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暗杀魔王的血腥手段

1933年初，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对付张敬尧。张敬尧是北洋军阀中的一个干将，袁世凯死后，成为“皖系”中的大将。在1917年到1919年任湖南督军治湘两年中纵兵殃民，出卖湖南地矿权利给外国，罪恶累累，民众骂他叫“张毒”。1920年张敬尧兵败被逐出湖南，1925年投靠张宗昌。北洋军阀瓦解后，他避匿大连日租界，勾搭上了日本人，1932年到长春投靠刚成立的伪满洲国。1933年初日军进攻长城各口，进逼平津，张敬尧被日本人任命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携700万元经费，潜入北平，化名“常石谷”，住进了六国饭店，收集旧部，勾结流氓土匪，策动驻军，准备配合日军在北平城内暴动。

张敬尧和日特勾结，很快被戴笠安插在北平的特务得知，于是情报飞快报到蒋介石的案头，如此汉奸，还留着干嘛？蒋介石命戴笠尽快将此人处理掉，也顺便给那些投靠日本人的汉奸，敲一下警钟。

戴笠领命后，立即电令特务处的副处长兼华北特区区长郑介民从北平速赴南京总部商量刺张事宜。郑介民与戴笠进行了几天策划，决定由会讲广东官话和马来亚土话的郑介民化装成南洋华侨巨商，回国做人参生意，也住进北平六国饭店，先侦悉张敬尧的行动规律，再指挥特务实施暗杀。

1933年4月底的一天，郑介民打扮得西装笔挺，满身洋气，随携着10多只大皮箱，气宇轩昂地住进了六国饭店。郑介民住进饭店后，神态随和，出手大方，很快就与茶房混熟，了解到张敬尧住的房间号数与位置。郑介民又以散步与工作为由，多次到张敬尧的房间附近侦查，发现张敬尧与其副官以及参谋长赵庭贵三个人分住三楼三个房间，夜间睡觉经常变换房间。如果暗杀定在白天，人多不易下手，而且刺客难以走脱；若在夜间暗杀，又不知张敬尧当夜住哪个房间，且张的武功枪法都很厉害，弄不好就会赔了夫人又折兵。

郑介民在为难之际，召来华北特区北平站的大特务王天木、陈恭澍等人计议，决定多邀集几个特务轮番上楼，伺机待动。

郑介民侦察到张敬尧每天起身很早，洗脸、修面花的时间很长。这时，客人们多未起身，人少便于行动，而且张敬尧此刻疏于防备，故乃是实施暗杀的大好时机。郑介民通知王天木行动，且指定北平站行动员、年轻力壮的白世维为暗杀的主要执行人，并研究了进入饭店的方法与动手后的逃走路线。另外派人在楼梯口、饭店门口掩护刺客撤退，还安排了一辆小轿车来接应。

1933年5月7日凌晨，张敬尧像往常一样早早起身。正当他洗脸时，白世维出现在洗脸间的门口。张敬尧发觉动静，猛扭转头，白世维看清了此人即张敬尧，飞速地抬手连开三枪，子弹准确地射进了张的脑袋，张立即倒地毙命。当饭店的茶房与客人们惊醒时，王天木与白世维等人已狂奔出饭店，钻进小轿车逃走了。汽车开到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白世维下车，混入人群，步行去了八面漕的清华园。

郑介民这个“南洋巨商”不告而别消失了。当天晚上，他从北平军分会得到准确消息：张敬尧已死，立即电报南京。第二天北平各报上刊登了：巨商常石谷，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中遭刺殒命。而不久后，国民党北平机关报证实“常石谷”即张敬尧，并说张敬尧是汉奸，潜入北平阴谋策动叛乱，被“锄奸救国团”击毙。

戴笠杀张敬尧是大块人心，但是他杀另两个人，才是被人称为“杀人魔王”的起因。

1933年6月18日，距六国饭店张敬尧被刺仅一个多月，上海又发生了杨杏佛被乱枪打死的事件。

杨杏佛名铨，字杏佛，1893年生。江西玉山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时任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蒋介石之所以杀他，是因为对“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仇视。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各种恐怖手段，对抗日活动变本加厉地予以镇压。“抑制舆论与非法逮捕杀戮之记载，几为报章所习见。”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人权保障同盟”成立了。

1932年底，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了同盟。同盟宣布自己的任务是：“(一)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本同盟愿首先致力于大多数无名与不为社会注意之狱囚；(二)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国内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三)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公开竖起了人权的大旗，与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做斗争。

同盟成立后，以宋庆龄为总会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并在上海、北平设分会，积极开展有关活动。在斗争中，几件事引起蒋介石的极端仇视：

一是刘煜生被杀事。刘煜生是镇江《江声报》经理兼主编，因在该报副刊上登载爱国文章，被国民党当局以“鼓动阶级斗争”的罪名逮捕，并由江苏省主席顾祝同下令封闭《江声报》，1933年1月，将刘煜生枪毙。同盟得知此消息后，即开会发表宣言，指出，“此种**人权、破坏法纪、黑暗暴行，已明白证明顾祝同与实质上北洋军阀毫无二致，也即为我全国人民之公敌。”并有力地揭露当局破坏民权的暴行。

二是营救共产党人问题。1933年3月，共产党人陈赓、罗登贤、余文化、廖承志等被捕，为了营救他们，同盟曾组织营救共产党人委员会，由宋庆龄、杨杏佛等人赴南京探望陈赓，要求释放，并揭露国民党法西斯罪恶。同年5月，丁玲、潘梓年被特务秘密绑架，同盟组织了“丁、潘保障委员会”，进行营救。

这期间，杨杏佛身为同盟总干事，积极奔走各地，做了大量工作。

同盟的活动情况由特务部门源源不断地汇集到蒋介石那里。这不是专门和我作对吗？蒋介石恨得咬牙切齿，决定杀一儆百，以恐怖行动制止同盟的活动。但杀谁好？这却是个颇费踌躇的问题。杀小了吧，起不到恫吓作用；杀大了吧，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蔡元培是国民党元老，杀了他们，我老蒋就别想有好日子过，莫说全国人民不答应，就是国民党党员就会把我吃了。何况还有那么多反对派无时不在找我的缝隙下蛆呢？对，就杀杨杏佛。他是同盟总干事，除了宋、蔡，就是他大，而且他十分活跃，在国民党内有一定资历和影响，杀了他，可以起到恐吓宋庆龄、蔡元培的作用，又不会翻了自己的船。于是，1933年四、五月间，蒋介石对戴笠下达了“制裁”杨杏佛的指令。

戴笠受命后，即布置手下特务对杨的一切活动进行监视调查，并印发了杨的照片三百张，供特务们确认，以备随时动手。

杨杏佛当时住在法租界亚尔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楼上，爱好骑马，在大西路雇人养了两匹好马，常常在闲暇时去大西路、中山路骑着蹓玩。戴笠得到这些情报后，即准备在大西路狙杀他，并命手下拟出了具体的行动方案，报给蒋介石。但蒋介石不同意，认为把他杀在租界以外，对居住在法租界内的宋庆龄起不到威吓的目的，还容易引起各方指责，为政府增加麻烦。命戴笠一定要在法租界寓所附近进行，这样，对宋庆龄的威胁更大。

戴笠对蒋介石的命令，向来是不折不扣执行的。接到指示后，即亲往上海布置。执行这次暗杀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他纠集了六个暗杀高手，对着蒋介石的像宣誓；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当即自杀，绝不泄露秘密。

1933年6月18日这天，天清气爽，又是周日。早晨8时刚过，杨杏佛身着骑马眼，头戴灰呢帽，与十五岁的儿子杨小佛步出庭院，准备乘汽车到大西路，再乘骏马出游。

这时，埋伏在杨家附近的特务们立刻紧张起来，只见赵理君打了一个手势，几个人便装作漫不经意地向中央研究院门口凑去。

中央研究院为杨杏佛备有两辆车，一辆是道奇牌轿车，一辆是纳喜牌篷车。监视的特务见杨杏佛携着儿子的手，边走边说什么，走近了轿车，立刻暗示特务们准备动手。可杨氏父子上车后又下来了。监视的特务以为杨杏佛察觉了，不再出游，刚想发信号，让特务们冲进去动手，却见杨杏佛领着儿子上了篷车。原来轿车司机不在，只好改乘敞篷车。

车子终于发动了。听到马达声，特务们都在大门外各自的位置上做好了准备。汽车刚出大门，暴徒们突然窜出，四支手枪同时从车的两侧向车上猛射，子弹雨点般飞到车上。

杨杏佛一听枪声、马上反应到有人要杀他。因为早在一个多月前，他就收到过恐吓信和子弹。如今到了生死关头，他自知难保，立刻将身体伏在杨小佛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儿子。

特务们打了一气，见目的已达，便向停在附近的汽车狂奔。这时，那辆汽车早已发动好了等着，特务们先后抢上，扬长而去。但一个特务慌乱中跑错了方向，等拐回来时，车已开出了一段距离。他一面追，一面喊：“等等我，等等我！”赵理君一看他还有好几丈远，而四面警笛狂鸣，租界警方马上就会赶到，已等不及这个特务上车了，又怕这个特务被抓泄密，便抬手给了他一枪，仓皇中未中要害，车已开足马力逃跑了。

却说那个特务完成任务，没想到反挨了自己人一枪，眼看巡捕包围过来，绝望中举枪自杀，结果负伤未死，被巡捕抓住，与杨氏父子一起送到医院。杨杏佛到了医院，便停止了呼吸。医生检查尸体，发现中了三枪，其中一枪打在心脏上。杨小佛腿上中了一弹，没有大碍。

那个受伤的特务被医生抢救过来后，向租界警方供称叫高德臣，是山东人，访友路过此地，在乱枪交射时被流弹打伤。戴笠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惊怕，一旦供出实情，不用说我小小的处长，就连蒋委员长也脱不了干系，马上密派在法租界捕房任职的特务，带上毒药上医院。当天晚上，这个特务便“重伤不治”身死。20日晚上，戴笠春风得意地回南京，向蒋介石复命。

蒋介石暗杀杨杏佛，其目的是要恐吓宋庆龄、蔡元培等人，但结果却不尽然。事件发生后，蔡元培立即在中央研究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向法院起诉，并致电南京政府，要求“急于饬属缉凶，以维法纪”。6月20日，同盟在万国殡仪馆举行杨杏佛先生入殓仪式。尽管特务们扬言在这一天要暗杀同盟其他领导人，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还是亲赴殡仪馆为杨送殓。宋庆龄在为杨杏佛被害发表的声明中愤怒指出：敌人“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我们非但没有被吓倒，杨铨为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励，直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

然而，同盟还是停止了活动。从这一点来说，蒋介石运用戴笠这只黑手，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

戴笠的另一个暗杀目标是吉鸿昌。塘沽停战协定签署后，冯玉祥在1933年5月组成了20万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担任副司令，由此与蒋介石发生冲突。蒋介石迫使冯玉祥辞去总司令的职位后，包括吉鸿昌在内的副总司令们被**投降。但当逮捕他们的命令下达时，国民党负责这一行动的将军不肯下手，反而给吉鸿昌提供前往天津的交通工具，吉在天津相对安全的租界区里安身。为了躲避蒋介石的特工，他在法租界的国民饭店租了38号房间。

戴笠安排了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组长陈恭澍负责谋杀吉鸿昌。1933年11月9日，陈与另一个行动组特工吕一民到国民饭店刺杀吉鸿昌。谋杀失败了。吉仅被一颗流弹击中肩头，而另一个人王化南却被错杀了。此事件导致了法租界的警察逮捕吉鸿昌，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吉被引渡给中方并遣送到北平宪兵部。在何应钦作为“北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调查了此案后，吉鸿昌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他拒绝投降，于是，1933年11月24日，据说他因此而英勇就义。

杀害吉鸿昌被认为是军统早期戴笠在华北地区的重大成功之一。杀了杨杏佛和吉鸿昌，戴笠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目光盯向了另一个民主人士。（预知戴笠要杀的人是谁，请看下一节）

上一节说到戴笠受命杀掉杨杏佛和吉鸿昌，被世人痛骂，但是接下来杀了这位，使他真正背上“杀人魔王”的骂名，这个称号伴随着他一生。

史量才，原名家修，1879年生于上海附近的泗汀镇。年轻时曾办过女子蚕桑学校，积极参加保路运动。中华民国成立，被任命为松江盐务局总监。史量才早年任过《时报》主笔，1912年买进《申报》，致力经营，迅速发展，使其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并增加了《申报月刊》、《申报年鉴》，俨然成为一报业巨子。以后，他凭借在新闻界的地位和实力，积极创办实业，成为很有影响的人物。

本来，史量才在1927年后，一度曾拥护南京政府。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一心要扑灭其他政党，统一各地方实力派，并对人民的反抗采取恐怖手段进行镇压，在文化上实行法西斯统治政策，促使《申报》的态度迅速转向。他抨击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聘请爱国进步人士参加《申报》工作。如任用李公朴主持补习学校和流通图书馆，黄炎培主持设计部，并大量刊登鲁迅、陶行知、茅盾、胡愈之等人的文章。

考诸《申报》言论和史量才的活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引起蒋介石的忌恨：

抨击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支持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后，《申报》连续发表《国人乎速猛醒奋起》、《抗日救国运动中军人之责任》、《正告政府与国民》等一系列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抨击南京政府的妥协，指出：“我退至山海关，日人亦逼至山海关，设我退至北平，退至上海，退至南京，而日人节节进逼，我其将始终退让毫不抵抗耶？”“毫不抵抗，真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此种现象，实为我国家我民族之大耻！”“自今以后，国人亟应幡然觉悟，与其依赖政府，毋宁依赖自身，唯人民自身之力量，乃最真实乃最伟大，救国自救，最为有效。”“一·二八”抗战后，言论更加激烈。尖锐批评南京政府的“忍辱负重，暂时屈服”是“一片谎言”，“甚是别有用心”，揭露国民党“所谓共赴国难，亦正如放烟幕弹，使人民被笼罩于云里雾中”。

揭露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主张取消官僚政治、军人政治，主张宪政和廉洁政治、民主政治，并直言不讳地指出：“国民党主政，迄今五年，……国事日非，民生愈困，迄至今日，更岌岌不可终朝，则负此误国之责者，应为整个国民党。”

抨击国民党的“同室操戈”政策。1932年，国民党蒋介石正在江西作战，《申报》却发表评论说：“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枪口不以对外而以这剿杀因政治经济两重压迫铤而走险之人民。”“政治黑暗如此，蚩蚩之氓，如注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故今日剿匪为扬汤止沸。”“共产主义，今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之学说，”“吾人认为今日之‘匪’绝非‘剿’所可‘灭’……”而“绥靖之道，如其有之，应亦不过残民以逞耳！”此外，《申报》还支持“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斗争。

开初，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拉拢史量才，曾给了他许多头衔，如：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董事、红十字会名誉会长、上海临时参议会议长等，但仍未改变《申报》的倾向。终因“中大风潮”事，矛盾激化。

1930年，国民党任命其重要人物朱家骅为中央大学校长，其间，积欠经费达半年之久，师生积怨甚深。1932年，朱家骅调任南京政府教育部部长，委任段锡朋为校长。段到任后，与学生发生冲突，被学生打伤。《申报》将中大风潮内幕揭露，说是因“经费积久拖欠，学校当局索讨无着”而致，其矛头已指向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朱家骅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潘公展就分别给蒋介石写了长信和报告，将《申报》的种种进步言行上报，蒋介石即用红色铅笔批上“申报禁止邮递”六个大字，由上海警备司令部执行。1932年8月，除上海租界外，《申报》在全国各地被截留。史量才通过种种关系疏通，蒋介石则要求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员指导，遭到史量才的拒绝。此事当时在舆论界影响很大，为了做出姿态，蒋介石在压迫史量才做出一些让步后，不得不允许《申报》恢复邮递，同时，准备摆布史量才本人。1934年夏秋之间，终于发出了暗杀史量才的命令，这一任务又责无旁贷地交给了戴笠。

戴笠受命后，即亲自前往上海，组织上海的特务对史量才进行监视和跟踪，弄清史量才的行动规律。后来，他找到杜月笙帮忙，通过帮会的关系，从史量才司机的嘴里探听出史量才经常到杭州去，每次都住在自己的别墅秋水山庄。戴笠想，在上海动手，人口密集，警员众多；在租界行动，怕又要发生有特务跑不脱被抓住的事。便想到杭州，趁史量才到杭州时在秋水山庄附近狙击。但转念一想，还是不行。因为杭州是戴笠搞警察实验的地方，浙江省会警察局局长赵龙文是他自己的人，各级警察机关几乎都控制在特务处的人手中。发生了大命案，破了就会找到自己人头上，破不了杭州警察局就会落个侦破无能的罪名，也会受到攻击。最后还是决定在沪杭公路上动手。

11月6日，史量才到杭州疗养，13日由杭州返沪。

戴笠得到史量才已去杭州的消息后，即率赵理君等特务去杭州布置，并将特务们经常搞绑架用的一辆别克牌汽车开到杭州，停在浙江警官学校的车库内，当时准备了两个车牌照，一个是仿制的京字72号，另一个是杭州警察局的试车牌照，并选看了动手地点，探听好史返沪日期。

13日这天，史量才乘自己的防弹汽车由杭州驶返上海。全车共六人：史量才的儿子史咏赓、咏赓的同学邓祖询与司机坐在前排，史量才夫妇和一个亲戚周女士坐在后边。

下午3时许，车开到翁家埠站北约二华里处，见一辆京字72号车停在路上，五六个人围在车旁，有的在修车，有的正在四处张望。史量才的车开到离此车一丈远时，忽听一声呼哨，这些人一齐拔出枪来，向史的车射击。司机一着急，“吱”的一声刹住车，恰好停在这几人身前。一时间子弹横飞，枪声震耳。史咏赓急忙启门外逃，受伤后跑到翁家埠站呼救。史量才夫妇与周女士亦跳下汽车奔逃。有两个特务见史量才跑了，急忙持枪追击。史量才跑出半里远，钻到一个农民家里，穿堂而过。追击的特务一看，两人一打招呼，一个追踪入内，另一个绕到后边堵截。史量才刚冲出后门，被特务一枪打在脚上，趔趄着跑到一个干涸的池塘旁边，倒在地上。两个特务追上去，向史量才头上连开两枪，一枪从口入脑，另一枪由左耳打入，俱中要害，当即死亡。司机黄有才、咏赓的同学邓祖询也被打死。

特务们见目的达到，飞车逃走，中途将车牌换了，半夜开回鸡鹅巷53号。枪声停下半小时后，史咏赓才从附近找来一些人赶到出事地点，并向航空学校借了一辆卡车，将三具尸体运回杭州。

史量才被暗杀后，全国震惊，纷纷声讨，要求政府缉拿凶手。蒋介石也故作姿态，表面上，一面电令浙江省、沪杭两市“缉凶”，并悬赏一万元；一面以国民政府名义致电史量才的家属表示慰问。背地里，却发给行动特务五千元进行犒赏。同时，压迫《申报》顺应国民党，停出“自由谈”副刊和《申报月刊》，并迫使《申报》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与《申报》脱离，独立经营。

就这样，戴笠又帮助蒋介石“摆平”了一个对手。

“缉凶”事件折腾了一番之后，很快没了下文，但是明眼都知道，史量才的死，毫无疑问又是特务组织下的手。有记者拿到了所谓的内幕新闻，称在史量才去世之前，戴笠曾经到过上海，于是，人们将史量才的死因，自然放到了戴笠的身上，这“杀人魔王”四个字，成了戴笠的代名词。人们痛恨戴笠的冷血，可是没有人理解他，在每一宗杀人事件的背后，他付出的艰辛和努力。更没有人理解他，为什么每次杀完重要人物之后，他会去佛堂烧香？

那是因为，他心里也很愧疚，只是他所在的位置以及他的使命，不允许他做出别的选择。如果他不去做，蒋介石会安排别人去做。而他心里也清楚，只要一次办事不利，遭到蒋的猜忌，就会失去宠信的机会，要想翻身就难上加难了。他只有顺着这条路，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当然，他杀掉一个坏人的时候，内心要平和得多，就如下面这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