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西安事变忠心护主
戴笠利用了一个女人，成功出去蒋介石的心腹大患王亚樵，可是他本人却开心不起来，心中愧疚不已，这种感觉，却无法向任何人说，只能深深埋在心底。
王亚樵死后，戴笠找了一个人时间，孤身一人到郊外的树林里，点了香烧了纸钱，遥祭了王亚樵，也算是对两人之间那段师生情份的一种告慰。
欲成大事者，当断则断，戴笠这么做，也是没有办法。男人若有仁慈之心，怎么统帅那些军统手下？
1936年12月12日，西安南京之间的通讯突然全部中断，报上也没有了正在西安视察的蒋委员长的任何消息。古城西安沉睡在夜幕中。午后一时正，戴笠忽然接到军统局西安情报站站长江雄风的特急电报：
“十万火急，南京戴先生亲译(绝密)，据确切悉：令天拂晓，张学良、杨虎城突然发动兵变，判军包围了华清池，领袖已被挟持到新城大楼，生死难卜！江雄风敬叩。”
事发之时，戴笠正在广州进行接收，扩充广东缉私部队。他一听到老蒋被扣押在西安的消息，顿时震惊，焦虑得手足无措，第二天就乘飞机赶回南京。
蒋介石被扣，对于戴笠来说，确实是很伤心的。在事变初起的几天里，他哭丧着脸，有时惶然如丧家之犬，到处乱窜，一筹莫展；有时则如一只被人打在痛处的老狼，绕屋嚎叫，大呼大喊，精神似乎到了崩溃的地步。他每见着一个黄埔同学或手下的大特务，就痛不欲生地哭诉：校长这次一定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可能。如何是好？
谁都知道，特务处是老蒋个人的御用工具，他戴笠死心蹋地效忠的也只有老蒋一人。万一老蒋有个三长两短，他戴笠的前途事业便都将毁于一旦！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着汽车到处奔走，打听情况，寻求营救方法。如何应钦家中，他听到何应钦已做出派飞机前往西安轰炸的决定后，更是吓得魂不附体。这个何部长要干什么？领袖还在西安城里，怎么能用飞机轰炸？戴笠刚要表示自己的看法，劝说何应钦，但话刚出口，就被从门外进来的复兴社要员贺衷寒、邓文仪等指着鼻子责骂了一顿：“你这个特务处长是怎么当的？为何使校长受此危险？”“老实告诉你，校长如有不测，我们找你算帐……”
戴笠被骂得汗流浃背，满心委屈，但他并不愿做任何解释。他觉得当务之急不是追究谁的责任，而是设法营救老蒋。他一语不发地离开何家，直奔慧圆街谍参训练班，去找在那里任教官的余乐醒。
戴笠此时是“病急乱求医”，他认为余乐醒曾在西安杨虎城手下干过，或许有点什么办法。见到余乐醒，戴笠急切地说：“东醒兄，如今中央主战者甚多，连贺衷寒、桂永清都要推戴何应钦为总司令，轰炸西安。如此情况，领袖怎能得救。我准备亲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个会飞檐走壁的人。混入西安去救领袖，请你想想具体办法。”
说完，他又禁不住如丧考妣般的放声大哭起来。
余乐醒为难地说：“救人要快，越快越好。但一时之间又哪里去找飞檐走壁的人呢？我愿化装陪戴先生入城，到那里再想具体办法。”
12月21日，老蒋的外籍顾问、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从西安带回消息，说张、杨无意加害老蒋，只是想让老蒋接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为救老蒋的性命，宋美龄、宋子文决定随端纳一道去西安，劝说老蒋先答应张、杨的请求。
戴笠听到消息，决定冒死赴西安一行。的确，戴笠对蒋确是有感情的。因为，以前没有蒋，就没有他的今天；将来没有蒋，更没有他的前途。蒋存则戴存，蒋亡则戴亦亡，这个利害关系，聪明的戴笠怎么能不明白。
戴笠深知，此次西安事变，事先未能洞察张、杨的密谋所以酿出这等大祸，事变之后，校长无论是生是死，自己终逃脱不了渎职误国之罪。与其坐等，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不如随宋氏兄妹冒死赴西安一搏，尚有可为。
戴笠暗忖：此去西安，虽然有如赴泉台见鬼，死活多少，但是也有安全因素：
一是张、杨既然同意宋氏兄妹赴西安，表示事变就有和平解决的希望，张、杨既已不斩“阎王”，何必又杀一“小鬼”呢？二是张学良与宋子文有姻亲关系，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又是宋美龄母亲倪桂珍的干女儿，张氏父子与宋氏兄妹关系非比寻常，有此两层关系，张必不至于加害宋氏兄妹。有宋氏兄妹保驾，此行当是有惊无险。
三是自己与张学良是私交玩友，感情甚笃。张学良素重友情，颇讲义气，有古侠之风，想来不会将我置于死地。想是这样想了。可是临到真正下决心的时候，戴笠又犹豫起来，凡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自己是特务头子，早已恶名昭彰、臭名远播。自己本在南京，尚无生命之虞，如果一念之差，一着走错，误入险地，被张、杨手起刀落，人头落地，我戴雨农岂不是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被天下英雄耻笑。如此思前想后，戴笠一时顾虑重重，犹豫不决，总是下不了决心。
突然，戴笠想起挚友胡宗南。胡久在西北驻节，对张、杨所部情况比较熟悉，对天下大势常有惊人之语，何不请其决断。于是戴笠当即去一电，请其决疑。
胡宗南很快回电，告诉戴笠说：“根据我从各方面掌握的情报分析判断：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的底牌是握于校长之手，而非张、杨。张、杨发动兵变的目的，无非是逼蒋抗日，洗雪亡国亡家之耻。蒋亡，国必乱，张、杨初衷必不能实现，反成千古罪人。以张、杨的聪明，断不会出此下策。因此校长绝无生命危险。校长不亡，岂有学生先亡之理。你此去西安，不但没有生命危险，相反却有勤王保驾之功，此是千古难逢的建功机会，得之终身受用，失之却难逃杀身之祸。望你深思！”
胡宗南一番话，使戴笠茅塞顿开，终于下定决心，万里救驾，孤注一掷。
“我要去！”戴笠对宋氏兄妹说。
“你最好别去！”宋美龄看了戴笠一眼。西安事变发生后，黄埔同学纷纷攻击戴笠。言辞激烈者称“应杀戴笠以谢天下”，他去只能坏事。
宋子文却不以为然，他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不慌不忙地看了看表情很尴尬的戴笠，对其妹说：“让雨农去吧！雨农与汉卿私交不错，而且那里还有不少他的人，能帮我们劝劝汉卿，做做东北军的工作，也是好事嘛！”
“夫人请让我同去吧！领袖有难，我戴某怎能苟且偷安？”戴笠流着眼泪恳求宋美龄。宋美龄似乎也为他的一片赤诚所动，默默地点点头，半晌才轻声说道：“好，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
“谢谢夫人！”戴笠冲宋美龄深深地一鞠躬，便告辞出来。
当天晚上，戴笠在南京曹都巷特务处大礼堂，召集科、股长以上骨干特务讲话。戴笠涕泪交流地说：“校长一身系天下安危，今竟为张、杨叛逆所扣押，生命垂危，前途堪虑。我们失职，未能事先明察，致校长蒙难。真是罪该万死。现在唯有尽最大努力，进行挽救。我现在决心随蒋夫人、宋部长飞赴西安，去营救校长。此行凶多吉少，我到西安后愿和校长共生死。若校长平安返京，我亦能安然归来，否则，这次乃最后之痛饮！古人云，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望我去后，诸位能安心工作，效力党国！”
说完，一副“英雄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神态。
几个人听得泣涕涟涟。戴笠把特务处的事务委托给郑介民和梁干乔，心情沉重地回到鸡鹅巷五十三号，那里，住着他的家人。
戴笠双膝跪在老母面前，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儿平时奔走国事，疏于侍养，未尽孝道，愧为人子！此次儿奔西安，不知何日能回家。望老母保重身体，勿以儿为念。”
蓝月喜蓝氏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她怜惜地搀起儿子，平静地说：“我虽然从年轻守寡到抚养你成人，尝尽世态艰辛，今天能看到你为国尽忠，又心存孝意，我心就放下了。我虽年迈，身体还好，如果你有三长两短，我会携家人回去住，你放心好了！”
“母亲说得是！”戴笠含泪站起来，叫过自己的儿子戴藏宜：“藏宜，我去西安，不一定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要小心侍候奶奶和你娘。”
他又转脸对自己的妻子鞠了一躬：“拜托你好好照顾老娘。”
与家人泣泪诀别后，戴笠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颓然坐下，面对墙壁，静静思索。
此次去西安，凶多吉少。东北军中有许多将领视戴笠为不共戴天之仇人，陕北那边更是视戴笠为蒋介石的御用工具。但此次事变，若蒋介石一命归天，他戴笠亦难逃一死。不仅东北军、陕北那边会杀掉他，国民党内部也时刻会有枪口对准这个“杀人魔王”。
戴笠双手合十，默默祈祷了几分钟，祈求上帝保佑。
1936年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端纳、戴笠，另有宋美龄的侍女、厨师，一行共7人，从南京机场登上福克式三引擎飞机，直飞西安。
临行前，戴笠经过再三犹豫，还是随身携带了两支手枪。虽然行前有胡宗南对西安形势详细分析，有宋氏兄妹的“保驾”，但是等到一上飞机，已经绝无退步余地的时候，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再次袭上戴笠的心头。
戴笠尽管一生中屡次深入虎穴，最后总是化险为夷，安然无恙，但此次毕竟不同于以往。东北军都是亡家亡土之人，是一群早就被仇恨和屈辱逼急了的汉子，他们连委员长都敢扣押，世界上还有什么事他们不敢做。再说那个杨虎城，早已对我恨之入骨，恨不能把我生吞活剥，以泄其愤。如果再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中共分子掺杂在内，还会有我戴笠的好果子吃吗？到那时，人为刀俎，我戴雨农就是十八般武艺，也只有任人宰割了。如此一想，戴笠只觉得一阵阵寒气从脚底升起，直透心田，脸色时而苍白，时而腊黄。
宋美龄是位很细心的人，她早已观察到戴笠内心的变化，于是用她那充满女性温柔和母亲般的语调娓娓地对戴笠说：“我虽然至今没有儿女，但蒋先生告诉我，他的学生、他的部下，就是我们的儿女。”戴笠望着宋美龄爱抚关怀的神情，心中一阵感动：稍稍缓解了恐惧和紧张的情绪。
飞机降落在西安机场后，张学良首先登机来迎。宋美龄与张学良寒喧数语后，第一个走下飞机，接着张学良、宋子文、端纳和戴笠鱼贯而出。戴笠看到机场四周荷枪实弹的士兵，神情仍然显得紧张而疑惑。机场上，宋美龄与同来迎接的杨虎城坦诚握手。然后对张学良说：“汉卿，我的行李希望你不要检查。”张学良回答说：“夫人请便，我不敢检查”，说罢即请他们连人带行李一起送上汽车。
当张学良的目光与戴笠的目光相遇时，张学良猛地一愣。他二话不说，转身对身后的一个警卫低语了几句，便甩下戴笠，快步往自己的汽车走去。戴笠正想随端纳一起乘车离去时，张学良的警卫过来不客气地拦住他说：“戴先生，请上那辆车！”
“慢点！把他的枪拿下来。”戴笠正要上车，却被杨虎城喝住。张学良闻声也停住了脚步，冲警卫点点头。警卫立即将戴笠腰间的左轮手枪取下，交给了杨虎城。戴笠不由一惊：这个张汉卿，难道真要对自己下毒手？但事已至此，别无选择，只好乖乖地跟着那名士兵上了另一辆小汽车。一开始。他们的车还在张学良等人的车队后面行驶，但离开机场不久，他乘坐的汽车就驶向了另一条马路。戴笠不禁问道：“带我去哪里？”
“不许说话，到那里就知道啦！”那警卫板着面孔喝道，右手始终不离腰间的手枪。过了大约半个小时，汽车驶进了一座戒备森严的公馆。那警卫不由分说，就把他推进公馆的地下室，关押了起来。地下室阴冷潮湿。戴笠急得像只被困的猛兽一般，在阴暗的地下室内来回走动着。他万万没料到，自己连老蒋的面也没见上，就被关押了起来。整整一天一夜过去了，外边发生的一切他都不知道，除了警卫给他送来三顿饭之外，竟无一人前来提审他。他觉得自己无生还的可能，便在日记本上写道：“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整整一夜，他都不曾入眠，直到次日凌晨。才朦朦胧胧地睡着。但他刚睡了一会儿，就被地下室铁门的开锁声惊醒。他不禁猛地从临时支着的行军**跳了下来。一直避而不见的张学良走了进来。此时，张学良的模样似乎比戴笠还要疲惫。他双颊消瘦，双眼布满了血丝，以往那潇洒、豪放的气度，仿佛被什么重负挤压得都走了形。他见到戴笠，仿佛连说话的精力都没有了似的，只把一份东北官兵联名写的报告递给戴，就一屁股坐在行军**。
“请速杀戴笠！以绝后患。”几个赫然大字一下就闯入了戴笠眼帘，他顿时大惊失色。
他觉得自己在劫难逃，必死无疑了。但他仍强作镇静地在地上走了两个来回，说：“古语言：‘主辱臣死’。现在委员长蒙难西安，凡是做部属的，怎忍偷生？我若怕死也就不来西安了。你可以杀了我，但我的同志你是杀不尽的……”
张学良不等戴笠把话说完，就连连摆手说：“雨农兄，你不要误会，我无加害委员长之意，更无加害你之意。我是怕部下伤害你，才让人把你送到我公馆的地下室，保护起来。”戴笠一听，知道张学良还是很重旧情，不会杀他了，于是乘机劝道：“汉卿，我知道你也不是那种薄情寡义的人。可你知道，你此举造成了多大的混乱？亲日派的人都蠢蠢欲动，想置委员长于死地，好让汪兆铭接替委员长。到那时，还有你我立足之地吗？”
“这些情况我也都知道了。”张学良显然已多日未能休息了，他疲惫地一个劲地用双手按摩自己的太阳穴。
“既然这样，你又何苦呢？现在大部队已包围了西安，如果你不赶快把委员长安全送回南京，势必酿成大祸。汉卿，下决心吧，只要委员长平安返京，我保证你也会平安无事……”戴笠索性坐在张学良身边，以朋友的口吻劝他。
张学良默默地点点头，站起身来说：“你放心！我们很快就会送委员长回京。不过，为了你的安全，你老兄还得在这里委屈一下。”张汉卿说完，便告辞而去。
为决定老蒋命运，张学良主持召开了东北军和17路军高级将领会议。连日来，他们对送蒋回京的问题讨论了多次。许多人总担心老蒋回京后不履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所以一直未形成一致意见。张学良知道事情越拖越棘手，必须尽快统一意见。所以，他在这次主要将领会上颇为激动地说：“……我为什么敢于冒天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为我而造成国家内乱，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
会场鸦雀无声，在座的无不为他的真挚所感染，往常坚持要保证条件的人，也不再固执己见，终于一致同意送蒋返回南京。
第二天下午，刺骨的西北风夹着黄沙尘埃，席卷着西安古都。西安机场上，身着藏青色呢大衣的老蒋，以及宋氏兄妹等人在张学良、杨虎城的陪同下登上飞机的舷梯，护送戴笠的小汽车亦开进了机场，戴笠一见老蒋被人扶着，艰难地攀登舷梯的背影，眼睛就不由得发酸。他为老蒋的生还而兴奋，又为自己未能防患于未然而内疚。一上飞机，他立即走到老蒋面前，深深地一鞠躬，激动地低声说：“校长处分我吧！学生未能保护好校长的安全………”
“这不怪你！”老蒋摆摆手，示意他坐好。
宋美龄在一旁关切地望着他，说道：“雨农，快系好安全带。这些天你没受什么委屈吧！”
“谢谢夫人，我很好！汉卿派人把我保护起来了。”戴笠指指机舱内临时决定亲自护送老蒋返京的张学良，随即坐到一个空位上，系好安全带。
飞机腾空而起，事变以来压在戴笠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数次追究有关方面人员的责任。该关的关、该撤的撤、该赶的赶、该骂的骂，可谓痛快淋漓。但是对西安事变最重要的责任人戴笠却是恩宠倍至。这在蒋介石来说，固然有戴笠原先转报的江雄风关于“兵谏”之说的情报记录在案，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戴笠冒着生命危险赴西安救驾。
戴笠在与郑介民等大特务们见面时，彼此弹冠相庆，俨然以第一功臣自居，甚至把自己此行同当年蒋介石在永丰舰上护卫孙中山总理脱险相比。他对蒋介石的侍卫副官居亦桥感慨地说：“老哥，我是冒险去的，你虽然被软禁在新城大楼，但还安全，我这几天，真是胆战心惊、度日如年啊！”
戴笠的西安之行，使蒋对戴笠的作用重新加以审视认识。蒋在一生中，虽把特务工作摆在极重要的地位，可谓之时刻不忘，但在公开的文集和演讲中，提到戴笠二字的只有一次，这就是在《西安半月记》中。由此可见，蒋对戴笠的西安之行是深为感动的。后来，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又提到戴笠一次，这都使戴引为不世殊荣之事。
西安事变之后，戴笠患慢性盲肠炎在上海英租界宏恩医院动手术，蒋介石特地叫宋美龄代表他去看望，宋美龄并亲自关照医院，没有完全痊愈，不准他出院。这是蒋对心腹亲信很少给予的殊荣。这在西安事变之前，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恩宠，难怪连当时专程赶到上海看望戴笠的胡宗南，了解到个中情形，也不禁羡慕和嫉妒起来。
蒋在西安事变后，完全解除了对戴的防范和疑虑，自己的警卫工作也全部交给戴负责。侍从室一处三组专门负责蒋的警卫工作，该组的警卫股长、特务股长也由戴笠推荐黄埔学生陈善周、黎铁汉分别担任，在侍卫长蒋孝先被打死、王世和调离时，陈两次代理侍卫长。戴由此掌握了蒋的警卫大权。
戴笠的工于心计是无人能及的。西安事变，特务处事前虽有密报，但毕竟没有提出确实证据，因而令蒋疏于防范。这件事因戴笠赴西安救驾有功，蒋没有深究。然戴不得不做一番戏给人看看。
但是，惩罚哪一个呢？当然，除了自己不能惩罚，首要责任人当是西北区长江雄风，但江对西安情况，已有准确预报，关江的理由不足，况江是黄埔学生，与胡宗南的关系又极好，不可轻易下手。思来想去，戴忽然想起西安事变前一个多月，自己曾下令调上海区长王新衡任西北区长，因王没有及时到任，等到西安事变爆发，也就搁下来。既关江不行，就关王吧。戴笠一个手令下去，“西北区长王新衡因失职，着即撤职查办，交特务队执行。”结果王新衡稀里糊涂地代人吃了几个月的官司。
戴笠处理完王新衡之后，将眼光瞄向了另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