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1
迅速崛起的军事家
正如人们常说的那句老话，雏鹰的翅膀硬了就要飞翔。
蒋介石远远望着自己亲自训练出来的“校军”，觉得那就是一只羽翼日渐丰满的雏鹰，正跃跃欲试地四处张望。蒋介石心里明白，它是在寻找自己的第一只猎物。当然，那也将是他这个校长的猎物。
“第一只猎物会是谁？是盘踞东江的陈炯明，还是北面的北洋军？”想到这，蒋介石微微地苦笑一下。这个问题可能连他都觉得不可思议。那些猎物是那样强大，而组成“校军”的第一期学员还没毕业，尽管学期只有六个月之短。
然而，让蒋介石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已经有人在盯着他的雏鹰，或许正把它当成自己眼下的猎物，因为人家手上掌握着一支多达数万人的武装——商团军。
那是“校军”的第一只猎物吗？或者恰好相反？
一
1924年夏末的广州，炎热的空气中孕育着躁动和不安。从人们街头巷尾的议论和愤怒而又恐惧的眼神中，可以知道此时整个城市就象塞满了火药一样，似乎到处都可以嗅见火药味，让人紧张得直冒冷汗。只是谁也不知道那颗致命的火星什么时候落下来。
这种局面不是商人们乐意见到的。于是他们做出决定，购买价值100万元的军火以武装自卫。但恰好是这个以求自保的决定，最终把广州城变成血流成河的战场，从而也将商人们送上了不归之路。
最需要社会稳定的商人们不去忙活自己的生意，竟舍得集资花上百万之巨去购买军火，怎么都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要知道这批军火有近万支步枪，还包括四十挺机关枪，足够武装整整一个师的部队。是什么让商人们铤而走险，去做这赔本买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把这个事抽丝剥茧地讲清楚，还得说到一个人。此人名叫陈廉伯，是广州总商会会长、香港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其家族在广东的丝织业以及与之相关的进出口业乃至金融业，均有显赫的地位，算得上广州首屈一指的大资本家。
十月革命的胜利，让英国人胆战心惊，也让和英国人休戚相关的陈廉伯感到恐惧。可怕什么偏来什么。几年之后，孙中山就开始走“联俄联共”的道路，使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广州很快变成一个红色的海洋。这让陈廉伯又恨又怕。
陈廉伯准备有所行动，以应对威胁。他敢这么做，不仅是因为有英国人撑腰，还在于对现状不满的人不止他一个，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几乎所有的广东商人。只不过商人们更多的是对孙中山的军政府愤恨不已。这些怨恨日积月累，已经到了爆发的临界点。
商人们怨恨的原因很简单——沉重的战争开支已使他们不堪重负。
从1922年孙中山联络滇、桂、粤等军队开展讨伐陈炯明的战争以来，到1923年1月将陈炯明逐出广州，这期间所有的战争开支都落到广东商人的头上。而大战过后，广州及附近地区各路军队云集，总数多达10万人。这些军队的纪律极差，尤其是滇、桂两军，占据了广州及广九、广三、粤汉铁路沿线富庶之地，干脆干起截收税款的勾当。其中滇军截收税款319万元，桂军截收约10万元。一看滇、桂部队这么干，其他部队纷纷效仿。如粤军截收西江地区及江门等地的税源109万元，海军截收37万元，其它各军加起来也超过100万元。
这么干的军队与土匪已没有任何区别。税都让这些土匪军阀给抢走了，孙中山的军政府吃什么？
日益恶化的财政情况，早已让军政府捉襟见肘，入不敷出。而杨西闵、刘震寰等军阀却继续横征暴敛，越来越肥。不过广东的商人们把这些帐都记到军政府的头上，谁让这些军阀部队现在名义上都隶属于孙中山领导呢！
可又急又气的孙中山偏偏还不敢得罪这些贪婪的军阀，甚至还得和颜悦色地予以奖励。例如，1923年9月初，滇军获得一次小型胜利，便立即要孙中山发30万元才肯继续进攻陈炯明。打胜仗要钱也就罢了，可11月石龙兵败，滇桂联军总司令杨希闵竟还要孙中山发10万元作奖励才能组织反攻。
这样一来，孙中山只得一边在前线发钱劳军，一边回广州筹款，疲于奔命，劳累不堪。例如11月2日，孙中山紧急筹得48万元，马上赶往石龙，但几天后这48万元就用得一干二净。无奈之下，孙中山又赶回广州筹款，以兑现给士兵每冲锋一次发20元的承诺。
这个样子打仗，就是神仙也会急得跺脚。
办法还得从商人们身上想。于是，军政府开始加税，并强行摊派军费。根据史料，可以看到这些摊派如下。
1923年上半年，广州市政厅要求各商会和慈善机构5天内分别筹集50万元军费﹔要求丝绸、当铺商人分别捐赠紧急军费 20万元和10万元﹔要求广州电力公司上交20万元军费，并批准该公司向用户加收2%的电费。6月，广东省署令东莞、番禺、香山、新会和顺德的沙田早稻每亩征收2角特别军费。7月，广东省财政厅令所有地方税和厘金分别增加20%和50%，每5天缴付一次。9月，又令较富裕的香山、南海、番禺、顺德、新会、台山、鹤山和开平等县每日须解款800-3000元到省。12月，军政府又下令全省预征1924年的钱粮。
1924年春节前，由广州总商会和广东善团总所负责发行“短期军用手票”50万元作为纸币发给军人，以替代军饷。5月，令省署管辖下的24个地区行政长官半个月内筹集紧急军费20万元。6月，省财厅令在新会县一次性征收“葵亩捐”，每亩收1元或按3000把葵扇计1亩征收。
光这些强行摊派还不够，为了维持庞大的战争开支，军政府还广辟税源，几乎到了刮地三尺的程度。这包括开放赌禁，收取赌税；设立禁烟局，实际抽取鸦片专卖捐；拍卖所谓的官产、公产，实行的举报官产办法；招商承办厘税；扩大征收房屋租捐；强行征收商业牌照税。除了这些大的税目外，还有多得无法计数的税捐，比如“柴艇费”、“鲜鱼税”、“火柴捐”、“胶鞋捐”、“银市买卖捐”、“药品特种捐”、“印花税附加捐”、“加二军费”、“土产附加捐”、“筵席捐”、“销场捐”、“百货捐”、“横水渡捐”等等。
别说交这么多捐税和摊派，光是看都能把商人们吓个半死。广东的商人能不恨军政府吗？
不堪重负的商人们，有的关门大吉，有的远避他乡，不过更多的人选择了罢市抗税。仅1923年到1924年间，罢市抗议就多达24次，而且愈演愈烈，多次造成流血冲突。就连孙中山也承认：“自军兴以后，粤民供给饷糈已多，现军饷无可搜罗，官产亦已垂尽，至有天怒人怨之象”。
民愤如此，广州迟早得出大事。对于这种局面，孙中山日夜惊心，渐渐有了将广州还给广州人民、建立自治政府的想法，并打算取消所有新增加的捐税。他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广东一地，现陷于可致吾人于死之因有三，即：英国之压迫﹔东江敌人之反攻﹔客军(指滇、桂军阀)贪横，造出种种罪孽。有此三死因，则此地不能一刻再居。”
如果不是鲍罗廷阻拦，孙中山很可能会带着国民党远走他乡，另寻革命之路。
孙中山看到的危险，陈廉伯也看到了。
钱是人的胆。而陈廉伯不仅有钱有胆，还有非常强大的实力。他手里掌握着数万人的武装力量——商团军。
有钱，有军队，还有社会民怨做基础，陈廉伯觉得时机到了。他立即找到佛山商团团长陈恭受商议，想做番文章出来，将孙中山赶出广州。
“大哥，孙大炮现在兵强马壮，我们是他对手吗？”陈恭受有点心虚。
“什么兵强马壮？那是虚的，他孙大炮的人充其量只有黄埔岛上那点学生，杨希闵他们哪个听他的话？”陈廉伯有些不屑于陈恭受的胆量，嘴角浮现出一丝轻蔑。
“倒也是，那些王八蛋都是图咱们的钱，整天就知道巧取豪夺，弄得这世道都没法活了。”陈恭受一想起滇军的贪婪，恨得牙痒痒的。
“图钱好办啊！只要钱能解决的事，就不是个事。那些人图钱，就说明他们跟孙大炮不是一路的，只要咱们花些钱打点一二，他们到时帮谁还说不定呢！”陈廉伯边说边摸着下巴的胡须。
“大哥，那你说怎么办？我跟着你干。”陈恭受一咬牙，狠劲上来了。
陈廉伯一听，大喜过望，随即阴沉着脸说道：“对咱们威胁最大的还是孙大炮，他搞联俄联共那一套，迟早得让我们都成穷光蛋。现在你的佛山商团已经有1600人，加上我手里的省城商团有8000人，光你我二人联手，就有近万人的武装，更不要说全省商团已经达5万人。现在的广州已经是民怨沸腾，这是个机会，我们得早做准备，趁势将孙大炮那伙人赶出广东。”
“可咱们武器不行，抓几个毛贼，杀几个土匪，还勉强可以，但和这些军队打，恐怕还……”陈恭受面露难色，显得极为迟疑。
陈廉伯微微抬起眉毛，神秘地看着陈恭受说：“放心，我已经向英国南利洋行订了一批军火，足够武装咱们的商团。”
“有多少？”陈恭受瞪起眼问，他没想到陈廉伯都走到这一步了。
陈廉伯四下看看，确定周围没下人后，竖起食指悄声说道：“100万的军火！包括9641条长短枪，还有40挺机关枪，1000箱子弹。怎么样？够用了吧？”
“够！够用！这下非得好好收拾他们。”
两人会心一笑，很阴很邪，让屋外的夜色似乎也显得狰狞起来。
二
经历了宣侠父事件的蒋介石，对“联俄联共”政策更加怀疑和忌惮。但他和整个国民党都需要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只能将这些怀疑和忌惮深藏心底，用“主义和事实分开”来掩饰自己的惶惑。整天待在黄埔岛上的他不知道，广州城已是危机四伏，商团订购的大批武器也已经启程运往广州，而他一直期盼的苏俄援助还杳无音信。
1924年8月9日，蒋介石刚吃过早饭，传令兵就飞奔到门口，“啪”地一个立正报告道：“大元帅令！”
蒋介石一怔，知道大清早的急令一定是出了大事，立即说道：“念。”
传令兵翻开文件夹，朗声念道：“查今日入穗之挪威国哈佛号轮，载有大批重型武器，令你部速扣哈佛号轮。孙中山。”
这道命令让蒋介石大吃一惊。谁有那么大胆子，敢私运武器进广州？
此事非同小可，兼任着粤军参谋长的蒋介石立即派遣永丰、江固两艘军舰出动，于白鹅潭附近将哈佛号轮船拦截下来。在挪威船长的抗议中，海军士兵们登船一看，顿时惊得目瞪口呆。
那可是整整一船的军火！
蒋介石接报后不敢擅自做主，一边派人向孙中山报告，一边命令将哈佛号监押至黄埔。到第二天，蒋介石得了孙中山命令，才将这一船武器都卸至仓库扣下。
望着一列列鱼贯而行的士兵们抬下的武器，本来一脸怒色的蒋介石突然眯起眼睛，嘴角有了笑意。“光是靠马超俊藏着掖着弄来的那500条枪，实在顶不了事，正好用这批枪来武装军校教导团。”他在心里对自己说道。
这会儿可是乱世，谁有了这批枪，谁就能马上拉起一支上万人的部队来。别说正愁缺武器的蒋介石，换了谁都得打这批军火的主意。
就在蒋介石正盘算着怎么这批枪据为己有时，还不知情的陈恭受正带着几个商团兵满脸堆着笑容来到广州海关，挨个给办事人员作揖。
当他把枪械进口许可证往主事人员面前一递，吓得人家差点没跳起来。
“那批枪是你们商团的？”主事人员瞪圆了眼问。
“是啊。我们这可是有军政府枪械进口许可证的，怎么啦？”陈恭受被一惊一乍的主事人员弄得也心虚了。
“那批枪给扣下了。”
“什么？我们这可是合法的，你们不能这么干。”
“这是大元帅府的命令，你们还是去找上头吧。”
陈恭受手持证书呆若木鸡。
这就奇怪了。商团既然有军政府颁发的枪械进口许可证，怎么还会被扣下武器？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陈恭受所持的枪械进口许可证为军政府颁发不假，可诡异之处是此证书于8月4日才颁发，有效期为3个月。也就是说这份许可证才领到手六天，一整船的武器就运到广州。而六天要完成这么大批武器买卖的价格谈判、装船启运，并运到广州，纯属天方夜谭。
这是典型的先上车，再买票。军政府将这批枪定性为走私军火，并要吊销商团的枪械进口许可证，从法律意义上看，并不是过分之举。
听说了陈恭受在海关的遭遇，蒋介石笑得嘴都合不拢。这样一来，这批枪看来能留给黄埔军校一部分。蒋介石觉得应该没有什么悬念。
可没等蒋介石高兴几天。事情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弯——军政府秘书处公开承认这批武器不是走私，只是申领许可证时在时间程序上有瑕疵。
蒋介石一听急了，这下“校军”的武装计划不是要泡汤了吗？他立即找到知悉内幕的人一问，才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军政府里早就有人知道商团要购买这批枪，而且还找到陈廉伯说只要按每支枪缴纳60港币的佣金，这批武器就能安全卸得下船，否则难保不出问题。而近万支枪，就得60万港币的佣金。如此狮子大开口，公然索贿，可见军政府里混乱到何种程度。
虽说买武器是陈廉伯的主意，但人家也得到了商团其他领袖的同意，钱是大伙平摊，这么一大笔贿赂当然遭到拒绝。后来，担任粤军总司令部高等顾问兼粤汉铁路总办的许崇浩帮忙牵线搭桥，商团花5万元获得了这份枪械进口许可证。
这就是秘密所在——人家是花了钱的。
得了好处的人可不止许崇浩一个人。当军政府扣船的消息一出，许崇智、魏邦平、李福林、梁鸿楷等军队将领都站了出来，要求妥善处理。军政府一看这么多将领帮着商团说话，况且人家的许可证毕竟是有效的，只是提前订购罢了，便来了个神龙摆尾，又承认这份许可证算数，只是程序有瑕疵。
按理说，既然承认人家的许可证算数，就应该将枪给人家吧。可军政府还另有打算，提出了一项要求：按每支枪60元的价格，另向政府缴交税金，由政府重新核发手续。
这不还是早先的索贿价格吗？
孙中山应该是被蒙在鼓里的，否则他万难答应提此条件。他没想到，这条要求一提，商团顿时群情激奋。在陈廉伯的授意下，陈恭受立即召开商团会议，议决发动广州及附近县市商人罢市，以作“消极的抗拒”。
8月22日，佛山开始罢市。25日，广州及附近县镇全面罢市。这一闹，一直靠搜刮商人致富的滇军司令杨希闵不干了，马上派手下将领范石生、廖行超出面调解。双方于29日达成谅解协议，约定7日内发还武器，而商团为军政府捐助50万元军费，再加上陈廉伯写上一份“书面悔过”。
事情到这里终于有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迫于压力的陈廉伯好像也愿意低头认错。蒋介石看着堆满仓库的枪械，感觉心里很空，可也无可奈何。这份协议是孙中山点头认可的，只要50万军费一到，商团就会派人来拉走，连一颗子弹都不会剩下。但蒋介石没想到几天之后，突然爆发的江浙反直战争将这一本已平息的事件又推上了**。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钱。江浙战事一起，孙中山觉得机会难得，立即下令准备北伐。而北伐就需要枪支弹药，还需要商团那50万元。也就是说钱也要，枪也不还。
后来没有谁能说得清，到底是因为商团没付那50万元，而扣枪不还；还是因为7天后仍然扣枪不还，商团才拒不付款。但这应该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么复杂的问题，只是因为有人刻意选择性的遗忘罢了。
反正有两个人在心里暗自高兴。一个是陈廉伯，他庆幸这下终于可以把所有商人都绑架到自己的战车上。另一个是蒋介石，飞走的鸭子又回来了，他武装校军的计划再次提上日程。但这只鸭子不好吃，因为几天后所有的商人就决定联合行动，开始第二次罢市。
就在这么紧张的气氛中，那些贪得无厌的各路军阀又给急于北伐的孙中山出了一道难题。想要他们一起北伐，那就得给他们筹集军费300万元！
说这些军阀是王八蛋真一点不错。税都被他们给截收得一干二净，军政府上哪去弄300万给他们？那每人20元一次的冲锋，要从广东一路打到北京城，就算把所有的广东老百姓都榨成油也付不起啊！
孙中山能怎么办呢？他只能在韶关大本营急得跺脚。留在广州主持大局的胡汉民也没办法。北伐的确需要钱，而能出钱的人也只有商人。于是胡汉民便提出要商团协饷300万元。
此议一出，商团顿时象炸了锅一样。商人们有的哭，有的骂，有的拍桌子，有的砸东西，只有陈廉伯巍然不动。他等的就是这个，这叫师出有名。
“诸位，请安静。”陈廉伯清了清嗓子，高声对着会场喊道。
会场渐渐安静下来，但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愤怒。
“这次大元帅府无理扣下我们用血汗钱买来的枪支弹药，其实就是要向我们敲竹杠。本来我们坐地行商，得罪不起这些军人，花50万我们也就认了，好歹拿回那些武器给商团，也好让我们在乱世中苟且偷生。可没想到，这帮人一直不发还枪支，原来就是想再要300万。300万哪！”陈廉伯说得悲壮高亢，并举起伸出三指的右手，威严地扫视着整个会场。
“我们整个广东商人这几年都拿了多少个300万了！可人家还不知足，现在又要我们拿300万，大家说怎么办？”陈恭受这么一说，等于将会场情绪及时转向行动的层面。
“罢市！”“罢市！”“罢市！”会场立即限于一片激愤的怒涛之中。
陈恭受压抑着内心的狂喜，扭头转向陈廉伯，他看到了一张冷冷的脸。陈廉伯下决心要动手了。
当商团会场山呼海啸，已经决意发动第二次罢市时，蒋介石刚接到孙中山的一道手谕，问他准备在什么地方起卸苏俄运来的武器。
“终于来了。”蒋介石闭上眼，暗自在心里念了声阿弥陀佛。这批武器是孙中山早在1923年就和苏俄代表越飞定好的，可总是一拖再拖，直到1924年的10月才启运。
孙中山之所以问起卸地点，是因为他听廖仲恺说准备在金星门内卸货，很不放心，便要蒋介石准备在黄埔卸下这批军火。蒋介石一看手谕正中下怀，马上答应下来，并请求任命沈应时为军校教导团第一营营长。
多好的事啊！武器在黄埔一卸，除了送到韶关的外，肯定能给校军留下一部分，连搬运费都省了。一想到这层，蒋介石看着商团那批武器，就觉得如同鸡肋。
10月8日，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期待已久的苏俄沃罗夫斯基号援助船终于出现在珠江口。一批军事顾问随船而来，下船后依次和鲍罗廷握手拥抱，说些叽里哇啦的俄语。蒋介石听得懂一些，便上前去用俄语向顾问们表示欢迎。等简短的欢迎仪式一结束，黄埔学生们早按捺不住，一个个象撒出去的雄鹰一样，飞奔上船去起卸武器。当沉重的木箱被抬下船，整齐地码放在空地上后，一撬开盖子，那些致命武器在阳光的照射下顿时闪着乌黑的油光。这可是整整8000支俄式长枪，每支枪配500发子弹，还有手枪10支。令所有人都大开眼界的是每支步枪都带着雪亮的刺刀，这样的武器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
蒋介石随手端起一支步枪试了试重量，又瞄了一下远处，嘴角露出赞叹的微笑。他没想到，这个微笑被隐藏在远处一条小渔船上的人用望远镜看得一清二楚。那是陈廉伯派来的探子。
不过，就算知道有人在监视黄埔岛上的一举一动，蒋介石也不觉得奇怪，更何况苏俄的军事援助已到，他就更不怕了。
三
苏俄军援一到，蒋介石立即派人将大部分枪支弹药送往韶关，留下一部分武装自己的黄埔学生军和军校教导团。这样一来，在广州的各路军队中，黄埔“校军”就成为装备最为精良的一支部队。再加上全面学习苏俄红军模式，部队全员的素质较高，其战斗力已远远超过其他滇、桂、粤、福、湘各军，更不是商团军所能挑战的。
但陈廉伯不这么看。他和滇、桂军部分将领暗中眉来眼去，心照不宣地达成某种默契，又有英国人支持，而且他手下的商团军光在广州就有8000人，是黄埔岛上兵力的四倍，便根本没把第一期学员和军校教导团的新兵放在眼里。可他错了，而且错得很离谱。古语云：“兵贵精不贵多。”商团军虽多，但训练不足，没经过战火考验，指挥员的素质也不行，充其量只能打几个土匪，根本无法和正规军作战。
“天欲其亡，必令其狂”，陈廉伯正应了这句话。有恃无恐的他于10月9日以商团名义向军政府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全数归还所有枪械，否则将于次日全面罢市。
这一天，广州的空气紧张得几乎让人窒息。孙中山不断和蒋介石通电报，指示说放弃黄埔岛以保存实力，并要求立即组成“革命委员会”来应对可能到来的危局。
一看孙中山的指示，蒋介石的倔劲又上来了。在他给孙中山的回复中表示要决意死守孤岛，以待孙中山回师救援，而他死守的理由是“必不愿放弃根据重地，致吾党永无立足之地”。这句话说得孙中山颇为感动，可放弃黄埔岛后，国民党就永无立足之地吗？孙中山本就打算带国民党北伐，离开广州这个“不生不死”之地，旧地一去，新地又得，怎么都不至于严重到整个国民党都没根据地的程度。
但一失黄埔，他蒋介石肯定就没根据地了，又将沦落到仰人鼻息的地步。对此中要害关系，蒋介石是心知肚明。黄埔是他的，绝不能丢失。
从和孙中山的联络中，蒋介石还发现了一句极为微妙的话。那是当他建议说要胡汉民和汪精卫也加入“革命委员会”时，孙中山是这样说的：“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信仰，当然不能加入。……精卫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且二人性质俱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
蒋介石拿着复函看了又看，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在领袖心中，胡汉民和汪精卫都有政治路线问题，而且能力有限。反过来想，让他蒋介石领导“革命委员会”，应该说明蒋介石和孙中山站在同一条路线上，而且能力堪当大任。这样一来，在他蒋介石前面的岂不是只有廖仲恺和许崇智了吗？
细微之处见真章。
“一定要守住黄埔！”蒋介石的拳头几乎都捏出了水。
琢磨了一会儿，蒋介石想起扣在黄埔的商团武器已无太大用处，便给孙中山建议将枪交给许崇智，“以中之意不如仍交汝为（许崇智），且不可再提条件，以免奸商挑拨”。蒋介石的这一建议显然不失为明智，当晚就获得了孙中山的批准，令归还5000支枪给商团。不过，孙中山还是附加了筹借20万元的的条件，允诺以后从租税中归还。
有了孙中山的命令，胡汉民和许崇智总算松了口气，立即将此命令转达商团督办李福林和其他部队将领，并在10日清晨将这5000支枪发还商团。
枪还了，协饷也不要了，这下广州的局势应该稳定下来了吧！蒋介石想起孙中山曾说过局势不至于会到叛乱的程度，也觉得自己似乎过于紧张，便放心在学校里和教职员工、学生们一起搞辛亥纪念活动。
直到中午，都没人会料到这次纪念活动会演变成血染街头的残酷战争。
但该来的总是会来，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况且某些人还巴不得来得更猛烈一些。当天下午3点，工会、农会、青年团及广东工团军的五六千人在市区召开辛亥纪念大会。稍后集会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当行至太平路西濠口时，与此处的商团军发生流血冲突，当场死伤100多人。
消息就是那颗致命的火星，很快引爆了广州这个火药库，全城当天就进入剑拔弩张的临战状态。商团军开始在西关构筑街垒，封锁市区，并到处张贴“孙文下野”、“打倒孙政府”的标语。而工团军、农会，还有驻扎在市区的军队和公安局也都荷枪实弹，设起封锁线，与商团军在市区对峙。龟缩在东江的陈炯明为响应商团，开始雇佣土匪攻打石滩，北江乡团也准备切断韶关与广州的道路。
当消息传到黄埔，身为“革命委员会”委员的蒋介石顿时目瞪口呆。他不禁在心里默然道：“看来广州还是躲不过这一劫。”
就在电光石火的一刹那，蒋介石想了很多。他已经习惯勤于思考各个方面的厉害关系。他心中非常肯定，宅心仁厚的孙中山并非成心要与商团为敌，商人们也决不是刻意要转行玩政治，但最终大家却还是刀兵相向。这就是政治的危险所在。有时你朝着一个方向走，却发现自己最后抵达的是另一个终点，因为决定你实际走向的并非你自己，而是与你有关的所有力量博弈的结果。
此时的广州就是一个赌场。陈廉伯和陈恭受看来已经猖狂得不知天高地厚，将商团一步步引至全面对抗的道路。而对国民党有着重大影响力的鲍罗廷主张坚决镇压。滇桂军阀则投机取巧，正在拼命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那么对蒋介石来说这场危机又是什么？
是机会。因为危机就意味着变化，就意味着权力或者影响力，又或者其他的什么将会重新洗牌。当然，这也是黄埔“校军”的机会。
正如锋利的宝刀不是用来观赏的一样，由黄埔第一期学员组成的“校军”，可不是用来表演阅兵式的金丝雀，而是征战沙场的致命武器。雏鹰一旦展翅，就将一飞冲天。就是不知这只雏鹰能飞多高？
蒋介石其实心里没有底。第一期黄埔学生和军校教导团毕竟都没上过战场，而训练场和真刀实枪的战场有着很大的差距。他还不想让自己的部队去硬碰硬，于是立即给孙中山打电报，要求“回师平难”，并说“中正之意，非责成许总司令及李登同严办商团不可”，连一点出动学生请战的意思都没有。先还是等许崇智去收拾这烂摊子吧！
不过孙中山不允许蒋介石当缩头乌龟，于10月14日电令蒋介石以黄埔学生和军校教导团为核心，联合工团军、农民自卫军、警卫军等力量，组成一支联军，准备剿灭商团军。
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黄埔师生们个个斗志昂扬，脸上写着大战前的兴奋。蒋介石一挥手，几百名黄埔学生军立即开赴市区，与其他部队一起，对商团军形成包围之势。
15日凌晨，联军发动总攻。商团军凭借街头防御工事和充足的武器弹药，与联军在西关一带发生激烈交火，一时僵持不下。
西关一带自古就是广州的风水宝地，分为上西关和下西关，其中上西关地势较高，下西关地势较低。明朝末年，随着与洋人商贸往来的增多，朝廷特许在西关兴建起十八甫，开设有十三行。到清代中后期，西关的十三行便成为与洋商打交道的特许机构。因此，西关一带买办、商贾云集，极为兴盛。很多豪门巨富在此营建各种大宅院，高大明亮，厅园结合，装饰精美，具有浓郁的岭南韵味。可是这一交火，机关枪、步枪子弹乱飞，手榴弹到处乱炸，打得那些百年老宅跟马蜂窝似的，其状令人惨不忍睹。可这还不是最糟的。
由于商团军在街口设置有栅栏防御工事，联军久攻不下，伤亡惨重。情急之下，黄埔学生军采用火攻，一举焚毁了商团军设置的栅栏防御工事。顿时，联军部队如潮水一样涌入西关，与商团军展开激烈巷战。到中午时分，广州的商团军已基本丧失战斗力。
但这场激烈的战斗，也让西关化为一片火海，加上部分军人无法无天，大肆劫掠，使无数商家财产化为乌有，大量平民流离失所。兴盛了几百年的广州西关，从此不复存在。其状之悲惨，为辛亥以来广州之最！
西关一败，商团斗志全无，于第二天缴械投降。佛山的商团军也于19日被军政府解散。至此，商团叛乱之战以军政府大获全胜告终。
也许这是一场双输的战争。如果非要找出一个胜利者，无疑只有蒋介石。通过这场战争，他训练的黄埔学生军得到战火洗礼，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也是靠这场战争，蒋介石获得了鲍罗廷的赏识，渐渐地把本来反对“联俄联共”政策的他作为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看待，甚至认为蒋介石是坚定的“左派”，从而为他不久后上位大开绿灯。
看着鲍罗廷赞许的目光，蒋介石心里象喝了蜜一样甜。从此，他在讲话中不知不觉地更加恭维苏俄和红军，不知他是真欣赏还是另有打算的一种策略而已。
平定商团叛乱的胜利也让孙中山对黄埔学生更加器重。他满心欢喜地等着蒋介石训练的第一期黄埔学员毕业，好分到各个部队以为北伐出力。
可人算不如天算，善变的中国政局仅仅在几天之后，又爆出一个重大新闻——冯玉祥于10月23日发动北京兵变，囚禁总统曹锟，并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
这个曹锟本是袁世凯手下北洋军第三镇的将领，算是直系的人，也是冯玉祥的顶头上司。1917年直系的当家人冯国璋在和皖系的段祺瑞闹了一阵“府院之争”后，于1918年病逝。从此，曹锟便成为直系的当家人。自从皖系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兵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后，曹锟和吴佩孚领导的直系与张作霖的奉系开始逐鹿天下，形成双雄争霸的局面。孙中山领导的南方军政府由于力量很薄弱，只能困于广东一省，暂时未能影响全国的政治格局。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令重要将领冯玉祥兵出热河，准备同张作霖在山海关决一死战。张作霖也是调集重兵，想一口吃掉直系。
眼看大战一触即发，冯玉祥突然于10月19日反正，密令鹿钟麟部回师北京。数万部队即刻昼夜秘密行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在10月22日抵达北京郊外的北苑。此时负责北京卫戍重责的孙岳本就是冯玉祥向曹锟所荐，早在这年的9月9日就与冯玉祥在北京南苑达成了史称“草亭密议”的政治同盟，一起策划推翻直系政权。当大军一到，孙岳立即命守兵打开城门，放大军入城。这样一来，鹿钟麟部不费一枪一弹就占据了整个北京，并囚禁民国第五任总统曹锟。
当23日清晨，北京老百姓出门买菜时发现满街都是佩戴“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臂章的士兵，各个通衢要道也都是岗哨林立，压满子弹的机关枪随时瞄着街上的一举一动，见多识广的北京人这才知道又发生了兵变。
这一重大事件再次将中国历史进程改写，也在瞬息之间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版图。几天前还是直奉争霸，转眼间拥兵数十万的直系说没就没了，远在山海关督战的吴佩孚也只能仰天长叹。一心提防着孙中山北伐的他怎么都没有想到，终结直系政治力量的竟然是自己阵营的人。
这次政变顺便还将大清朝遗留下来的小尾巴给割了。原来清帝溥仪在1912年元旦宣布退位时，袁世凯和裕隆皇太后搞了一个《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内容就是要优待皇室。其中有一条是允许皇室“暂居宫禁”，也就是继续住在紫禁城搞他们的小朝廷那一套，而且每年民国政府还给他们拨400万元的大洋做开支。冯玉祥发动兵变成功后，立即派鹿钟麟将溥仪逐出紫禁城，迁往后海甘水桥旧醇王府暂住，每年400万元的优待金也一并取消，原先宫内的太监宫女均自行离去。自此，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的最后一点痕迹，终于消失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之中。
可这些都还不是最让蒋介石吃惊的。让他简直无法相信的是，冯玉祥竟然让一个人暂时组阁，代行总理职权。这个人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的二哥——黄郛。
“二哥，你咋爬得这么快？”得知消息时，蒋介石不禁引颈北望，都不知该作何感想。他这些年荣辱沉浮，命运多舛，出生入死后才是粤军参谋长兼黄埔军校校长。可黄郛却在多年音讯全无之后，突然间大放异彩，成为政坛宠儿，不能不让蒋介石感叹起命运弄人。
黄郛是1916年陈其美被暗杀后离开上海的，那时正是革命的低潮。政治的血腥和前途的黯淡让黄郛心灰意冷，他决意淡出政界并声称要“闭户读书，潜心研究”，“不加入任何团体，不附和任何主义”。在定居天津后，黄郛还真的如闲云野鹤一般，没有参与这些年的政治斗争，当起寓公著书立说。
冯玉祥的想法是等孙中山北上，由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这三个政界领袖来共商国事。在孙中山到北京之前，则请黄郛组阁，暂时代理国务总理一职。这么一来，黄郛就跃然而成为当时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看守内阁总理。
明月当空，海风习习，蒋介石一想起他这个二哥就不胜唏嘘。有时候，人的命运并不是自己所能主宰的，还得看时运。
满心欢喜的蒋介石这时绝想不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黄郛的时运就走到了头，以后还得仰仗他这个把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