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第二钗2
天聪八年即公元１６３４年，庄妃的国与家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这一年五月，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的叔叔毛祁他特率领部众投奔后金。林丹汗本与明朝结盟，共同对付正在崛起的后金。公元１６３２年，察哈尔部被皇太极击败，逃跑路上，部众损失大半。毛祁他特见大势已去，在溃逃途中，先躲到科尔沁部，继之又从科尔沁来到沈阳，归降后金天聪汗皇太极。
五月二十九日，当皇太极行至纳里特河扎营时，一只“雌雉自西飞堕御营内，众军索之不得，夜入御幔榻下”，“众皆谓雉翟乃后妃之羽仪，当为皇上得贤后吉占”。
这个吉兆在皇太极凯旋后应验了，科尔沁部已经把庄妃的姐姐也就是著名的海兰珠，送到了沈阳宫阙。
据太宗朝实录记载：当海兰珠抵达时，“上偕皇后诸妃迎至，设大宴纳之”。在海兰珠抵达沈阳的当天就举行了合卺之礼。无论是实录还是《清史稿·后妃传》，对于海兰珠在来到后金以前的身世，都讳莫如深，不肯有任何的透露。
海兰珠这时已经26岁，按照当时早婚的习俗，２６岁的女子不可能还待字闺中，更何况科尔沁部莽古思家族一向对联姻非常重视，海兰珠在十几年前就应该已经嫁出去了。问题是，她的第一次婚姻嫁给了谁？虽然清朝当权者有意掩盖真相而变得扑朔迷离，但从察哈尔部的林丹汗的叔叔毛祁他特先逃到科尔沁、再从科尔沁投奔沈阳后不到五个月就上演科尔沁部送海兰珠到沈阳同皇太极完婚等一系列事件中，还是可以发现某些蛛丝马迹的——
在努尔哈赤当政时，察哈尔部是漠南各部名义上的首领，其实力也是各部中最强大的。因此，从部落利益出发，科尔沁在同后金联姻的同时，把海兰珠嫁给察哈尔部的首领，也是很自然的。
而海兰珠是必然要进入皇太极的生活的，因为她以前的夫家察哈尔部的首领毛祁他特一行人，需要把海兰珠作为进见礼，此其一；其二，庄妃一直到那时仍然未能生阿哥，也使得莽古思家族对这门婚姻特别热衷；第三，天生丽质、文静的海兰珠又的确同皇太极有缘，就那么轻轻松松的一个眼神，她就一下子把皇太极的魂儿给勾走了，从此三千宠爱在一身，真应了“皇上得贤后”的“吉占”。
但庄妃的生活却一下被打乱了。本来海兰珠一到后金后宫，庄妃曾非常高兴，毕竟又多了一个娘家人，加上当时姐妹俩同嫁一夫在满蒙的贝勒、贝子家司空见惯，所以庄妃并不吃醋。
然而令庄妃始料不及的，她很快就感觉失落，并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直到整个人都抑郁了。是的，姐姐完全改变了妹妹庄妃的情感生活。庄妃怎么也想不到，皇太极对海兰珠的爱炽热而持久，而她在婚后多年培养起来的夫妻感情，却消失得杳无踪迹。要知道现在的庄妃早不是少不更事不解风月了，她也需要爱的雨露，但现在却是姐姐一个独承雨露。庄妃那颗被皇太极的温情与爱抚激活的心，现在只能在冷落中渐渐麻木，庄妃一天天痛苦着。但庄妃毕竟是庄妃，她渐渐从痛苦中冷静、理智而坚强了。
此后不到一年，皇太极便正式称帝，改国号为“清”。与之同步的是，皇太极也完备了后宫制度，并设五宫：以皇后哲哲位居中宫，以宸妃海兰珠居关雎宫，以贵妃阿霸垓部郡王额齐格诺颜之女博尔吉济特氏居麟趾宫，以淑妃阿霸垓部塔布囊博第塞楚祜尔之女博尔吉济特氏居衍庆宫，以庄妃居永福宫。
请注意，此时，庄妃居第五位，是为五宫之末。本来皇太极即汗位时，哲哲被封为大妃，称中宫大福晋；而庄妃被封为西侧妃，称西宫福晋。当时没有东宫福晋，所以庄妃在后宫位居第二。此后，巴雅尔戴青之女扎鲁特博尔济吉特氏嫁皇太极为东侧妃，称东宫福晋。庄妃居其后，在后宫地位降居第三位。而海兰珠后来者居上，一下子就跃居后宫第二位，庄妃则顺延下降。就这样，在皇太极生前，庄妃在后宫的地位并不显赫。
皇太极时，蒙古族女子几乎垄断后宫。五宫中清一色的博尔吉济特氏的后妃，反映出他对满蒙联姻的高度重视。后金天聪八年八月，察哈尔林丹汗的遗孀窦土门福晋阿霸垓博尔济吉特·巴特玛·璪嫁皇太极为侧妃。后金天聪九年十月初七日，侧妃扎鲁特博尔济吉特氏以不遂汗意，被改嫁给大臣叶赫部德勒格尔台吉之子南褚。这个细节让我们不禁为圣恩无常而感慨。
后金天聪八年十月，庄妃的姐姐海兰珠嫁皇太极，宠冠后宫，统摄一切。皇太极封她为“东宫大福晋”，仅次于皇后，位居四妃之首。他曾说，如不是发过誓“永不抛弃哲哲”，他真想立海兰珠为皇后。是的，皇太极其实是以一个男人的全部情感来爱着他心爱的女人海兰珠的。从他以关雎宫安置海兰珠，就表明皇太极虽然是皇帝但首先是个男人，东宫赐名为“关雎宫”，因为《诗经》中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诗句。取名关雎是对海兰珠姣好容貌的赞美，又是对她贤惠温柔的歌颂。这个名字迸发出了他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生活的神往；麟趾宫则出自《诗经·周南》中的“麟之趾”篇，该篇盛赞周文王子孙繁衍且人才辈出，以麟趾命名寄予了皇太极对博尔吉济特氏家族妃嫔生子并册立为继承人的厚望；至于衍庆、永福所表达的不过是幸福绵延长久。
但庄妃却这个永福宫里得了大福，崇德三年正月三十日戌时即公元1638年03月15日，在盛京皇宫的永福宫，庄妃生皇九子，取名福临。
劝降经略凭才貌
庄妃清醒地意识到，明清之间的决战即将揭开序幕。而清王朝一旦入主中原，就要懂汉语，于是她未雨绸缪，利用一切机会学习汉语。
此时，摧毁明宁锦防线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但要摧毁宁锦防线必须需要大炮，有鉴于八旗劲旅在攻城中屡屡被明军炮火所阻，皇太极在即位后开始试制火炮，并在天聪五年即公元１６３１年，制造出土炮，但比起明军在宁远、锦州所配备的从澳门购置的装有望远镜、炮弹可连发的西洋大炮还落后了一大截。
此后两年，盘踞登州的原明朝游击孔有德、参将耿仲明把明登莱巡抚孙元化仿西洋大炮所生产的几百门新式大炮全部夺取，并从登州突围投奔皇太极，这些新式大炮就成为他改换门庭的进见礼。新式大炮的输入，为摧毁明宁锦防线奠定了基础。
于是向宁锦防线发起总攻的战争在明崇祯十三年也就公元１６４０年打响了。到翌年三月，清军已经完成对锦州的战略包围。
为解锦州之围，明崇祯帝命蓟辽总督洪承畴率领十三万军队出关。
请注意，好戏开始了，但这可是以史实为依据的，绝对不是讲故事戏说一类的。
1642年三月，明清松锦大战，明军的最高统帅蓟辽总督洪承畴兵败被清军俘获，皇太极大喜。洪承畴是明朝很有影响的封疆大员，收服他对于收揽汉族知识分子之心、瓦解明朝统治具有非常的意义。同时，对中原两眼一抹黑的清王朝当然需要一个“引路者”，洪承畴是最合适的人选。志在夺取中原的皇太极下一步就是要想方设法劝降洪承畴。
皇太极下令把洪承畴押到盛京，派颇有影响的汉人——范仲淹的后代、清朝大学士范文程等一干汉族官员轮番前往劝降。但是，洪承畴意志坚决，他“延颈承刃，始终不降”，在求死不得的情况下，于狱中开始绝食。其求死之心切而诚，急得皇太极一筹莫展，食不甘味。
再派谁去呢？清廷内的汉族官员没有一个能比得上范文程，此时，清朝皇帝需要派一个真正处于权力中枢的人去打消洪承畴的顾虑，满洲贵族存在语言障碍。于是，庄妃想到了自己，她认为：凭借自己对汉族传统文化的积累，和流利而又准确的汉语，以及充满哲理的说服能力去劝降洪承畴是不成问题的。
于是她断然向皇太极请命。庄妃的毛遂自荐，得到皇太极的首肯。
这一点并不奇怪，当时的满族还没封建到男女有别的地步，以后妃的身份出面去劝降一位皇帝很看重的汉族官员也不会引起轩然大波，因此当年庄妃接近洪大人并对他进行劝降，实在不是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恰恰相反，这在当时，一切的进行都是顺水推舟般自然。
庄妃这时注意到一个细节：范文程到关押洪承畴的三官庙探望过洪承畴，与之“谈论古今”。在谈话中范文程发现“梁间积尘落洪襟袖间，洪屡拂拭之”，并因此推断洪承畴死心未决，范文程曾向皇太极分析道：“其敝衣犹爱惜若此，况其身耶”！
范文程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但毕竟是推测。在没摸准洪承畴的脉之前，皇太极是不能贸然前去的，万一洪承畴不能纳头便拜，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就这样的情况下，庄妃成为最好的一步棋。
一天夜里，牢门轻启，庄妃带上一个待女，手提一壶人参汁，飘然而至。这令洪承畴为之一震，庄妃并非一般后妃，是皇后的内侄女，她的驾到既意味着皇后的亲自光临，也表明皇太极对他洪某人生死的高度关注，被俘的汉族官员不计其数，拒绝投降的也并非他一人，但派通晓汉语的皇妃前来劝降这还是头一次。
聪慧的庄妃却绝口不提归降二字，反而对洪承畴杀身成仁的选择表示钦佩，一口一个洪先生叫着，一再强调“先生之志不可夺，我并不劝先生弃旧图新”。
温颜婉语，一席话就打动了洪承畴的心。
然后庄妃同他探讨起历朝历代的兴衰，很自然地谈到识时务者为俊杰、良臣择主而事一类的话题；接下来又对已经绝食数日的洪承畴说道：先生“这样折磨自己，真叫人见了实在心疼。”一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话语，已经把明蓟辽总督的心理防线摧毁。
一见洪承畴转过脸去“闭目面壁泣不已”，庄妃立刻“以壶承其唇”，一口一口给他灌下人参汁，以便给绝食的洪大人补充体能。
动之以情，喻之以理，经过数天的努力，当皇太极出现在三官庙时，泪流满面的洪承畴立即五体投地。
就这样，庄妃以她的机敏，和流利的汉话，为皇太极入主中原战略的实施争取到一位难得的向导。
洪承畴归降大清后，为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此事件广为流传，后世也多有作品演绎，但详细记载并不见于正史，真实性学术界尚有争议。但是据史书记载，洪承畴被俘之初拒不投降，是被皇太极抓住了他的思想弱点，亲自出马招降成功。
清代官书称庄妃曾“辅佐太宗文皇帝”，但在太宗皇太极时期，年轻的庄妃并不见有多少政治上的作为。只有民间盛传这个“庄妃劝畴”的故事，可为一个佐证。
皇太极的最爱
海兰珠真是皇太极最爱的女人吗？答案是肯定的。
可以说，海兰珠得到了皇太极一生的最爱，他对海兰珠的痴情到了吓人一跳的程度。从关雎宫这个名字来看，皇太极对海兰珠痴情到何等程度，爱则爱了，还要标榜出来天下共赏。
皇太极虽然也喜欢庄妃，但庄妃是生下顺治之后才逐渐受宠的，而对于海兰珠则完全不是这样的，如果让皇太极选择江山和海兰珠，他能选后者。
虽然他们相差十六岁，可真正的爱情又岂是年龄能阻隔的？但还是天妒红颜，彼此相守终生的誓言最终没有能实现，月老在他们两人之间牵的红线终没能敌过命运的捉弄。伴随着海兰珠的香消玉殒，酿成了天人永隔的悲剧。伴随着皇太极终其一生痴爱的人离世，他的生命也慢慢地流逝了热情与活力……
宸妃海兰珠是蒙古科尔沁贝勒寨桑之女，姓博尔济吉特，名海兰珠。她也是孝端皇后的侄女，庄妃(孝庄文皇后)的姐姐，以贤淑文静著称。海兰珠生于万历三十七年即公元1609年，比庄妃大4岁。崇德元年，皇太极以古代名妃常用的封号，封海兰珠为“宸妃”。
崇德二年即公元1637年，最受宠爱的宸妃产下一子，行八，皇八子一出生就被立为皇储。
皇太极高兴非常，竟开有清一代的先例，在皇宫举行重大庆典的场所崇政殿，颁发了清朝的第一道大赦令，御制文中说：“今蒙天眷，关睢宫宸妃诞育皇嗣，故而大赦天下，使万民咸被恩泽。”一个初生的婴儿，就被定为皇嗣，海兰珠的地位简直就是无冕之后。
同时，皇太极特意在大政殿举行隆重的仪式，向中外颁诏宣布这一重要事件，并举行宴会和演百戏，万民同贺，大会群臣，盛筵宾客，又颁发大赦令，释放了许多囚犯。他的理论根据是“自古以来人君有诞子之庆，必颁大赦于国中，此古帝王之隆规”。然而，前7个皇子诞生时，并未举行什么大型庆典活动，也未有大赦。之后，庄妃生第九子，麟处宫贵妃又生下第十一子，也未有如此隆重地办理。
皇八子诞生的庆典，八方朝贺。蒙古各部落的首领均来供奉大量贺礼，朝鲜国王在元旦日，上皇帝皇后贺表、敬献方物的同时，还上了皇太子贺表，并进献皇太子礼品，一时间，盛京（今沈阳）城内热闹无比。皇太极为表庆贺，数次大宴宾客于崇政殿、清宁宫，着实盛况空前。此时的皇太极，开疆拓土，称雄于东北，加之娇妻产子，诸事顺遂，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宸妃更是看在眼里，美在心头，喜上眉梢。
但可惜的是，倍受娇宠的皇八子不到一岁便夭折了，连名字都没来得取。痛失爱子，使皇太极十分悲痛，但他毕竟是一国之君，还有其余七个儿子，两天后庄妃又给他生了皇九子，也冲淡了他的悲痛。但海兰珠却从此郁郁成疾。皇太极除多方安慰开导外，又厚赐宸妃财物仪仗,同时皇太极仍将立嗣的希望寄于宸妃，盼望宸妃再生育个阿哥。可丧子之痛仍让宸妃从此卧病不起。
崇德六年即公元1641年九月，皇太极御驾亲征辽西，攻打明朝死守的军事要地松山、锦州。时值两军对垒的严峻时刻，从盛京来的官员奏言关睢宫宸妃病危，正在锦州指挥战事的皇太极当即悲痛欲绝，他毫不犹豫地召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及各固山额真，命他们固守杏山、高桥。
随后，十三日一大早，皇太极一行就昼夜兼程赶回盛京。十七日抵达旧边界驻跸。
当夜一更时分，盛京遣使来奏报宸妃病危，皇太极闻讯立即拔营，连夜赶奔，真正是日夜兼程；并遣大学士希福、刚林及冷僧机、索尼等急驰前往问候病势来报。
但马不停蹄的皇帝还是未能赶在死神之前回到关雎宫，宸妃怀着对皇太极的无限眷恋与牵挂离开了人世，享年３３岁。
皇太极疾驰入宫，在爱妃的遗体前声泪俱下，悲痛欲绝。
他为宸妃的死悲痛到了什么程度呢？日夜哭泣！
六天六夜不吃不喝，几次哭晕过去。
此后，“饮食顿减，圣躬违和”，甚至“言语无绪”，以致害了一场大病。
自此以后，他再没有重返松锦战场，从而也结束了他四十余年的戎马生涯。
皇太极亲自主持举行宸妃的葬礼，在这位被称作清太宗皇帝的坚持下，丧殓仪式从厚举行。
宸妃的殡所设在盛京城地载门外五里，皇太极频繁地率众王及后宫女眷至此祭祀，每次祭祀，皇太极都亲自在灵前奠酒，回到宫中，皇太极坚持不入宫，而在临时的御幄中居住，以表示对宸妃的哀悼和怀念。在频繁举行的祭祀中，皇太极长时间沉浸在痛失爱妃的悲痛之中，每次祭祀必“恸哭莫酒”，很长的时间里茶饭不思，甚至几次昏迷过去。
朝中的大臣见此无不忧心如焚，清初的言臣祖可法、张存仁进劝说：“皇上如此悲伤，于情可以理解，于理却未免太过了。皇上乃万乘之身，负有底定天下、抚育万民的责任，皇上一身关系重大。现在与明朝的交战正在进行，皇上不能过分沉湎于悲痛之中，应该以江山社稷为重，尽快从悲痛中解脱出来，这才是举朝上下想看到的。”
宸妃葬于盛京城北十里的蒲河边上，皇太极每次巡猎途中都要到墓地祭祀。追封宸妃为“敏惠恭和元妃”，并举行了隆重的追封礼。这是清代妃子谥号中字数最多的。皇太极追封海兰珠为元妃，也就是说皇太极已经将海兰珠视为自己的元配正妻，只是碍于哲哲，不能给予皇后的名分。
宸妃之丧被视为国丧，皇太极特下诏，崇德七年即公元1642年元旦大典，由于宸妃丧而停止，举国停止筵宴。在宸妃丧期内，作乐的官吏和宗室，都会召来皇太极的暴怒，被一一革职禁锢。因此宸妃之丧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国丧，连外藩蒙古、朝鲜等都遣专使来朝吊祭。皇太极亲自撰写的祭祀宸妃的祭文情真意切，爱意绵绵，催人泪下。昭陵妃园寝建成后，宸妃改葬于园寝内。
关雎宫从此没有了美人身影，悠悠生死两世界，多情天子皇太极从此失魂落魄，精神恍惚，虽然他也时常提醒自己别忘了作为一位清朝开国皇帝的责任——“天生朕为抚世安民，岂为一妇人哉”，但却不能从悲伤中自拔。
自宸妃死后，皇太极频繁举行祭典，并请僧道人等为宸妃布道诵经，超度亡魂。他每次出猎，必过宸妃墓地下马伫立，长时间地凭吊默哀，以茶酒奠祭，痛哭不止。大祭、小祭、月祭、冬至节令祭、岁暮祭、年祭。无论怎样的祭奠都无法抹平心中的悲伤，反而加重了心伤。松锦大战捷报频奏，关外四座重镇尽归清朝，关外障碍既除，挥师入关、逐鹿中原指日可待。然而战争胜利的巨大喜悦，也不能冲淡皇太极的悲伤。
对宸妃的思念与难解的忧伤，严重损害了皇太极的健康，甚至连日常朝政也“难以躬亲办理”。
在宸妃去世两年之后，皇太极也逝于清宁宫，享年52岁。《清史稿》记载皇太极是“无疾而崩”，年仅五十多岁怎么能无疾而终呢？宸妃海兰珠的早逝，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个以武功见著、驰骋疆场的皇帝，竟有如此真挚的儿女之情，实在令人耳目一新，这也说明了皇帝是人不是神。
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初纂本载有太宗祭至爱宸妃海兰珠祝文原文，较修订后的《太宗实录》中此段祭文，要详细得多，且用词平白浅显，显得格外真挚。
“崇德六年。岁次辛巳九月甲戌朔。约二十七日戊子。皇帝致祭于关雎宫宸妃。尔生于乙酉年。享寿三十有三。薨于辛巳年九月十八日。朕自遇尔。厚加眷爱。正欲同享富贵。不意天夺之速。中道仳离。朕念生前眷爱。虽没（通“殁”）不忘。追思感叹。是以备陈祭物。以表衷悃。仍命喇嘛僧道讽诵经文，愿尔早生福地。”
出色表现
我们在讲海兰珠与皇太极的生死恋情时，似乎忽略了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庄妃。她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是如何表现的呢？她的表现出色吗？
答案是肯定的，她在紧急关头的表现很出色，否则就不可能有日后的那一系列重大胜利的到来。
请看，在宸妃刚去世时，皇太极哀伤过度，健康受到极大影响，人也完全没了精神头。
庄妃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在庄妃的建议下，皇后安排诸王大臣陪同皇太极到郊外打猎，散散心，谁料在行至蒲河时看到的竟是宸妃的坟墓，皇太极自然又是一番伤感。
表面上看来，皇太极依然在处理朝政，但庄妃心里明白皇太极的魂儿已经被姐姐给带走了，说不一定哪天就会步其后尘而亡故。可他死后必有一番你死我活的争夺，除非早作安排——立皇储！本来按照当年皇太极那含而不宣的在五宫后妃所生的儿子中择立继承人的意图，这次怎么也应该轮到皇九子福临做太子了。
但立储又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因为这会再次触动皇太极对宸妃以及皇八子的思念，弄不好，失去理智的皇太极甚至还会迁怒提出这一问题的大臣。
努尔哈赤生前曾规定，他的继承人必须由满洲贵族公议，从八大议政贝勒中推选，八大贝勒“同心谋国”，其中以军功昭著的儿子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及侄子阿敏轮月执政，朝贺时兄弟四人并排南面坐——这是一种原始军事民主制的残余。皇太极继承汗位后，打破了这个框框，皇帝南面独坐，独操大权。唯其如此，皇帝的称号对于跻身于最高权力圈、很有可能得到它的人们来说，更加具有**力。
庄妃所担心的一幕还是发生了：
崇德八年即大明崇祯十六年，也就公元１６４３年八月初九，这位多情天子终于追随他的心上人而去了。由于皇太极生前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朝中出现了权力真空，造成诸王争位的混乱局面。在繁琐的丧仪背后，一场激烈的权力角逐正悄悄展开。
整个沈阳后宫一片啼哭声，只有庄妃不流一滴泪，千钧重担让她根本没有哀伤的时间，她必须将眼前这复杂动**的一切梳理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雄才大略的多尔衮肯定最难对付的角色，十七年前逼迫完全不符合殉葬条件的大妃阿巴亥抛弃一双幼子而惨死的一幕完全有重演的可能，要知道如今多尔衮是功绩显赫的睿亲王，还有一母同胞兄弟阿济格、多铎以及两白旗大臣的支持。
而皇太极亲自统领的两黄旗，绝不会允许帝系从两黄旗向两白旗转移，两黄旗大臣中的核心人物都把同多尔衮竞争的希望寄托在三十多岁的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身上。皇太极刚一去世，两黄旗大臣索尼、图赖、图尔格、鳌拜等就去肃王家“私相计议，欲立肃王为君”。豪格不仅得到两黄旗的支持，也得到两蓝旗的拥戴，他本人所统领正蓝旗自不必说，统领镶蓝旗的皇太极堂弟——郑亲王济尔哈朗也对拥立豪格明确表态支持。
只有两白旗则针锋相对地反对肃王。庄妃立刻机敏地捕捉到了，现在可争取的就是多尔衮及其两白旗，他或可排除最有能力也最有实力的豪格。
庄妃在幕后究竟做了哪些，史料上没有记载。但在八月十三日，多尔衮在三官庙就册立新君一事征求两黄旗的智囊人物索尼时，这位曾在广渠门同袁崇焕喋血大战中把被明军围困的豪格救出、同豪格有着生死之交的索尼，却做出“先帝有子在，必立其一”的表态。这一表态反映出，两黄旗大臣已经按照庄妃的意图，在策略上做了相应的调整，从拥立肃亲王豪格，退让到拥立皇太极的儿子，这就意味着多尔衮可以通过拥立幼主而成为摄政王，而成为事实上的皇帝。
为了确保拥立的是自己所生的皇九子福临，庄妃想到了多尔衮，只有将他彻底利用好，才能走嬴这一步。
而这时的多尔衮其实早有自己为帝之心，在两黄旗大臣索尼、鳌拜佩剑闯进崇政殿，以“吾辈食于帝、衣于帝，不立帝之子，宁从死于地下”，逼迫睿王妥协。
庄妃的目的达到了，最终达成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以皇太极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即位。以睿王多尔衮、郑王济尔哈朗任辅政。
从八月初九皇太极去世到八月十四，庄妃经历了风云巨变、波澜迭起的六天，对突发事件的从容驾驭也让庄妃从此真正走上了政坛。八月二十六日（10月8日），福临即位登基，改年号为顺治，庄妃被尊为“圣母皇太后”。
多尔衮对皇位早已垂涎，为什么关键时刻主动放弃？或许是多尔衮从大局出发，为避免内乱而作退让。但促成这一举动的，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庄妃的幕后活动。她深知要使尖锐对立的局势缓和，只有求同存异，那就是既要满足两黄旗大臣立皇子的要求，又要使多尔衮的权力欲望不致落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扶立幼主。
孝庄如何笼络多尔衮？官修的史书实录没有留下任何记载，私家著述也没有留下更多的记录。有的研究者认为孝庄向多尔衮献出了自己。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解密孝庄嫁小叔
孝庄皇太后是无比紧张的，危机空前：多尔衮根本不满足同郑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与他的咄咄逼人成对比的，是济尔哈朗的节节退让。
顺治元年一月，济尔哈朗就令各衙门：凡需上奏的事件全都“先启知睿亲王，档子（清初称档案为档子）书名亦先书睿亲王”，就这是说，共同辅政已经成为虚话，实际的执政者是睿亲王多尔衮。而满朝臣子纷纷向处于权力中枢的多尔衮靠拢。而没有投靠的，则遭受惩罚，或被革职、或被革爵、或被夺所属牛录、或被籍没家产，或称病在家不来上班，相当于下岗了。
孝庄皇太后已经洞察到多尔衮心中的称帝之念，当年妨碍他获得皇位的豪格，在顺治元年（1644年）就被罗织罪名，废为庶人，直到囚禁至死，豪格的福晋被他收系入王府，纳为新人。与他同居辅政王之位的济尔哈朗，尽管一开始就很知趣地退避三舍，拱手将权力让出，但终也被罢职，罢职之后又被降为郡王。
多尔衮命史官按帝王之制为他撰写起居注，并营建规模超逾皇宫的府第。大军调度、罚赏黜涉，一出己意，关内关外，只知有睿王一人，而不知有皇帝。
孝庄皇太后在多尔衮的步步紧逼下，采取了隐忍、退让、委曲求全的态度。她的方法是，不断地给多尔衮戴高帽、加封号，不使多尔衮废帝自立。她在担心，海内一统后，大权在握的多尔衮还会拒绝黄袍加身吗？别说是顺治还未成年，就是已经长大成人，也难与执政多年、功业赫赫的摄政王抗衡啊！
怎样才能延缓日益明显的逼宫危机？多尔衮至今没有子嗣当然是要充分利用的因素。顺治元年十月，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旋又加封为皇叔父摄政王。顺治四年，停止多尔衮御前跪拜。最后，大约在顺治四年年底，孝庄以太后的身份下嫁摄政王，福临称多尔衮为皇父，诸臣上疏称皇父摄政王。让多尔衮成为顺治名义上的父亲。遇元旦或庆贺大礼，多尔衮与皇帝一起，接受文武百官跪拜。
“太后下嫁”说，自民国以来，沸沸扬扬。小横香室主人的《清朝野史大观》，民国五年(1916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书中有《太后下嫁摄政王》、《太后下嫁贺诏》、《太后下嫁后之礼制》三条专记太后下嫁之事，并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也”！民国六年(1917年)五月，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蔡东帆(藩)的《清史通俗演义》，其第十八回目《创新仪太后联婚，报宿怨中宫易位》的上半回，说的就是“太后下嫁”。民国八年(1919年)，一位作者署名“古稀老人”写了《多尔衮轶事》，书中的《太后下嫁》条，谈到顺治皇帝在多尔衮摄政下“危如累卵”，太后认为“非有羁縻而挟持之，不足以奠宗社于泰山之安，故宁牺牲一人，以成大业”。而多尔衮“涎太后之色”，常入宫禁。太后为了“卫我母子”，“两人对天立誓，各刺臂作血书，互执一书”，以为凭证。特别是书中安排太后诈崩，在举行隆重丧礼后，再以皇帝乳母身份嫁给多尔衮，故事曲折，引人入胜。
按照满族兄死妻嫂的习俗，太后下嫁给小叔子本来就没什么引起非议的，可现在毕竟不是在关外。其实汉族在秦汉乃至唐代对太后也没那么多的约束，秦始皇的母亲赵姬、汉惠帝的母亲吕后、唐中宗与唐睿宗的母亲武后，都或私下、或公开地梅开二度，享受着人生。
有人说庄妃与多尔衮是“青梅竹马”，自小就相恋，所以太后下嫁是有感情基础的。其实，庄妃出生在蒙古科尔沁，多尔衮则出生在满洲赫图阿拉，两地相距甚远，二人并无“青梅竹马”的可能。也有人说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到科尔沁娶亲时，多尔衮跟着去了，见到少女时代的庄妃，两人相恋了。实际上，努尔哈赤父子虽然都娶了科尔沁女子，但当时是送亲，而不是他们到科尔沁去娶亲，所以多尔衮也不可能去科尔沁见庄妃。
那么庄妃从十三岁起就来到爱新觉罗家，又和多尔衮年龄相仿，是否会产生恋情，史书没有记载，后人也无法推断。但是即使两人之间有恋情，也不能证明孝庄太后就一定嫁给了多尔衮。
如果从爱情角度解释这桩婚姻，恐怕有点理想主义。福临即位后，诸臣多次提出给皇帝延师典学，多尔衮都置之不理，有意让福临荒于教育，做一个傻皇帝，致使福临十四岁亲政时，不识汉字，诸臣奏章，茫然不解。多尔衮对孝庄的儿子如此狠毒的做法，让所谓“爱情”一说，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但孝庄皇太后下嫁摄政王一事是否存在，史学界尚有争议。据说有人见到过太后下嫁的诏书，但在出版的众多清代史料中均未能查到。
南明抗清将领张煌言在《建夷宫词》中有一首描绘太后下嫁多尔衮的诗：
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灿迎门。
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慈宁宫是皇太后的居处，春官指礼部官员。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慈宁宫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昨天礼部呈进了预先拟定的礼仪格式，因为正遇上太后结婚典礼。
张煌言作诗时间大概是顺治六、七年间，当时清宫的太后有两位，一位是正宫孝端文皇后，当时年近五十，不可能嫁给三十多岁的多尔衮，另一位就是福临的母亲孝庄文皇后，她小于多尔衮两岁，因此诗中所指的太后下嫁，只能是孝庄。然而这毕竟还只是一种推测，因为诗歌吟咏，是不能作为史证的。
主张太后下嫁说的还有其它一些论据：其一，多尔衮尊称为“皇父摄政王”；其二，据蒋良骐《东华录》记载，诏告多尔衮的罪状中，不仅有自称“皇父摄政王”，还有“又亲到皇宫内院”，似乃暗指多尔衮迫使太后与之为婚；其三，孝庄遗嘱康熙不要将其与皇太极合葬，是否因下嫁多尔衮而有难言之隐。
但有很多清史学家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张煌言虽然是当时之人，但是他并没有在北京，而是远在江南。他对清朝的态度是对抗、敌视和，出在敌人之口，记在异乡之文，不能成为历史的直接证据。至于帝后分葬，在清代不乏其例。如真有其事，当时私人著述里应该有所反映，清末民初有大量的前清私家著述印行问世，除了张煌言的诗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印证“太后”下嫁摄政王的史料，因而下嫁云云，是“敌国”（指南明政权）之传闻而已。
更进一步，有人相信或谓张冠李戴。顺治六年(1649年)十二月，多尔衮元妃博尔济吉特氏病故，次年(顺治七年)正月，多尔衮纳娶寡居的肃亲王豪格王妃。这件事牵扯到多尔衮与豪格的争斗，又是叔娶侄媳，有悖伦理，朝野内外，议论纷纷。有人认为，张煌言远在江南，也许是听到了误传，把多尔衮娶王妃当作娶孝庄皇太后了。但是他的《建夷宫词》是写于顺治六年，当时还没有发生多尔衮娶豪格王妃之事。因此，这也解释不通。
还有，孝庄太后与睿王多尔衮关系暧昧，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即使是关系暧昧，也不等于太后下嫁了。如果太后真的下嫁了，多尔衮到皇宫内院也就名正言顺了，而把这一条列为多尔衮的罪状，恰好反证了太后并没有下嫁。所以，“亲到皇宫内院说”不能提供太后下嫁的确凿依据，却道出了疑点。
但也有人认为此事发生的可能性极大。朝鲜李朝实录中有一段文字涉及“皇父”，很可玩味：“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上潮鲜国王）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自点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一事，与皇帝一体云。’郑太和曰：‘敕中虽无此语，似是已为太上矣！’上曰：‘然则二帝矣！’”清廷使臣答朝鲜官员金自点那句话，含糊其辞，闪闪烁烁，正可说明其中有难言之隐，朝鲜大臣郑太和已看出其中委曲，指出多尔衮已作了太上皇，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多尔衮已经当了皇帝的父亲，这跟说太后下嫁摄政王是一个意思。
多尔衮死时，追谥为“诚敬义皇帝”，用皇帝丧仪，神位附太庙（祭祖之地），这种待遇，除了皇帝本人，只有以旁支入继大统的皇帝的生父才配享用，如果作为皇叔或者辅政大臣，多尔衮是难以企及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孝庄下嫁多尔衮是很有可能的。相信随着新史料的发现，这个历史疑案迟早会真相大白。
但我个人比较相信，以孝庄皇太后的机敏、以她对汉族传统文化的领悟，是不会采取像张煌言的诗中所描绘的方式——在慈宁宫搞太后大婚之礼，而且太后真的下嫁，睿王嫡妃又当如何安置？她的目的是在感情上笼络住摄政王，而不是制造新的家庭纠纷，即使真有床笫之欢也是在多尔衮“深入皇宫内院”时偶一为之，本来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嘛。
这就是孝庄的机敏过人的谋划。
缘何母子失和
结束摄政王独揽大权的一天终于在孝庄的焦急期待中来到了——顺治七年即公元１６５０年十二月初九，摄政王多尔衮出猎，死于喀喇城，被追尊为“诚敬义皇帝”，用皇帝丧仪。
福临亲政，不到两个月，即宣布多尔衮“谋篡大位”等种种罪状，削爵毁墓并撤去太庙牌位，籍没家产，多尔衮的党羽也受到清洗。在“倒多”过程中，济尔哈朗取而代之，成为一个新的权力集中点。孝庄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苗头，防微杜渐，让福临发布上谕，宣布一切章奏悉进皇帝亲览，不必启和硕郑亲王，消除了可能产生的隐患。
这时，年少的皇帝才得以在太后的安排下理政、读书，他如饥似渴地吸收汉文化，大胆使用汉官，整顿吏治，开创了清初政治新局面。
孝庄凭借对突变的政治风云的把握，把儿子福临推上皇帝的宝座；又凭借胸中的韬略在随时都可能出现的逼宫危机中度过了最艰难的七年；而当多尔衮去世后，她则以四两拨千斤的策略，为１４岁的顺治小皇帝赢得了亲政机会。但孝庄怎么也没有想到，等待她的将会是母子失和的局面。
太后与皇帝的关系绝非单纯的母子关系，作为母亲，她必须理解儿子是天下之主的现实，她的任何规劝、建议都不能引起儿子的不悦，否则就会适得其反的。
如果天下太平也就罢了，可此时的清王朝离海内一统还差得远着呢。再加上在顺治废后的风波中，母子俩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为了儿子的皇位、为了清王朝的江山社稷，孝庄皇太后把心都快操碎了，可儿子非但不理解，反而一再向她显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完全不顾她的难堪。
难以承受的失落和伤心让孝庄太后无比惨痛。
收拾烂摊子
顺治在十八年正月初三即公元１６６１年，被天花病毒（也称痘症）感染，病倒在床。
从关外来到中原的满族，对中原地区流行的死亡率相当高的天花非常缺乏免疫力，豫亲王多铎就是在36岁那年因为出天花去世。每年的冬春之交，顺治都要去南苑行宫“避痘”，但顺治十七年的冬季却是个例外，顺治不仅未去避痘，反而被董鄂妃的葬礼弄得疲惫不堪，天花病毒乘虚而入。
顺治的体质本来就弱，亲政后的刻苦攻读竟累得吐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得了肺结核，而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得了“痨病”，在抗生素尚未发明的情况下，痨病不可能痊愈，也不可能长寿。顺治曾对木陈和尚说道：“老和尚许朕三十岁来为祝寿，庶或可待，报恩和尚来祝四十，朕绝候他不得矣，”并指着面颊说“老和尚相朕面孔略好看……此骨已瘦如柴”，当木陈劝顺治当“早睡安神”“拨置诸缘”时，顺治则说道：“朕若早睡，则终宵反侧，愈觉不安，必谯楼四鼓，倦极而眠，始得安枕耳。”由此可见，这个二十多岁的人，就已经虚弱到宛若一盏将尽的残灯。
从痘症一出现，孝庄就意识到顺治应该确立继承人了，顺治也是这样想的，这是自他亲政后，惟一一次母子能想到一起的一件大事。但事实上，母子之间还是存在尖锐的分歧。顺治因自己儿子太年幼，所以他决定传贤；而孝庄皇太后断然否决，帝系的转移所引发的问题，比幼主临朝还要错综复杂。最后只好请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到紫禁城调解。
汤若望对汉族传统文化、政治体制的了解，让他能成为顺治帝的忘年交。因而当“皇帝使人问汤若望的意见”时，汤若望建议：册立已经生过天花的皇三子为继承人。
顺治颁布的最后一道命令就是：册立八岁的皇三子为皇太子，赐名玄烨，为了避免亲王辅政所造成的大权旁落，撇开宗室亲王，起用最为忠诚的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作为辅政四大臣，以明年即公元１６６２年为康熙元年。
稍后，顺治在养心殿去世，这一年孝庄皇太后４７岁。据一位参加过顺治丧礼的外国传教士记载，那是个寒冷的日子，太后一身黑色，手扶着栏杆，悲痛万分地望着宫里的人把顺治生前使用过的物品抛入燃烧的火堆中……
那随着烈焰焚化其实是一个母亲的心，她一腔海深山高般的母爱，和扶植儿子巨大的心血，都随着儿子的死化为泡影。但她同样是来不及悲痛感伤，现在，等待着她的是紧迫且义不容辞的再次承担起教化、辅佐幼主的重任。犹如雪上加霜，在康熙即位一年后，皇帝的生母、24岁的孝康皇太后佟氏病故，千钧重担全部落在渐入老年的孝庄一人身上。
造就康熙帝
当时安徽有位叫周南的秀才千里迢迢赶到北京，请求皇太后垂帘听政，孝庄严词拒绝了，因为清建国之初曾总结历史上外戚干政导致亡国的教训，规定后妃不得临朝干政，孝庄当时虽有足够的声望与资历临朝，但此例一开，将来或许贻祸后代。因此她坚持了大臣辅政的体制，把朝政托付给四大臣，自己则倾力**小孙子，培养他治国安邦的才能，以便他亲政后能担当起统御庞大帝国的重任。
让孝庄感到欣慰的是，这个孙子理智听话，且聪明异常。康熙时代的到来，对于已经步入知天命之年的孝庄又是一个新的考验，简直就象是上天在故意考验、甚至是难为孝庄的毅力。虽然她决定起用异姓臣子辅政以避免大权旁落局面的形成，虽然四大臣的忠誓言犹在耳，但她的关于四大臣联合辅政以便互相制约、避免专擅的设想，已经被击得粉碎。
索尼年事已高，经常称病不朝，实际上他还没老到不能上朝的地步。他是想全身而退。位列辅臣第二的苏克萨哈出于对动**莫测局势的忧虑和恐惧，让他对颐指气使的鳌拜节节退让，忍气吞声。
鳌拜揽权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安插亲信控制要害部门。对于不肯党附自己的官员，必置之死地而后快。在排除异己方面，鳌拜比起当年的多尔衮要残酷得多。汤若望一案的发生就是一个信号。汤若望作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西方人，同清皇室几代人都有着深厚的交情；他以医术治愈孝庄皇太后的病、并被皇太后尊为义父。但鳌拜让这位已经半身不遂的紫禁城座上客，顷刻之间沦为了阶下囚。并且还做出了凌迟处死奄奄一息的汤若望的残忍决定。
当这份判决结果送抵御前，孝庄太皇太后怒不可遏严词斥道：“丧心病狂！汤若望向为先帝信任，礼待极隆，尔等俱忘却，而欲置之死耶？！”尽管孝庄太皇太后利用北京地区当天发生的强烈地震——上天赫然震怒，驳回凌迟处死的判决，但汤若望仍然以戴罪之身被抬出刑部大狱，受此案牵连的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等五人均被处以死刑。
无情的现实告诉孝庄太皇太后，大臣辅政与亲王摄政在大权旁落这一点上，只有形式的差异，并无实质的区别。
如何才能遏制鳌拜权力的膨胀？慈宁宫中的孝庄太皇太后在孤灯长燃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通过深思熟虑，孝庄太皇太后决定以联姻来孤立鳌拜，册立索尼的孙女为康熙的皇后、册立遏必隆的女儿为康熙的贵妃，为日后一举摧毁专权的鳌拜集团，事先布下了棋子。
康熙五年即公元１６６６年，鳌拜因三位大臣反对换圈而大发**威，执意要将三大臣处死，在遭到康熙拒绝后竟然假传圣旨，将三位大臣杀害，此时，鳌拜的专横跋扈到了索尼也无法容忍，于是他吁请康熙亲政，并出面联络苏克萨哈、遏必隆，又强迫鳌拜一同联名疏请康熙亲政。
然而这份吁请皇帝亲政的疏奏却被孝庄太皇太后给“留中”了，也就是说暂不做处理。直至索尼去世后——康熙六年七月初三，才公布康熙对“留中”疏奏的批示：“经太皇太后谕允，择吉亲政”，但辅政大臣“仍行佐理”。太皇太后甚至以“帝尚幼冲，如尔等俱谢政，天下事何能独理”，作为“仍行佐理”的理由。
苏克萨哈因为受鳌拜压制，乘皇帝亲政之机，上奏辞职。请求去守先帝陵寝，“俾如线余息，得以生全”。实际上是向皇帝抗议鳌拜的专横。鳌拜也清楚苏克萨哈的用意，他和同党一起，捏造苏哈萨克二十四条大罪，将苏拘捕入狱，要处以极刑。苏克萨哈从监狱里送出申诉，皇帝获悉，坚决不同意，鳌拜竟“攘臂帝前，强奏累日”，最后，将苏克萨哈处以绞刑，九族株连，家产没官。
就连康熙的御前侍卫都被鳌拜收买，经常在康熙面前称赞“鳌拜为圣人”，足以表明康熙的言行已经在鳌拜的控制之中。面对鳌拜在辅政期间所结下的庞大党羽、尾大难掉，孝庄知道，不能操之过急。
在太皇太后的导演下，康熙对满族摔跤兴致日浓，以便让鳌拜产生皇帝玩物丧志、不足为虑的错觉。而这时，她的联姻策略开始起作用了，索尼第二子索额图已经辞去吏部侍郎，到康熙身边充当了侍卫，鳌拜的党羽还不可能把小皇帝完全封锁起来。
在孝庄的策划下，康熙以下棋为名召索额图进宫，君臣在对弈的过程中就已经把擒拿鳌拜的细节安排完毕。
几天后，鳌拜入宫陛见，正在演习摔跤的十几名小太监一拥而上，鳌拜猝不及防，摔倒在地，时为康熙八年即在公元1669年五月十六。
魔头落网，党羽流散，威胁皇权的鳌拜集团，就这样未动一刀一枪，连根拔除了。
就这样，在祖母的帮助下康熙终于实现了真正的亲政，诚如康熙所言“设无祖母，无以成立”，“设无祖母，无以至今日”。
盛世之初
鳖拜集团铲除后，孝庄放手让玄烨理政，让他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又一再提醒他要谨慎用人、安勿忘危、勤修武备等。对于祖母的教诲玄烨非常尊重，重大事情无不先一征求意见，然后施行。在他们的携手努力下，清王朝从动乱走向稳定，经济从萧条走向繁荣，为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和边疆用兵等大规模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
太皇太后已经从康熙的初政中看到盛世的前奏：鳌拜专权时期所制造的一起起冤案很快得到昭雪，酿成清初２０多年社会动**的圈地也被“永行停止”，而更名田的实行以及对黄淮运的治理等，都为迭经明清之际战乱的百姓提供了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条件，那沉重而又血腥的一页终于被掀了过去。
从康熙书写在宫中柱子上的“漕运、河务、三藩”这三件大事，孝庄清晰地看出不到二十岁的康熙已经具有拨揆轻重的能力，在这三件大事中以三藩问题最为棘手。
紧接着，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耿继茂之子），也都疏请撤藩，以试探康熙的意向。廷议中大多数官员都认为撤藩将会激变，但康熙断然言道：“彼蓄谋已久，今若不及早图之，使其养痈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
吴三桂果然反了，耿精忠、尚之信相继叛乱，一时间，两广、云贵、四川、江西、两湖、福建等省，均被叛军占领。
刹那间形势的急转直下，让朝中的一些大臣却乱了阵脚。索额图建议诛杀主张撤藩的大臣作为同叛军妥协的条件，康熙则断言拒绝道：撤藩“出自朕意，他人何罪”，从而避免了“诛晁错，清君侧”悲剧的重演。
历经八年，康熙终于把历史遗留下来的三藩问题彻底解决了！
康熙又利用郑氏集团内乱，在康熙二十二年即公元１６８３年八月十六，兵不血刃地收复了台湾。
盛世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太皇太后的面前，而这一切都是她在皇太极去世后的四十年含辛茹苦、呕心沥血、历艰难险阻所换来的。
那么孝庄是一个幕后掌政的女主吗？事实上，在皇太极驾崩前，孝庄的活动很少，直到当上太后以后，才有了接触政治的机会。而顺治康熙两帝在位期间，她更多的是辅佐而非主政。孝庄文皇后既具雄才大略、挽狂澜于既倒的政治家气魄，又淡泊名利、仁慈护下、黜奢崇俭，一心一意抚育子孙成材。
看待一个人，要全面要客观，我们全面而客观地看待孝庄，就不能不说说孝庄对待多尔衮的态度。
可以说，孝庄对待多尔衮的态度有点太过。如果没有多尔衮的支持，庄妃是不可能成为皇太后的。很多书上说在多尔衮摄政时期，孝庄对多尔衮是百般笼络。但在多尔衮死后，顺治的鞭尸事件不能说与孝庄没有关系。
假如这是顺治的意思，但只要孝庄死活不同意，相信顺治也不会付诸实施。但历史上，顺治的确是这样做了，这说明孝庄至少没有怎么阻拦，这颇有点“过河拆桥”的味道。
迷雾般的陵墓
至此，为清王朝操劳了几十年的孝庄总算可以颐养天年了，但长期处于政治漩涡中的紧张情绪已经严重伤害了她的健康。
万年吉祥地的选择却令她陷入两难的境地。从道义上讲，她应该归葬关外的昭陵，可清王朝从火葬到土葬的改革又使得昭陵地宫很难安排孝庄的棺柩。虽然孝庄是可以在昭陵附近另建陵寝的，然而从感情上讲，孝庄绝不想在百年之后再回到皇太极的身边。她深知皇太极最敬重的是她的姑姑孝端皇后，最深情爱的是她的姐姐宸妃。
既然那里没有她的位置，又何必要挤在一起呢？而如果把陵寝选择在顺治的孝陵附近，已经淡忘的“太后下嫁多尔衮之说”很可能又会死灰复燃……
上天没有赐给她一个称心的儿子，却赐给她一个可以为之骄傲的孙子。孙子是她生命的延续，是她的全部。不管儿孙是否需要，她都会无时无刻——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留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出谋划策，为他们遮风避雨，为他们在这个充满漩涡的世界中提供一个避风港……
不论他们是否需要，她的灵魂都要永远守候在他们的身边。孝庄留给康熙的遗言就是：“太宗奉安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顾恋汝父子，当于孝陵近地安厝，我心始无憾。”
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孝庄的血栓再次堵塞，康熙“在慈宁宫侍疾，亲尝汤药，昼夜不离左右”，甚至传谕内阁：“非紧要事，勿得奏闻。”
八天过去了，虽经“多方医治”并未见效，已经严重到病危的地步。
无计可施的康熙在十二月初一率领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官员冒着凛冽的寒风步行到天坛，祈求上苍保佑太皇太后康复。
康熙在给皇天上帝的祝文中虔诚地写道：
“臣仰承天佑，奉事祖母太皇太后，高年荷庇，藉得安康。今者疹患骤作，一旬以内，渐觉沉笃，旦夕可虑。臣夙夜靡宁，寝食捐废，处治药饵，遍问方医，罔克奏效，五内忧灼，莫知所措……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无今日成立，罔极之恩毕生难报……愿减臣玄烨之龄，与增太皇太后数年之寿……”
康熙“匍匐坛下”，“涕泪交颐”，“陪祀诸王大臣等无不感泣”。
然而，康熙试图以减自己的寿命来换取祖母康复的虔诚祈祷，也未能从死神手中夺回太皇太后的生命。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公元１６８８年１月２７日，慈宁宫中的孤灯终于燃尽，七十五岁的孝庄平静地走了，结束了她那波澜壮阔又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按照史书的说法，孝庄文皇后崩逝前曾经表示，不想惊动太宗皇帝的亡灵，同时又舍不得儿孙们，所以坚持不要奉安盛京，而要在孝陵与子孙为伴。
但人们并不肯轻信史书上的记载，认为那是“为尊者讳”，于是拿出一段“太后下嫁”的公案来解释孝庄文皇后的陵寝之谜。
据说皇太极崩逝后，正值盛年的庄妃（此时已是太后了）或是由于孤枕难耐，或是为了保住儿子顺治的皇位，屈尊下嫁摄政王多尔衮。在当时，寡妇再嫁即使发生在普通百姓家，也会遭到议，更何况发生在皇家？为此，清朝皇室便将她的陵寝摒出陵区之外，建在陵区大门外一旁，让她千秋万代为子孙看守陵门，充当警卫，以示惩处。
太后是否下嫁，学界现在尚无定论，我们在这里不想强说其有，也不想断言其无。但想说明的是，即使抛开太后是否下嫁的问题，也同样可以解开孝庄文皇后的陵寝之谜。
孝庄文皇后的陵叫昭西陵，表明仍与昭陵是一个体系，也就是说，她这个皇后依旧从属于太宗皇帝。那么这座陵寝为什么不葬进清东陵陵区之内，而偏偏被搁置在大门之外呢？
其实，这也不难解释。清东陵以顺治帝福临的孝陵为主陵。孝陵位于昌瑞山主峰南麓，是陵区内至高无上的尊贵之位。清东陵与关外的昭陵是不同的体系，绝不能混淆。如果将昭西陵建在清东陵风水墙内，不仅打乱了两个体系，而且将昭西陵建在任何一处，都卑于其子的孝陵，有悖于理法。这样将昭西陵建在陵区之外，就既明确了两个体系的界限，又满足了孝庄文皇后死后与子孙为伴的遗愿。
昭西陵所以建在大红门左旁，也是有其道理的。清代谒陵制度，是从辈份最高的陵开始。孝庄文皇后的辈份高于葬于清东陵的后代帝后，晚辈谒陵时，自然要先从昭西陵开始。
昭西陵建在谒陵人必经之处的大红门旁边，为世代子孙及钦点王公的谒陵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清代崇尚左方，以左为贵。昭西陵正好在大红门左方。陵址之地要求土层厚，土质细腻无沙，颜色纯正，昭西陵所在之地完全符合这一要求。以此看来，将昭西陵建在清东陵风水墙外，大红门左旁，是当时情况下最合情合理的选择。
好了，我们讲完了这个史上有一不二的最传奇女性孝庄文皇后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