续让装甲部队**即可迅速抵达莫斯科城下。但希特勒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实施他所设想的夺取列宁格勒和乌克兰的计划时候了。虽然他对这两个地区的重要性评价高于莫斯科，但他并不像那些将军中的批评者认为的那样，只考虑政治和经济因素。他似乎设想了一个像坎尼之战一样的超大规模行动，在这个行动中，由于德军对莫斯科造成了威胁，苏军的后备力量也将被吸引到前线的那一部分，从而使德军侧翼更容易实现他们的目标——占领列宁格勒和乌克兰。然后，这些侧翼部队就可以向莫斯科会合，而莫斯科就会像一颗成熟的李子一样落入他们的手中。这是一个微妙而又庞大的构想。不过这一次，这个计划因时间因素而走向崩溃。苏联的抵抗比预期更强硬，天气也比预期的更糟糕，而希特勒却不想把它推迟到下一年去完成。显然，战事的前景并没有因将军们普遍存在的意见分歧而得到改善。
7月19日，希特勒发出了下一阶段的指令——一旦完成了第聂伯河和杰斯纳河之间的扫**行动，就立即执行接下来的命令。博克的一部分机械化部队要分批南下，帮助伦德施泰特消灭面前的苏军，另一部分则要北上，帮助勒布进攻列宁格勒，切断那里与莫斯科的联系。博克本人则率领剩下的步兵尽可能地从正面向莫斯科推进。
布劳希奇再一次展现了见风使舵的态度，他没有提出其他的替代方案，而是认为在开始任何下一阶段行动前，必须让装甲部队有时间休整，以检修他们的坦克，更换零件。希特勒对这种休整的必要性表示赞同。但苏军的抵抗和反击迫使德军推迟了肃清杰斯纳河以西地区的行动，直到8月初，装甲部队才得到休整。4日，博克在会议上敦促尽快向莫斯科进攻，古德里安则表示他将在15日开始进攻。但希特勒却强调，列宁格勒仍是他的首要目标，并接着说，攻下列宁格勒后，他将在莫斯科和乌克兰之间做出选择。他个人倾向于后者，因为这将为夺取克里米亚和那里的空军基地开辟道路，这样就能解除那里对罗马尼亚油田产生的潜在威胁。
南方的转折——基辅包围战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德军最高层依旧处于争论之中。布劳希奇试图诱使希特勒批准向莫斯科进军，但方式过于温和，没能让希特勒产生印象。8月18日，哈尔德起草的一份备忘录中更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观点。但在21日，希特勒在一份新的指令中拒绝了它。指令中重复了他一个月前发布的指令，只不过没那么强调列宁格勒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对基辅地区、正处于伦德施泰特前方的敌军要进行围歼战。此后，博克可能继续向莫斯科推进，伦德施泰特则在南方推进，以切断高加索地区对苏军的石油供应。
当哈尔德接到这个指令后，他向布劳希奇建议，两人联合向希特勒提出辞职。但布劳希奇则表示这么做根本没用，希特勒只会拒绝他们。
在这段漫长的讨论期，战局的发展也似乎在证实希特勒的决定的正确性。伦德施泰特左翼的莱歇瑙第6集团军在基辅附近受阻，躲在普里佩特沼泽地东面的苏军大部队继续威胁着他的左翼，同时也威胁着博克的右翼。另外克莱斯特装甲集群在一次斜向切入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他们转向东南，沿着德涅斯特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走廊，斜着向黑海和第聂伯河河湾开去，以切断面对罗马尼亚人的苏军。这一行动强调了一种可能性，即如果克莱斯特转向北上，同时博克派出一支精锐部队南下，就可能同时从两翼发起冲锋，这不仅能让基辅周围和北方的苏军的抵抗有所松动，而且也会让他们陷入包围，从而让德军避免在向莫斯科挺近时，可能被来自第聂伯河以南的反攻威胁的可能。这些潜在的好处促使希特勒下定决心，在基辅发动进攻，作为进军莫斯科的初步行动。而且，并非只有他一个人想这么做。
关于这一关键决定，布鲁门特里特提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尽管博克希望继续向莫斯科推进，但克卢格并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强烈赞成在基辅周围包围苏联军队的替代方案。他的想法和愿望是，他自己的第4集团军应该南下，与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一起组成钳形攻势。在阐述这项计划时，他向我强调说：‘这也意味着我们应该服从伦德施泰特，而不是博克。’博克是个很难伺候的人，克卢格如果能远离他的掌控，一定会很高兴的。这是个很有趣的例子，个人的因素对整个战略产生了影响。”
伦德施泰特自然会欢迎来自北方的增援，以帮助他解决他在自己的战线上所面临的问题，而他自然也会沉醉于取得巨大围歼战胜利的前景——这可是每个军人的梦想。而由于博克麾下的主要将领也与希特勒持有相同意见，希特勒觉得，就算他不听从陆军总司令部的意见，他的背后也有许多有分量的专业人士支持他。事实上，在逼近莫斯科之前，先解放南方侧翼，消除这一侧的反击威胁，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此外，苏军的机动性也比较差，这更增加了德军机动性强的战略优势，让他们能把集中的兵力从一个方向转移到另一个方向，并依次对每个方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留给德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德军并没有做好在冬季作战的准备。
这里可以提一下，克卢格并没有实现他离开博克的愿望。因为虽然他和他的参谋部从前线撤下来，准备加入基辅会战中整个钳形攻势的左翼，但很快他们参战的事情就被取消了。（虽然这样做削弱了对古德里安的支援，但他并没有为此而感到沮丧，正如他对我说的那样：“克卢格比博克还难伺候。”）克卢格一气之下便请了假，坐飞机飞回去照看自己的庄园了。在莫斯科战役打响前，足足几个星期，他一直都待在家里。
希特勒坚持发动基辅战役，但在其他方面，希特勒也对陆军总司令部和博克的观点进行了让步。除了把第4集团军留给博克外，他还放弃了从霍特的装甲集群中抽出一个以上的军去援助列宁格勒战线。他还同意，一旦基辅战役结束，中央集团军群就应该在其他集团军群的装甲部队帮助下，对莫斯科发动总攻。9月6日的新指示中体现了这一决定。看起来，大多数人都希望9月中旬就发起对莫斯科的进攻，但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这样的计算从后勤角度来说并不符合逻辑。
基辅围歼战本身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也是德国人迄今为止取得的最大成果。莱歇瑙和魏克斯在正面与苏军作战，古德里安从他们的后防向南推进，克莱斯特则从第聂伯河河湾向北推进。两个装甲集群在基辅以东150英里处会师，在苏军背后封死了包围圈。这一次，几乎没人能逃出来，俘虏人数总计达60万人。但是，直到9月下旬，战役才宣告结束——糟糕的路况和恶劣的天气让包围的速度被减缓，尽管这并没有阻止住包围。
秋天来了，路况越来越差。冬天即将来临，悠久而致命的威胁将降临到苏联的入侵者头上。
列宁格勒的错失良机
虽然希特勒最初提出的优先攻占列宁格勒的想法与布劳希奇和哈尔德以及博克的意见相左，但这一意见得到了其他将领的支持。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认为这是正确的方针，无论当时还是现在。1945年，伦德施泰特在与我讨论这次战役时说：“……在我看来，1941年在苏联的行动，一开始就不该把目标定为莫斯科，而是将主要力量集中于列宁格勒。这样就能与芬兰人连成一片，然后，在下一阶段从北方进攻莫斯科，配合从西面攻来的博克中央集团军群。”
然而，随着战役的发展，这一方针不仅遭到正面的抵抗，目标也偏移到乌克兰。伦德施泰特也对这种偏移起到了作用，因为他自然而然地首先关心南方集团军群前线所面临的形势。鉴于他的意见的重要性，如果当初让他来做北方的指挥官，那么战局的整体演变就可能产生很大的不同。
集中力量在基辅打一场围歼战与同时向北进攻列宁格勒的目标是难以协调的。陆军总司令部和博克要求尽早进攻莫斯科的压力，则让这一计划更为困难——这将演变成同时在三路进行拉锯战。因此，当希特勒决定在基辅组织围歼时，主要目标便会不可避免地变为基辅，而列宁格勒则会变成次要目标。
但根据我从几位将军那里得到的信息，由于希特勒的直接干预，提前攻陷列宁格勒的机会消失了。瓦尔利蒙特说：“当北方集团军群的先头装甲部队抵达列宁格勒城郊时，希特勒忽然下达了一个致命的停战命令。显然，他想避免在这个苏联大都市的街道和广场上与愤怒的民众作战，以免产生太过沉重的人员和物资损失。他希望通过切断城市的所有供应线来实现攻陷列宁格勒的目的。”布鲁门特里特则认为：“列宁格勒本来不需要费那么大力气，但有了1939年攻击华沙的经历后，希特勒总是害怕直接进攻大城市，因为他在那里遭受了重大损失。当我军的坦克开始前进时，希特勒却又像敦刻尔克一样，在最后关头下令停止前进。因此，与看起来的情况相反，1941年并没有对列宁格勒进行真正的进攻尝试，尽管所有的准备都已完成，连从法国运来的远程火炮都已经安装完毕了。”
“通过包围和封锁使该城沦陷的企图没有成功。由于机械化部队撤出了战线，转而去参加在秋季开始的莫斯科战役，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小。赫普纳的装甲集群一直是北方的推进箭头，此时却被派往南方与克卢格的第4集团军在中路会合。7月，希特勒曾反对陆军总司令部集中力量占领莫斯科的愿望，而现在他却牺牲了自己在列宁格勒的目标，以加强对莫斯科的攻势——尽管一切都显得迟了。看来，如果德国人始终如一地追求最高统帅部或陆军总司令部的目标，他们可能会做得更好；可是，他们的前景却因为不断地妥协而受到影响。
秋季攻势
在列宁格勒令人失望的结果被基辅包围战的胜利结果所掩盖。这一巨大的成功让德国人感到振奋，以至于大多数人都感觉到，在维亚济马周围的杰斯纳河地区也能创造出类似的包围圈，从而为迅速向莫斯科挺进开辟道路。那些本来就急于发动这次进攻的人变得更加急切了，虽然一切都为时已晚；而那些本来倾向于另辟蹊径的人，现在也倾向于认为攻占莫斯科的时机已经成熟。
伦德施泰特在战后向我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说：“我们应该在攻占基辅后在第聂伯河上停下来。我极力主张这一点，布劳希奇也同意我的观点。但希特勒因基辅的胜利而欣喜若狂，他想继续推进，并认为有把握占领莫斯科。博克自然同意他的意见，因为他的军队正在冲向莫斯科。哈尔德也是如此。”然而，从现在的记录来看，布劳希奇在比较急切的情况下，似乎并没有真正认同这种谨慎的观点。虽然记录确认，伦德施泰特是第一个建议停战的人，但他似乎是在11月初才强调要停战的。
根据当时的情况，很容易理解那时德军上下的信心和在秋季进攻莫斯科的压力。但是，那时给苏联留下了两个月的时间，如今他们不得不期待一个晴朗的秋天了。事与愿违的是，那年的秋天异常潮湿。
当时的信心状态和要求秋季向莫斯科进军的普遍压力。但是，在那里给苏联人的两个月的宽限期已经减少了机会，他们现在过于依赖一个公平的秋天。与德国人的希望相反，秋天的天气异常潮湿正如布卢姆特里特悲哀地评论道：“我们在8月和9月—一年中最好的两个月——停了下来。这被证明是致命的。”
希特勒开始在秋季攻占莫斯科的决定伴随着另一个决定，它涉及进一步的复杂性和注意力的丧失——因为他无法抵挡在追求夺取莫斯科的目标的同时利用南方的胜利的**。正如布鲁门特里特所说：“8月和9月是一年中天气最好的两个月，我们的行动却被延误。后来事实证明这是致命的。”
而这个决定又伴随着另一个决定，这让希特勒的想法越发复杂，德军的目标更加难以集中。他既想占领莫斯科，又无法抗拒利用南方的成功的**。
受挫于高加索之门
当希特勒决定继续进军后，他把雄心勃勃的新任务交给伦德施泰特，令他肃清黑海沿岸敌军，直抵高加索地区。伦德施泰特在地图上向我展示了他们的计划。他们的目标是夺取从沃罗涅日向东至顿河一线的罗斯托夫附近的河口，其右翼直取迈科普油田，左翼进攻伏尔加河上的斯大林格勒。伦德施泰特指出向第聂伯河以外再推进400英里会有很多困难和风险，长途奔袭也会使左翼部队暴露，希特勒却断言，苏军没有能力进行认真抵抗，冻结的道路将让德军能够迅速向目标前进。
伦德施泰特描述了计划的经过：“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因为部队被转移到莫斯科前线而受阻，我的一些机动部队被抽调出来，向东北方向推进，越过奥廖尔，向莫斯科的南郊推进。此行劳而无功，反而浪费了宝贵机会。我本想让博克的右翼转向东南方向，在库尔斯克附近进攻与我军僵持的苏联军队的后方，将其分割围歼。在我看来，将进攻重心向东北移动似乎是巨大的错误，在通往莫斯科的铁路帮助下，苏军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足以抵抗德军的进攻。（可见，此时伦德施泰特依旧与陆军总司令部观点相左。）
“事实上，我在左翼的第6集团军在库尔斯克以外受阻，没有到达顿河上的沃罗涅日。这次阻击影响了友军部队第17集团军的进展，并缩小了向高加索挺进的范围。第17集团军在顿涅茨河一带遭遇顽强抵抗。他们无法向前推进得足够远，以掩护克莱斯特第1装甲集团军的侧翼。苏军朝南向黑海一线发起强大的反击，克莱斯特的侧翼立刻处于危险之中。
“曼施坦因的第11集团军在另一侧突破了皮里柯普地峡的防御工事，攻入克里米亚，迅速占领了除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和刻赤以东的克里米亚的大部分地区。但希特勒下令的这次分兵行动，削弱了我军在主战场可用的力量。”
用克莱斯特自己的话来讲述高加索行动最为合适。他说：“在我军到达顿河下游之前，事态已经清晰，很明显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和机会抵达高加索。尽管我们在第聂伯河以西困住了大部分敌军，撕开了开阔的道路，但苏军正从东部通过铁路和公路调集诸多增援。天气恶劣，关键时刻我们又陷入停滞，先头部队的汽油也供应不足。
“我当时的想法是攻入罗斯托夫，摧毁顿河上的桥梁，而不是不断推进。我在米乌斯河侦察到一处极佳的防御点，并采取措施部署冬季防线。但是戈培尔的宣传将我们到达罗斯托夫的消息大肆渲染，称之为‘打开通往高加索的大门’，以至于我们无法实施这一计划。我的部队被迫在罗斯托夫停留，时间比预期要长，结果11月最后一周，苏军发动反击，我军遭受重大损失。然而，我军撤退到米乌斯河防线后，成功地阻止了苏联的追击。尽管敌人从内侧向外行进，但整个冬季，我军还是设法在罗斯托夫以西50英里处维持了阵地。这是整个德军在东部推进的最远地点。”
克莱斯特补充道：“第一个冬天，德军处于严重危险之中。他们几乎被冻住了，无法行动，这对遏制苏联的包围行动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伦德施泰特的叙述证实了克莱斯特的说法，并透露了自己第一次被免职的事。“当时我想脱离战斗，撤退到米乌斯河。布劳希奇予以同意，但元首随后下达一项最高命令，禁止任何撤退。我回电说，死守不退没有任何道理，并补充道：‘如果你不同意我的建议，就请另请高明。’同一天晚上，元首回复说，我的辞呈已被接受。我于12月1日离开东部前线，再也没有回来。紧接着，元首就飞抵该地；视察战场局势后，他更改主意，批准撤退。值得注意的是，米乌斯河沿岸是1941—1942年那个冬季唯一未被撼动的防线。”
后来我又从其他两个方面得到了重要的补充观点。在伦德施泰特建议后撤时，布劳希奇先是赞同，然后又转变态度，服从希特勒的主张，反对后撤。不过，当希特勒接受伦德施泰特的辞职时，布劳希奇还是表示了反对。此后，接替伦德施泰特的莱歇瑙为了表示对元首的顺从，没有对后撤的事情表达意见。但在苏军的反攻下，希特勒不得不改变主意。事实胜于雄辩。
兵败莫斯科
从10月2日开始，三个集团军开始对莫斯科发动进攻，第2集团军位于右路、第4集团军及霍普纳的装甲集团军位于中路，第9集团军以及霍特装甲集团军位于左路。古德里安的装甲集团军则从南方出发，直冲杰斯纳河对岸苏军防线的背后。9月30日，古德里安的部队直扑奥廖尔和图拉以及莫斯科南郊。
布鲁门特里特生动地描述了进攻过程：“第一阶段是包围维亚济马的战斗。这次战斗堪称现代版的坎尼会战，我们完全完成了围歼，60万苏军被俘。装甲部队对这次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没预料到我们会在深秋时节对莫斯科发动大规模的行动，被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是，由于战役直到10月底才结束，想要收获成果已经为时已晚。”
“在苏联军队被围歼后，我们向莫斯科推进。当时我们几乎没有遭遇抵抗，但推进速度仍很慢，因为道路泥泞不堪，部队疲困至极。此外，我军在纳拉河遭遇苏军阻击，那里壁垒森严，苏联的增援部队挡住了他们的前进路线。”
“所有的德军指挥官现在都在问：‘我们什么时候停止进军？’他们对拿破仑在苏联惨败而归的遭遇记忆犹新。许多军官开始重读科兰古侯爵对1812年战争的可怕描述。在1941年这个关键时期，这本书对德军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的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克卢格在泥泞中艰难地从寝室走到办公室，手里拿着科兰古的书，站在军事地图前。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下去。”
他继续说：“士兵们没有他们的将军们那么沮丧。他们可以看到夜间莫斯科上空高射炮的火光，那激发了他们的士气，莫斯科已经触手可及。他们也觉得那里会为他们提供避风港，让他们能避寒取暖。但是指挥官们很清楚，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再推进一步，哪怕他们距离莫斯科只有40英里。
然而，在高层却有不同的看法。从记录中可以看出，博克比希特勒更坚持继续进攻，他认为在双方都已精疲力竭的情况下，优越的意志力可以解决问题。布劳希奇和哈尔德赞同博克的观点。伦德施泰特和勒布希望中断进攻，但他们的意见没什么影响力，因为他们不直接涉及莫斯科战役。
谈到11月初的讨论时，布鲁门特里特说：“在奥尔沙，我们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讨论未来的行动方针。所有各集团军群和各集团军的参谋长都奉命参加，与哈尔德将军一同商讨计划。会议是在他的专列上召开的。布劳希奇元帅和各部队指挥官没有出席。会议的目的是‘摸清意见’，讨论是应该在整个前线再发动一次大的攻势，还是停顿下来过冬。
“南方集团军群参谋长索登施泰恩态度最为坚决，他反对任何进一步的推进。北方集团军群的参谋长也是如此。中央集团军群参谋长格莱芬贝格态度并不明确，他指出了风险，但并不直接反对前进。他的处境有点艰难，毕竟中央集团军群指挥博克元帅是个能干而又野心勃勃的军人，他的眼睛正牢牢地盯住近在咫尺的莫斯科。
“接着，哈尔德发言，解释了元首的观点和他再次进攻的愿望。他说，我们有理由相信苏联的抵抗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他接着告诉我们，元首的计划是绕过莫斯科，夺取莫斯科以外的铁路枢纽，因为陆军总司令部有情报称大量的苏军预备队正从西伯利亚赶来，他们的规模相当于一个新的方面军。
“这次会议后不久，我们就接到了夺取莫斯科的致命命令。然而，计划本身却被修改了。因为克卢格曾抗议说，在那个时候，进行如此深入的渗透，去夺取莫斯科后面的铁路枢纽，无疑是在‘发疯’。方案强调，要进行更直接的攻击，以求占领莫斯科。莫斯科是苏联抵抗的‘象征’，那里非常重要。命令还说，要炸毁克里姆林宫，以此向全世界宣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垮台。”
在发动攻势之前，德军重新部署了部队。右翼由克卢格的第4集团军和第1装甲集团军组成；左翼由霍普纳的装甲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的一些步兵师组成。整个进攻都是在克卢格的指挥下进行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根本就不相信他能完成这项任务。
布鲁门特里特继续说：“进攻是由霍普纳的装甲部队在左翼发动的。面对泥淖和苏联的顽强阻击，我们的进攻推进缓慢，损失惨重。后来天气变得越来越恶劣，泥泞的路面上又铺上了一层雪。苏军利用冰冻的莫斯科河河面向我们的侧翼实施了多次反击，霍普纳不得不分散兵力来遏制这些反击。第2装甲师曾经深入到能够看到克里姆林宫的地方，但那已经是最远的一次了。
“情况越来越不乐观，第4集团军是否应该参与进攻的问题也就被放到了台面上。霍普纳连夜催促我们出动第4集团军，我和克卢格也熬夜商讨是否同意霍普纳的请求。最后，克卢格决定自己去征求前线部队的意见，他这个人精力充沛而又积极主动，喜欢亲临现场，亲自向前线哨所、低级军官和士兵询问情况。部队的指挥官们表示，他们坚信能打进莫斯科。在五六天的讨论后，克卢格最终决定破釜沉舟，派出第4集团军。地面积雪很厚，地面冻结到几英寸深，坚硬的地面反而更有利于火炮的移动。
“进攻是在12月2日发动的，但到下午，传来进攻受阻的消息，在莫斯科周围的森林里，我们被苏联强大的防御力量所阻击。苏联人擅长森林作战，而且下午三点就天黑了，这更利于他们加强防御。
“我军第258步兵师的几支部队实际上打到了莫斯科近郊。但苏联工人从工厂涌冒而出，用他们的锤子和其他工具战斗，保卫他们的城市。
“在夜间，苏军不断对孤军深入到他们防御工事后面的德军施以强有力的攻击。第二天，我们的指挥官报告说，他们认为再也不可能突破苏军防线。那天晚上，克卢格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最后他决定撤出这些前方部队。幸运的是，苏军没有发现我们正在撤退，后撤非常成功，他们井然有序地撤回了原来的位置。但在那两天的战斗中，伤亡非常惨重。
“这一决定正是时候，避免了在苏军发动全线反攻后出现最坏后果。朱可夫投入了100个师，多支部队聚集起来一起发动猛攻，我军的处境一天比一天危险。此时希特勒终于意识到德军无法遏制苏军，勉强允许德军撤退到后方的一条防线上。在苏军增援部队数量的情报上，我们被严重误导了，苏联很好地隐藏了自己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