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要做成一件事困难和挫折重重，我却满心期待

前线战场的生活的确很艰苦，但回到后方并不代表就能好好享受一番，往往人与人之间的权力的斗争更加让人疲惫，而且更加危险。我奉劝人们一句，踏实地经营自己的事业，不要牵扯过多的人际斗争，这只会让人无比烦恼。

从边境回到费城后，我从朋友那里得知，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代表土地业主利益的州政府和代表人民利益的州议会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一方面远在英国的土地业主们拒绝掏钱支援城防以及公共设施建设，他们认为那不是自己应尽的义务；而另一方面，人民对业主的抱怨越来越多，认为他们是吸血鬼，连在殖民地安全这样的大事上都不愿意出半点力。双方互相激烈地争辩着，没有任何一方愿意让步。

没过多久，原先的州长辞职，英国的业主们又派了一位州长过来。这位新州长到达费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我，把一个我曾经在伦敦获得的金质奖章，在招待会上当面交给我。招待会结束后，这位新州长单独找到我，称业主们对自己的殖民地十分关心，并不是想象中那样冷漠的。他希望我能够帮助业主们说些好话，让议会放弃对业主不交税权利的反对，这样不但能让双方都愉快，我也能获得丰厚的报答。

这样的建议，我十分坚决地回绝了，我回复说：“我的经济状况十分好，这一切都是依靠我自己的努力以及当地人的支持，所以我不需要业主的好处；另外，作为一名议员，我也不好接受业主的恩惠，这样只能让我背负受贿的罪名。我和业主之间没有任何的恩怨，如果业主希望实施什么对费城有利的政策，我会在报纸上第一版面上免费刊登这些政策，并且自费到处宣传。可问题是，业主目前提出的措施，只是满足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一点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费城公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

事实上，我在民众和业主的斗争中，我始终都站在广大民众的一方，作为民意的代表，我不遗余力地为民众做宣传、书写反对业主的抗议书。虽然我和州长的政见不合，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我和他的关系，我们的私人关系一直很好，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吵。在他看来，我们不过是各为其主，并没有什么私人恩怨，有时候，州长还会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一起商讨政治上的问题。

也许是为了平息内部矛盾，新州长上任后，很快向周围的印第安人部落开战，并以重金悬赏印第安人的头皮或者俘虏，不论是妇女还是儿童。这样的行为让大多数议员反对，并以退出州议会相要挟，这样一来州议会成员重新洗牌，许多基层的人得以进入州议会，这让州议会和业主的较量更加激烈。我记得那是我快过51岁生日的时候，印第安人袭击了我曾担任过总指挥的边境地区，不但杀死了当地的守军，还摧毁了我辛苦建造的防御工事。宾夕法尼亚州危在旦夕。

边境危机爆发后，州长要求州议会从民众缴纳的税金中拿出12万英镑用于军务，但州议会最后只提供了10万。这件事激怒了州长，声言要把议案拿到英国让国王评判，而州议会认为业主根本无视人民的利益，因此全体通过了一个决议，派遣使者前往英国向国王控告这些业主，我被选为出使英国代表。

1757年4月4号，我和儿子登上了前往伦敦的邮轮，向英王阐述议会的诉求。经过漫长的航行，其间还遭到敌船的攻击，最终在7月份我们抵达了伦敦。经过了一番休整，我决定先去拜访一些英国的大臣，了解一下英国的局势。

第一个愿意接见我的是枢密院议长，不过，这次谈话的过程很不愉快，特别是在修改殖民地立法、废除英国业主免税权利的问题上，我们进行了激烈的争吵。枢密院议长说殖民地的法律都是由英国的法官起草，然后经过枢密院的审核，最后由国王签署的，所以这些法律是国法，不可以随便更改或者否决的，其中就包括业主不需要缴税的权利。

但我认为，殖民地的法律应该由议会制定，然后经过讨论，最后由国王签署后才生效。虽然不可以随意废除或更改，但是如果法律损害了民众的利益，作为人民利益代表的议会就有权力修改法律条文。

最后我们两人不欢而散，看到枢密院议长和英国业主们如出一辙的态度，我意识到，这次的“控告之旅”不容乐观。

8月份，我与那些英国的宾夕法尼亚州业主代表举行会谈，在会议上我提出了州议会的申诉要点，并以书面的形式交给了他们。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业主们根本就无视我的存在，更不可能给予我任何答复。而在等待的时间里，我意外地病倒了。

我一直认为我的身体很好，自从年轻时候得胸膜炎差点要了我的命之后，我就再没有生过什么大病。但在伦敦我却病得很严重，一病就是8个星期，还好，我的儿子在旁边照顾，而且还有一位负责的医生，所以我的身体并无大碍。这期间，我见了许多来访者，有些是合作伙伴，有些是以前的朋友，有些是科学研究上的挚友，我和他们聊了许多美洲的情况，并描述了业主们不负责的态度。病好之后，业主们的回复还是没有给我，但我并不焦急，因为在英国科学研究成为了我打发时间的重要事情。

在等待答复的期间，我尽可能地争取一切机会，为宾夕法尼亚州人民的利益努力。除了向每一位有影响力的人谈论此事，让更多人知道业主的行径，之外，我还写了本书，把宾夕法尼亚州人民与业主斗争的来龙去脉讲了出来。

1760年，我和业主的较量终于到了白热化程度，因为宾夕法尼亚州议会通过了发行10万英镑纸币和业主也需要缴税的议案，而被业主们认为这是“践踏皇室特权，藐视国王和法律的行径”。为此，业主们将此事报告给英国国会，要求和作为宾州议会代表的我对簿公堂。业主们认为，缴税的议案如果通过，他们会因为不堪重负而破产。但我则认为，这只是一种正常的合理纳税，任何人缴税都是相同的，政府不会因为他们是业主而对他们大肆征税。

最后，经过激烈的争论，业主和我双方各退了一步，同意签署一份协约，以保证双方的权利。这场争斗中我所做的让步是微不足道的，而业主们也知道了不能一味地盘剥殖民地人民，有时候妥协会更好。至此，业主缴税的问题得以解决。

完成任务后，我和儿子离开了伦敦，前往欧洲各处旅游，我们去了意大利和德国，还有我一直向往的文化发源地——雅典。旅游回来后，我们准备回到费城，可当我再次回伦敦准备告别的时候，却接到了一个消息，我被任命为宾夕法尼亚州的代言人，暂时不能回到费城了。尽管不能回去让我有些沮丧，我很想吃妻子做的牛排，但身处伦敦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帮助宾州人民取得他们应有的利益。所以我也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个任命。

我之后又在伦敦生活了两年，两年间我走遍了英国的每个角落，拜访了许多科学家和政治家，并且结交了许多朋友，这对我将来的工作大有益处。另外，我的儿子威廉还给我带回来一个孙子，尽管这个孙子的母亲我都不知道是谁，但我还是接受了这个孩子，因为他是如此可爱。

1762年，我决定回到费城，那里有我朝思暮想的妻子，还有我挚爱的费城人民。我的儿子威廉并没有跟随我回去，他被英国政府任命为新泽西州的州长，这项任命主要是为了讨好我，希望能让我改变自己的立场。可他们太小看我的决心了，我的内心如此坚定，是任何事情都无法改变的，哪怕是我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