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出卖昔日兄弟，得到蒋介石的信任
有一天，蒋介石突然召见戴笠，问起关于王亚樵的事情，戴笠把他与王亚樵的关系，一五一十做了汇报，不敢隐瞒。他并不知道，蒋介石与王亚樵是有恩怨的。
1929年，王亚樵与“西南派”王乐平、常恒芳、刘庐隐、余立奎等人组成反蒋集团，开始积极谋求以军事实力讨蒋。并由王亚樵联络第六路军总指挥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石友三起兵反蒋，但由于反蒋组织成员、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告密，西南派的中坚人物王乐平被蒋派遣的特务陈希曾暗杀，方振武被诱捕软禁于南京。石友三失败。王亚樵知情，派杀手于1930年7月24日上午10时将赵铁桥击毙于上海招商局门前。
1930年，蒋为筹集经费，在安徽省推行“米照捐”。王亚樵为此组织“安徽旅沪学会”，发起召开抵制“米照捐”大会，同时推派一路代表，分赴南京、庐山、安庆等地请愿，组织安徽米商罢市，米船停运等等，造成米价飞涨，民众怨恨政府，蒋不得已取消“米照捐”。蒋后来得知此次运动是王亚樵一手策划组织，当即明令查封“安徽旅沪学会”，密令戴笠监视王亚樵的行动。从此，戴笠与王亚樵的师徒关系结束，开始了长达6年多的较量。
1931年2月28日，蒋下令将“西南派”领袖胡汉民软禁在南京汤山。“西南派”被激怒，派人携26万元巨款到上海找王亚樵，请求杀蒋救胡。王受命后，经过周密的研究和计划，派出两路刺客，分赴南京、庐山，伺机下手。在庐山一地，杀手陈成在山道上恰遇蒋介石，陈成掏手枪就射，但由于距离稍远和过份紧张，子弹擦身而过。陈成一击不中，当即被蒋的卫士乱枪打死。南京一地，4名杀手终于等到一次蒋介石演说的机会，化装成新闻记者和学生混进会场，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因担任总联络人的王亚樵妻子王亚瑛临阵怯懦，发出“暂缓执行的”暗语，使得南京刺蒋功亏一篑。结果，两地刺蒋都没有成功。
1931年7月23日下午，王亚樵本着西南派“倒蒋必先去宋，乱其经济组织”的方针，亲率杀手在上海北站刺杀宋子文，但误中宋子文秘书唐腴庐，宋却死里逃生。
刺蒋、刺宋未成，却给蒋介石集团以极大的震慑，加之当局久未破案，更使蒋等人寝食不安。在当时，戴笠仍在“跑‘单干”，未形成自己的特务系统，羽翼未丰。整个国民党军警系统，还没有一个人是王亚樵的对手，因而王亚樵达到一生暗杀生活的顶峰时期，继续干出了些轰动国内外的大案。
蒋决定对王亚樵进行政治收买，并要戴笠寻找与王亚樵联系的渠道。戴笠得令后，派特务处特务，早年曾与自己一起追随王亚樵的门生胡抱一携4万元巨款到上海收买，遭到王亚樵拒绝，蒋介石一计不成，再令胡宗南写信给王亚樵，提出由胡宗南、王亚樵合组安徽省政府，让王出任省政府副主席，以此作为诱饵，又遭王的拒绝。
两招不灵，蒋认为王亚樵是不愿屈居早年的两个门生之下，于是派王亚樵的安徽老乡、一起参加辛亥革命，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杨虎亲自上门拜会王亚樵，开出的价码是陆军中将的实职。
杨虎对王亚樵说：“蒋公很欣赏你的才干，希望你弃暗投明，效忠党国。”
王亚樵嘿嘿一笑，问道：“那给什么条件呀？”杨虎很认真地说：“封你为陆军中将，而且绝对有实权。”
王亚樵说：“我还以为老蒋要把他的位置让给我呢，原来只是一个小小的陆军中将！没球意思，不干！”
结果可想而知，杨虎气得拂袖而去。
蒋介石听完了杨虎的汇报，嘴里虽然说了两声：“很好！很好！”心里早已下定了决心：此人既不能为我所用，就必须坚决铲除，以绝后患。这事他交给戴笠去处理，主要是看戴笠的忠心。
对王亚樵，当初戴笠尚存恻隐之心。成立特务处时，戴曾向蒋推荐起用王亚樵，但蒋认为“此人思想左倾，不可为我所用”。戴笠见此，不再提起王亚樵三字。现在王亚樵已威胁到蒋的存在，戴笠仅有的一点同情和患难之情已不复存在。
但王亚樵的实力和手段他是知道的，要追捕王亚樵，绝非轻而易举的事。于是，戴笠亲率大批特工人员，赴上海周密布置和坐镇指挥，全力缉捕王亚樵。
到上海后，戴笠立即指挥军警及特工人员包围了已经掌握的王亚樵的几个住处，其中有王亚樵母亲及发妻王淑英在拉都路的住处。接着对王亚樵的弟弟王述樵韵律师事务所以及大华公寓、亚洲饭店等地点，进行搜捕，结果全部扑空。这一切，早在戴笠的意料之中。他知道王亚樵长期生活在险恶处境之下，早已养成了谨慎、机警、多疑、善变的性格和作风。王在上海，仅秘密住所就有十几处，居住、穿戴打扮、交通工具，一日数变，行踪飘忽不定。其确定行止，就连身边最亲信的大将郑抱真、龚春浦以及妻妾王淑英、王亚英等人，也不能尽数掌握，往往只是在王亚樵到一处地方后打电话告知，而通话常用暗语，外人虽然听到，也不疑有他。至于王亚樵的一般徒众虽多，但对王亚樵的情况却知之甚少。
戴笠早年在上海流浪时，由于曾有意向王亚樵靠近，曾对王亚樵作过一番研究。湖州拜师后，又从近处对王亚樵作了一番观察，并通过结交王亚樵身边的亲信心腹，了解掌握了许多王亚樵性格特点及活动规律的第一手资料。
1931年，戴笠正式受命监视王亚樵的安徽旅沪学会的活动情况，已经使他意识到自己迟早将与王亚樵发生一场恶斗，于是他便开始从各方面调查、研究、掌握王亚樵及其安徽帮的活动规律。因此，戴笠对如何追捕王亚樵，心中早已有底。
第一方案是围捕。戴笠经报蒋同意，统一组织上海的军警宪特机关严密封锁上海所，有对外的海陆空通道，防止王亚樵逃出上海。尤其上海的太古码头是上海到香港及国外的海上交通要道，戴笠更是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对行人进行严密盘查。戴笠认为，只要王亚樵这条大鱼始终被围在上海这口池塘里。无论是池塘里的水多么混浊，终有被捞到的一天。相反，如果王亚樵一旦溜出上海，不啻一条大鱼游进大江大海，到那时再捕捉就十分困难了。
第二方案是守捕。戴笠深知王亚樵一向神出鬼没，要捕捉他绝非一日之功，唯有放长线，钓大鱼，骄其心志，使他逐步麻痹松懈起来，然后一举出击，以竟全功。这也是孙子所说：藏于九天之下，动于九天之上。于是，戴笠下令对已经发现的王亚樵的各个秘密住所，均在周围布下许多便衣特务，日夜监视，以用作香饵，钓取“金鳖”。戴笠反复告诫手下的特务：再机警狡猾的鱼，总有抬头浮水的时候，关键是捕鱼的人要有耐心。切不可心浮气躁，以至功亏一篑。
第三方案是诱捕。戴笠征得蒋介石同意，悬赏百万元擒拿王亚樵。有通风报信，带领军警人员去捉拿的，亦赏10万元。这个赏额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在当时，100万元是一个中型银行的全部资金，10万元也会使人成为上海十里洋场的巨富。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戴笠深知王亚樵手下虽然部众很多，杀手云集，但大都是乌合之众，其中不乏见利忘义之人，只要给以重金引诱，就不怕没有人出来密报告发王亚樵的行踪。
第四方案是查捕。戴笠认为，王亚樵在上海活动了近10年，手下徒众有数千人之多，所谓核心亲信班子也有数十人，以他为首的安徽帮虽然完全受他支配，具有强烈的反蒋及不与政府合作的倾向，但并没有政治纲领，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行动自由散漫。因此，无论王亚樵神通多么广大，本领多么高强，变化多么莫测，总难免不在许多方面露出蛛丝马迹。只要广泛调查，善于搜集分析情报，一旦发现疑点，穷追不舍，一查到底，王亚樵即使有隐身之术，也会暴露的，于是，戴笠调动大批军警特工人员，从凡是与王亚樵手下的亲信心腹或杀手有过接触的人那儿，广泛搜集调查王亚樵可能居住的窝点，甚至妓院也不肯放过。这样，目标一个一个地被侦查发现，密点一处一处地被控制掌握，范围一步一步地被缩小收紧。
为了方案的实施，戴笠找杜月笙等人帮忙，杜月笙看在过去的交情，且与王亚樵一直敌对，自然鼎力相助，青帮弟子也四处打听王亚樵的消息。
最后，戴笠还建立了一支反应快速的缉捕队伍，日夜处于戒备状态。只要一声令下，能够立即出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呼啸而至，对目标进行围捕。
戴笠的这些围捕方案初看起来也很寻常，有些地方甚至显得笨拙，但由于每一点都是针对王亚樵的弱点，而且在戴笠督促监视下执行起来十分认真，因此很快发生了作用。
首先是王亚樵及手下一批心腹大将的活动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许多场合不能再出现，许多住处不能再使用，许多人不能再接触，许多渠道不能再联系。随着过去保密得不很严格的密点一个一个地被发现，活动范围越来越狭窄。暂时还没有被发现的密点周围，也常常有三三两两可疑的人像猎狗一样到处转悠，嗅闻。有时，王亚樵半夜刚刚转移到一个地方，人还没有躺下，军警特务们就跟踪而来；有时王亚樵从一处地方刚离开，后面特务们就破门而入进行搜查。特别是王亚樵手下的队伍开始瓦解分化，一些人在高压下动摇，一些人在威逼下屈服，一些人在引诱下叛变，这使王亚樵的处境越加险恶莫测。
上海之大，却难有他立足之地。王亚樵这时才真正感到戴笠的份量。十几年来，他打遍上海无敌手，不独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些上海流氓大亨们对他心存畏惧之心，就连蒋介石这样领兵百万的一国之首，也对他另眼相看。但是，他却感到戴笠确非泛泛等闲之辈。时至今日，王亚樵才懊悔当年湖州初识时没有深入了解戴笠，也多少有些轻视他的夸夸其谈，终于成为今日的劲敌和对手。
其次，王亚樵的身价是100万元，如此高的赏金得之便是终身荣华富贵，受用不尽。于是，见利忘义、见财起意的人一个个从隐秘处钻出来，自动去四处钻营打听，向戴笠告密。这些人大都与王亚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掌握一两处重要的情报，这就足以对王亚樵构成致命的威胁。其中有个安徽同乡会的柏藏香，他因多少知道王亚樵一点底细，钻营打听也就比别人少走了一些弯路。一天，他终于打听到王亚樵住进郊外赵主教路一幢秘密住宅，于是就向军警机关报告。
戴笠是十分精明的人，想拿赏金的人太多了，但王亚樵的头是那么好取的吗？于是，他派特务对柏藏香的背景进行调查核实，知道他原是王亚樵的朋友。朋友出卖朋友，这是再好没有的。戴笠又打听到赵主教路的秘密住宅是前军长刘志陆新建的公馆，建成后常有一些秘密人物进出，而刘志陆与王亚樵素有交情。据此，戴笠命令不得打草惊蛇。他仍令柏藏香带几名特务去刘志陆住宅周围布下监视网，然后集合大批军警人员待命出发。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十余天的连续监视，终于在一个深夜，发现王亚樵坐着一辆黑色轿车进了这所住宅。不多时，数百名警特人员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配合下呼啸而来，将刘志陆的住宅围困得严严实实，然后军警们破门而入。可是除了被窝里尚有余温外，搜遍了整个住宅的每个角落，却始终不见王亚樵的踪影。原来王亚樵早在军警特务围上来之前，已发现情况异常，随即从阳台栏杆上翻出，顺着一根绳索，动用轻功溜下楼去，然后利用公馆背面一片建筑物黑影的掩护冲了出去，在郊区乱坟岗的一具棺材中睡了一觉，脱险而去。
王亚樵的又一处密点被戴笠捣毁，处境越发困难。这时，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杨杏佛被特务暗杀，王亚樵闻悉，思之良久，写下一副《哭吊杏佛先生》的挽联，派人潜赴福建厦门鼓浪屿，将挽联寄上海“杨杏佛先生治丧委员会”，意在用声东击西、金蝉脱壳之计迷惑戴笠。
然而，当特务们惊惶不安地将挽联送到戴笠手中时，戴笠一见哈哈大笑，不惊反喜地说：“王亚樵一向狂妄自大，敢作敢为，今天竟然想到用这种雕虫小技来引开我的注意力，谋求脱身，说明他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于是，戴笠进一步收紧围捕之网，对王亚樵所有的熟人、朋友、亲眷和有可能藏身的场所进行更加严密的监视，军警特务们稍一懈怠，即遭严厉制裁。
1933年夏，王亚樵在上海居住的密点只剩下第二夫人王亚瑛的住处没有被发现。但戴笠通过特务们多方打听和对王亚樵亲信人员的多次跟踪，终于确定赫德里有一处密点。于是，即对这一带的住家逐家进行秘密调查，终于很快弄清确切地址。戴笠再次下令不准惊动王亚瑛，而是以王亚瑛的住处为中心，在周围撒下一张大网，专等王亚樵自投罗网。
一天清晨，趁着黎明的黑雾，王亚樵机警地闪进赫德里，左右观察一阵后，确定周围没有什么异常情况，便从后门悄悄上楼。
王亚瑛既是王亚樵的宠妾，又是王亚樵手下的一名重要杀手，机警、智慧、勇敢不下须眉。她多日来为王亚樵的处境提心吊胆，现见他安全归来，惊喜交加，未及问候，先习惯地撩起窗帘对弄堂里的行人和动静观察一番。
不看则已，一看之下，王亚瑛连呼“不好！”“不好！”
王亚樵探头一看，果然不好。情急之下，他看见屋角的菜篮子，心生一计。他让王亚瑛把身上的衣裳脱下，穿在自己身上，又扎上一块头巾，把脸上胡须刮掉，经过一番化装，步下楼去。在弄堂中，尾随清晨买菜的几位娘姨，低头敛眉，从特务们身边擦肩而过。刚出弄堂口，几部汽车已风驰电掣般呼啸而来。王亚樵再一次破网而去，脱险而去。
大难屡屡不死，只有王亚樵这位特级职业杀手才能做到。
王亚樵处此险境，已知上海不是久留之地。于是在1933年8月，经易容术和精心策划，从上海太古码头乘英国豪华客轮逃离上海。临行前，留一信令人在轮船启航后寄交戴笠：“亚樵与当局无归顺与否之存在，愿诸君代达。如执政当局苟能改变国策，从而停止内战，释去私怨，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亚樵当只身抵阙，负荆请罪。亚樵何去何从，在于当局，否则誓于周旋到底，悬首都门，又何足惜。”
戴笠一看此信寄自上海，失声大叫“不好！”王亚樵已逃离上海。至此，戴笠长叹一声，自忖以上海数十万军警宪特尚不能奈何于他，确非等闲之人。难怪校长几次三番对之招安，可见校长对这个人该是看准了的。现在王亚樵脱险而去，犹如一条巨蟒潜入大海，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弄出翻江倒海的事来。想到这里，戴笠不禁打了个寒颤。
王亚樵被戴笠逼走香港后，住在光明路一号，与西南派反蒋人士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合作，继续从事暗杀蒋介石的活动。
1935年11月1日，经过长时间筹备的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湖南路中央党部礼堂召开。
王亚樵派出的杀手刺蒋未成，却开枪击中汪精卫。
香港的特务立即接到命令：不惜一切捉拿王亚樵。然而，由于西南派人士胡汉民的活动、斡旋，港督命令情报处对王亚樵加以保护。军统特务对这棘手局面，毫无办法，只好听任王亚樵四处拜客访友，逍哉遥哉。蒋介石在南京闻知此事，大发其火，把戴笠骂了个狗血喷头，并责他速将王亚樵提回，不论死活！
戴笠诚惶诚恐，领命而去。为了表示自己的赤胆忠心，他决定亲自出马，赴香港现场指挥！
戴笠赴港的行动很快被王亚樵侦悉。西、南派人士及王亚樵等人素来与香港总督和警方有良好的关系。于是，西南派领袖胡汉民亲自与港督葛洪亮协商，请他按国际惯例对政治犯王亚樵多多照顾；王亚樵也亲自会见香港警务处勃朗处长，告诉他戴笠将亲自来港捕人的消息。
戴笠乘坐的豪华游艇进入香港本岛卢吉道三号码头。游艇停稳后，戴笠与贾金南两个人各拎一只澳大利亚高级皮箱上岸。戴笠的那只皮箱里放着两支最新式的美制不锈钢强力式无声手枪及巨额美金港钞；贾金南的那只皮箱里放着全套进口洗鼻器具及各式手帕。
走下游艇，戴笠发现三号码头上一群身穿深蓝色哔叽警服的港警芷虎视眈眈地向自己这方面注视，情知不妙。他知道香港法律禁止私人携带武器入境，因公务携带武器必须向所在国英国办理枪照，否则就是违禁。偏偏这次因要秘密赴港，怕申请枪照时走漏消息，故没有办理临时枪照。戴笠机警地向贾金南使个眼色，瞬息之间将手中一模一样的皮箱对调了一下。
来到岸上，戴笠乖乖地拿出护照接受检查。警官接过护照，一眼扫过，脸上露出笑容，连声说：“哦！原来是戴先生光临本港，港人不胜荣幸之至。”说罢，恭敬地送还护照，啪地一个立正，朝戴笠行了一个标准的英国军礼，大声报告：“戴先生，请允许我向您自我介绍，亨利·勃朗，香港警务处处长。”一副英国绅士的样子。
接着，勃朗恭敬地请戴笠上车，戴笠也不争辩，心想，我身上没有违禁物品，你一个警务处处长随便扣押中国公民，看你如何收场。
车在警务处，戴笠下车刚坐下，就有两个港警手持“检查证”进行搜查，戴笠何尝受过这种侮辱，但因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仅且先过了这一关，事后再找你港督葛洪亮算帐。不料，勃朗向门外一个招手，门外一个港警拎进一只皮箱，当场打开，正是戴笠调给贾金南的那只。
戴笠心里大吃一惊，脸上却露出讥讽的冷笑，故作坦然地说：“勃朗处长，请问你有何证据可以说明这只皮箱是我的。”
勃朗哈哈一笑，大叫一声：“拿来！”
当即，一叠刚冲洗出来的照片放在戴笠面前，里面正是戴笠与贾金南调包的全部过程。
戴笠一时目瞪口呆。勃朗说：“戴先生，我不得不很遗憾地通知您，由于您非法携带武器入境，从现在起您被拘留了。”
戴笠从沙发上一跃而起，“我是复兴社的江山戴雨农，请你们不要误会。”戴笠绷紧面孔，没有半点笑容，他威胁道：“你们没权力逮捕我！”
“噢，不，我们有权力！”香港情报处的警察夸张地耸了耸肩：“戴先生，久仰了。但即使英国首相无证持枪，我们也有权扣押。还是请戴先生识相一点，别让我们为难。”
戴笠还想作出进一步抗议的表示，勃朗一挥手。两个港警不由分说地把戴笠带了出去，送进警务处拘留所。
戴笠自称在民国7年坐过一次牢以外，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坐牢”。在拘留所里，戴笠贵为国民党政府的特务头子，但英国人也不买这个帐。在他们眼里，戴笠只是个违禁携带枪支的“犯人”，虽然拘留所优待，给他提供了一个单人房间，但是，每天洗澡的条件是没有的，洗鼻的“功课”自然也只好免了，加之拘留所空气污浊，卫生条件很差，气得戴笠在拘留所里不住地大骂英国人不讲人道，不讲卫生。接着又大骂清朝道光皇帝和杭州将军耆英等一批卖国贼与英国人签订了割让香港的《南京条约》(即《江宁条约》)，害得他这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领土上没有行动自由，反要被英国关进拘留所。
蒋介石得到戴笠在香港被扣押的消息，立即指令外交部向英国驻华大使馆交涉。英国政府考虑到与中国的关系，通知港督葛洪亮马上放人。于是，戴笠在香港警务处拘留所里蹲了三天后被释放。
戴笠被关了三天，一腔羞愤无处发泄，只好转移到王亚樵身上，发誓要把王亚樵捉拿归案。
出牢当天，戴笠召集特务处香港站和分批潜入香港的20名特务开会，布置追捕王亚樵的行动，并在香港铜锣湾晚景楼一号的寓所坐镇指挥追捕王亚樵的活动。这一次。虽然没有抓获王亚樵，却活捉他手下大将余立奎，也算是战果赫赫。
1936年，王亚樵从香港来到梧州倪庄。不久后的一天，一个姣小美貌的少妇随蔡克强也来到倪庄。在村外望风的王亚瑛一愣：“克强，婉君怎么来了？我们找你找得好苦！”
婉君身着时髦的衣裙，容光焕发，楚楚动人。尽管脸上带着夸张的凄苦之色，却掩盖不住平日生活富足的底蕴。她眼圈一红，抱住了王亚瑛：“我日夜都在思念你们哪！九哥呢？”
王亚瑛笑笑，没有回答，问：“你从哪里来？”
“从香港来。”
“住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一直没有找见你？”
“光明台十五号。”
王亚瑛一愣：“光明台十五号是个阔气房子，你怎么会住在那里？”
余婉君眼睛闪过一抹惊慌，但旋即平静下来：“我租的是那里的仓库，租金便宜。”
“你生活好像很富裕嘛！”王亚瑛上下打量着余婉君的装束。
余婉君泫然流涕：“自从立奎被捕之后，我们孤儿寡母，日子过得苦啊！出门又怕被人看不起，只好穿好一点。我们这是来投奔九哥来了！”
“九哥不在。”王亚瑛对蔡克强说：“克强，你给她在梧州城里找间房子，先安顿她们母子住下。”“城里人欺负单身女子，我要和大家住在一起。九哥呢？”余婉君拿手绢擦拭发红的眼圈。“他不在这里。”“去哪里了？”王亚瑛忽然面色凝重，她紧紧盯着余婉君：“你好像对九哥在哪里很关心。”
余婉君脸一红，哭泣道：“我丈夫立奎被捕入狱，判了死刑，我还能出卖九哥吗？我好命苦啊！”
王亚瑛说：“情势危急，不得不防。婉君你莫多心。”
余婉君环顾了一下四周：“好吧，我到城里去住。请转告九哥，我们余家老小，都对得起他！”说完，她决然地转身离去。
“婉君，留步！”王亚樵从隔壁房间急步赶出来！“你还是和大家住在一起吧，也好有个照应。”王亚樵已经在里屋听了多时。依他的意思就把宛君母子留下住。但郑抱真、陈义英坚决反对。陈义英认为，余婉君在香港曾一度下落不明，现在奔来，也决非惶惶逃命的形象。而且她一来就急急追问王亚樵下落，形迹可疑。
郑抱真建议先在城里把余婉君安顿下来，观察一段时间，再作考虑。
王亚樵苦苦思索。依他的精明和多年刀尖生涯的经验，也隐隐感觉到余婉君此来似乎别有图谋。但是，立奎为我而被捕，今天他妻儿来投，若拒之门外，岂非令人寒心？当他听到余婉君说：“我们余家老小都对得起他时”，再也忍不住，一下子跳了出来。
余婉君一眼看见王亚樵，又惊又喜，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九哥，总算见到你了。”
王亚瑛、蔡克强忧郁的对视一下，轻轻摇了摇头。
王亚樵立刻让蔡克强在西江岸租赁一幢漂亮的房子，然后打发余婉君去香港把东西带来。
余婉君兴致勃勃回到香港，军统特务程子贤早在入口迎接：“婉君，怎么样？”
“我查到了王亚樵的确切住址。”余婉君喜形于色，“就在广西梧州。”
她怎么跟军统特务勾结在一起？
原来，王亚樵在香港神奇般“失踪”以后，蒋介石大怒，把戴笠叫去，照例又是臭骂。戴笠又气又羞，命令特务日夜监视余立奎的爱人。但余婉君每天只是照常生活，并不与其他人往来，监视了半个月，一无所得。戴笠正在无奈之计，手下特务程子贤献了一条锦囊妙计。
程子贤在特务处工作几年，很有经验。他年轻英武，谈吐得体，常被人誉为“活赵云”。遵照戴笠的指示，他布置了几名特务装街头流氓对余婉君加以非礼，程子贤则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救下了余婉君，并逐渐赢得了余婉君的信任与好感。
余婉君是个娇生惯养的少妇，年青美貌又爱跳舞，在南京时就热衷于交际场上的应酬。余立奎入狱后，她的生活一下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自然深感寂寞。程子贤就经常带她去游乐场、舞厅消磨时光。但无论怎样打听，余婉君始终不肯吐露王亚樵的下落。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程子贤决定从余立奎身上入手。他声称只要捉住王亚樵，就可保余立奎出狱。
然而没想到余婉君毫不动摇，她决不会出卖王亚樵：“我不能害了九哥。”
“怎么会呢？蒋委员长对王亚樵很器重，抓到王亚樵肯定重用他，至少也封个中将。”程子贤开导她：“何况戴老板跟王亚樵又是结拜兄弟，决不可能加害。”
余婉君犹豫了一阵，终于答应了程子贤的要求，编出一套香港无法生活的谎话，骗取了王亚樵的信任。
听完程子贤的汇报，戴笠大喜过望。“老九啊老九，你总算未逃出我的手心。”然而他转念一想，广西是白崇禧的地盘，在那里逮捕王亚樵，恐怕白崇禧不会坐视不理。
他亲自飞抵香港，对余婉君“晓以大义”，并送她10万元巨款。
“戴先生，请您千万不要加害九哥。”余婉君已经隐约感到事情正在变化，她不愿伤害他十分敬重的王亚樵。
“你放心。”戴笠信誓旦旦。“我和王亚樵早在上海就有香火之情，两人情同手足，怎么会害他呢？”
然后戴笠又飞抵南宁，面见白崇禧。密谈中得知白崇禧和蒋介石合作已定，遂全盘托出密捕王亚樵的计划。
不想白崇禧一口拒绝：“不能在广西对付王老九，否则四面讨伐，舆论不利。”
戴笠吃惊地瞪大眼睛：“你可以推说不知啊！”
白崇禧轻蔑地一笑：“你们几十个人从我地盘上抓走一个人，我要说不知道，鬼才相信。”
戴笠失望地叹息一声：“又要让王老九逃过去。”
“雨农，你好湖涂啊！”白崇禧意味深长地说：“王老九在广西，我自然尽地主之谊。但他的人身安全，我不负责。”说完他诡秘地看了戴笠一眼。
戴笠岂不明白？他向白崇禧深鞠一躬：“多谢！”
白崇禧冷冷地一笑：“若看在任公面上，我倒不该如此绝情，但他已有投共之意，我岂能容他！”
1936年10月20日中午，李济深之兄李任仁先生设宴款待王亚樵。李任仁是梧州豪富，对王亚樵非常热情。席间彼此畅谈华北日本鬼子的种种暴行、华北战事以及国家的处境，十分投机。
宴后日已下午，王亚樵告辞出门。他望着仲秋艳丽的太阳，欣然对同行的郑抱真说：“今天的天气真好啊！”
他不知道，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看见这美丽的太阳！
下午三点钟，余婉君派人来邀请王亚樵去她那里，声称有事面谈。
郑抱真竭力反对：“九哥，你不能去，还是让我去好了！”
“立奎在狱中代我受苦，我若对她们孤儿寡母过于冷落，心中有愧啊！”王亚樵立即穿上长袍，准备出门。
郑抱真犹豫了一下，还是劝阻道：“九哥，她那里你还是少去为妙！”
“怎么？”王亚樵虎目炯炯。
“余婉君似乎总有什么事瞒着我们，见到我们总有张惶之意。前天还送我和克强每人一副衣料。九哥，你得提防呀！”郑抱真说出了心中的忧虑。
王亚樵笑道：“她生怕立奎不在，你们对她冷遇，才送给你们衣料。心事我们应注意，便不可过于小心。你想，立奎判了死刑，我们若有点对不起婉君的地方，愧对立奎啊！”
郑抱真知道规劝也无益，就又建议道：“我去喊克强、国屏过来陪你一道去！”
蔡克强，合肥大蔡湾人；张国屏，肥东县梁园人，两人均身体强壮，武艺精湛，枪法出众，李济深、陈铭枢誉之为王亚樵的“哼哈二将”，在他们的陪同下，王亚樵从未出过事。
王亚樵看看天色：“太晚了，去喊他们太麻烦，我独自去吧！”
郑抱真坚决地说：“我陪你去！”
两人很快来到余婉君门口。余婉君闻声迎了出来：“九哥来了！刚好，你的两个卫士克强和国屏也在里面。抱真哥，你也进来坐坐，喝一杯酒。”
郑抱真心中的石头落了地。他对王亚樵拱了拱手。“九哥，我回去了。”
“好吧，我立刻就回。”王亚樵边说边随余婉君走进院里。
这是一座两层小楼，楼下有个小院子，见杳无人迹，就诧异地问：“婉君，克强、国屏他们在哪？”
“他们喝多了酒，在楼上休息呢！你先上去，我再去弄几个菜。”余婉君疾步向厨房走去。
王亚樵素知蔡克强、张国屏都是好酒之辈，刚才的一点疑虑也完全打消了，他走向楼梯：“不必麻烦，我一会就回去！”
王亚樵刚走进门口喊：“国屏，克强。”两个人影就蹿了出来，一把石灰就迎面撒来。王亚樵顿觉眼前漆黑一片，眼睛火烧般疼。他痛苦地蹲下身去。
就在这时，埋伏在房中的特务乱枪齐发。说时迟，那时快，王亚樵凭感觉朝空中跃起，在空中把枪掏出，顺手就是几枪。落地后，伏地而卧，按声音的来源“啪啪”射击。
特务们聚集在桌子后面向王亚樵疯狂射击，一阵乱枪过后，王亚樵伏地不动了。
“哼！这次王老九也成了死鬼！”几个特务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一拥而上。
谁知，王亚樵突然跳起，几个点射，前面的特务应声而倒。
余婉君听见枪响，知道不妙，赶快从楼下赶来，哭喊道：“子贤，你答应过我不害王先生的！”
王亚樵顿时醒悟过来。“婉君，是你……”
余婉君哭道：“九哥，是我对不起你。”
王亚樵两眼漆黑，他冷静下来：“婉君，你不要上来，楼上危险！”
这时，埋伏在楼下的十几个特务听见上面的特务没能得手，蜂拥而至，堵住门口。手枪齐射，火蛇飞舞，王亚樵终于倒下了！
余婉君惨叫一声倒在王亚樵身上。
程子贤狞笑着走了过来，抓住余婉君的头发，匕首一闪，扎进她的胸膛，搅了几下才拔出匕首。
“老九啊老九，你搞了一辈子暗杀，没想到也死于此地！”程子贤用沾满鲜血的匕首拨弄着王亚樵的面孔。在电筒的照耀下，对准王亚樵的脸，划了一个圆圈，然后剥下脸部皮肤。
和蒋介石、戴笠等人斗争多年，曾叱咤风云上海滩，枪杀淞沪警察厅厅长、轮船招商总办、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令国民党要员闻风丧胆的“铁血杀手”、“暗杀大王”王亚樵倒在血泊里。
次日，郑抱真惊闻噩耗，奔赴现场，许志远、王亚瑛、陈义英、蔡克强、张国屏等人也闻讯赶来，抱尸痛哭。
王亚樵身上中五枪一刀，整个脸皮全被剥去，惨不忍睹！
次日，梧州报纸登出新闻：王亚樵被刺身亡！
真相大白，梧州各界闻讯莫不震惊。老友朱蕴山、何民魂、李济深、李任仁前往悼念。“一二八”抗战中任“淞沪抗日义勇军”参谋长的蔡蹈和正隐居香港，惊悉王亚樵被害，不顾危险赶到梧州，赴灵前痛吊亡灵！
南京。戴笠阴沉着脸听完了程子贤等人的报告，久久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