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蓝衣社的党魁
戴笠完成了西安救主的壮举，得到蒋介石的宠信，一时风光无两，他摸清了蒋的心思，开始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其他人都相继处理了，还剩下最关键的一个，那就是17路军总指挥、陆军二级上将杨虎城。
1938年12月。长沙开往武昌的火车，宛如一条吞云吐雾的巨龙，风驰电掣般在寂静漆黑的湘楚大地上奔驰。
凌晨3时左右，列车前方隐隐约约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灯火。乘务员提醒睡意朦胧的旅客：武昌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们准备下车。
旅客们顿时**起来。刚从欧美归来的杨虎城将军却叼着雪茄，坐在车窗前一动不动。思绪万千。
一年前，“西安事变”发生之后，老蒋背信弃义将张学良将军扣留，不久又逼杨虎城将军辞去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出国赴欧美考察。
前往欧美途中，传来了“七·七事变”的消息，杨虎城将军的心情有如海潮般光涌澎湃。“九·一八”以来，他一直渴望率部杀敌，收复失地，“西安事变”他与张学良冒险，“兵谏”，同样也是出于一片爱国赤诚。可是当全国掀起抗日**之际，他却被变相地“驱逐”出了国土，夙愿难成。为此，他多次致电宋子文，要求回国参战。宋子文的回电却是一再让他暂勿回国。随着战火的蔓延，他渴望回国杀敌的心情更加急切。
在欧美期间，他四处奔走呼吁，进行抗日宣传。淞沪抗日即将接近尾声之际，宋子文突然去电请其回国。他兴奋异常地向朋友和侨胞们告别。但许多朋友、侨胞，都担心他会像张学良一样被扣押，劝他不要回国。
对此。他异常激动地答遭：“不到海外，不知国弱的耻辱。弱国的侨民无时无刻不盼望祖国的强大。在国外这段期间，多少侨胞拉着我的手，声泪俱下地说：‘将军回国后，定要规劝各方，枪口一致对外，赶走日本鬼子。这将是我们海外侨胞的莫大幸福！’我身为革命军人，岂能坐视日寇肆意横行？‘九·一八’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又发动了‘七·七事变’，妄想侵吞中国，独霸东亚。这血海深仇，岂能不报！我恨不能马上就上前线，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在场的侨胞和朋友，均被他这番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所激动。许多留学生当即表示要随他回国参战。
就在上海沦陷、南京危在旦夕之际，他携妻子到达香港。前往港口迎接他的人很多，场面非常热闹。他亦为自己回到祖国，不久将投身抗日战场而激动异常。他本打算随前来迎接他的十七路军代表王炳南、王僧根等先回西安，安顿好家眷，视察一下自己的旧部之后，再去向老蒋汇报欧美视察情况，可是刚到九龙半岛酒店住下，就先后收到了老蒋和戴笠的电报，前者要去南昌见面：后者则约他先去长沙与其会合，再一同前往南昌。
他不知蒋、戴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正在犹豫之际，宋子文赶到了香港，送给他两张去长沙的飞机票。
就在这时，王炳南、王僧根等发现，酒店周围有些身着便服、贼眉鼠眼的人在监视他们。王僧根等担心老蒋会加害于他，便力劝他回西安。不要到其它任何地方去，以防万一。
而杨虎城，这位西北黄土地上长大的峥峥铁汉，光明磊落，心地坦诚，而且将个人生命置之度外。朴实、坦率的他，从来没有把蒋介石想得太坏。他还天真地以为，老蒋现在既然动员全民抗日，不至于如此不讲信义而阻止他回国抗日。于是他心怀坦**地说：“我回来只为抗战，别无所求。宁可蒋负我，不能使我负国家、民族。个人利害在所不计。”
部属见他态度如此坚定，即决定让王僧根陪同其前往，其眷属随王炳南等人先回西安。可是，他到长沙时，戴笠却去了武汉，只留下一纸便条，约其去武昌碰头。他猜不透老蒋到底要搞什么鬼，也不知此行是凶是吉，可既然来了，也只好听天由命。“呜”的一声长鸣，列车驶入了武昌车站。陪同他的王僧根已提着皮箱站在他的身旁。他这才站起身，整了整西服及领带，随旅客们一道走出车厢。
月台上，身着藏青色中山装的戴笠，领着武汉行营及湖北省政府的百十来人正等候在那里。欢迎杨将军归来，场面显得异常隆重。
杨将军一下车，戴笠就满脸堆笑地迎了上去。紧握双手说道：“杨将军，一路辛苦了！”他的语音未落，其他的人也纷纷上前问候寒喧。
当晚，戴笠陪其下榻在胭脂坪省政府招待所。次日又设宴为其洗尘，招待得极为周到。杨将军和王僧根一直悬着的心稍稍安定了一些。
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杨将军已经陷入了老蒋和戴笠设下的圈套。
原来，杨将军从国外启程的消息传来时，老蒋正为南京保卫之事忙得不可开交，但他对张学良、杨虎城二人西安“兵谏”之事耿耿于怀，即使在此大敌当前，急需发动国人全力抗战之际。他仍不能放弃这“报仇”的机会。
此时，戴笠刚由上海撤到武汉，老蒋就电令其去南昌见他，让戴笠马上派人去香港，等候监视杨虎城，并设法将其骗到南昌，软禁起来。
戴笠奉命挑选了20多名特务，专门负责对杨将军的监视工作。老蒋还煞有介事地一一召见这些特务，叮嘱他们要严格保密。他最担心的还是杨将军从香港直接飞回西安，所以才有亲自去电，约杨将军在南昌见面，以及宋子文赴港送机票之举。
接到老蒋的此项指令时，戴笠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已被软禁的张学良。他知道，“西安事变”虽是张、杨二人共同发动的，但老蒋对他俩的看法却截然不同。后来老蒋扣押张学良，许多人为其求情，老蒋曾愤愤地对其幕僚长陈布雷说：“张汉卿年幼无知，犯上作乱，而杨虎城则是真正的肇事者。他利用汉卿的天真、阅历浅，由汉卿出面。戴雨农几次报告，说张汉卿是不主张杀我的，而杨虎城几次要加害于我，是张汉卿派自己卫队严密保护我的，张汉卿可以不杀，但军纪国法的尊严要维护。”
老蒋之所以有这些想法，确实是与戴笠的一再游说分不开的。他总是把责任尽量往杨虎城身上推，想借此为张学良开脱。他这样做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方面他念念不忘张学良与他的友情，希望老蒋不要扣押张汉卿；另一方面，则是他一直对杨虎城心怀不满。
原来，早在1935年胡宗南任第一师师长时。曾奉命追击徐向前率领的工农红军。当时，国民党军委会命令驻扎陕西商南、龙驹等地的杨虎城协助堵截，防止徐向前部入陕西与陕北的工农红军会合。可是胡宗南追赶徐部到陕西边境漫川关时，杨虎城却不予协助，使徐向前部得以过漫川关，到达陕北。为此，胡宗南气愤异常，曾在戴笠面前大骂杨虎城。因此，戴笠觉得杨虎城很不可靠。
后来，他派部属马志超前往西安任警察局长时，一再叮嘱说：“杨虎城野心甚大，不可不防。”加上“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在飞机场亲自下令，没收了戴笠防身的左轮手枪，其部属曾与张学良的部属一道，一再要求杀掉戴笠，而由于张学良的极力保护，他才得以脱险。因此，在感情的天平上，戴笠十分感激张学良，仇视杨虎城。
特别是老蒋强调“军纪国法”，一定要扣押张学良，戴笠无法阻止，除了在其职权允许的范围内，在生活上尽量给老友以方便外，内心深处总是把张学良的被押归罪于杨虎城。他觉得若无杨虎城的怂恿，张学良是不会发动“兵谏”的。他甚至对张学良被囚禁，杨虎城却畅游欧美而愤愤不平。
当老蒋命其设法拘捕杨虎城时，他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却在幸灾乐祸：姓杨的，这次该收拾你啦！
不过，他毕竟还没有完全摸透老蒋的心思。依他之见，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老蒋不可能把颇有影响的张、杨二人关押太久，最终他还是会起用他们的。因此，戴笠虽然将杨虎城骗到武昌，但他还是不敢做得太过份，免得日后杨虎城再被起用时反过来报复他。因此，表面上他对杨虎城极热情周到，两人到南昌后还亲自陪杨、王二人游览万寿宫、青云谱烈士墓等名胜，并让部下租下了原江西省长熊辉在百花洲纬二路上的一幢幽静、独处的花园洋房，让杨虎城居住，谎称老蒋不久即来南昌，让其住在洋楼内耐心等候，不要有任何思想负担。
但是，暗地里他却指使人搜查杨虎城随身携带的行李箱，当部下从杨的行李箱中搜出一把左轮手枪递给他时，他极为感慨地说：“历史总是会重演的，去年我去西安在机场被扣押，杨虎城收去了我一支左轮。想不到今天，我又没收他一支左轮。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颇为感慨地直摇头。
杨将军住进熊式辉的别墅后，戴笠先是派了20来名便衣特务住在别墅的一楼，负责监视，不久，他又奉老蒋之命，加派了一个宪兵连，做外围警卫，共同看守杨将军。
当杨将军发现自己已被囚禁时，他站在窗前，半晌没说出话来，最后才仰天长叹道：“我今回国，只愿当一兵一卒，上前线杀敌。但是人家却不让我上前线。即使让我牺牲，我也问心无愧了。但愿蒋介石能抗战到底就好啦！”
于是，杨虎城与张学良一样，开始了长期的囚禁生活。
杨虎城之所以上当，完全是被戴笠的表面热情所迷惑，他要是早有警惕之心，不至于会这样。而戴笠所用的办法，其实就是一个字“拖”，把杨虎城从长沙拖到武昌，再拖到南昌，一路甜言蜜语，使其失去警惕。
囚禁了杨虎城之后，戴笠当属首功一件，越发受到蒋介石的重用。此时他也看到了日本人的野心，中日之间的正面冲突不可避免。站在情报的阵线，他将一批批的情报人员洒向国内的各个地方，而在日本人控制下的东北，他也安排了好几个棋子。
在戴笠帮蒋介石办完了那件事之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他为什么会在西安被那么多人要求枪毙的真正原因。
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杀了不该杀的人，惹了公愤。当然，戴笠杀人是不管好人坏人的，只要谁对蒋介石不利，他就会下手。他就像蒋介石所养的一条狗，只要主人一个眼色，他就知道该干什么？
戴笠平日喜欢夸耀的，是他持有蒋介石赐给的墨宝“艰苦卓绝”四个字，是他初出茅庐随东路北伐军出发前校长亲笔写给他的。因此，他时常自诩是“艰苦卓绝”四字的忠实执行者。后来当军统在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办公时，“10人团”的成员(张炎元、周伟龙、唐纵、徐亮、马策、胡天秋、郑锡麟、梁干乔、王天木、许之龙)，在熬夜工作这点上，谁也比不上戴笠。他能熬得三天三夜夜以继日地干，有时吃烧饼油条、喝白开水，一天两顿，就可过一天。这与他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生活相比，骄奢**，挥霍恣肆，判若两人。特务头子唐纵每每谈到，在鸡鹅巷的岁月里，能够陪着戴笠熬夜而不发牢骚的只有他一人。
十人团的正式名称是“调查通讯小组”，对于它斯巴达式紧张而严厉的工作风格，有过各种叙述。从中可以看出，它很少有时间从事军统在全面发展到后期时所特有的腐败活动。大夏天里，在南京这个中国最闷热的城市里工作的戴笠，会经常在十人团位于鸡鹅巷53号的总部连续三天三夜废寝忘食地工作，最多只是就着一杯开水咽下油条之类的点心而已。
尽管密查组名义上归陈立夫统一领导，但它的各个部门之间竞争激烈。当戴笠和他的十人团在密查组设在鸡鹅巷的办公处活动的同时，另一个对手小组——它被认为是代表了陈立夫“CC”派的利益，也在瞻园路的办公处对国民党非军事人员中进行反共的调查活动。这个被称为密查组一科的小组由徐恩曾领导，同样由党中央总部的秘密资金支付经费。
与此同时，另一个秘密警察机构在由江西南昌“剿匪”总部管辖的三个省份成立。而蒋介石于1931年也开始授命组建谍报科。次年，蒋介石在军事事务委员会的秘书之一邓文仪向总司令递交了一份计划，要求在“剿共”地区内三个省的保安行营里成立调查科，其总部归南昌保安行营领导。
1932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发表反蒋宣言。戴笠的亲信范汉杰潜伏在十九路军中作参谋处长，对于十九路军的部队番号、作战部署以及团长以上的主官姓名，了如指掌。戴笠和郑介民亲自去厦门、福州策动指挥，弄得十九路军四面受敌，不战而北。1936年6月，“华南王”陈济棠兴师反蒋，蒋介石引为大患。戴笠派郑介民去香港策动，利用老牌特务邢山打入陈的空军内部，封官许愿，巨金收买，一夜之间使陈多年苦心经营的一支空军部队和机群，几乎全数起飞投蒋介石。后来陈部余汉谋又被蒋介石收买过来，于是不可一世的“华南王”众叛亲离，土崩瓦解。
蒋介石统治旧中国22年，依靠的三大台柱，即：以黄埔学生作打手打出天下；以C.C派包办党务，也就是以党治天下；以政学系出谋划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这三大台柱中，又以黄埔打手作核心。戴笠就是依靠门生关系爬上去的。他紧紧抓住黄埔这个招牌，也就成为他手中降魔伏妖的符篆。
1932年3月18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在洛阳召开，会议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了授予戴笠正式权力，并防止CC派和黄埔派互相之间的对立增长而削弱自己的情报机构，蒋介石决定使用他新的权力，在军委之下设立一个正规的情报局，以将这些非正式和秘密的调查部门组合在一起。3月下旬，在溥仪作为满洲国傀儡政府首脑登位后不久，蒋介石召集了他的高级军事顾问，共同决定组织一个“情报网”，“以便抵抗外国侵略，平定国家”。于是，“一个军事情报机构”便成立于1932年4月1日，那便是后来国民党军事情报部门永远要纪念的军统机构成立周年日。
因此戴笠原来的“十人团”，现在已成为一个正规的官僚机构。
同年4月，蒋介石命令在军委内成立由陈立夫及其副手、南京警察厅厅长陈绰领导的“调查统计局。”于是三个处相继成立。第一处是原中央党部的调查科，即密查组一科，它设在特务处所在的瞻园路，由徐恩曾领导。这个处便成了党务调查处，后来成为陈立夫抗衡戴笠军统局的部门——中统局。
第二个部门是戴笠设在鸡鹅巷的特务部，负责监视和调查军队，就是后来的“军统”。被提升为少将的戴笠，把这个部门当作自己的家，而他则是这个家的“家长”。他原来特务部的部下们管他叫这个组织的“老板”。这个情报机构，蒋介石交给了戴笠去管理，他相信戴笠处理事件的能力和对情报工作的态度。
第三处先是由丁默管理，后来由金斌领导，负责监查邮电检查局，后来并入特检处，办公处在江西路。
统计局本应负责协调这三个处的工作。但实际上只有徐恩曾和戴笠派出了他们自己的人员，到设立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军委特务处总部工作。真正的工作是由各部门自己执行的，他们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合作。后来蒋介石为了保持自己对这个组织的控制，任命自己的亲信郑介民和徐人翼分别为副处长和军委特务处的总管。郑介民曾是广东的一个冒险家，加入黄埔二期之前在新加坡开过一个咖啡店。他也是特务处的审查科长。唐纵任军委特务处书记时，反对军阀的云南绅士邱开基当了执行科科长。
为了防止某一个部门独大，蒋介石就像明朝成立东西厂用来牵制锦衣卫一样，自然要让三个部门相互之间进行某些方面的牵制。
“十人团”原来的成员中，那些能够接受戴笠越来越严重的家长式独裁领导的人就在二处呆了下来，而其他受不了新的安排的人便转到了蒋介石正在建立的秘密政权的其他位置上。
二处现在有了具体的调查使命，它可以在“秘密领导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的原则下利用军事委员会的权力来扩展它的业务。但它的扩展得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才行：它的前身已同军事或政府当局下属的执法部门建立了固定的关系。
戴笠心里也明白，作为一个特务组织，清一色的黄埔学生，有如作茧自缚，是行不通的。因此，他的手法是将黄埔学生摆在主脑机关及外勤大单位做骨架，摆给校长看。他对喽罗们，便十分注意用不同的口语来对待不同的对象。例如对蒋介石称“老头子”、“校长”、“领袖”、“委座”，他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称呼，四种称呼是有分寸的，决不令人不快。他称呼“老头子”是用于对平行地位的人说的；“校长”是对清一色的黄埔同学用的；“领袖”是纪念周上以及吸收特务入团宣誓，或在各特务干部训练班的讲话时用的；“委座”是夹在领袖的称呼中并用的。真是用尽心机，莫此为甚了。
戴笠的唯我独尊、绝对的家长主义作风，是维妙维肖地继承祖师爷蒋介石而来的。有一次，华北训练班第一批受训完毕的学员杨清植，被戴笠委派为浙江警校警士教练所的队长，限即日前往到差。杨为了安置家眷，赶不上当日的火车，吓得面无人色，连忙去报告戴笠。本来杨不去报告还可能无事，一报告便倒霉。戴笠二话不说，将杨关了禁闭，半年后才释放。他的这种法西斯的统治，事例是非常多的。十人团的大头头们，好比恶婆婆带媳妇一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形成了一套法西斯化的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