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替身
2019年5月，我去北京聊专栏稿件。三天后，我却意外接到所长的电话，让我“立刻回去”。
第二天一早，我赶回小城。邓所长从小铁盒里拿出钥匙，拧开保险柜，取出一个黄色牛皮纸文件袋。上面用马克笔写着四个大字——“实名举报”。里面是一封手写的举报信，字迹认真，足有一大摞，信纸边缘起了毛边，看来很久前就写完了。
举报人称：1998年6月，他被三个歹徒袭击，颞部骨折，身中三刀。一年后，他的大舅子被同一伙人砍断手，重伤去世。当年的办案民警为歹徒充当“保护伞”，行凶者至今逍遥法外。
信里提到的人，今天可都是不折不扣的“大人物”。信里提到的警察已经去省里当官了；提到的凶手则是小城餐饮业的龙头老大，身家千万的方大江！
“我立了军令状，指派你当第一责任人。”邓所长说，“案发那年你才五六岁，不管最终这封举报信调查出什么真相，都和你没关系。需要我协调的，尽管开口。大胆地查！”
没想到就因为年纪小，我成了这起陈年旧案的负责人。我盯着举报信，似乎在凝视一座看不见底的深渊。
我翻到举报信的最后一页，落款是“朱桐”。是市医院急诊科的主任朱医生？我的老熟人！
朱医生一米八大个儿，胖得像个弥勒佛，成天笑眯眯的，是从医几十年的老医生。急诊科值班室就在我们警务室隔壁，他经常端着茶杯找我聊天。有次我出警被人打伤，他凌晨2点爬起来给我写病历开药。平时只要他值班，挂号、缴费的程序全免，朱医生直接带受伤的警员去处理。
我没想到，他的身上竟然还隐藏着这么大的冤情。心里异常沉重。
“这件事在我心中隐藏了21年。直到今年，八十多岁的老父亲病危时说看不到真凶落网，死不瞑目。”朱医生在举报信里提到：当年办案的所长（已病故）被授意压案不查，一年后升迁至刑警大队长；办案民警刘城也升任巡警副大队长。他被砍伤后，最先接触的就是刘城，正是这个人带他做的伤情鉴定。
我只能先从刘城查起。离开邓所长的办公室，我立刻去了分局。
刘城个子不高，满头白发。当时他刚洗漱完，正准备上班巡逻。我没有客套，直奔主题：“1998年，朱医生被砍，是怎么回事？”
“21年了，我办了多少案子，这哪能想起来。”刘城笑了。
“怎么会？”我没想到刘城会说不记得，“一个医生被砍，这事不算小吧？再说，当年都知道是谁干的。”
刘城表现得很不耐烦：“90年代那么乱，警察被砍都不算新闻。你那会儿才几岁，不知道这里面的情况。总之，应该有过这个案子，至于鉴定是不是我带他做的，想不起来了。”
“老所长、老领导都死了。想找真相，你找死人问去吧！”刘城丢下一句话，转身走了。
我一个人在他办公室，不知所措地杵在原地。
下午，邓所长让我约刘城在市局司法鉴定中心见面，一起找朱医生当年的鉴定结果。只要有原始鉴定在，就能真相大白。刘城勉强答应。
其实去司法鉴定中心前，我挺兴奋的，毕竟自己可能接手了一个大案。但是所长泼了一盆冷水：“真不知道你开心个什么劲，这个案子查实了，要处理自己人！”
司法鉴定中心像医院，刺鼻的消毒水味、走动的白大褂。只不过穿的白大褂是警察。我填了调档表，像等待宣布成绩的学生一样，紧张地等着。
这里最早的鉴定文书可追溯到70年代。黄皮纸档案袋存放在恒温恒湿的库房里，拿在手里冷冰冰的。我要找的鉴定结果只有作业本那么厚，封面发黑，写着“1998.6.21故意伤害案”。
我小心地翻开，刘城也凑过头来看。老卷宗纸都粘在一起了，发出“滋滋”的声音。第一页是《呈请伤情鉴定委托书》。案情和举报信里说的一模一样。只是朱医生把案发时间写错了。
“被害人朱桐自述，1998年6月21日，在邮电局门口被数人砍伤，左颞部有约为7厘米的头皮撕裂伤，腹部有三处利器捅伤。综上所述，经办案单位申请，我单位受理，朱桐的伤情构成轻伤。病历附后。”
我略过发黄的病例和X光影像，翻到办案民警的签字——“刘城”。
“是我的笔迹。”刘城皱起眉头。
回所里的路上，我把车开得飞快。想尽快找到案件的卷宗，了解砍伤朱医生的方大江接受了什么处罚。我对方大江很有印象，他发迹前是我们辖区的老住户，后来生意遍布全市，商圈、美食街、居民区里都有他的饭店和超市，连我妈买菜都绕不开他的生意。
方家是纳税大户，和各级政府有着相当不错的关系，市中心的商业广场就是他和首富王景合伙做的，整个商场各个楼层的店面由方家开发，市值近一个亿。
前几年没开始扫黑的时候，方家工地连工人和包工头都混得非常嚣张。有次工人和周围居民起了冲突，一个农民工动手打了人。派出所把人传唤走，几十号民工连同两个包工头开着奔驰就到派出所门口来要人，说自己带回去处理。最后是方大江和区里的人一起过来才平息事件。
存放重点人口卷宗的档案柜就在我办公室，全区近三百名前科人员的档案都在。泛黄的登记卡上，方大江还是梳着分头的瘦弱年轻人形象，穿白衬衣黑西服，扎条大红领带，很有年代感。方大江生于1972年，履历一栏上写着“1998年6月，因殴打他人被治安拘留七日”。治安拘留？没有搞错吧！
除了这次治安拘留，方大江还把前妻的老板打成了手臂骨折，因此坐过一年半的牢。而他连砍两人一死一伤的案子，绝不应该只是拘留。
我想过其他可能，也许方大江在1998年6月不止犯过一起案子，七日拘留的处罚不是针对朱医生被砍案的。但我知道，这样的巧合微乎其微。我终于意识到，这次的调查可能是个刀刃向内的苦差事。如果辛苦追寻的真相，导致自己人被处理，我以后还怎么混？这又是督办的案子，不可能蒙混过关。
第二天，我顶着黑眼圈，向邓所长汇报。邓所长黑着脸，眉头拧成了疙瘩，从腰间摘下钥匙，带我去寻找1998年6月的出警记录和原始案卷。6月17日，是一起故意伤害案；6月30日，是一起盗窃案……我在档案柜前寻找了了好久。
奇怪的是，1998年6月21日，朱医生被砍案的卷宗——消失了！
邓所长立即带我去分局找郑舟局长求助，然而分局后勤处的人说，他们只保存了2005年以后的档案，之前的由派出所自行保存。
“敢情05年以前，你们都是给国民党干的？”郑局长很生气，猛抽了好几口烟。郑局长和邓所长让我出去，俩人关上了门。
事情复杂了。当年的办案民警刘城让我去问死人；方大江给朱医生造成一级轻伤，却只被不痛不痒地拘留了七天，朱医生大舅子胡鹏的死因不明不白；当年的卷宗，既不在派出所，也不在分局。
一切都在指向最不好的结果——21年前，案子有“内鬼”。有警察徇私枉法，重罪轻罚。而深夜行凶的方大江，如今却成了小城里的纳税大户、官员们的座上宾，这岂不是官商勾结黑幕重重？
我突然开始担心，“内鬼”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我正在调查？他会不会已经通知了方大江？
所长把我叫回屋里，“你找朱医生谈一份笔录，问清楚每一个细节。”所长提醒我：“卷宗的事儿，要严格保密。”
回派出所的路上，我们碰巧遇到了朱医生。他还是笑眯眯地，跟我打招呼：“蒋警官，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我凑过去让他低下脑袋，小声说：“信收到了，我想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朱医生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重重地点头。我把他带进询问室，他急切地问：“这个案子是不是你在查？”
见我点头，朱医生笑了：“那我就放心了。你不认识那些人，办案没有顾忌。”随即他脸色一沉，压低声音说：“你可要小心，那些人手段黑着呢！” 朱医生抬起头看着天花板，叹气说：“整整21年了啊。”
1998年6月21日午夜，朱医生和大舅子胡鹏在邮电局招待所的饭局上，喝得东倒西歪。医院家属楼在一公里外，两个醉汉踉踉跄跄地步行回家。
如今那里是区国税局，有个停满豪车的汽贸市场。但当年，除了邮电局大楼上亮着的灯火，四周都是破旧的瓦房和居民楼，一片漆黑。邮电局大门前有个纳凉用的八角亭，晚上总有醉鬼横在那。
那晚醉眼朦胧的朱医生看见凉亭的长椅上坐着个年轻汉子，身边放着一件用报纸裹着的东西，他以为那是个刚下夜班的工人。几秒钟后再次看向凉亭，他发现汉子不见了。随后就是一阵剧痛传遍全身，他听到胡鹏在喊：“方大江你干什么！”
这是朱医生最后的记忆。
胡鹏后来告诉朱医生，那人当时扯下报纸亮出一把宽背大砍刀，冲过来就往他身上抡。旁边的胡鹏吓了一跳，嚎叫着跑向公用电话亭报警。回来时，凶手不见踪影，朱医生脸朝下趴在地上，脑袋被砍出一个能看见颅骨的大口子，腹部血流不止，现场只剩下几个路人在围观。
两天后朱医生才苏醒。当时还是派出所民警的刘城来询问案情，目击者胡鹏跑了。朱医生能提供给警方的只有一个名字——方大江。
一周后，病房来了位不速之客。分局协警李军提溜着两罐奶粉、一个果篮，来替方大江说情。连同歉意带到的，还有方家人凑的二千块钱。李军是个很特殊的协警，当时的李副局长如今在省里当官，是他爸。
他对朱医生说：“真追究起来，你抽粉的大舅子也得进去，何必两败俱伤呢？”
朱医生听出来了。李军知道他大舅子胡鹏吸毒的事，这是在拿这事威胁他。不久后，朱医生听说负责这个案子的两个民警，当时的老所长和刘城，都被提拔了。至于案子，再也没有人找过他，他一直不知道处理结果。
朱医生心里明白了：方大江能说动李副局长的儿子说情，指不定还有多大能量。他认定，两个民警的升迁，一定和自己的案子有关。他万万没想到，就在1999年夏末，避过风头的大舅子——毒鬼胡鹏，也被方大江砍了。
那天凌晨三点，化工厂单身宿舍二楼靠楼梯的房间里，喝了酒的胡鹏被一阵敲门声吵醒。他摸黑走到客厅开门，面前站了个黑乎乎的人影，蒙着面。昏昏沉沉的胡鹏瞬间清醒了，抱头往回跑。黑影身手更快，一道白光挥来，胡鹏用手护头，右手传来一阵热辣。
他把黑影踹了个趔趄，想伸手关门。透过月光，胡鹏看见自己右手四个手指被齐刷刷斩断，只剩了大拇指。他顾不得剧痛，一脚将门踢上。楼梯传来一阵响动，那个黑影跑下楼了。走回卧室短短几米，胡鹏用尽了全身力气。他用搭在衣架上的白背心裹住伤口，打开抽屉，拿出个小玻璃瓶和一次性注射器，最后吸了口毒品。
趁着药劲还没散，他走到市医院。正在值班的朱医生见到疼得满头大汗的胡鹏，吓了一跳，眼泪掉下来了，“又是他们？”胡鹏艰难地点点头。
朱医生抓起电话要找人。“别！千万别！算我求你了，赶紧给我处理一下。” 胡鹏的右手剧痛无比，好不容易吭哧出一句完整的话。
“你这样会出人命的。我给骨科打电话，你马上住院！”朱医生也急了。
“我求你了，给我处理一下。别的医生知道了肯定要报案，那些人我们得罪得起吗？”胡鹏哀求。
朱医生蹲下来，胡鹏用背心包着的右手还在往外渗血，他看到朱医生脑袋左侧头发下面隐约可见的一道蜈蚣似的刀疤。两个人互相看着，抱头痛哭。
朱医生感到彻底的绝望。他救死扶伤这么多年，在本地也是体面的人物，如今被欺负成这样。向上级举报吗？指不定会招来新的报复，自己端的是铁饭碗，朱医生不敢。
熬了小半年，胡鹏因为感染引起的败血症死了。他被砍掉的手指之前用塑料袋包好埋进了祖坟，胡鹏去世后，就挖出来和尸体一起火化了。
这件事在朱医生心里结成了一个疙瘩，一直没解开。
几小时的讲述中，平时弥勒佛一样笑呵呵的朱医生涕泪横流，让人心里十分不好受。我和邓所长对视，心里愈发认为这事不是假的，必须查出真相。在那一瞬间，我作为警察觉得挺对不起朱医生。派出所说不定就出了个“保护伞”，他伸冤无门，隐忍了21年。我要是朱医生，肯定恨死警察了。
“别哭了。这次重启调查，我肯定给你一个结果！”我掏出纸巾宽慰朱医生。
“这次，可千万不能漏气啊！”朱医生临走前，反复叮嘱我们。
送走朱医生，邓所长问我这事打算朝哪个方向查？我担心如果真的有“内鬼”存在，方大江迟早会知道，到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他会做什么准备了。既然相关人都在明面上，直接传唤他好了。
启动调查的第三天上午，我和邓所长穿着便服驱车来到市中心的别墅区。这个小区的构建非常有意思，虽然在繁华的商业街，却被高大的行道树隐藏。我们开着车找小区门，却几次被高大的围墙拦住去路。兜了好几圈，我们才找到小区的停车场。成排的豪车里，没有方大江的车。他名下有不少豪车，但平时出门只开二十来万的白色雅阁。他这辆雅阁非常招摇。我们市的车牌，“88887”属于路虎；“88888”属于劳斯莱斯；“88889”就属于方大江的雅阁。方大江家的别墅，装着两米来宽的黄铜大门，上面是虎头形的门把手，很气派，门楣上还挂着大红灯笼。
方大江在本市势力盘根错节，我心中难免忐忑。我对自己说：“我是警察，别紧张，这就是一次普通的传唤。”
敲了半天门，没人应，连狗吠声都没有。小区很安静，没有行人，方大江家隔壁的院子里，有个老太太在剥蚕豆。老太太说话了：“你们找谁啊？”我们说是方总的朋友，路过这想拜访一下。
老太太笑着说：“一看就知道你们来往得少。小方他很忙，平时回来得少。”她向我们夸方大江，说他虽然不经常在这住，但每到中秋、春节，都会在酒店留几桌年夜饭，请邻居过去吃。
我们决定直接去市中心的方氏餐饮集团，方大江的地盘。在酒店楼下，我拨通了他的电话，只说想当面了解个事儿。
“警官辛苦了，我马上到，我交代前台上菜，咱们边吃边聊！”电话那头，方大江笑着寒暄。
“不用麻烦方总，就找你问个事。”我赶紧回绝。
我和邓所长计划，方大江一下车，我们就叫他上警车，出示传唤带回去。在车里，我把执法记录仪调成录音模式，放在储物格，用制服盖住。
十分钟后，我的手机响了，是人民调解办公室的朱主任。
方大江在给自己“上保险”——知会熟人，找来做调解工作的“老好人”，打听我们是不是要带他走。我对朱主任说，就是个小事，聊几句。
“你早说啊。聊几句搞这么神秘，我也过去！”没等我往下说，他就挂了电话。
想在门口带方大江走的计划，失败了。
方大江从雅阁车上走下来。他四十多岁，长脸，浓眉大眼，穿着P O L O衫和西裤，普通的板寸头，左手腕上的劳力士很显眼。
酒店自动门开了，瞬间涌出一股冷气，让人很舒服。我们一起走到大厅，还没上电梯，朱主任一路小跑过来。他笑呵呵地打圆场：“方总是名人，蒋警官和邓所长我也认识。这不巧了么，中午谈完，吃个饭认识一下，多好！”
方大江的办公室约有五十多平方，铺着地毯，四面墙挂着字画，墙角还摆着一人多高的花瓶，后面是个巨大的书架。红木办公桌上，摆着电脑、文件和一本思想政治类书籍。走进这样的办公室，我总担心自己被监听。为了表现得不紧张，我强迫自己转移注意力，盯着倒茶的女服务员看。
“方总，你的户口似乎对不上，找你核实一下。”这其实是邓所长临时想出来的托词。
“这事啊，劳烦了两位专门跑一趟。我的身份证确实有问题。”
方大江没有表示出惊讶，“我其实叫方小海，和我哥哥换了身份证。我被叫了几十年方大江，还背了我哥的前科。”
哥哥变弟弟？这个意外信息，彻底打乱了我们的调查计划。
我们压抑着内心的震惊，反倒是朱主任“啧”了一声，“这是怎么回事啊？”
面前的“哥哥方大江”，突然变成了“弟弟方小海”。他不停地劝我们喝茶：“这个故事有些复杂，得慢慢说。”
1998年哥哥方大江砍伤朱医生后，工作丢了。妻子觉得丢人，带孩子回了老家。拘留出来以后，方大江去找妻子，结果和妻子的老板起了冲突，打断人家的手臂，又蹲了一年半。
“为什么互换身份？”我问。
“这也没办法”，当时父亲指望哥哥方大江接班，已经把他安排进了保卫科，没想到却坐了牢。家里为了解决方大江的生计，想到了换身份的办法。当年，办一代身份证还是自己提供照片。这哥俩相差六岁，但外貌几乎一模一样。方大江就拿着弟弟方小海的照片重新办了自己的身份证，明面上接父亲班的人从哥哥变成了弟弟，其实去上班的还是原来的方大江。
方小海说这些老黄历他不打算再提，“但一想到我孩子以后要是想吃公家饭，我这一身前科，他政审可怎么办呀！”说这些往事时，方小海神色如常，但只要一提到身份问题，我和邓所长都能听到轻微的金属摩擦声，那是他手腕上劳力士手表的金属表链发出的——他的手在抖。
邓所长笑了：“这下搞清楚了。要是方总方便，来分局户政处，问问这种历史问题怎么纠正。”临走前，他让方小海留个签名，回去和户籍底册的笔迹对比。
方小海从口袋里摸出钢笔，用颤抖的手划拉出歪歪扭扭的名字。“我这些年有过轻微脑梗，老手抖，不好意思了。”起身送我们离开时，方小海解释了一句。
方小海心里有鬼！走进电梯，我刚要说话，邓所长示意别吱声。这是我坐得最长的一次电梯。这个方总身上，谜团太多，我脑子一片混乱，一时半会还接受不了。
坐上警车，我想起执法记录仪还没关。机器已经被捂得发烫，我的手指触碰到黑色机身，被烫得往后一缩。
朱主任站在车旁冲我们摆手，邓所长摇下车窗，朱主任满脸堆笑：“方总说，两位大老远跑来，本来想留你们在这吃个饭，但想想不太合适，他拜托我中午招待你们。”
我们假借查户籍调查，没想到歪打正着，有了意外收获。但要是吃了他的饭，那可真是说不清了。
“以我个人名义请朋友吃饭，总行吧？就工作餐。”热心的朱主任急了。
“当然没问题。金所长认识吧？叫他一起，也热闹些。”邓所长只好说。朱主任喜出望外，到树荫下给金所长打电话。
邓所长小声跟我说，老朱是个“烂好人”：“在调解办干的时间长了都这样。我们要是开车就走，鬼都能看得出来这趟不是因为户籍的事。叫上老金，不让他疑心，也给我们做见证。”
金所长是市中心派出所的所长，个子不高，非常能干。他一口答应，说中午好好聚聚。朱主任带我们坐进一家叫“一碗鲜”的饭店。我们一边聊，一边拿起水壶烫餐具。我拿餐巾纸擦筷子时，突然注意到纸巾一角印着“方氏餐饮”。
怎么偏偏来了方家的饭店？接受嫌疑人吃请，这是严重违法违纪的大事。邓所长脸色一变：“老朱，这好像不太合适吧？”
“那咱们换一家？”朱主任也结巴了。
金所长赶紧打圆场：“人家方总产业这么大，全市哪都有他家的分店，这不是巧了么。”
走出饭店时，我看见大堂天花板上的监控摄像头闪烁着红光，我浑身不自在，感觉方小海好像正在办公室的电脑前盯着我们。
最后我们居然钻进了一家火锅店。大热天的，全场只有我们一桌客人，即使开着空调大家还是热得浑身冒汗。吃饭时，我们默契地都没谈工作。
朱主任离身买单时，金所长探过身子，压低声音：“不是那么简单的吧？户籍问题，用得着所里两员大将亲自来查？”金所长瘦削的脸上挂着笑，盯着我和邓所长问。声音小得都没盖过火锅汤的“咕嘟”声。我们点点头。金所长的为人我们十分信任。
“21年前，朱医生的大舅子，死得冤啊。”金所长收回身子，轻轻地说了句。
朱主任买单回来，把发票交到邓所长手里，“明码付账，绝对没问题。”
我们知道，朱主任没什么心眼，是被蒙在鼓里了。但是我们如果在方家饭店吃了，再没索取发票，事后方小海拿着监控说警察接受吃请，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朱主任说，方小海打电话给真正的方大江，说户口问题能改了。方大江在电话里问：“只是改户口？没别的事情？”
听到这里，我们喜忧参半。看来老朱完全不知情，这是好事；另一方面，当年砍人的方大江肯定知道，派出所重启调查了。这场对21年前的案件的调查将走向哪里，真的很难说。我在手机上打出三个字——“漏气了”，递给邓所长看。
分别时，金所长笑得意味深长：“有空常来，工作多沟通。”
“下午把哥哥方大江喊来问话，没什么好掩饰的了。”邓所长发动车子，对我说。
终于联系上真正的方大江，他满口答应，说下午准时来派出所。一中午时间，对方家兄弟和我们来说，都足够干很多事情。这兄弟俩家大业大，公司的律师肯定不是吃干饭的。如果我们要重新取证调查，必需要一击即中，不仅程序合法，更要抓住关键证据，不能给对方留下反咬一口的把柄。
从方大江的人身安全检查到问话提纲，还有传唤时间的精确把握，决不能出一点差错。邓所长说：“所有细节都要考虑。”
下午3点，方大江准时来了，他和上午我们见到的老总方小海长得一模一样，只是略胖。方大江现在也是方氏餐饮的一员，负责城北的业务，也算个老板。他见到警察十分客气，连忙给我递烟。我摆手拒绝，带他到询问室。
他把随身的公文包放下，征得我们同意后，拿出了当年的出生证明和刑事判决书。21年过去了，真正的哥哥已经习惯了当弟弟，一时改不了口：“上午我哥说了，这些老黄历本来不该提的。”
我们提起朱医生，他笑了笑说，“这事早处理完了。”
他说，1998年6月21日，自己和两个朋友喝完酒，在邮电局大楼凉亭附近休息。他坐在亭子里，两个朋友在破瓦房的墙根下聊天。他们在等朱医生的大舅子胡鹏。
当年还不到二十岁的弟弟方小海说：“你们厂的那个吸毒鬼子胡鹏和我不对付，我一没人二没势的，惹不起他。哥帮我给他个教训，让他以后收敛一下。”
方大江没当回事，和弟弟说，都一个厂的，坐下聊聊矛盾就解决了，不用非打一架。方小海却坚持要动手解决，说自己不想和吸毒的人坐在一起。
90年代，小城里经常打架。只要不惊动派出所，都不算个事。但方大江担心胡鹏报案，毕竟是一个厂子的，追究起来很麻烦。但弟弟的一席话打消了哥哥的担心。
方小海说：“大哥你是保卫科的，胡鹏有吸毒前科，会怕你抓他进派出所。他不敢追究的，除非他不想在厂子里混了。给他点教训而已，不会出事的。”
方大江是个老实人，他觉得当哥哥的，该帮被欺负的弟弟出头。再说，教训个吸毒鬼子，没什么负罪感，真要出啥事，当领导的爸爸和当警察的同学李军都能帮忙。那时方大江二十六岁，正年轻气盛，平时很疼爱弟弟方小海。他叫上两个朋友喝了顿酒，带上砍刀，准备在半路动手。
一直等到深夜他都快睡着了，两个朋友也烦躁了，不停转悠，朱医生和胡鹏才出现。蹲在墙根下聊天的那两个朋友最先看到了人。他们从方大江身边抄起刀，没分清人，刀子不偏不倚正中朱医生的脑袋。
两个朋友是无业游民，无牵无挂，准备远走高飞。而方大江愁得不得了，他被父亲安排在化工厂保卫科工作，将来要接替父亲的位置。这事要不能私了，自己要蹲大狱、被厂子开除。他找来老同学，分局局长的儿子李军帮忙，结果李军没办成事，灰头土脸地回来了，方大江只好跑了。李军就把钱还给了方家人。
他跑了半年多，藏在一百公里外的农村，干些种地、收作物的杂活，惶惶不可终日，钱也花完了，就回来投案自首。
“我不是主犯，又主动投案自首。朱医生不是我砍的，我还提供了那两人的下落，就拘留了七天。”
我问方大江那两人现在还能联系到吗？他说，“两人都死了。”
“死了？”
“真死了，丧事我都到场了。”方大江拍着胸口。
他没说谎，我用户籍系统查了这两个人，他们分别在2016年和2018年去世，都死于肝癌。
如果那晚方大江只是踢了一脚，以1998年的法条来说，七天拘留的处理没问题。轻伤害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砍伤朱医生的两人，一个被判了劳教两年，一个被判了劳教三年，也处理得没错。但方大江的话需要卷宗支持，既然案件裁决了，卷宗怎么会没了呢？
我带着疑问汇报给邓所长。邓所长舒了一口气，他这才想起来，2013年劳教制度取消后，所有牵涉劳教的卷宗统一存放在市局地下档案室，只要调档就清楚了。
一个小时之后，档案复印件被带了回来，方大江所说不假，疑团似乎清楚了。至少证明，派出所没有“内鬼”。当年这个案子确实处理得有瑕疵，没把处理结果告知受害人朱医生。他还以为姓方的一家势力大有靠山，误解了这么多年。而胡鹏被砍案，由于当年没有报案取证，当事人也已经去世，现在要查起来，也是困难重重。
谈话结束，方大江痛快地接过笔录，龙飞凤舞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还补了一句话：“本人方小海，曾用名方大江，1998年的违法犯罪记录，都是我一个人做的，与我大哥无关。”
联想到方小海在他那豪华办公室里颤巍巍地签名，我更加确信，这两兄弟还藏着其他秘密。
我猛地想到那起“命案”——朱医生的大舅子胡鹏，为什么会招来杀身之祸？案件的相关人如今都不在世了，难道真像刘城说的，想知道真相，只能去问死人了？
两天后，金所长来了。他满脸大胡茬子，像好几天没睡觉，见了我和邓所长就说：“方小海，那个老总，被我们刑拘了。”原来他已经盯了方小海小半年。
2018年年底，各单位都在主抓禁毒工作。当时，金所长的辖区里有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被群众举报是黑保安，带回来发现这人正在社区戒毒。男人的尿检结果是吗啡阳性，这下得送去强制戒毒了。他想立功换个从轻处罚，却在“线索登记表”前愣了半天，退出江湖太久，他掌握的线索大多“过时”了。
金所长失去了耐心，男人一着急脱口而出：“那姓方的老总当年卖过货，砍过人，不信你们去查。”
他说的“砍人”，指的就是21年前朱医生的大舅子胡鹏被砍致死。当年胡鹏被砍后，不敢再在厂子附近晃悠了，常去市区混日子。他的伤口疼痛异常，只能靠海洛因缓解，一次注射后他跟毒友闲聊，说出了来龙去脉。
“混到我们这步和死人也没什么差别。当时大家也都没多问。过了几个月，我们听说胡鹏死了。”男人对金所长说。
临送走前，那男人冷笑：“你们警察就会和我们这些吸毒的穷鬼过不去。人家老板，有钱，砍死人都没事。”
金所长找到已经退休的市医院副院长打听，证实了这个说法。胡鹏死于1999年10月，被人砍成重伤感染死亡，但当时居然没有任何报案材料和处罚结果。眼看就要过了二十年追诉期，他决定查到底。
金所长对我说：“你们来找方小海的时候，说真的，我吓了一跳，还以为咱们俩单位‘撞线’了。”
当我开始调查朱医生的举报线索时，金所长手里的证据差不多完备了。知道我和邓所长已经和方小海打过交道，担心对方狗急跳墙。那顿火锅后，第二天早上六点他那边就动手了。
金所长早就摸清楚方小海的作息，一大早带人潜进别墅区，用密密层层的树木做掩护，抓捕车辆横在停车场出口。方小海开着雅阁出来，发现路被一辆车堵住，他摁了半天喇叭没反应，下车看看司机在不在。方小海走到驾驶室旁时，车门突然打开，下来四个警察，亮出了证件和拘留证。
“差几个月就过追诉期，天网恢恢，姓胡的来索命了。”金所长后来和我说。
“我们还没完全查清，你们倒好，这么快。”邓所长开玩笑地夸老金。
“这案子说来话长。”金所长叹气。
方大江和方小海、父母住在化工厂大院里。兄弟俩的父亲，当年是化工厂车间的小领导。那年月厂里的岗位，长子接老子的班，这种情况被戏称为“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1991年，方大江十九岁，高中毕业后就进入化工厂保卫科，从杂活做起。
方大江从小就很照顾弟弟，两人相差六岁，哥哥上五年级的时候，弟弟才刚刚入学。方大江那时候很早就起**学，主动到学校门口带上红领巾站岗，其实主要是为了买好早饭，等一年级的弟弟来的时候给他安顿好，然后再去上课。
他就这样顺从着家人的安排，按部就班去生活。框定好了的人生路线更好走且轻松得多，他只要负责成为家中的顶梁柱，照顾好弟弟，就将进入工厂获得不错的岗位。他知足了。
1994年，方大江结婚，方小海高中毕业。弟弟和大哥不一样，他必须自己去做选择：高考，还是参加工作？这哥俩学习都不怎么样。当时不上学的年轻人，要么当兵去，要么接父亲的班。接班的事早已定给大哥，方小海不甘心跟在哥哥屁股后头当一个化工厂的普通工人。
但是家里好像没有察觉到这一点，每晚一家子聚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还是那老一套：“你爸老了，将来一家子还要靠你们弟兄两个，你多和你大哥学学，以后进厂他多带带你......”
方小海决定要自己闯出名堂。那个年代不去工厂，也并非完全没有路，他可以选择下海倒卖物品当个倒爷，也可以支个摊子做个体户，不仅能够自力更生，运气好还真能赚到钱。可他偏偏都不要，反而选了一条充满恶念的歪路——贩卖毒品。
本市靠近华南的地区是相当著名的毒品集散地，毒品交易屡禁不止，90年代尤为猖獗。方小海高中毕业后，借着打零工的名义频繁南下 “带货”。他年纪很小，又不吸毒，当时的侦查手段很难发现这个小伙子在干这种违法勾当。
朱医生的大舅子胡鹏，就是方小海的买家。他吸毒被抓过，之所以没丢工作，不光是因为朱医生面子大，也是靠供出卖家，让自己逃过了一劫。方小海很紧张，他才不到二十岁，要是被出卖，一辈子不就毁了。于是不肯再给胡鹏供货。
胡鹏也不是个善茬。他曾和毒友说，买方小海的货是给他面子，他要是不领情，“别怪我玉石俱焚”。
年轻气盛的方小海，决定找哥哥方大江教训他一下。于是就有了1998年6月21日午夜认错人、砍伤朱医生的事情。方大江回来之后，兄弟俩长谈了一次。方大江这才知道方小海贩毒。方大江觉得刚满二十岁的弟弟，既熟悉又陌生，居然聚众干起贩毒的勾当。
方大江从拘留所出来以后，丢了工作，妻子也气得带走了两岁的儿子。但作为被寄予厚望的老大，方大江陷入了人生的低谷。他决心先追回妻子，几经打听才知道，妻子带孩子回了老家，改了名字，在服装厂打工。
他听说了一个不能接受的消息，妻子似乎和服装厂的老板有暧昧关系。临出发前，方大江喝了不少白酒，花了一块钱买了张车票，独自登上通往小城西郊的绿皮火车。
妻子根本不愿意跟他回家，还一通冷嘲热讽。方大江想到自己逃跑、丢工作、妻离子散，借着酒劲，把怒火都发泄到了服装厂老板身上。他和正剪了一半头的老板从争吵变成了打斗。方大江抄起一把刮刀，直接向对方挥去。一刀挥中对方的左胳膊，手臂当场骨折。可见那一下力气有多大。
打断人家一条胳膊，换来一年六个月的监禁。
方小海把自己和哥哥的遭遇，都归罪于毒鬼胡鹏。1999年夏末的深夜，方小海蒙面摸进胡鹏的单身宿舍，把他砍成重伤后当即坐车南下。他做好了万全的打算，如果胡鹏报案，警察肯定会排除在服刑的哥哥，自己继续亡命天涯。如果胡鹏不报案，那他就收手，接过哥哥的担子，好好生活照顾父母。
胡鹏到死都没有报案，方小海靠运气连过贩毒和杀人两关。
2000年，方大江出狱。第一件事是办身份证。当年的一代身份证，需要办证人自己提供一寸照片，能钻户政管理的漏洞。父亲拍板，让兄弟俩互换身份，方大江还是接工厂的班。
这次互换身份，哥哥松了一口气，犯罪的前科一笔勾销，以后将以弟弟的身份回厂里工作。更庆幸的是方小海，当年贩毒的事始终是悬在他头上的剑，如今他变成了哥哥，连同自己身上的累累罪证，也被换来的命运掩盖了。
兄弟俩的生活似乎回到正轨。方小害决定既然洗白，还是要找个正经事做。
除了贩毒，方小海没有一技之长，朋友推荐了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在煤矿门口开饭店。煤矿最鼎盛时有两万工人，矿厂门口全是饭店，工人们排着长队来吃饭。很多人说，只要卖的东西吃不死人，就能发财。
方小海一开始干得不顺。主营项目炸油条，但明显干不过两家邻居。头一个月下来，他就只赚了一千块，基本都拿去请社会上的朋友们吃饭了。钱没挣多少，竞争对手还在背后搞小动作。方小海的店门口不仅经常被扔竹签、油污、卫生纸这种垃圾，店门的锁眼还被胶水堵死了。那次好不容易挨到天亮，方小海叫来开锁师傅，他蹲着抽闷烟，看到对面的妇女在偷笑。
方小海通过暴力积累起了原始资本。他还是忘记了自己说要做正经事，更忘记了逃脱追捕时每天胆战心惊的日子。他怀揣已经清白的新身份，不满足只开一家小饭馆，又一次蹚进了浑水。
当初把早餐铺子兑给他的老板王景，现在生意如日中天，已经拥有了五家石料厂，名下的车队里重卡就有几百辆，早就赚下一座金山。他带人投奔王景，在石料厂附近开起食堂。
这家由活动板房搭建的食堂，位于矿山深处的深山老林里，只靠卡车司机来吃饭赚钱，方小海恐怕得饿死。其实食堂后面别有洞天，方小海在后堂开了家赌场。石料厂的作息一般是白天开采，晚上跑运输，那些闲得没事做的卡车司机们往往喜欢玩两把。
两个老板强强联手，那些年简直是赚了个盆满钵满。这家赌场其实并不是完全安全，难免有输急了的赌徒报警，但是赌场位于一座被采空的大山里，望风的小弟们早就从山顶看到警车进山，等警察到现场时，赌徒们自然已做鸟兽散。
而此时，化工厂作为淘汰产能已接近倒闭，厂子里的方大江混得是真的惨，每月连工资都不能正常收到。据说当年他屋里的烟盒堆了足足有一面墙这么高，他整日在家，只要手头一闲马上就摸烟抽。
父母担心他迟早憋出病，有一年春节，父亲把他撵出去，让他洗个澡剪个头，别在家闷着。方大江出门剪了个头就回来了，原来他没钱洗澡了。于是趁着父母不在家，方大江自己在灶台烧水洗澡，冻得直哆嗦。
前几年，化工厂倒了，方大江四十多岁就拿到了提前退休的钱。他之前在外面借了不少钱，退休工资几乎都拿来还债了。他知道弟弟发财的路子太野，想劝弟弟，又觉得自己这么落魄，说话没作用。而且，因为教训胡鹏的事情，兄弟俩的关系有些疏远了。
他一如当年那样软弱。曾经弟弟说要去报复，他劝不住，只能帮忙去砍人。如今弟弟又一次犯错，他不敢劝，反而跑去央求父母：“小弟这么干下去，迟早出事。”他就像一个大孩子告状，却拎不清弟弟到底在闯多大的祸。
然而方小海的运气没有用光，他在警方意识到之前关闭了赌场。此后他通过炒卖商铺，换了一个名头，手里的生意都洗白了，就像当年他洗清身份那样。
多年之后，煤矿倒闭，两万人的大厂转眼间烟消云散。厂门口从热闹非凡的商业区，变成野猫野狗出没的荒芜之地。当年的饭店老板，有些摇身变成了黑车司机，在路口等客时追忆过去的辉煌。
当年，方小海害哥哥入狱，丢了工作，妻子也跑了，四十多岁的方大江还是光棍，他一直想补偿哥哥，提出哥俩一起干，但是方大江好像不领情，对弟弟的赠与不感冒。
方大江对弟弟的野路子看不上。他觉得，自己作为家里的长子，决不能再进去了。哥哥越是不愿意靠弟弟，弟弟就越过意不去，他知道哥哥心里不舒服，也无法理解他的生存方式。在过年的家宴上，方小海提出把北片的生意交给哥哥打理。方大江又婉拒了，他说靠提前退休的工资，足够生活了，他做不来生意。
方小海打听到，嫂子带着孩子在乡下过得不好，他主动开车去找她，说得十分诚恳：“我哥四十多了还没续弦，你带孩子回来吧，大哥需要个女人照顾。” 他回来对哥哥说，“嫂子知道我们兄弟俩混得不错，想回来，你为了孩子，是不是把我这生意接下？”
方大江再没有拒绝的理由，这些年，他没去找妻子，很大原因是自己穷困。如今只要加入弟弟的公司，他和妻子就能破镜重圆，儿子也能回到身边。对他来说，什么事情都没有家庭重要。
坐在办公室里，金所长讲故事的兴致很浓：“这个方小海够嚣张的。他不知道我手里有多少真材实料。”
接受讯问时，方小海一身白衬衣黑西裤，戴着劳力士，看不出来当年是个“混子”，倒有点“儒商”的意思。但他一讲话，还是透出江湖气。
“不是有警察来过了么，只是查个户籍而已。我知道这事不简单，我那天走运，你们也走运。”
我一听就知道方小海的意思。他一开始就想把我们引入自己的饭店吃饭，监控视频就是我们“接受吃请”的违纪证据。
金所长也把方小海的哥哥，真正的方大江传唤到派出所。方大江几乎重复了一遍原来的说辞：承认当年打了朱医生，后来换了身份，其他一概不知。“违法的那几件事都是我自己干的，与我弟弟无关。”
方小海是上午来的办案中心，眼看快中午了，讯问进行得很不顺利。
“这几十个小时，我什么都不说，你们也不能给我怎么样，过几天我就能取保。” 方小海说话轻描淡写，好像胸有成竹。
“到底是个老总，请的律师都非常有水平。问我们民警索要必须出示的法律文书，和方小海妻子谈话也是在外面说，不让我们听到。”金所长说。
时间正在过去。金所长决定亲自操刀讯问。方小海此时刚吃完饭，对金所长开玩笑：“要不要我把集团的厨子介绍给你们单位几个，这饭菜也太一般了。”
方小海有些无聊了，不时回头看钟，信心满满地等时间一到，便大摇大摆地走出派出所。金所长注意着眼前方小海的小动作。当翻到那几页早已发黄的病历时，他用余光看了下方小海。方小海的手又开始抖了起来，虽然此时他的劳力士手表放在办案中心的暂存箱，听不到那种金属摩擦的声音，但是这个小细节也没能逃过金所长的眼睛。
方小海说自己不认识胡鹏，但哥哥的口供在前，他又改口说自己认识胡鹏，但没交集。随着讯问深入，方小海越来越不能自圆其说。在打开空调的讯问室里，方小海的脑门冒汗，后背的白衬衣被洇湿了。
金所长觉得火候到了。他笑了笑说：“一个因为打架丢了妻子和工作，一个好像也不干净，你和你哥都有砍胡鹏的动机啊。”
“操！一人做事一人当。”
方小海已经硬抗了十几个小时，再过几个小时，如果还没有进展，就要送去看守所，变量就大了。但一听金所长扯上了哥哥，方小海在“胜利前夕”竟然撂了，话都和哥哥方大江一样：“与我弟弟无关。”
“与我弟弟无关”，是方家兄弟在审讯中不断强调的同一句话。这么多年，方小海也习惯当哥哥了。
最终，方小海被刑拘。方大江恢复了真正的身份，也接过了弟弟打拼出来的生意。
“你好好改造，家里有我，等你出来。”方大江隔着铁栏杆说，方小海低下头。
方大江方小海两兄弟的人生，在使用对方的身份中度过了大半。他们最初都以为这是最好的结果，却从没想过交换命运后的代价。
弟弟把自己罪恶的发家史推到了哥哥身上，哥哥则通过使用弟弟的身份，继续沿着父亲规划的人生道路往下走。如今他们的人生再次交汇了。我想他们也许这时才发现，每个人的命运终归都是自己的，旁人永远也无法顶替。
弟弟方小海的无知源于家人放纵。他和家人天真地以为新身份能改变一生，谁知道本性如此，换了一个名字没有任何意义，他还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侥幸里犯下更深的罪恶。
金所长告诉我，他们抓人时，方小海已经在策划出逃境外。他还安排好了妹妹在公司坐镇，一旦来警察，妹妹首先要做的就是拖住警察，说“方总有事，一会就到”，给他的出逃争取时间。
“他不怕这样做之后，妹妹就犯了包庇罪吗？”
“所以说他是个狠人。”金所长说。
结案两个月后，我见到了当年带着方小海打拼过的首富王景。他这么评价方家两兄弟，“那个年代过来的，生意能做这么大，有几个善男信女？”
当年王景和方小海一起开发住宅商场，投资几个亿，最后亏损不少。方小海决定低价抛售楼盘，快速回笼资金，和合作伙伴做切割，连王景的意见都没问。两人因此产生了嫌隙。
那阵子王景欠了银行、政府、投资商一屁股外债，连劳斯莱斯不小心蹭掉车漆都没钱补。后来经济大环境好转，王景度过了危机，卖掉商铺赚的钱超过了方小海抛售的金额。
在我看来，方小海所有错事都是为了谋私利，而不惜踩着别人、牺牲别人。
方小海想报复胡鹏时，却让当保卫科干事的哥哥出手。砍伤朱医生那天，是两人命运的交叉点，此后一个一路往上，一个一路往下。
方大江方小海两兄弟的关系非常微妙。过年都不在一起吃年夜饭。方大江接受新身份，也接下了不小的生意，但他一直住在老城区祖宅，没有房产，没有车子。比起方小海的陆巡、皇冠、别墅，几乎可以用低调得可怜来形容。方大江似乎觉得弟弟得来的这一切，迟早要归零。
方小海对过去做的事似乎有些后悔，每年留几桌年夜饭给邻居，有些“积德”的意思。
王景有一句话我很认同：“在哥哥的庇护下长大的弟弟，虽说从小就下决心要超越大哥，但是他从来没有直面过自己的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这个弟弟没有真正长大过，二十年前如此，二十年后还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