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不断吸纳投资人，加快合伙公司的扩张
虽然收购美国国民火灾保险公司股票的行动使巴菲特为公司赚到了第一笔钱，并且数量还相当可观。但是，这些资金用以维持公司的进一步发展还是远远不够。再加上公司成立不久，这个初涉股市的年轻人不仅没有辉煌的投资业绩供以宣传，而且还希望自己能够掌握对未来客户资金的绝对控制（即他的客户要像公司的其他合伙人那样，只负责把钱交给他，而不过问具体的投资事宜），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争取更多的投资者以便吸收更多的运营资金，便成了巴菲特让公司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然而，上帝似乎对这位有着卓越才华的年轻人也有着深深的偏爱。当巴菲特的公司遇到了资金方面的发展瓶颈之时，他毫不吝啬地向巴菲特伸出了援助之手。这个神圣使命的第一位执行者就是格雷厄姆的朋友、佛蒙特州诺威奇大学的校长、物理学教授荷马·道奇。
在1956年一个美好的夏日，荷马·道奇在驾车旅行回来之后，便前往了巴菲特所在的奥马哈，并直接来到了在他的耳闻中具有强烈传奇色彩的年轻人的家。
听到敲门声后，巴菲特只穿着袜子就打开了自己的家门。看到道奇，巴菲特非常惊讶，然后非常谦逊地邀请道奇进来随便聊聊。
进屋后，道奇直接将自己带来的12万美元递到了巴菲特的手中，言简意赅地说：“我想让你来管理我的钱。”这时候，巴菲特向他说明自己在和家人经营一个合伙公司。“那好吧，我也想和你搞一个合伙公司。”
就这样，巴菲特和荷马·道奇以及道奇的妻子、儿孙们一起开办了一个合伙公司，而道奇成为了巴菲特的合伙公司成立以来第一个圈外的合伙人。后来，他一直在巴菲特的合伙公司里为自己的家庭投资。到1983年道奇去世的时候，他投资的金额已经累计到了几千万美元。
对于巴菲特来说，1957年的夏天同1956年的夏天一样，有着令自己印象很深的回忆。那年夏天的一天，巴菲特正待在自己所住的屋子里，突然接到一个名叫埃德温·戴维斯的泌尿科医生的电话。在这之前，两个人素未谋面，埃德温·戴维斯是通过自己的病人阿瑟·威森伯了解到：巴菲特在寻找资金。戴维斯听说后，很想见见这个年轻人。
在这之后的一个星期天，巴菲特如约来到了戴维斯的家。当巴菲特按响戴维斯医生家的门铃之后，戴维斯医生打开了门。巴菲特果然给了戴维斯医生一个震惊：他的领口随意地敞开着，外套显得非常肥大，梳着一头过于稚嫩的短发。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只有18岁的小男孩，而且说话的速度出奇快。
当巴菲特用惊人的语速向戴维斯一家作出“用格雷厄姆的原则来投资”的保证，并提出相关的合作条款之后，相信假如戴维斯没有莫大的勇气和惊人的预见力，那么很难将自己的钱放心地交到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手中。
多年以后，巴菲特对当年的场景依然记忆犹新：当时，戴维斯医生的妻子多梦西饶有兴趣地向巴菲特提问：“我听说你在赚钱方面很有一套，可以讲讲吗？”然后他们就投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讨论，而戴维斯医生却在一边沉默不语，似乎对他们的谈话漫不经心。
但是，令巴菲特意想不到的是，戴维斯医生突然站起来宣布：“我们给你10万美元！”戴维斯医生的决定对于巴菲特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他和戴维斯签约，就意味着他进一步摆脱了只为自己的亲朋好友进行投资的局限，又向着职业投资者的行列迈进了一步。
巴菲特和戴维斯夫妇约定：当投资获利之后，戴维斯可以先从最终利润中抽出不高于全部的4%。在余下的利润中，75%归戴维斯，25%归巴菲特。
在这之后，通过莫耐恩认识巴菲特的理查德和玛里琳·霍兰夫妇以及早期在奥马哈大学选修巴菲特投资课程的退休产科医师奥尔森夫妇都将自己的资金交给巴菲特打理。霍兰夫妇从来没有透露自己拥有的具体资产数目，但是霍兰慈善基金会的纳税申报单中的金额每年都会高达2610万美元左右，而这些基金的90%都来源于霍兰夫妇从巴菲特那里购得的投资股票。这些丰厚的利润，一直让夫妇二人备感自豪。至于奥尔森夫妇，他们自始至终都一致认为，假如要投资股票，那么巴菲特就是唯一的候选人。
巴菲特之所以能够吸引如此众多的投资者，是因为他曾经向投资者们作出承诺：每一个投资者每年都可以收回总投资的6%，并且还可以享受自己投资所收获的总利润中的75%，他自己则收取余下的25%作为管理资金的报酬。
为了感谢投资者对自己的信任，巴菲特每年都要在自己的家中举办一次宴会。他会邀请所有的合伙人参加。这时候，巴菲特还会向客户介绍在过去的一年中自己如何用他们的钱进行投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把钱交给巴菲特管理，比如巴菲特的邻居奇欧。这个有着五个孩子，每天都出门上班的公司高级主管对成天待在家里的巴菲特很不信任。
有一天，巴菲特上门拜访他的这位邻居。巴菲特首先拐弯抹角地和邻居谈起如何教育孩子的问题，看对方没有什么反应后便直奔主题。巴菲特告诉奇欧，如果他愿意向自己投入5000美元，那么自己则可以让他获得丰厚的回报。但是犹豫了好久，奇欧都不敢相信这个自己缺少资金，而且经常待在家里的年轻人会给他带来丰厚的回报。所以，他最终拒绝了巴菲特。
若干年后，当巴菲特取得巨大成功的时候，奇欧为他的错误选择追悔不已：“如果我当时听从他的建议，说不定最初的一点点钱到现在已经让我有实力拥有一所大学了。”
不管怎么说，当年还是有很多亲友又陆续加入到了巴菲特的投资行列当中来。到年末的时候，巴菲特控制的资本已经高达50万美元，而他最终也没有令这些信任他的人失望。在那一年，国内的道·琼斯指数下跌了8%。在大多数股民蒙受损失的情况下，巴菲特的投资组合仍获得了高达10%的赢利，这令越来越多的人更加放心地把钱交给他投资了。
然而，正当巴菲特的事业逐渐走向正轨的时候，四岁的小苏珊患上了一种十分可怕的臆想症。她总是出现一种幻觉：一个戴着眼镜的人悄悄地潜入了他们的家。小苏珊把这个臆想出来的影像称做“眼镜人”。在每天晚上临睡觉的时候，小苏珊都会抱着父亲的胳膊摇晃，让父亲从阳台到她的房间统统认真地检查一遍，防止“眼镜人”偷偷地躲在什么地方。直到巴菲特装作认真的样子把阳台和女儿的房间检查一遍之后，女儿才能够安心地睡去。
孩子的病情让夫妇二人非常担忧和心疼，同时还有一些莫名的愧疚和自责，最后巴菲特夫妇决定在法拉姆大街买下一套宽敞的五居室房子。在全家人搬入新居之前，沃伦抱着女儿向屋里看了最后一眼，他慈爱地对自己的女儿说：“好了，以后‘眼镜人’就留在这里啦，我们和他说再见吧！”
巴菲特的新家是一幢有着褐色装饰的水泥建筑，它建成于20世纪20年代，临近当地一条十分繁华的街道，并被掩映在一片树丛当中，所处的环境就像是一幅优美的郊外风景图。但是，巴菲特似乎并没有将精力投入到对周围环境过多的关注中。其实，真正能引起他注意的，也只有买房子的花费——31500美元。
在巴菲特一家人刚刚迁入新居后不久，他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时的同事汤姆·克纳普就飞到奥马哈来了，他们一起开车专程去听格雷厄姆的演讲。在路上，汤姆无意间提到，美国邮政正在采取政策将4分面值的总集印花退出流通领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巴菲特在投资方面的聪明才智再一次被发挥出来。巴菲特认为这绝对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因此两个人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每经过一个邮局就会在它的门前停下来，把这些将要变成珍稀之物的总集印花买下。最后，他们买了价值12000美元的印花作为投资。
很早的时候，巴菲特就明白：自己身上肩负着一种使命，那就是使他的钱大幅度、稳定地增加。但这并不能证明巴菲特天生是一个守财奴，也不能证明巴菲特对金钱充满了贪婪的欲望。事实上，他对自己的物质生活几乎没什么要求，他衣着随便，鞋子磨损得相当厉害，外套和领带很难搭配在一起。而且，巴菲特在食物方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在外边，他和很多人一样，喜欢到麦当劳排队买薯条和汉堡。他的生活准则就是：简单、传统和节俭。因此，他只是把赚钱看成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而并不是迷恋金钱。
为了履行自己的使命，巴菲特远离了纽约这座繁华的城市，在故乡奥马哈低调又执著地经营着自己的合伙公司。在公司开始经营的时候，道·琼斯指数达到了200点左右。巴菲特的父亲霍华德认为，如此之高的数值显然不正常，因此他建议儿子不要在这种不稳定的时机进入市场。
这位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前辈的建议当然不是无稽之谈，但是巴菲特在那个时候已经掌握了更为先进的投资理论。这个年轻人从开始就没有打算购买热门股，而是从长远出发，根据股票的实际价值和发行这些股票的公司的增长潜力来决定购买股票，从来不受市场和所谓的股评家的观点左右。
巴菲特有时候把自己埋在资料堆里进行缜密的研究，有时候到他感兴趣的上市公司进行实地调查，一旦发现有升值潜力的股票，他就会立刻把其买进来，安心地等待其价格攀升。这个从导师格雷厄姆那里收获的“点金术”在每一次的投资实践中屡试不爽，为公司积累了丰厚的利润。
在合伙公司成立的第二年，即1957年，公司的赢利达到了31615.97美元，增长率为10.4%，虽然与巴菲特后来创造的奇迹相比，这两个数字似乎有点普通，但是如果你了解当时的市场背景，你就会忍不住赞叹巴菲特的伟大——1957年的道·琼斯工业指数暴跌了8.4%！而在1958年的时候，公司的赢利已经上升到41%，比在39%的道·琼斯指数情况下的获利还要略高一些；到1959年的时候，合伙公司的资产已经由成立初期的10万美元增长到了40万美元。
公司的快速发展吸引了更多的奥马哈人向巴菲特靠拢，一些慕名而来的人常常聚集到巴菲特常去的罗斯牛排店吃西餐，以便有机会听到这位神奇的人物讲解股票投资。
其实，如果从巴菲特的外表来看，不熟悉他的人不会将任何与“荣耀”相关的词加在他的身上。因为他看起来像是一个不修边幅的教授——头发永远是乱糟糟的，衣服上总是带着褶皱，领带总是非常短，而且与外套的颜色极不匹配。假如他穿西服，也是十分传统的样式。到了周末的时候，他会随便套上一件非常不合身的海军蓝的T恤衫走来走去，上面还写着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标识语。他从来不会将自己的头发用电吹风吹干，并且似乎也没有用梳子认真地梳过头发。
他的脸色有点苍白，两只手柔软得像奶油一样。除了被人们误认为是教授，第一次见他的人还会把他错认为银行家、职员、会计师，或者百货超市里的一个极其普通的员工。总之，人们绝对不会把他与“富翁”这个词联系起来。他的朋友曾经这样评价他：“如果他和别人一起走进来，除非他的头上有着五彩缤纷的光环，否则人们绝对不会想到迎面走来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巴菲特。”
巴菲特在生活上十分不讲究，有时候苏珊实在无法容忍他每天都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衣服晃来晃去，就会在和女儿逛商场的时候专门为他添置两件衣服。一次，苏珊给他买了两件运动夹克，但是当苏珊和女儿把衣服拿给他的时候，他却用非常严肃的语气说：“我已经有一件蓝色的运动夹克和一件驼绒的运动夹克了，把这些退掉吧！”听着他不容置疑的语气，苏珊和女儿不得不重新跑回商场，将辛辛苦苦买来的衣服退掉。他的女儿回忆起这件事来曾经补充道：“如果他的衣服没有穿到破旧的程度，就别指望他会从身上换下来。”
巴菲特本人很少接受电视台的采访，他宁愿待在家里。当然，这个时候不要指望他去侍奉院子中的花花草草，因为他会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读书和学习上。有人说他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但是他却非常喜欢和自己的朋友们聚在一起。更加有趣的是，他经常能够一个人在众多的朋友面前大谈特谈，滔滔不绝地讲话，并控制所有的谈话主题。
这个其貌不扬的人每次谈话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当他开始说话的时候，周围的人无论在做什么工作，都会情不自禁把它放下，全神贯注地聆听他讲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有时候，巴菲特会给人一种威严和极具个性的感觉，这绝对是他身上特有的睿智的自然流露。因为巴菲特很少做出一副威严的样子，而总是表现得十分平和、谦逊。虽然他明白人们已经或把他神化了，所有的人都把他当做一个民间英雄来看待，但是他从来没有为此骄傲。他曾经低调而有些自嘲地说：“其实我也留意自己的一举一动，我并没有发现自己的哪些方面能够给其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巴菲特的谈话风格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他用自己特有的谦逊、幽默和随和将高深的股票投资道理通过通俗的语言解释得十分详细。为了吸引更多的资金，巴菲特也会通过恩师格雷厄姆的人际关系去纽约寻找投资人。有时候他会将纳税申报单带在身上，每当这个时候他会拿着申报单**纽约的那些有钱人：“难道你们不想也缴纳这么多的税吗？”
时光飞逝，巴菲特合伙公司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一些早期的合伙人不断增加投资，而同时也有新的合伙人不断地加入到董事会当中来。在1962年，巴菲特将十个合伙公司合并成了一家新公司，于是巴菲特合伙人有限公司诞生了。
这个时候，巴菲特原来设在阳台上的狭小的办公室显然已经不能用了，于是他把公司迁到了位于威特广场法纳姆大街的基威特大厦810号。更加令人兴奋的是，公司终于有了第一个雇员——比尔·斯科特。直到1993年退休前，比尔·斯科特仍然经营管理着巴菲特后来收购的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业务。一直到现在，他仍然持有伯克希尔公司的股份。
1963年，巴菲特开始研究一只新的股票——美国捷运公司股票。
从当时的情形来看，这家公司绝对是一家比较时尚的公司。当时的美国已经走进了太空时代，所有美国人的头脑中都充满了对未来科技前景的美好想象。所以，在当时美国捷运公司十分恰当地代表着现代生活的成就。于是越来越多的旅行支票成为了一种通行证，而美国捷运公司的成千上万的票据在市场上流通。实际上，美国捷运公司没有任何的硬件资产，公司内最具有价值的东西也只是它的名字。
1963年，持有美国捷运卡的公众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000万，这个现象曾被《时代周刊》用来证明“无现金的社会”已经到来。这引起了巴菲特对这家公司的关注。他认为，在这个公司中隐藏着一个巨大的价值，那就是“美国捷运公司”这个名字的特许权价值。当时这家公司已经占据了全国旅行者支票市场份额的80%，其地位已经不容动摇。
1963年11月，美国捷运公司在一场看似平凡的交易中遇到了意外——在这场交易中，公司受到了欺诈，蒙受损失。该公司的总裁不愿意辜负美国人民对公司的信任，便毅然决定偿还所有的债务。消息传出后，捷运公司的股票价格一路狂跌。
但是，独具慧眼的巴菲特却认为，像美国捷运公司这种优秀的企业，在遇到巨大的危机时，一定具备渡过难关的能力，而危机发生的时期恰恰就是对其进行投资的最佳时机。因为巴菲特坚信美国捷运公司有着雄厚的实力，所以他对这家公司的兴趣更加浓厚了。
通过认真调查，巴菲特了解到，捷运公司之所以能够成长为一个优秀的企业，是因为它有庞大的浮存金。
巴菲特明白，浮存金相当于低利贷款，它具有相当高的价值。接下来巴菲特进行了更为谨慎的调查，他甚至会站在商店的收款机后面偷偷地观察，人们是不是还在用美国捷运旅行支票以及该公司的卡。
除此之外，巴菲特还走访了奥马哈这个城市的很多场所：他拜访了卖捷运汇票的超市和药店，走访了旅行社、银行，甚至连牛排屋他都没有遗漏。令巴菲特兴奋的是，捷运支票仍然被当成做生意的工具，而且依然是畅通无阻的。但是在负面消息的影响下，捷运公司的实际价值被严重低估了。当时，捷运公司的股票价格已经从最初的每股60美元下跌到了每股35美元。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只股票仍然面临着一路狂跌的命运。
于是，巴菲特找到了捷运公司的总裁，坦率地向他提出了愿意花费自己资产的四分之一来购买捷运公司股票的意愿。
听到巴菲特的决定，总裁非常疑惑地问他作出这项决策的原因：“难道你不怕自己的声誉和财富毁于一旦吗？”
“不，我相信不会有任何东西能够动摇贵公司的地位。是您的勇气和贵公司的产品给了我信心！”听了巴菲特的话，总裁克拉克非常激动。他感激地握住了巴菲特的手，说：“在这种危机时刻，任何想买进捷运公司股票的人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接下来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了巴菲特的精明之处：美国捷运公司在之后的两年当中，股价翻升了三倍多。而巴菲特持有这只股票长达四年之久，它的价格从每股35美元上涨到189美元。
巴菲特合伙人有限公司快速稳定的发展不仅给每一个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收益，而且也得到了外界的赞赏和肯定。1963年11月，尤恩·布拉德斯特里特在一份报告中对这个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企业予以了充分的认可：“稳定的股票量和良好的运行状况。”除此之外，巴菲特合伙人有限公司在信誉方面还得到了这样的评价：“它的商业行为的目的不是追求普通的商业信用，而是力求维持当地最好信誉的纪录。”
巴菲特合伙人有限公司的资金在飞速地增长，其迅猛的速度甚至连巴菲特本人都有些始料不及：“现在我感觉到，资金的增长令我们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随着赢利的不断扩大，巴菲特被一种古怪的忧虑困扰着。在给同伴的信中，他说出了他真正担心的事情。在巴菲特合伙人公司不断壮大的情况下，他对未来表现出一种担忧，他害怕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企业会变得过于庞大，而过于优越的生活会让他的两个孩子变得娇气，而且他也想不出任何一种符合逻辑的方法能够将这些处理好。
“当然，从目前来看，这还没有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但是，如果继续按照现在的形势发展下去，我担心的情况极有可能发生。我确定我绝对不想给自己的孩子太多的金钱。除非在我退休之后，我有时间检验我的孩子们是否成为人才以后我才会这样做，但是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留给他们多少钱，而且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剩下的资金。这些问题让我伤透了脑筋。”
与他后来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巴菲特当时的积蓄只能算做中等，而且收入也不稳定。如果其他人在这种情况下对自己未挣到的巨额财富表现出如此忧虑，他一定会受到别人无尽的嘲笑；但是对于巴菲特而言，这绝对不是在夸大自己的能力，他确定将来一定非常富有，而且别人对这一点也从未抱有怀疑的态度。巴菲特对于将来的所有忧虑都不是在显示或故意夸耀自己的能力，而是真的担心该如何处理以后的金钱。但对于如何赚钱这个问题来说，他却从来没有苦恼过。
具有戏剧性的是，客观事实令巴菲特不得不每年都要面对同样的担忧，重复相同的话语，并且一直重复了30年。在合伙公司运营期间，其平均年资金回收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上，居高不下。到了1964年年初的时候，巴菲特合伙人有限公司的全部管理资金已经达到1745万美元，其中有239万美元属于巴菲特和苏珊；到了1969年，合伙公司的资产已增长到了1.0443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