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节

上一节说到抗战爆发后，杜月笙按蒋介石的意思，游说黄金荣和张啸林去香港。可是黄金荣以自己年纪大为由不愿走。

黄金荣不愿走，杜月笙去找张啸林。

张啸林有自己的小算盘，管他来的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只要杜月笙去了香港，黄金荣不出面，这上海就是他张啸林一个人的。

他当然不会走。

杜月笙警告他：你可别当汉奸！

张啸林笑了，大哥替法国人干了大半辈子，算不算汉奸？而你当租界公董局的华人董事长，帮外国人赚中国人的钱，算不算汉奸？我想明白了，别管哪一国人，只要有钱赚就行。

杜月笙见说不动张啸林，只得由着他去，但是临走扔下一句话：我和大哥做事都好歹凭着一点良心，你可别尽干一些祸害中国人的事就行。就算我管不着，蒋委员长也不会不管的。

张作霖对杜月笙的这番话，根本没有听进去。

杜月笙走了，黄金荣该怎么做呢？

淞沪大战后期，中国军队陆续退出战场，日军则大举增兵，扫**上海周边的地区，并积极向南京方向包抄。11月12日，上海城市除苏州河以南的租界外，全部落入敌手。接着日军侵占了江浙各地，侵略军残暴屠杀抢掠，大批难民流离失所，他们纷纷逃人上海租界，法租界的人口从四十五万人增加到一百多万人。一时，上海租界孤岛内到处充斥着难民，他们露宿街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处于死亡的边缘。于是，各界人士纷纷行动，向难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黄金荣作为法租界的大亨，在这股爱国爱民的潮流面前，当然也不会无动于衷。他与虞洽卿、袁履登、闻兰亭等组织筹建了上海市难民救济委员会，并担任了副主任。

由于日军的封锁，孤岛内粮食奇缺，难民面临断粮的威胁。黄金荣一方面担心难民饿死，有失人道，将好事变成了坏事；便急遣管家程锡文、大世界副经理陈福康等得力门徒到苏州、常熟一带购买粮食，通过水路运至苏州河边。这些粮食使上海的难民避免了饿死的厄运。虽然开销了不少铜钿，但黄金荣还是松了一口气。同时，上海各界也纷纷动员起来了，电台免费播送难民消息和寻人启事，各抗日团体和童子军在街头劝募。同乡会和救济会在报刊上刊载募捐启事，戏剧界全体出动，在共舞台和卡尔登戏院义演《雁门关呼延赞表功》和全本《关云长》、《凤仪亭》等。

转眼间南京沦陷，国军败得一塌糊涂。到了1938年底，日军已向中国内地入侵，上海的形势已大为改观。由于占领区处于日军的法西斯统治，工业萧条，急需大量的生活品；租界内人口拥挤，资金、劳动力和商品市场齐备，这些因素刺激了孤岛内的工商业的发展，一度出现了畸形繁荣的局面。一批发了国难财的工商业人士和投敌的汉奸们生活**奢靡，不惜一掷千金。这些情况使黄金荣的门徒们不断向老头子进言，重开大世界，抓住这发财的良机，同时各个剧团的老板等也希望大世界能早日复业。

黄金荣听了门徒们的劝告，正合心意，心想当初日本人打进上海，国民受难，市面萧条，自己以大世界办收容所，接济难民，停业一年多，要算损失难以估量，也算不负国人了。但长此下去，坐吃山空，不是个办法。

于是，黄金荣暗示门徒们和日本人合作，能赚钱就赚钱。

正如杜月笙所担心的那样，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后，考虑到黄金荣的威望，日本驻华海军武官海军少将佐藤亲自上门，请求黄金荣出任上海商业维持会的会长。

黄金荣熟人让门徒和日本人合作，但是他自己却不能当汉奸。但是他不出面，日本人也不会放过他，于是想了一个办法，大热天的，让护士打一针氯丙嗪，再穿上两件夹袄，又用一条呢毯子裹着身子，由龚天健与俞永刚两人一左一右扶着下楼。

他脸色铁青，哼哼唧唧的，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连跟日本人正常的说话都很困难，说不上几句，嘴角流下口涎，一个劲的喘着粗气，好像即将要撒手人寰。

佐藤一看这模样，不行啊，马上就要归天的人，还怎么办事呢？但是日本人心狠，只要黄金荣一天不死，就必须出来主持工作。

黄金荣知道一时半时是拒绝不了佐藤的，便想采取拖的方式，含糊不清地说：“这件事事关重大，容我考虑一下，再行答复。”

佐藤一听这样，只能等了。

黄金荣能耗，可是日本人耗不起，没多久，伪黄浦分局局长、日本人小林来到钧培里拜访，又请他“出山”，黄还是婉言相拒。又过两个月，有个叫徐铁珊的，据说曾教过日本天皇的书，参加过洪门。日本人要利用徐的帮会关系，组织“黄道会”，徐觉得在上海滩玩不转，请黄金荣出来维持一下，黄金荣当然还是托病拒绝。

这段时间不管什么人来拜访，黄金荣都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说什么都不答应，也不拒绝，就那么耗着。

张啸林来到黄公馆，他见黄金荣不愿出任日本人给的官职，也来相劝。时张啸林已经秘密与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达成了协议，当了汉奸。他安排门徒胁迫各行各业与日本人“共存共荣”，大肆镇压抗日救亡活动，捕杀爱国志士。又以“新亚和平促进会”会长的名义，派人去外地为日军收购粮食、棉花、煤炭、药品，强行压价甚至武装劫夺。

对于张啸林的所作所为，黄金荣是知道一些的，他劝张啸林少害人，可是张啸林根本不听，在他心里，有奶就是娘。入籍日本人信任他，当然要好好表现一下。

1938年12月8日，汪精卫逃出重庆，辗转到上海投靠了日本人，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召开了伪国民党第六次国民代表大会，走上了所谓的曲线救国的路子。

没两天，汪精卫便登门拜访了黄金荣，要求黄金荣和他一起“和平救国”。对于汪精卫的一厢情愿，黄金荣照样打哈哈：你姓汪的怎么折腾，怎么作死，那是你的事情，反正我不掺和，就当看戏。

暗地里，黄金荣还吩咐门人与汪伪政府对着干，并为活跃在上海的军统情报人员提供各种帮助。

在日本人的一再相逼之下，黄金荣推荐了自己的门徒卢英当伪警察局长，介绍“上海三老”闻兰亭、袁履登、林康侯参加伪政府。

日本人多次请黄金荣出山均没有达到目的，决定派出日本特务藤曲，以保护黄金荣安全的名义入住黄公馆，黄金荣到漕河泾，藤曲也到漕河泾，以监视黄金荣的行动，断断续续，直到抗战结束前才离开。

黄金荣虽然窝在黄公馆内不抛头露面，可是他对张啸林的那些行径却很上心，毕竟是结拜一场，他不愿张啸林走得太远，最后不得善终，所以多次提出劝告。可惜张啸林充耳不闻，反而与日本人合作更加紧密。

从1938年初开始，张啸林已经躲过了几次军统特务的暗杀，他加强了自己的保护工作，每次出行，身边都跟着大批的随从。

不得不说，张啸林这个汉奸当得还算合格的。1939年前后，随着日本的战线拉长，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在广大的农村和山区，对日军展开了敌后游击战争，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并不断袭击敌伪的物资仓库，使得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的补给供应发生了极大困难。张啸林安排人下乡收粮棉，以及各种军用紧俏物资，解决了日军的大困难。

不仅如此，张啸林还与东北的日军勾结，并与汉奸殷汝耕取得默契，把中苏恢复邦交后，由苏联运到中国的全部枕木调到东北辽沈码头卸货，再由霖记木材行业务主任赵南生派一心腹在东北坐庄，办理卸货和交接事务。

后来，张啸林又组织了长城唱片公司，委派郑子褒全权负责，目的是想拉拢文艺界、新闻界的一些人为他服务。

由于张啸林为日本人卖力，日本人为酬谢张啸林，决定在浙江建立一个伪省政府，由张出任省长。

就在张啸林信心满满地即将出任浙江省长的时候，一个叫陈默的人偷偷走进了黄公馆，给黄金荣送来了一封杜月笙亲笔信。（欲知杜月笙在信中写了什么，请看下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