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的陌生人
2018年5月，检察院的几位同志来到我们派出所进行调查。
我被亲手逮捕的嫌疑人检举了。
他在看守所里指控我刑讯逼供，否认自己犯下的六起案子。然而派出所的人都知道，这人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整整四年的时间里，他游**在医院、学校和居民小区周边，把这片只有五万多人居住的老煤矿区闹得人心惶惶。
我们派出所位于城乡结合部，辖区居民多是下岗和退休工人。煤矿倒闭之后，年轻人出门务工，留守的都是老人和孩子，平时治安状况相当不错。这里都是高矮错落的自建房和老化的基础设施，监控设备覆盖率不高。
一开始，由于受害者年龄太小，又受到惊吓，侦查工作进展艰难。我们始终不清楚他的长相，更无法确定他的身份。唯一能确定的是，他是个秃头的中年男人，是个一直潜伏在我们身边的陌生人。
2018年5月8日下午，我和同事在辖区的一个十字路口驻守。正在冲锋车里聊天时，接警台通知我，绣苑小区7号楼1单元1层有人报警。司机一脚油门，把车开到了小区门口。
我刚下车，就看到一个女人朝我们猛招手。女人有个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叫甜甜。刚刚班主任来电话，说甜甜下午到学校后，一直趴在课桌上哭。下课后老师把她带到办公室私下问，这才知道，甜甜在上学的路上，被一个“爷爷”拉进了小区的楼道里，“爷爷”强迫甜甜摸他。
我安排同事去学校接甜甜，然后到小区里走访调查。
结果不尽人意，案发现场毫无线索，更没有目击证人。我只好前往小区物业调取监控。为了保护甜甜，我告诉物业经理，只是查一桩电瓶车失窃的案子。
监控视频显示，中午1点15分，甜甜走出7号楼，一个秃头中年男人骑着辆红色电瓶车，随着甜甜消失在画面中。
根据小区里的其他监控头，我们得到了更多线索。秃头男人在中午12点30分进入小区的监控范围。他在小区里游**，还坐在草坪上休息了片刻，监控捕捉到了他迎面骑车时的身影，他的脸出现在了物业的监视屏幕上。
这是一个瘦小的中年男人，皮肤黝黑，半个脑袋已经秃了，上身穿一件灰蓝色格子衬衫，塞进下身的黑西裤里。画面清晰度不高，可以大概判断长相，他有一双小眼睛，瘦长脸，大脑门。
小区大门口的保安室距离案发地只有七十多米，中午时天气炎热，晒得人睁不开眼。监控画面里，水泥地甚至在反光。街道空旷，没有人注意到，甜甜流着眼泪在街头奔跑。
根据小区的监控视频，技术处图像侦查大队发现了秃头男人的轨迹。猥亵甜甜那天，男人离开小区时，他的电瓶车上多出一个白色塑钢窗，他沿着纬四路直行，消失在路的尽头。
纬四路很短，前后只有一公里，有两个小卖部，一家摩配行，几个脏摊。路的尽头是一片棚户区，是煤矿和配套的机械厂的家属院，厂子早就倒闭了，棚户区也面临拆迁。这里仿佛是一潭死水，散乱地排列着摇摇欲坠的二层小楼和破败不堪的平房小院。这里很少有偷窃案发生，因为实在没什么值得偷的东西。犯事儿的人也不会躲在这里，如果要抓人，我们都不用破门，低矮的院墙一翻就过去了。
我一年要来这里几趟，主要是处理留守老人的死亡事件。从里面抬出来的，可能是独居酗酒的男人，也可能是慢慢病死的老人。好多时候，尸体放了很久才会被人发现，有一次我去帮忙收尸，发现死者只剩一具白骨了。
棚户区里有一片廉租房小区，里面配备了停放电瓶车的停车房。我绕着回字形的廉租小区兜了两圈，没发现那辆半新的红色电瓶车。我想到男人车上多出来的塑钢窗，找小区内的门窗店询问是否被盗。小区内没有失窃事件，店主说，男人车上的其实是个纱窗，一般装在室内，不值什么钱。
到处都找不到线索，我让一个同事在小区后门借了一套保安服，扮保安守着秃头男人；让另一位同事，骑着所里一辆无人认领的失窃摩托车，穿着油腻的迷彩服，带上一顶黄头盔，假扮摩的司机，去纬四路中段观察。
和同事去附近一家摩配店歇脚时，我顺手把手机上保存的监控截图递给店老板看。
老板的女儿小胖妞刚放学回家，她放下书包，伏在老板宽大的后背上凑热闹，突然叫：“这个爷爷上个月还抱过我呢！”
一个月前，也是中午1点前后，小胖妞去上学，在纬四路上碰到这个“爷爷”。他从左侧搂住了小胖妞的肩膀，环过来的手臂摸向她胸口，“小姑娘，这附近哪里有厕所啊？”
小胖妞一抬头，看见“爷爷”的秃头。她挣扎了一下，没有脱身，左肘用力往后一顶，男人吃痛，放开了。
老板愣了一下，立马就急了：“你咋不跟爸爸说呢！”
案件没有任何进展，却又出现了一个受害人。
向副所长老张汇报时，我把从小区物业调取的监控录像截图贴在白板上。张所看着截图沉思了一会儿，转身离开会议室。回来时，他手里拿着一本黄皮卷宗，边缘已经卷页了，封面上写着《陈静被侵犯隐私案》。
2014年春天，市中医院的女医生陈静来报案。下午2点多，她上厕所时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却说不上来。在用卫生纸时她低了一下头，隔板下方的缝隙里露出了一双小眼睛。
陈静尖叫着提起裤子，与此同时，旁边隔间的门被直接撞开，那人冲出了厕所。张所调了走廊的监控录像，发现一个秃头男人在中午12点进入女厕所，直到2点多才逃命似地飞奔而出。
张所查看了过去30天的监控录像，秃头男人至少在20天里，频繁出没于医院各个楼层的女厕所。很多人反映经常在医院看到他，但没人清楚他是哪个科室的病人。
医院加强了巡逻，女医生、女护士们开始结伴上厕所，来到厕所首先要看一下隔壁有没有陌生人。
那时候监控覆盖率还比较低，张所成了医院保卫科的常客，每天中午他都要抽出两小时蹲守。守了一个月，除了这个男人的秃头和绿豆眼，再没发现其他线索。
张所判断“人‘惊了’，跑这么快，还是撞门跑的，必然是个怂货”。他坚信当年自己没抓住的偷窥者，和猥亵案的嫌疑人是同一个。
张所希望联系小学校长，核实案件的时候顺便让校长找学生们指认。他觉得条件已经比较明显了，现在迟迟抓不到人，需要挖掘新线索。
我担心这样会引起恐慌。辖区里就这么几万人，调查一旦扩大，难免会传出各种风言风语。当年医院女厕所里发现偷窥者以后，医生护士见到张所就问人抓没抓到，张所压力不小。因为气氛紧张，嫌疑人也变得更精了。
更糟糕的一种结果是，嫌疑人可能因为受到刺激，做出更极端的事情。去年就有一个14岁的女孩被人开车带到了山上，两人在争斗的过程中，嫌疑人从猥亵强奸转化为杀人。我们到现场时，车里满是抓痕和鲜血。
张所找了这个秃头男人4年，现在他又现身了。张所拿上监控录像的截图，坐上所里的老帕萨特轿车，准备去学校亲自寻找线索。我赶紧站到车前拦着。
“你想抗命吗！”张所生气了。
“我就是要抗命，我觉得你做得不对！”我和张所在派出所门口吵了起来。
真要拿着截图让学生们指认，那个秃头怂货肯定又会“惊”了。到时候人抓不到，一堆家长跑到派出所来要人，事情就麻烦了。为避免引发恐慌，我认为在锁定嫌疑人身份之前不应该太过高调地调查。
虽然我们早就嘱咐的学校老师，千万别往外泄露猥亵案件的情况，以免打草惊蛇或者引起家长们的过分恐慌。但传言哪里控制得住，原本放学时门口只有几个稀稀拉拉接孩子的家长，在案发后第二天后，学校门口天天水泄不通。
最后我们一致认为在锁定嫌疑人身份之前，不应该太过高调地调查，这样太容易暴露我们的调查行动。
但结果出乎我们意料，更多受害者逐渐被发现。
2017年2月的一个下午，天气尚冷。和甜甜同一个学校的双胞胎姐妹走在上学的路上。一个穿黑色大衣的男人从姐妹身后赶了上来，没走几步，他突然转过身，拦住了姐妹。他解下扣子，敞开大衣，裤子从腰部滑落到了膝盖。姐妹俩被吓坏了，立马往学校跑。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们都没有提起这件事。家长只是突然发现女儿们总缠着大人要求接送。她们现在只记得，男人有个亮光光的脑门。
调查期间，我在民政局碰到了值班的周姐，她是我同事的妻子。周姐见到我就问：“听说你们在找一个变态，能给我认认不？”
我把手机递过去，周姐看了一会儿，摇了摇头，“看着特眼熟。”
回所里没多久，我接到周姐回复：秃头男人也骚扰过她。
2017年11月，下午五点多，天刚擦黑，周姐刚走出区政府大门还没多远。她回家的路线是一条直线，路上没什么人，她一边走一边注视着金黄色的梧桐树叶。前方十来米处，迎面过来一个中年男人，半秃的脑袋，小眼睛，穿一身正装，看上去和周姐一样，像刚下班的公务员。两人错身而过，男人快速伸出右手，在周姐屁股上重重掐了一把。周姐又羞又恼，回头找人的时候，男人已经快步走出老远，周姐眼睁睁地看着他用同样的手段，又骚扰了一个提着菜篮子的女人。
周姐本来想大叫“抓流氓”，但这里离单位很近，她觉得有些不好意思。那个提菜篮子的女人反应很快，刚被骚扰就立刻破口大骂，骂声响彻整条马路。男人撒腿逃跑了。
派出所会议室的白板上，除了监控录像截图，又多了几行字，是嫌疑人的侧写分析信息。
年龄：45～60岁。
穿着：有一定经济条件。
作案时间：多数中午。
神态：骑车摇晃，似饮酒，无业。
电瓶车：活动范围不超过方圆十公里。
活动范围：廉租小区，铁南社区，新建社区，三万人口。
相同年龄段：六千余人。
例会上，四个警组的人坐在一起讨论，不少同事都有儿女，心里憋着气。
有人拿来一张男人的照片，这人住在棚户区，有强奸前科，放出来后又两次嫖娼，但是只有40来岁，太年轻了；一个管户籍的女民警说她家附近有个老头，没事经常说一些下流话，我们看了看身份证照片，又太老了；三警组老黄给我提供了一个有前科的男同性恋的资料，我一看，太扯了，更不符合。
我拿着截图，叫上搭档来办公室，准备用整个下午的时间人工比对犯罪嫌疑人照片。我从警务系统中下载了辖区内符合年龄和性别条件的六千多张照片，准备了几包槟榔。我们仨一人一台电脑，每人比对两千多张。电脑上一页显示二十来张照片，每人要翻看上百个页面。
槟榔嚼了一块又一块，我们汗流浃背地盯着电脑屏幕，眼睛干涩、生疼。
“我操，你们看这人是不？”
“像，真像！”
“你俩瞎啦？这是宋老板！”
我们眼睛疲劳，记忆力也出了问题，觉得这个也像，那个也像了。又坚持看了一个多小时，所长进来了，递给我一张《呈请技术侦查审批表》，“填好了交给市局，那边我打过招呼了，给我们优先做人相比对”。
我叹了口气，开始填表。上一次申请技术侦查还是为一个贩毒案件，等审批的时间太长，一般得一个月。而那个秃头男人，就生活在我们身边，整天骑着红色电瓶车四处游**，随时对路人出手，如果他越来越大胆，可能就不止是猥亵偷窥案了。
傍晚，派出所食堂。这里是我们的“第二案件研讨室”。食堂大师傅煮着面条，倚在操作台边给我们出主意，“这人既然骑电瓶车作案，那活动范围肯定不大，努把力，有戏。”
“侧写后涉及地域多大？”我突然灵光一闪。
“方圆不超过十公里。”
“这个老寡男肯定要吃饭。师傅，你天天买菜去哪个菜市场？”
“这附近就一个菜市场啊。”
第二天早上7点多，我和两个同事穿上便衣，扮成来菜场买菜的人，混入了熙熙攘攘的人群。
菜市场面积不大，长条型，左右两排台子，中间一条过道，除了两端没有其他出口。在这种接近密闭的空间里，最合适的是“二段式”抓捕——两头和中间各留一人，三人可互相观测到位置和距离。一旦目标出现，两头直接堵。
我们仨融入买菜的人群中，通过眼神和微信群交流， 8点差一刻时，我手机响了，“目标，红车，进菜场，衣同监，靠拢。”
同事的意思是：目标从我这边出现，进入了菜市场，推一辆红色电瓶车，衣着和作案那天监控录像中的一样，我们马上从两头靠拢。
那个秃头男人正在蚕豆摊前挑菜，电瓶车停在他身后。一个同事走到摊前，站在他身旁假装要买蚕豆，从侧面确认嫌疑人。确认没错，他朝我点了一下头，用余光观察我和男人之间的距离。到了仅有一臂长时，他把手里的蚕豆一放，抓住了男人的右手，并向后折他的胳膊。几乎同时，我也以同样的动作抓住他的左手。男人轻微抬了一下胳膊，就放弃了反抗。
我掏出警官证。另一个同事拔下红色电瓶车的钥匙，掏出手铐，给他上了背铐。男人浑身瘫软，走路的脚步有些踉跄，被我们架着离开菜市场。
“警察办案！一个扒手而已，都别拍了啊！”菜市场的人流随着我们的前进自动分开。同事骑着男人的红色电瓶车紧随其后。
一进派出所大门，秃头男人就开始哭，口里不停说“给我个机会”。搜过身，进入拘留室，他除了哭，没说过其他话，任由我们把他按在审讯椅上，固定住手脚。
他的身份很快被核实出来。他叫余涛，55岁，离异，国企员工。2015年厂子倒闭，一次性买断工龄后退休，住在纬四路尽头的棚户区。
余涛的厂子是矿业集团旗下的新庄矿，从50年代建矿以来，这里一直是全区最大的工业企业，巅峰时期有多达2万工人，还拥有十多家配套生产企业。随着煤炭资源逐渐枯竭，传统的煤钢产业走向没落，2017年关闭之后，留下一大批下岗工人。破落的厂房只剩断壁残垣，墙皮剥落，像风烛残年的老人。
余涛的生活轨迹很固定。每天早晨起来，他往腋下夹一个皮包，里边装一叠数额不菲的钱，手机塞进皮套别到皮带上，打扮得有模有样，骑红色电瓶车去菜市场买菜。他把菜拎回家，做好饭，再到市二医院照顾90岁的父亲，中午回家喝点儿酒再出门游**。
从监控录像中，我们掌握了他游**的路线。他习惯先到市中医院里转一圈，如果医院里没有“目标”，他再到附近的学校周边转转，最后经过甜甜家的小区。四年来，他总是按着这条路线游**，全长不超过五公里。他偶尔出手骚扰成年女性，甚至猥亵未成年人。
我先问他，以前犯过事吗？《刑诉法》规定，五年内重新犯罪要从重处理，嫌疑人“前科”是我们首先要侦查的。
余涛只说，“以前当领导的时候，犯了点小错误，”就再不开口了。说话的时候，他被审讯椅箍住的双腿在微微抖动。
我们从法院调来资料显示，余涛曾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1990年，27岁的余涛当上了车间副主任。那年，他和妻子刚有了女儿，仅靠他一人工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车间副主任每月要填写生产计划报表，车间按需领取生产零件，多出的零件就放在仓库里落灰，只有偶尔缺件了才会被人想起，并随意提走。余涛曾通过虚报生产计划、私自销售多余的零件，非法获利四千元。他返还了赃款，求领导网开一面，保住了工作，但从干部变成了普通工人。原来手下的工人都不喊他“余主任”了。他适应不了，生活中只剩油腻的车床、车不完的零件、时不时扎到手的金属毛刺，还有工人们的取笑，“领导，你会不会干活啊？”
坐在审讯椅上，余涛连说了几声，“太丢人了”。
妻子对他愈发冷漠，余涛发现自己**了：“我最后的温暖也没了，回家……就好像进来的是一团空气。”
2001年，余涛离婚，女儿跟了妻子，他得到了棚户区的平房。“离婚后我好像一下解放了似的。”余涛说。
余涛交待前科时，同事推门探头进来说：“通知受害人了，准备做辨认笔录吧。”
我斜眼看了看余涛，他低着头，腿抖动的幅度又大了些。他喘了一口粗气，用十分明显的口鼻腔共鸣，突然就是一嗓子：“我造孽啊！你说我这人，本来好好的，怎么就混成了这样！”紧接着他扭曲的表情一滞，“会怎么处理？”
我知道余涛在做试探，辨认迟迟没来，他可能以为我们在诈他。
“那就要就看你表现了，肯定要拘留了，现在争取个好态度。”
“拘留多少天，多久放出来？”老余不大的眼睛一亮。
“得看领导批示。”
同事笑眯眯地看着我，我知道他想说“你够阴的”。
2015，《刑法修正案（九）》中单列了一个“猥亵儿童罪”，甜甜、小胖妞、双胞胎姐妹，加上陈静医生、计生办周姐的笔录，余涛足够刑拘了。我也没说错，“拘几天放出来”的前提得是检察院不批捕。
余涛的腿不再颤抖，这不是个好信号。我马上给群里发微信，“问完辨认笔录迅速上传，急需阅卷，这边‘堵’了。”
审讯室外，受害人们先后在印着余涛头像的辨认笔录上签字了。在辖区里游**了四年的秃头中年男人就是他，四个受害者不可能同时认错人。我在审讯室里看到刚在系统中上传好的六份笔录，心里有底了。
这时，余涛开始了表演。
他说自己那天中午喝了点酒，因为尿急，在小区里找不到厕所，就拉着路过的甜甜说，“爷爷要上厕所，你给我看着别来人好不好。”
张所进来了，听见那句“上厕所”，忍不住要骂人，我赶紧给他使眼色。我俩走出讯问室，张所提醒我，“一共有六份辨认笔录，零口供也能办了他，但尽量不要这么做”。
我找搭档扮黑脸，搭档走进审讯室，嫌我审讯慢，抱怨：“哎呀，你拉磨呢！”
他围着余涛的铁椅子走了一圈，点亮手机看时间，屏幕上是他和闺女的合影，角度刚好能让余涛瞅见。他长长叹了口气，这是商定好的信号。紧接着，他喘着粗气，双眼圆瞪，脸几乎贴到余涛脸上，怒吼：“你他妈是人吗！”
我赶紧上前，把他强拉出讯问室。
“你别他妈拉我，我要打死他……”接着门外传来“你他妈冷静点！”的制止声。在异常安静的讯问室里，刺耳的嘶吼叫骂听得一清二楚。
余涛的额头被汗水覆盖。
“老余，派出所门口现在全是找你讨公道的学生家长。”
余涛脑门的汗滴了下来，即使开着空调，冷风也不能阻止豆大的汗珠滚落到老余的眼睛里，他想要抬手擦，可手正被审讯椅紧紧地箍住。
同事拿着一张纸进来坐下，说“拘留证下来了，局长亲自批的。你今天说不说都得进去了，留给你交代时间不多了。”
“我能请求两件事吗？”余涛要交代了。
余涛要求，告诉和他搭伙过日子的女人，自己是因为盗窃被捕的；他还不想被当面指认，进审讯室的时候，他注意到了隔壁就是辨认室。
“警官，你能了解我那种痛苦吗？”余涛变得健谈起来，憋了这么久，第一个倾诉对象竟然是审讯他的民警。
一年夏天，被**折磨得够呛的余涛终于去了中医院看病，他在挂号处徘徊了半天，始终没有下定决心去挂男科。他认为自己是个领导，不该像现在这样妻离子散，独身看男科病。他去厕所洗脸，想冷静一下。在厕所附近，看见了穿着短袖白大褂的女医生。
他在医院的长椅上坐了半天，直到中午，看着就诊的人逐渐散去。女厕貌似没人了，他做贼一样闪身进了女厕所，蹲在厕所的隔间里，拧上了门。余涛当时异常兴奋，持续了没多久，他从门缝看到一个女医生有说有笑地打着电话，蹲在了自己隔壁……
后来两年时间，他经常去医院女厕所，一般选择检验科和医院行政中心所在的楼层，因为女医生多。他躲在女厕所里，一蹲就是几个小时。再后来，女厕偷窥也无法满足余涛的变态心理，他的行为愈发不受控制。
“你怎么天天都穿着衬衣西裤呢？习惯？”
“也不是，这样穿让我心理觉得，自己还像领导个似的。”
我问余涛怎么不去嫖。他笑了：“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余涛想，即使去嫖娼发泄，也会受到小姐的嘲笑。之后又补了一句，“我好歹也是……”。我猜，后面他咽回去的那句，是“当领导的人。”
我反问他：“你不能干这种事情，就能猥亵儿童吗！”
余涛不敢说话了。
进入看守所后，余涛和狱友聊天才意识到猥亵儿童是重罪。他觉得自己这么痛快地认罪“太亏了”，就以刑讯逼供的名义，写了份检举材料。
5月25日，检察院的人来派出所调查核实情况，我提供了全部的询问录像。检察院的人笑了，“就知道那家伙是扯淡的。”
余涛除了一个外地工作的哥哥和躺在医院的父亲，没有其他家人。我只好通知他前妻来签刑拘证。
余涛前妻和他离婚十七年了，那天母女俩一起来到派出所。前妻说：“这个人不行，当年‘低级错误’被开了。”她评价余涛，在外面一个样，在家一个样，是个“双面人”。女儿坐在妈妈旁边，表示没什么可说的。签完字，母女俩扭头就走了。
和余涛搭伙过日子的女人也来了。我告诉她，余涛涉嫌猥亵儿童时，女人笑了。我把刑拘证给她看，她沉默半天，她对余涛的评价跟前妻高度一致。
第二天，同居女人又来了。旁敲侧击地问，余涛个人物品放在哪个地方，尤其是退休金。她不太关心余涛能不能出来。
余涛被捕的那天晚上，因为一直惦记着他在甜甜家小区里拿走的塑钢窗，我就去了他在棚户区的家。
棚户区环境恶劣，全是地下水沟，夏天臭得要死，大部分人都迁走或申请廉租房去了。余涛家左右的老邻居早被儿女接到市区生活了。
他家院子里开辟了两块地种菜，其余地方全是杂草。屋里破败，桌子上摆着剩饭剩菜，酒瓶子，旧电视旁的影碟机上，放着一张碟片，印着一个**和“最新日本A V”的字。那个被门窗店主说不值钱的塑钢窗，就摆在客厅一个坏了的窗户旁。
我问他，“那次作案结束之后怎么车上还多了塑钢窗？”
余涛说：“啊，那是我在路边捡的，觉得也许家里用得着。”
去余涛家勘验前，我嘱咐和他搭伙过日子的女人，家里的东西先别动。后来我得知，自从女人打听完余涛的财产，她就再也没回过那个家了。
余涛进去之后，还是没有停止自己的表演。他被判了两年半，几乎每个月都会给驻监狱监察部门寄去申诉材料，内容无非是他在公安局遭遇了刑讯逼供以及恐吓。
“你们怎么看？”我曾试探着问检察官。
检察官说，这种花案犯（指性犯罪者），在监狱里挺被人瞧不起的，但是余涛还总在里面端着架子，说自己当过领导，不是这样的人，稀里糊涂喝多就成了猥亵犯，再被警察一吓唬就交代了。
“他天天一笔一划写申诉材料，好像真有冤屈似的，谎话说一千遍自己都信了”检察官说完都乐了。
在这个南方小城，余涛曾经是活得很体面的人。27岁当上国企车间主任、家庭美满。偏偏意外出现了。此后三十年，他生活每况日下。
余涛的问题不是运气太差，而是每次出岔子时，习惯于为自己开脱。他把贪污说成“小错误”，还在看守所诬陷警官“刑讯逼供”，试图否认罪行。
余涛没有意识到，把他推向深渊的人，就是自己。
贪污事件后，余涛还能当工人，每月领三千元退休金。但他忘不了当领导时的“身份感”，他认为自己憋屈，用一种最错误的发泄方式，又一次打碎了自己的生活。棚户区里的多数人都搬走了，剩下很多生活垃圾。余涛也把自己活成了没人要的垃圾，像那个捡来的塑钢窗。
生活可能是潭死水，但从水中挣扎起身的人，往往靠的是自己的审视和规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