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父亲
我从来没想到，刑警队大院居然被贼给闯了。
2015年12月30号那天早上天刚亮，我值完夜班，意外地发现自己停在楼下的自行车不见了。刑警队门口的灯大亮着，铁门半开，我想，也许哪个同事临时有事骑走了。上午例会结束，我问大家：“早上谁借我车了？”同事都觉得搞笑：“难道刑警队还能进小偷，你自己记错了吧？ ”
我们刑警队位于闹市区商业街，这里白天很繁华，但晚上10点之后基本少有行人。天黑以后，刑警队门头灯的亮光斜斜洒在门口四个蓝字“刑事警察”上，很是威严。为了方便报案人夜间进出，刑警队会给大铁门留条一人宽的门缝。院子的监控显示，昨天下午下班时，我的那辆红色的凤凰山地车还在车棚里。画面快进到晚上9点多，一个穿红色冲锋衣的人出现了。这个胖乎乎的男人从门缝里挤了进来，像鸭子一样左摇右晃地走到车棚边。他推起我的自行车，笨拙地挤开铁门，往大街上去了。
看过监控，杨探长说这人他认识，叫牛军。是商业街上“非常有个性”的惯偷。说他有个性，是因为牛军贵的不偷，只偷自行车。不少居民的自行车临时停在超市门口或放在楼下，一转眼就被牛军偷得无影无踪。
就算抓住，自行车也早被牛军换成了钱，买散酒了。一般的自行车只值几百到一千元，抓住也只能按治安拘留处置，最多不过十五日。而受害人只能拿到一张A4纸——牛军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不少分局警察的亲戚朋友都被牛军偷过，派出所甚至有个笑话：要是你被牛军盯上，就只能走着回家了。
有一阵子，牛军偷得太凶，不少群众闹到了派出所，愤怒地指着所长大骂，“警察是干什么吃的？”所长也有苦难言：打又不能打，罚款吧，他又是个穷光蛋。除了治安拘留、批评教育，派出所还能怎么办？所长陪着笑脸，送走受害人们，恨恨地说：“要是以前，对于这种惯偷，偷一辆车劳教一年，偷两辆劳教两年……哪轮得到他嚣张。”
我在电脑上开始查牛军的情况。他有好几十次偷自行车的前科了，最早一次是在2006年。2013年之后，每隔几个月他就会被处理一次。
他偷我们刑警队也不是第一次。有年冬天特别冷，刑警队的值班室空无一人，喝得醉醺醺的牛军从大铁门的门缝挤进来，把挂在墙上的液晶电视偷走了。杨探长气急败坏地找到牛军时，他正在医院放射科的长椅上睡大觉，电视机就放在旁边。没想到这次，他居然还敢来刑警队偷东西。
“那还不抓他！”我脱口而出。大家都像看外星人一样望着我。
杨探长给我这个刚来刑警队的新人解释。牛军家就在矿南村，离我们刑警队仅仅几十米，是煤矿南边的棚户区，是一大片杂乱无章、高高矮矮的平房。由于年久失修，早已划入棚户区改造工程，居民大都搬离了。矿南村如今一片废墟，只剩几家钉子户。
那他住哪儿呢？
“牛军常年喝多了，就躺在医院放射科或太平间的长椅上睡觉，抓他忒容易。”杨探长说。
那是一家破旧的公立医院，也是牛军的“常驻地”。每天医生护士们上上下下地忙，也没人赶他。
但这天，我们没在放射科和太平间找到他。走回刑警队，却遇见几个哥们正押着牛军走到刑警队大门口。
刑警队王队长看完监控就判断牛军可能不在医院，他给附近的线人们打了一圈电话，最后在菜市场后面的露天花坛边抓到了正在睡觉的牛军。
我总算亲眼见到了这个惯偷。牛军穿的红色冲锋衣鼓鼓囊囊的，已经脏得不像样子。他被按着头，背铐着，押进了刑警队大院。刑警队大院门口，早起上班的人脚步匆匆，摆摊的、开店的街坊也忙开了，牛军经常被扭送进公安局，大家见怪不怪，没人围观。
牛军被带进相对封闭的办公室，一股臭气立马弥散开来，大家纷纷掩鼻后退。他一头花白头发乱糟糟的，因为常年酗酒，肚子变大，酒糟鼻子和脸蛋红得特别显眼。他醉醺醺地瘫在办公室长椅上，一副没睡醒的样子，根本没法回答问题。
我们没打算拘留牛军，只想尽快追回车。办案、体检、开车送拘留所，一套流程走下来，花的钱会比我买辆新自行车还贵得多。况且，拘留所对牛军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我们给他准备了几条冷水毛巾擦脸醒酒，牛军稍微清醒了，面对我们四五个表情有些恶狠的刑警，大约知道自己偷得不是地方。他支支吾吾半天，也没说出一个字，伸手从口袋里摸出烟。杨探长一把把烟打落在地，脸色更难看了。
“车被我卖去李村的废品回收站了，200块钱。”牛军终于说出了自行车的下落。
我们把牛军带上队里那辆破普桑，一路开往那家回收站。回收站的老板正在家门口刷牙，听完我们的来意之后，否认昨天收过自行车。
他拿出账本说：“我们这没一家敢不登记就收来历不明的车，那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啊。”
我们几个被牛军给耍了。几个同事都快忍不住满肚子的火，但又硬是把这股气憋到肚子里。
杨探长都被气笑了，“这家伙不仅对物理攻击免疫，还能给我们造成魔法伤害。”
一辆自行车不值多少钱，我自嘲“扶贫”了。天快黑了，我准备放牛军走。牛军临走前说了一句：“等我低保钱下来，保证给警官你赔一辆新车！”
“不赔也没关系，我去找你儿子要，我知道他在哪上学。”杨探长开玩笑似地说。
牛军浑身一抖，突然变得非常激动，“那不行！警官，你相信我！我指定赔！”
我看过牛军之前的讯问录像，他有些特别——交代作案时他说话有气无力，可一旦民警提到“你卖车的钱是不是转给你儿子了？”他的态度就会立马变得激动。他不断强调：“我给儿子的钱全是自己的低保，全是干净钱！”
后来，我遇到牛军所在社区的分管民警老张才知道，十几年前牛军是我们辖区里的菜老板，垄断了全区的生鲜蔬菜交易市场，名下还有好几辆跑运输的大货车。
知道牛军故事的人并不多，和他认识了20年的民警老张算一个。“他压根就没有老板的架子，”老张说，“当时我夜里去货场出警，几乎每次都能看到牛军。他穿得脏兮兮的，和工人一起忙上忙下。”老张直叹气，说造化弄人。2000年，牛军妻子突然失踪，他停下生意，登上南下的火车找妻子。离开本地，牛军就杳无音讯。一年后他回来，再也不是菜老板，而几乎和乞丐一样了。
“老天夺走你一样东西，往往也会赐给你别的。”民警老张突然冒出这句话。
他指的是牛军的儿子牛小柏。牛小柏十分争气，他从上学以来，成绩就非常优秀。2015年中考，他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进了市一中，并获得了全额奖学金。
“从那之后，牛军开始出入银行。”每个月五百来块的低保，他有一部分寄给了儿子。
“这爷俩挺不容易，他们相依为命这么多年.....”我感慨。
“不，牛小柏挺恨他爸的。”老张马上否认了我的想法。
牛小柏从小就是个“穿百家衣、吃百家饭”的孩子。他先靠爷爷奶奶照顾，之后又靠四邻接济，领学校补助，才能坚持上学。这孩子瘦弱，常年就穿一套穿洗得发白的校服。他和父亲长得很像，父子俩却常年不说话，也不见面。牛小柏和爷爷奶奶一起住的时候，每天上学都绕着父亲常出现的街区走。他知道，父亲不是在喝酒，就是醉倒在医院的长椅上。
牛小柏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和同学们就都知道他有个酒鬼父亲了。老师心疼他，对他照顾；可同学们还小，不懂事，总有出口伤人的事，牛小柏在学校的人际关系差极了。牛小柏没有办法，因为父亲还是供他念书的。
牛军偷车这件事，民警老张一直都瞒着他儿子，他尽可能地去找牛军七八十岁的老娘签拘留通知书。
可零几年的时候，这件事还是没兜住。其他办案单位抓住了偷盗的牛军，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刑事案件规定，传唤、传唤地址和拘留必须通知家属，他们担心老人年纪大，容易出事，就只能把案情和前科统统告知了直系亲属牛小柏。从这以后，这对父子决裂了。
牛军家每隔十天半个月，就会收到拘留通知书。一开始民警找牛小柏签字，孩子总是婉拒，到后来他干脆连电话都不接了。
老张还记得，2014年他和牛小柏见面时候的情景。当时，老张打算把孩子带回办公室，安慰他几句，等孩子情绪好点，把拘留的字签了，再送他回学校。可牛小柏进了派出所，就不说话了。他揪着自己衣角，盯着老张，眼里全是不信任和距离感，眼神就像一个嫌疑人在挑衅一般。
“像浑身有刺一样，”老张感叹说，“哪里像个十多岁的孩子该有的样子？”
他只能把准备好的一番说辞憋回去，牛小柏草草签完字，就走了。
牛小柏初三那年，他对民警老张说：“你别再找我了，我没这个爸。”
老张听了心酸，他知道牛军患有严重的酒精成瘾症，一度想把牛军送去精神病医院。可长期住院花费不菲，就是政府救助资金也难以承担，他不得不放弃。
牛军的母亲是我们这里的老菜农，她在市场卖了几十年的蔬菜。牛军自打记事起，就在菜场里做帮手。1998年，19岁的牛军结婚了。说起牛军的婚姻，老张用 “赌气”两个字概括了。
牛军的老婆在婚前就有一个自由恋爱的对象，对方是个不折不扣的混混，被派出所处理过很多次。女方劝诫多次无果，家里又极度反对，于是她心一横，赌气嫁给了老实巴交卖菜的牛军。
牛军向往着美好的生活，他想赌一把。老婆怀孕后，他拿着家里给的一笔钱，买了两辆破卡车，跑起了运输。他早先一步就察觉到蔬菜大镇的潜力，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他从本地批发大量蔬菜，然后再运到市区卖给菜贩，从中赚取差价。他性格豪爽，人也不错，很快，牛军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2000年初，儿子出生，牛军的小日子也越来越有奔头。可他没想到，后院起火了。那年春节是赚钱的黄金时期，牛军一心扑在生意上。春节一过，下起了大雪，他破例在家休息。那天，妻子起得特别早，说要去买早饭。她推着门口的自行车出门，就一直没再回来。
牛军找不到人，只好报警。警情是老张接的。老张还记得牛军当时说不清妻子失踪的原因，他表示很难查。可看着心急如焚的牛军和他嗷嗷待哺的儿子，老张不忍心，就开始托私人关系找。最后，他铁路系统的战友查出牛军的妻子去了浙江某地。
牛军去问岳父母。岳父母本来想隐瞒真相，但看着牛军和孩子太可怜，才说出了实情。牛军妻子的前男友跑去南方“混社会”混出了点名堂，婚后，他们一直还保持着联系。牛军忙于生意，冷落了家庭，他根本没注意到，哪怕是怀了孕，妻子也打定主意要离开——生下孩子给老人带，之后就和情人私奔。牛军的妻子追求幸福去了。她换掉所有的联系方式，给父母报平安之后，就再没联系过其他人。
“牛军知道了这个消息，像灵魂出窍，整个人简直都傻了”老张说。
牛军决心南下去寻妻，“孩子还小，不能没有妈。”
“他对生意也不那么上心了，经常后悔自己过去没有照顾好家庭。”老张说，“当时我劝过他，没用。这人认死理，非要去找老婆问清楚。你说他好不容易发了财，儿子还小，从头开始不好吗？”
牛军年轻气盛，可理性的老张为他考虑了很多。2000年初，南方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势力已经有一定规模，那个劣迹斑斑的男人在那里混得不错，不是好惹的。老张劝了好几次，依然没效果，只能随他去了。
牛军卖了大货车就去了浙江，他在市场中的位置很快就被人填补了。当年牛军手下的小司机，运用牛军的思路继续经营，经过多年奋斗，如今包下了货场，龙门吊、集装箱一应俱全，蔬果冷链生意甚至做到了海外。
一年后的夏天，老张才再次见到牛军。他从浙江回来之后，大多时间处于失语状态，傻愣愣的。两只眼睛没有神采，裤子口袋里鼓鼓的，装着个矿泉水瓶子，打开一闻，里面是白酒。他开始经常醉倒在路边或者别人的家门口。老张想问他话也非常困难。由于长期酗酒，牛军的语言能力好像有些受损，很难再说出一句完整的话了。
只有在牛军喝得大醉时，老张才得知了一些信息。一年前，牛军去浙江几经打听，他才找到妻子和情人的家，是一幢别墅。那个男人在当地势力很大，牛军人生地不熟，突然出现，被拒之门外。他在别墅下徘徊了好几天，仍然没换回妻子的回心转意。一天晚上，牛军给自己灌了好几瓶酒，到别墅门前高声叫骂。过了一会儿大门开了，牛军被“请”进了屋。之后来发生了什么，牛军死活都不说了。
有在浙江做生意的同乡说，牛军被人叫进去一顿毒打；也有人说，牛军被虐待得受不了刺激变成神经病；更有人说，牛军被那个男人从别墅楼上丢下来，摔成了傻子。真相已经无法知道了，我们只知道牛军是一路乞讨回家的，身上都是大大小小的陈旧性外伤。
医生诊断说牛军是重度酒精依赖。他不喝酒时，就喊头疼。
老张想帮牛军，可牛军既不说事也不报案。老张没办法，只能帮他办理了低保，还号召辖区的居民帮衬他。一开始，街坊邻居都同情牛军，纷纷去他母亲的菜摊买菜。可2002年，牛军开始偷自行车被治安拘留，大家对他就只有嫌恶了。
“他说自己喝多了，看见路边停着一辆自行车，没上锁，就推走了。喝多了，卖给谁，脑子里也没印象了。”老张说。
从那以后，牛军就经常因为偷自行车被逮。2002年底，因为盗窃前科太多，牛军还被劳教。
牛军每天就是喝酒，在医院放射科长椅上睡觉，如果放射科人多，就会去太平间外的长椅上。医院太平间很小，是个独立的小平房，外面一条长椅，周围是郁郁葱葱的花园，是个很隐蔽的地方，牛军就在这里昏昏沉沉地待着。偶尔有人和牛军说话，让他走，牛军也不吱声，眼皮都不抬一下。
老张说，牛军比其他小偷好多了，“很多没良心的小偷专门盗窃病人的救命钱，而牛军一次都没干过。”但他觉得，牛军还不如去劳教，“那儿没有酒喝，还能干点活，比他醉生梦死强太多了。”
牛军从公园长椅睡到医院放射科，再到太平间的长椅上，他和正常人的生活之间唯一的维系就是牛小柏。
到了2013年，牛军又进入了偷车、拘留、再偷车的死循环中。在牛军进出拘留所的这些年里，牛小柏也在逐渐长大。他和父亲活成了截然相反的样子。
他考上了市一中，成了大家口中“别人家的孩子”。高中班主任李老师还记得第一次见到牛小柏时的情景，牛小柏还穿着初中的校服，说起这些，李老师一直叹气。他的初中班主任主动找到她叮嘱：“牛小柏是个好苗子，因为家庭的原因，这孩子过得太苦了，拜托千万要照顾好。”
李老师对牛小柏视若己出。她自己的孩子住校，一周才回家一次，她就把牛小柏接回家，和她的家人吃住在一起。牛小柏知道，自己回报老师最好的方法就是搞好学习。他非常努力，成绩常年保持年级第一，从来没让老师失望过。
李老师说：“牛小柏不喜欢别人提父亲，我偶尔提起来，他的脸色马上会变得不自然。”
“李老师，我真想你是我妈妈。”牛小柏曾经对老师说。
2017年夏天的一个早上，我去菜市场买菜。拎着菜往家走，我看见牛军在路边推着一辆翠绿色的自行车，慢吞吞地走着。
他一看就是喝多了，昏昏沉沉，左摇右晃的。那辆自行车，我几乎马上就认定是他刚偷的。我把菜放在一家熟识的早点铺前，想看看牛军去哪儿销赃。我不紧不慢地跟着他，牛军却根本不管沿路密密麻麻的摄像头，也没注意到在不远处窥视的我。
在这条路上有一所小学，正是早上七点多钟，来来往往的都是穿得光鲜亮丽的家长。牛军太显眼了，只有他像个讨饭的。他光着膀子，在太阳底下推着车，慢慢地走着。汗液在他黑乎乎的后背上，划出了一条条的道。走了将近一公里，我才发现，牛军是冲着银行去的。
他把自行车停好，从裤子口袋里摸出一个布包，走进银行。他是要给儿子汇钱。我不忍心立马去抓他，就在路边等。透过银行的玻璃，我看见牛军在等候区坐着。十几分钟后，柜台叫号到他了，牛军起身。
我拨通了老张的电话，五分钟后，老张开着所里的那辆普桑来到银行，正好撞见出门的牛军。牛军抬头看见老张，从口袋里掏出烟——是我们这里最便宜的“东海”，两块钱一包。他点着一根，再递给老张一根，刚把手伸过去，老张咔哒一声就把他给铐上了。
“烂泥扶不上墙！”老张嘀咕一句。
2018年初，我听所长说，“自行车大盗”牛军要判进去了。原因是他盗窃了电瓶车。
“他不是只偷自行车吗？”我问老张。
老张表情有些复杂：“这次，牛军也是为了儿子。”
牛小柏还有几个月就要高考了，牛军想去一中看儿子。由于长期的酒精成瘾造成精神障碍，他的思路和正常人不一样，他不是坐车或者打车去，而是偷了移动公司门前的一辆电瓶车。这个电瓶车主去移动公司办业务，想着一会儿出来，就没锁车，他出来的时候，电瓶车不见了。派出所接到报案，通过监控一看，小偷就是牛军。老张开车一路追，到了一中附近。
牛军晃晃悠悠地骑了十几公里，终于赶上了学校中午放学。老张把车停在马路对面，想等牛军看完儿子再抓他。牛军脏兮兮的，门岗不让他进，他只能在学校门口等。可学生散尽，牛小柏依然没出现。等不到儿子，牛军打算骑车回去。这时，他被老张抓了。
电瓶车估价市值2700元，牛军被刑事拘留。刑事拘留要通知直系亲属的，这次由不得牛小柏不签字了，老张带着《拘留通知书》找到牛小柏的班主任李老师。李老师说：“其实那天小柏知道他爸来了，他坐我的车出的学校。”
那天，牛小柏一眼就在人流中看到牛军，可他不想见父亲，于是回头找班主任李老师，坐上老师的车出了校门。李老师是个胖胖的中年妇女，她说这些的时候，眉头拧成一团。老张把那张《拘留通知书》交给了李老师，请她在合适的时候让牛小柏签了。
2018年6月，牛小柏参加高考，是全市理科状元。在这之前，他的父亲牛军因盗窃被判刑一年六个月。
牛小柏没和李老师商量，提前批次报了军校。负责政审的军官到户籍地调查牛小柏的家庭背景，负责接待的是老张。通常，人口卷宗是一个黄皮封面，里面薄薄的几页纸。而牛军的“履历”却需要用一个文件盒来装。政审的军官看了看牛小柏的高考成绩，又看了看牛军的判决书，说：“可惜了，这么好的一棵苗子。”
牛小柏上军校的梦想破灭了，最后他去了北京一所985大学。
李老师送牛小柏去北京上学，临走前，牛小柏把一张银行卡交给李老师，让她转交给派出所的张警官。里面近一万块钱，牛小柏一分都没动。这都是近两三年来，牛军每个月往里打的钱。
后来，我曾经问过老张，牛军为什么总是偷自行车？
老张说，大约是十多年前他老婆骗他说去买早饭，推车出门，再也没回来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