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战争前的初步行动 第九章 希特勒的崛起
对于希特勒攫取权力的过程，人们曾经从各个方面加以论述，但还没有人从德国军方的角度论述过。曾有人指责德国军方高层协助和怂恿希特勒篡权，但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这种指控。
希特勒上台后招兵买马、扩充军备，德国国防军的军官们均是受益者。此外，布隆伯格和其他将军们都认可，希特勒政权使德国和军队摆脱了《凡尔赛条约》的桎梏，因此从一开始政权就颇受欢迎。对于军人而言，他们采取这种态度是很自然的，虽然许多人后来都会悔恨交加。另一些人则从一开始就忧心如焚，因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是一帮领导冲锋队的非专业军人或“被开除”的军人，一旦他们的政党掌权，就绝不会容忍保守的德国军方保有自己的特权。
有证据表明，相当多的军官对希特勒的崛起持赞成态度，虽然这并不等于他们会助纣为虐，更不意味着整个军方都自愿充当希特勒篡位的工具。除非当时控制军队的人均由希特勒委派，否则军方绝不会任凭希特勒摆布——而事实也与此截然相反。在此关键时期，军队的政治领袖是施莱谢尔将军，他在帕彭内阁中被任命为德国国防部部长；比他军职略低的是担任国防部参谋总长的布雷多上校。陆军总司令是哈默斯坦因将军。
希特勒上台不久，哈默斯坦因就被解除了军队的指挥权。在1934年6月3日的血腥清洗中，施莱谢尔和布雷多被谋杀。这三人被清除也证明了其他军人所言不虚：他们曾谋划阻止纳粹夺取权柄。
勒里希特将军当时是施莱谢尔的助手之一，他向我讲述了这一非常时期的内幕，以及随后将军们和希特勒之间的冲突。虽然他的讲述与外界印象大不相同，但在对德国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那几周中，他是为数不多了解内幕的幸存证人之一，他的证词很关键。
首先，勒里希特概述了施莱谢尔和哈默斯坦因的个性特征。他评价施莱谢尔说：“与其说他是一名军人，不如说是一名政治家，但他与任何政党都没有关系。他非常同情工会，也很受工会欢迎，但保守党怀疑他倾向于社会改革。他身上绝对没有丝毫‘容克’贵族气息。他是一个运筹帷幄、随机应变的政治谋略家，但缺乏这个时期所需要的手段。”谈到哈默斯坦因，勒里希特说：“他很有天赋，非常聪明，政治头脑冷静，但他太过保守，强烈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走的是施莱谢尔的政治路线。”
勒里希特的记述如下：
事件的来龙去脉
1932年10月，在与国社党的斗争中，帕彭—施莱谢尔领导的政府解散了国会，并辞职。尽管国社党的选票明显减少，但选举产生了一个无论是对帕彭，还是对分裂为左右两派的反对派都没有任何明确信任基础的国会。起初，总统打算让帕彭重新组建政府，但他们与由革命派所形成的各个反对党的关系都很紧张。1932年11月柏林运输工人罢工期间，共产党和国社党之间的合作趋势已经明显到让当局无法忽视。
基于这一令人震惊的局势，11月20日左右，德国国防部部长办公室与内政部开会，并进行地图推演，以审查国家的武装力量是否能阻止右翼和左翼极端分子同时发动暴动。如果帕彭新政府完全依赖保守派右翼德意志民族党以及右翼退伍军人所组成的钢盔团，很可能会发生暴动。
这次会议的结论是，运输工人大罢工将使整个国家机构和武装部队瘫痪。德国国防军的摩托化程度很低，也没有能有效执行任务的紧急部队。在施莱谢尔看来，应该避免军队向同胞开火，他可不想“坐在刺刀上”。
尽管违背本人意愿，施莱谢尔还是被当作权宜之计而被迫担任总理一职。由于他不像帕彭那样被视为保守反动派的代表，而是一名不那么道德败坏的中立军人，因此他得到了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推崇。国社党也默许了这种权宜之计，认为施莱谢尔是他们自己通往权力顶峰的垫脚石。因此，11月底对施莱谢尔的任命并未激起什么反响，而是为各个党派提供了喘息的时间。
施莱谢尔计划通过在国会分裂各派系来遏制国社党的势头，当时的形势似乎也对他的计划有利，因为该党对选举受挫深感失望，并对财政困难惶恐不安。施莱谢尔游说施特拉塞尔和其他80位国会议员，最终使国会成功延期。
12月初，德国施莱谢尔政府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成功，在德国国内的压力下，裁军谈判会议做出让步，原则上承认了德国军事领域的平等地位。
但由于施莱谢尔计划进行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革，保守党（主要是德意志民族党）从一开始就强烈反对他。于是，施莱谢尔威胁要揭发在使用东部救济基金时的黑幕。总统兴登堡年事已高，再也不能做出明确判断，他的判断深受保守派朋友的影响。这些人指责施莱谢尔有“布尔什维克主义”倾向，并散布谣言，声称他想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攫取军队。与此同时，帕彭与希特勒在暗中进行谈判，勾结在一起——他希望通过谈判在国社党的帮助下重新夺权，但计划最终还是落空了。
由于施莱谢尔中断了被普遍看好的谈判，并试图分裂国社党，这造成了兴登堡—施莱谢尔危机。没有总统支持，也没有国会多数席位，施莱谢尔立刻陷入窘境。1月26日，或27日，陆军总司令哈默斯坦因将军最后一次试图改变总统的想法，但遭到断然拒绝。29日，施莱谢尔辞职，第二天，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
施莱谢尔将军，这位唯一一位从军方崛起的总理就这样倒台。在1934年6月30日的“长刀之夜”中，施莱谢尔被纳粹党的特工第一时间暗杀，同时，布雷多上校，这位徒有虚名的政治家也一同被谋杀。
德国国防军以前一直是政府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机构，由于希特勒的崛起，这种特权已经销声匿迹。十万的军方人员分散在全国各个小型组织中，而国社党控制着整个国家机器，包括所有的交通工具、公共通信、公用事业、街头舆论，以及大部分工人阶级都被国社党所掌控，军队已经失去了昔日举足轻重的地位。
鉴于以上事件和历史事实，我斗胆提出，对国防军协助希特勒篡权的指控是不符合历史的，它与事实截然相反。
在这方面，我想研究一下德国国防军是否有可能以武装行动公开反对希特勒。在纳粹国社党执政前后的关键时期，施莱谢尔和哈默斯坦因周围的心腹考虑过德国国防军发动政变的可能性，但因为毫无希望而放弃。
放弃的原因很多。根据宪法，希特勒被总统任命为最强大政党的领袖，是通过合法程序上任的。若要发动政变，就得由施莱谢尔将军和哈默斯坦因将军下令，但他们的军阶和名望都不高—而他们的计划似乎不仅针对希特勒—帕彭—胡根贝格新内阁，而且也针对他们广受尊敬的最高统帅、总统兴登堡。此外，与共产党人进行政治联盟根本无法实现；与其他民主党派也没法仓促结盟。军队对兴登堡誓言效忠，受此约束，他们会反对施莱谢尔和哈默斯坦因的图谋。而且，此时的力量对比也比11月时更对他们不利，而他们的失败也导致了不幸的后果。
兴登堡去世前的时期（1933年1月至1934年8月）
大刀阔斧的革命措施改变了德国的面貌，而德国国防军却始终隔岸观火。军方就像与世隔绝的孤岛，只有兴登堡有权指挥，希特勒无权调动。然而，兴登堡已经垂垂老矣。在兴登堡的命令下，哈默斯坦因被弗里奇取代。
新人
1933年1月，布隆伯格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在此之前，他一直是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德国代表，与希特勒素不相识。他天赋异禀，阅历丰富，受过良好教育，兴趣广泛，但性格不强，易受他人影响。
莱歇瑙是国防军的首领，他个性极强，做事积极主动、脚踏实地，总是爱凭直觉而不是思维逻辑行动。他野心勃勃，天资聪颖，有很高的文化程度，但又性格刚毅、爱好运动。他与希特勒熟识多年，自认为效忠于希特勒本人，而不是效忠于纳粹党。
维尔纳·冯·弗里奇（陆军司令部主任，后任陆军总司令）虽然优秀，但他的思想局限于军事领域。他是个地道的绅士，而且对宗教非常虔诚。
布隆伯格和莱歇瑙的任务是保证陆军在新政府里的地位，他们认为陆军作为国家的中流砥柱是既成事实，他们的一个任务是通过清除国社党的革命分子帮助国民恢复正常的公众生活。
革命的冲锋队的势力支配控制广大民众和国社党，从一开始就与陆军唱对台戏。冲锋队声称要遵照他们的等级在新政府中重新组建军队。军队准备在新政府内为自己的地位而战。而作为希特勒的卫队，冲锋队大权在握，这让希特勒像每一位独裁者一样必须将这帮任性妄为的人全部清除。最终，站在陆军一边的希特勒于1934年6月30日，在没有召集任何正规军的情况下，血腥镇压了冲锋队。
德国军方认为这一天的镇压非常成功，虽然谋杀施莱谢尔等将领的行为太过激烈，但它还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可事实上，这次胜利不过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军方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此后，纳粹党卫队迅速崛起，一个对陆军更加危险的敌对势力就此登上政治舞台。
从兴登堡去世至1938年
兴登堡去世后，希特勒宣布自己是国家元首，同时担任国防军名义上的最高统帅。
重整军备起初只是为了与邻国对抗，随后成为军队建设重中之重。重新武装的每一个新阶段都侵蚀着军队的牢固地位，4000名专业军官不仅构成了日渐壮大的军队的核心，也是德国空军的主干。来自各种职业和阶层的新军官进入了军队，他们，尤其是年轻人带来了他们的政治思想。军官团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特质正在蜕变，国社党开始在军队中占上风。很快，就没人再指望军队能统一思想了。
随着重新实行征兵制，整个陆军失去了作为国内斗争工具的作用。从一开始就以国家社会主义原则为指导的德国空军的成立进一步削弱了陆军。德国空军接手高射炮部队也是用意深刻——这一决定剥夺了陆军所有防空手段。陆军在国内斗争的作用日益削弱。
但在1938年1月和2月，布隆伯格倒台，弗里奇同性恋事件引发严重冲突后，陆军领导人再次考虑起兵推翻希特勒。希特勒本人代替布隆伯格直接接管了国防军的指挥权，并让凯特尔（莱歇瑙的继任者）留任，而他只不过是个唯希特勒是从的首席职员。
颇有名望的弗里奇将军受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公正待遇，激怒了身居要位的将领们。[7]已经沸腾的局面被一个秘密的反对团体搅动，格德勒和沙赫特等人的秘密组织主张“全力”推翻希特勒，但在关键的行动方面，将军们缺乏团结，自塞克特时代以来，军队就再也无法做到同仇敌忾了。他们缺乏能够采取行动接管政权的政治领袖，叛乱自始至终就没有得到过真正实施。此外，希特勒从一开始就在国防军领导人中“打楔子”，分裂军队领导群体，让他们群龙无首。每一个指挥官都只能依靠自己的筹谋；再也不能指望军队采取统筹一致的政治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