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敦刻尔克的“暂停进军”

敦刻尔克的停顿是“二战”中最大的谜团之一，那是英军仅存的逃生港口，德国装甲部队却在城外停下了脚步。战后，布劳希奇的副官西沃特将军最早向我谈到了此事。他非常明确地指出，装甲部队是根据希特勒的个人命令而停止的；他还讲述了布劳希奇和哈尔德是如何反对这一命令并试图使之取消的，而文献记录也证实了他的说法。此后，伦德施泰特和布鲁门特里特也向我讲述了这个命令是如何转达给A集团军群的——格莱芬贝格上校直接打电话传达了命令，还说，哈尔德反对这一命令。布鲁门特里特也说，他接到了这个电话。

但丘吉尔先生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说，装甲部队的停顿“不是希特勒提出的，而是伦德施泰特提出的”。他的根据是，伦德施泰特司令部的战争日志记载，5月24日上午，希特勒访问了夏勒维尔的伦德施泰特司令部，双方对此进行了讨论。

对了解战争日志的编纂过程，以及它们经常犯下哪些错误的历史学家来说，丘吉尔过分强调这一孤零零的证据是相当不合理的。这些日记通常由下级军官保存，他们没有亲自参加关键的讨论，当活动频繁、压力过大时，他们的记录和检查都做得不够好。对于这类孤立的证据，一定要小心处理。何况，日志本身记载的也不像丘吉尔先生的结论中说的那么清楚。他对记录的总结包括以下几点：

“23日午夜，陆军司令部的布劳希奇发来命令……进行‘包围战’的‘最后一战’。第二天早晨，希特勒拜访了伦德施泰特，他提出，装甲部队已经走了这么远，走得这么快，实力大减，需要停顿一下，以便进行休整，恢复战斗力，从而有能力发动最后一击……此外，伦德施泰特预见到，他的部队过于分散，有可能从南方和北方遭到攻击……希特勒‘完全同意’阿拉斯以东的进攻应由步兵实施，装甲部队则应继续守住朗斯—贝蒂讷—艾尔—圣奥梅尔—格拉沃利讷一线，以便拦截在东北方被B集团军群阻击的敌军。他还谈到，为了今后的作战，有必要保存装甲部队的实力。”

不过，这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伦德施泰特主动提出了明确的停顿。这篇相当模糊的日记最多表明，伦德施泰特在回顾形势时，与希特勒持有相同的疑虑。这一点很重要不假，但它还不足以令历史学家否定所有军官的证词，否定命令是由希特勒本人发出的，从他的总部发出，而且，哈尔德在陆军司令部的日记也明确地记录了他们的观点。

将这一记录与其他证据结合起来研究，可以让事情的脉络更为清晰。渡过默兹河后，哈尔德最初的想法是，伦德施泰特集团军群应该向南推进，进攻的轴线将穿过贡比涅，通过塞纳河下游附近的鲁昂（虽然哈尔德考虑在通过贡比涅后，部队可以向东南方转向，经过巴黎）。进军将采用梯队队形，左翼的军队“后退”，这样当部队前进时他们就自动倾向于保护右翼的友军，防止其侧翼受到打击。在部队进军的同时，右翼的克卢格部队将会转向博克的集团军群，以帮助其完成对比利时境内盟军的围剿。

但希特勒对这一意见毫不在意，他有不同的想法。他想让装甲部队停下，直到支援的步兵军团在埃纳河一带建立起掩护南方侧翼的防线，再将向西北开进的装甲部队派到比利时境内，直插正与博克对峙的盟军正后方。哈尔德的日记提到，17日，就是古德里安被迫停下的那个早上，他与希特勒进行了会面。他说：“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相互了解。元首坚持认为，威胁主要来自南方（我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威胁）。”接着，日记又总结了新的指示，后面又写道：“这是相当不愉快的一天，元首非常紧张。他被自己的成功吓坏了，不敢冒任何风险，所以宁可把缰绳拉到我们身上，还找借口说是担心南方侧翼。”（然而，希特勒有个比哈尔德更好的借口，比如伦德施泰特担心甘末林会从东南方发动反攻。）

丧失时间和机会的焦虑弥漫在哈尔德心中。第二天早上，即18日的日记中写道：“每一个小时都很宝贵，但元首的最高统帅部却不这么认为。他总是担心南方，怒气冲冲地叫嚣道，我们正在毁掉整个战役。他不会再想什么向西挺进，更不用说向西南的行动了，只想着向西北开进的计划。”经过这次“最不愉快的会议”后，希特勒才同意装甲部队西进，但并没有立刻下达命令。

然而，当天晚上，哈尔德就向希特勒报告，第12集团军的步兵军正迂回进入埃纳河一带，这让他终于能得到向海边出动装甲部队的许可。

哈尔德还有一个忧虑，比利时的盟军是否会迅速南下，“博克是否已经把敌人赶走了，甚至抢在了克莱斯特前面。鉴于博克有冲在最前面的野心，这样的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过，他的担心其实没有必要，因为在同一天，也就是20日，克莱斯特的先锋部队在古德里安的带领下到达了索姆河口，切断了敌人的补给线和退路，随后，古德里安挥师北上。在哈尔德的想法中，博克的集团军群应该只负责咬住敌人，伦德施泰特则“切入敌军后方，并给予决定性的一击。我想让A集团军群成为铁锤，B集团军群则是铁砧。”

但现在事情变得有些复杂，因为两个集团军群不是平行前进，而是靠得越来越近，伦德施泰特左翼的装甲部队正朝着博克的右翼径直挺近。为了避免混乱，布劳希奇希望将“包围的最后阶段”置于博克的指挥之下——而这就需要确定两个集团军群的边界线，并将克莱斯特的装甲部队与克鲁格的部队一起，从伦德施泰特移交给博克。23日晚，他下达了相应的命令。

哈尔德本想让布劳希奇亲自协调最后阶段的工作，但他没能说服布劳希奇。他曾在日记里尖刻地批评了布劳希奇：“他在刻意逃避责任。他不断地争辩说，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自己和博克之间进行协调。他应该主动承担责任，像个男子汉一样。为了表示我的反对，我没有在命令上签字。”

后来，哈尔德向我进一步解释了他的理由：“执行这些任务的各种信息都汇集到了陆军总司令部，从心理层面来说，这些措施似乎对能干的伦德施泰特缺乏信心，但这并非有意为之。博克过分膨胀的野心和他的参谋长萨尔穆特并不怎么平易近人的态度，让两个集团军群间肯定会因为这个命令而引发严重冲突。”

如果不考虑个人因素，我们很容易估量出这一命令对伦德施泰特的影响。他自然会更关心战役的下一阶段，即向南推进，而不是完成北部的包围圈——那应该是博克的工作。这肯定会影响到他对形势的看法。第二天上午，希特勒访问了他的司令部，在会面时，他强调了为下一阶段保留足够的装甲部队实力的重要性，而这正符合希特勒的看法。这样，布劳希奇在23日晚发布的“移交”命令，伦德施泰特第二天上午在司令部的会谈记录和希特勒下午下达的停止命令就形成了一条重要的线索链。

早在22日，也就是古德里安的军团从阿伯维尔地区开始北上的那天，希特勒就在晚上与布劳希奇的会议上表达了他的疑问。他批评了哈尔德刚刚发布的包围命令，在命令中，A集团军群将与装甲部队尽可能快地向北推进，并将盟军从海岸上切断。希特勒提出，坦克在佛兰德低洼的沿海地区作战风险太大，而且坦克也已经遭受了过大的损耗，他不想冒着损失更多坦克的危险，因为在法国战役的第二阶段将需要它们。

希特勒的想法是，A集团军群的装甲部队应该从锤子变成铁砧，以接住B集团军群向南驱赶来的盟军。克莱斯特和约德尔与希特勒的观点一致，但希特勒觉得仅有这两人的支持还不足以推翻布劳希奇和哈尔德的看法。伦德施泰特的观点至关重要，他关于形势和关于必须牢记下一步行动的言论的趋势得到了希特勒的赞赏，他想用一个专家权威来对抗另一个专家权威，从而证明自己的决定。由此可见，希特勒之所以在那天去见伦德施泰特，很可能是希望为自己的疑虑和强行改变计划寻找足够的理由。

就在前一天晚上，伦德施泰特曾下令在圣奥梅尔—格拉沃利讷运河沿线上做短暂的停留，以便让主力部队能够会合，但先头部队可以继续前进——事实上，24日上午他们也确实在向运河附近的地区行进。就在此时，希特勒抓住机会，以命令的方式将局部停顿转化为全部停顿，同时取消了布劳希奇的“移交”命令。理解这两次停顿命令的区别，对探索整个谜案有着重大意义。

下午，希特勒召见布劳希奇，哈尔德也陪他一起去。哈尔德在日记中说，这是一次“非常不愉快的会面”，元首直接发出了新命令：“取消昨天的命令，前方虽然没有敌人，但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组成的左翼还是要停止前进。包围敌军的任务由空军完成！”

第二天，停顿依旧持续。在哈尔德26日的日记上，我们能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记录：

“8：00。形势没有明显变化。博克遭受了损失，推进速度缓慢……我们的装甲部队按照最高层的命令，在贝蒂讷和圣奥梅尔之间的高地上停了下来，仿佛瘫痪了一样，不得进攻。这样一来，我们可能需要花费好几个星期来清除被包围的敌军。

“10：00，布劳希奇紧张了一上午。我深有同感，因为来自上面的那些命令毫无道理。在一个地区，那里的敌人正以严整的阵型撤退，他们却要我们进攻。在其他地方，敌方的身后门户大开，他们却要我们原地不动。伦德施泰特也受不了了，他跑到霍特和克莱斯特那里去观察地形，准备装甲部队的下一阶段行动。

“12：00。一通电话通知我们，元首已经批准左翼部队移动到敦刻尔克炮火范围内。

“13：30。元首召见了布劳希奇。回来时，他满面春风，元首终于批准了向敦刻尔克进发，以阻止进一步的撤退行动。”

但刹车松开得还是太晚了。盟军一直在组织桥头堡，对敦刻尔克地区进行防御，这段宝贵的停顿时间帮助了他们。哈尔德27日的晨间记录沮丧地指出：“左翼的克莱斯特似乎遇到了比预想中更强的抵抗，进攻进展缓慢。”随着英国远征军主力会合，桥头堡的防御得到了增强，抵抗自然也就越来越强了。从5月26日到6月4日敦刻尔克沦陷，有33.8万军队（包括11.4万法军）从海滩和港口撤离到英国。

希特勒总是会把错误归咎于他人，如果他认为是伦德施泰特促使他下令停止进攻，他几乎肯定会在英国人逃跑后，在他的借口中提到这一点。而事实却是，他后来作出的种种解释中，没有任何痕迹表明伦德施泰特的意见是促使他作出决定的因素。这个反面证据与其他证据一样重要。

另外，布鲁门特里特的证词也很值得注意：他指出，24日的会议上，伦德施泰特一直在反复强调需要停顿下来，以便重新休整，让部队有能力组织最后一击。但他的讲话主要针对的不是敦刻尔克的形势和第一阶段的结束问题，而是下一阶段，也就是对法军残余部队最后一击的问题。这样的解释看起来很合理，也符合伦德施泰特的说话方式。优秀的战略家绝不会建议在包围圈即将完成时将其推迟，而是在发起新的攻势前，先停下来重整旗鼓。北方的战斗越早结束，南下进攻的准备就越早开始。哈尔德26日的日记也证明了这一点：上面记载了当时伦德施泰特的不耐烦。

伦德施泰特的最大错误，是他没能再早一点表现出不耐烦，没能在明确的停顿命令到来前提出抗议。布鲁门特里特说，当他通过电话把命令转达给伦德施泰特和他的参谋长索登施泰恩时，“据我回忆，他们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愤慨和激动，反倒是前线的指挥官们纷纷表示质疑。”布鲁门特里特还说，在整个战役的前半段，“伦德施泰特总是期待着法军从南方向色丹方向对我们在埃纳河上被拉长的侧翼实施一次大反攻，因为他一向对法军的指挥能力评价甚高。在这段时期，他总是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南方，而不是海峡沿岸。”重要的是，他的总部还在沙勒维尔，那里靠近色当，紧临埃纳河，面向南方，处于整个德军战线的中心。这个位置可以体现他的一种倾向，即将注意力集中在前方，而不是已经确保胜利的右翼。敦刻尔克并不是他目光关注的重点。

对于敦刻尔克的坐失良机，克卢格和克莱斯特的贡献可能比伦德施泰特更大。在哈尔德23日下午的日记中，有陆军总司令部联络官汇报装甲集群司令部情况的报告记录。“17时，吉尔登费尔特转达了克莱斯特的焦虑，克莱斯特觉得他很难执行他的任务，阿拉斯附近的危机仍在继续。装甲部队的损失高达50%。我对他说，48小时内危机就会解除，我明白他将承担的任务的分量。他必须顶住。索姆河上没有什么危险。”古德里安也说：“从亚眠向英吉利海峡沿岸的推进，是在克莱斯特装甲集群的命令下，非常谨慎地进行的。克莱斯特亲自指挥各支先头部队的每一个师进行推进，比如，从欧蒂河到康什河，各部队的渡河时间都由他来规定。这样，部队就在没有遭遇敌人的情况下毫无理由地走走停停——他们本可以走得更快。”曾任古德里安参谋长的拜尔莱因说，当时他的长官对这些停顿，尤其是最后一次停顿“非常生气”。

还有几位将军也说，虽然英军坦克部队在阿拉斯的反击规模不大，但这令第4集团军感到十分不安，克卢格甚至认真地想过要停止整个推进过程，伦德施泰特在对那次危机的描述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希特勒的理由

对于希特勒下令停止进军的原因，我从瓦尔利蒙特那里得到的证词尤其能说明问题。那时他正在最高统帅部任职，在得到命令后，他向约德尔询问了详细的情况。“约德尔确认了命令已经下达，对我的询问表现出相当的不耐烦。他本人也采取了和希特勒同样的立场，强调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包括希特勒、凯特尔和他本人在佛兰德的亲身经历都毫无疑问地证明，装甲部队不可能在佛兰德沼泽行动，而且也不能在已经遭受了重大损失的情况下行动。鉴于装甲部队已经遭受了重大损失，出于在法国的第二阶段战役的考虑，他们不能再遭受更大的损失了。”（瓦尔利蒙特补充说，如果停止的命令是伦德施泰特建议的，那么最高统帅部和他不可能不知道；而为这一决定辩护的约德尔“肯定不会不指明伦德施泰特是提出或至少对这一命令表示支持的人”，因为这样就可以在伦德施泰特“在所有高级军官中具有无可争议的作战权威”下压倒所有批评者的意见。）

瓦尔利蒙特继续说道：“当时我还得知了停止命令的另一个理由：戈林向元首保证，他的空军将从空中收紧口袋阵地的袋口，完成对敌军的包围，他肯定高估了空军的实力。”瓦尔利蒙特的这一说法，恰好可以与前面提到过的哈尔德24日的日记中的说法联系起来。古德里安也说，命令是克莱斯特向他转达的，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敦刻尔克要留给空军，如果在加莱遇到困难，也可以把那些堡垒交给空军处理。”古德里安说：“我认为，是戈林的虚荣心促使希特勒下达了那个致命的决定。当时我下辖的第10装甲师在5月26日就占领了加莱，根本没用到空军的帮助。另外，由于炸弹威力不够，空军的轰炸对老沃邦修筑的要塞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加莱问题

鉴于有人大肆宣称“加莱的防卫对整个局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古德里安对加莱的陈述就显得异常重要了。当时，为了加强法国守军的力量，英国的一个步兵旅和坦克营在那里登陆。24日，丘吉尔亲自出面，取消了让他们撤退的命令，并坚持“加莱要决一死战，绝不可后退一步”。

1941年出版的一份官方报告说，虽然这支部队惨遭全歼，“在至关重要的四天里，他们的殊死搏斗至少吸引了两个装甲师的全部兵力，没有他们，我们撤退的部队通往大海的道路必将会被敌人切断……德军如镰刀般锋利的进攻在加莱猛地停了下来——他们碰到了一块坚硬的石头。”

在战后的回忆录里，丘吉尔先生也说：“加莱是关键。其他的各种原因也许会阻止敦刻尔克的撤退，但加莱才是关键。在这关键的三天时间里，格拉沃利讷的水路得以畅通无阻，如果没有这一点，就算希特勒犹豫不决、伦德施泰特下达停止命令，盟军的退路还是会被切断，我们将失去一切。”

丘吉尔先生自然希望为自己牺牲加莱的部队进行辩护，但难以理解的是，直到现在他还要宣称自己的行动是如何有效。攻击加莱的装甲师只是该地区7个装甲师中的一个，他们之所以会攻击加莱，只是因为在希特勒下令停战期间，他们无事可做。如果没有命令，德军完全可以只派一个小分队封锁加莱，大部队则直扑敦刻尔克。其实早在23日，德军就已经绕过加莱，并封锁了通往那里的道路。

对此，古德里安评论说：“英国对加莱的防御对敦刻尔克的行动没有任何影响，对加莱的防御和进军出现延误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没有古德里安的证言，事实也是显而易见——只要能够冷静地对事实进行调查，都能得出结论：英军在加莱的英勇，根本不是他们被要求做出无谓牺牲的理由。

希特勒的动机

敦刻尔克停战的背后动机对所有将领来说都是个谜，尤其是装甲部队的将领们，他们最清楚当时的形势，也清楚根本没有什么停下脚步的理由——这一点，从他们向总部强烈呼吁继续前进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不过，我与讨论过这个问题的大多数将军都认为，希特勒的决定是基于军事上的原因，尽管他们不知道所提出的理由中哪一个是他心中最重要的。

但也有一些人持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希特勒的决定受到了其他动机的启发——或者说至少是受了影响。哈尔德就是其中之一，他的日记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看法。在5月25日上午的一篇日记中，他强调希特勒的新命令已经完全逆转了之前的计划，并指出“本应远离政治的指挥部早已形成了固定的想法，认为决战不能在佛兰德沼泽上打，而要在法国北部打。为了掩饰他们的政治考量，他们提出了佛兰德水网交错密集，不适合坦克战的观点。”

布鲁门特里特也支持这一看法，不过他的说法和哈尔德有所不同。他说，5月24日，在装甲部队停止前进的第二天，希特勒在沙勒维尔总部视察，并有过一番令人惊骇的陈述，中止进军的命令与此不无干系。

希特勒私下与伦德施泰特及其幕僚中的两个关键人物索登施泰恩和布鲁门特里特密谈，身边只有一名参谋陪同。布鲁门特里特告诉我：“希特勒饶有兴致，他承认此战役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奇迹’，并告知我们战争将在六周内结束。此后，他希望与法国达成合乎情理、可以接受的和平协议，然后就可以毫无阻碍地与英国达成协议了。”

“接着，他对大英帝国存在的必要性以及英国所带来的文明赞不绝口，令我们大吃一惊。他耸了耸肩说，帝国的建立通常依靠残酷的手段实现，但‘哪里有作战方案，哪里就有坍塌的墙壁飞扬。’。他把大英帝国和天主教会作了比较，说它们都是世界稳定的基本要素，他说，他只想让英国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立场。德国收回失去的殖民地是可以考虑的，但并非必要。如果英国在任何地方遇到任何困难，他甚至愿意出兵支援。他说，殖民地主要与国家名誉有关，在战争期间根本无法守卫，而且很少有德国人愿意在热带地区定居。”

“最后，希特勒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束：自己的目的是与英国在无损尊严的情况下和平相处。”

“一向主张与法、英两国达成协议的伦德施泰特表示满意。希特勒离开后，他松了一口气，感叹：‘如果他不贪心，我们终将得到和平。’”

布鲁门特里特在反省战争时经常会追忆这次谈话，他觉得“停止进军”不仅仅是出于军事原因，而是整个政治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促使和平更容易实现。如果英军在敦刻尔克全军覆灭，英国人民会觉得大英帝国的荣誉受到玷污，必然谋求洗刷耻辱。希特勒希望给予英军一线生机，从而安抚他们。

此后希特勒对入侵英国的计划采取了拖延态度，这进一步证实他确实有更深层次的隐含动机。“他对这些作战方案缺乏兴趣，”布鲁门特里特说，“也没有努力加快准备工作，这与他通常的行事风格截然相反。”在入侵波兰、法国和苏联之前，他总是一再催促。但这一次，他却袖手旁观。

长期不信任希特勒政策的将军们不断谈论他在沙勒维尔的谈话，以及随后的停滞不前。随着战争的继续，他们对希特勒的敌意日益增加，使得他们的推断更加得到证实。他们几乎在每一方面都对希特勒进行指责。战后的审判中，将军们理应会把希特勒描绘成妄图侵占英国的罪魁祸首，而他们对其加以阻止。可他们的证词恰恰相反。他们非常诚恳地承认，作为军人，他们想一举获胜，并对阻挠的命令感到困惑。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希特勒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前的决定性时刻对英国发表了看法，将军们对此的叙述与希特勒本人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所阐述的内容正相契合，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其余方面的所为也与自己的这本“圣经”高度一致。

他对英国的这种态度，难道仅仅是因为他长期以来一直奉行与英国结盟的政治思想？抑或受到更深层次感情的驱动，在此关键时刻，这种感情重新施展作用？他的性格中有一些复杂的元素，它们表明他对英国含有一种爱恨交加的感情，就像德皇威廉二世那样。

某些历史学家将希特勒下令停止前进的理由归于他对英国的复杂感情，但这一观点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不过，虽然我们不可能判断出情感到底起了多大作用，但这个因素还是值得纳入考虑的。

希特勒的性格是如此复杂，以至于没有任何简单的解释可以正确、全面地评价他的决定。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他的决定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有三种因素显而易见：要为下一阶段的战斗节省装甲部队的实力；佛兰德沼泽地形过于复杂；戈林的空军对他提出了要求。不过，在这么一个执着于政治战略、思想如此复杂曲折的人的头脑中，政治和军事往往会交织在一起。

不管真实的缘由如何，我们至少可以对战事的结果对历史格局的影响松一口气。在英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希特勒的犹豫不决让这个国家得到了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