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2
四
蒋介石不能预测到讨逆军的胜利有其深刻原因。一直以来，他似乎都缺乏一种政治上的远见。面对如一团乱麻的中国政坛，他无法拨开迷雾发现未来政局的走势，看不到几年后，甚至几个月后的胜负得失，这也很可能是他经常跑回上海的原因之一。这样做的好处是他可以暂时跳出迷局，隔岸观火，等局势明朗后再做出选择，从而避免由于他在政治上的短视而犯下致命的站队错误。
少做事的好处不光是轻松，还可以少犯错误。
自从商场失意后，蒋介石仍然动不动就跑回上海，跟孩子一样任性。可他一直紧跟孙中山的路线，所以孙中山能原谅他。随着其他重要将领一个个故去，蒋介石在孙中山眼里越来越重要，几乎成为国民党的顶梁柱。
政治其实就是如何站队的学问。
看着兵败如山倒的陈炯明，蒋介石很庆幸自己没有站错队伍，甚至为自己早就预言陈炯明是第二个魏延而暗暗得意。带这这种自负，再次南下广州的蒋介石相信，他的政治前途必将和讨逆军新近取得的胜利一样辉煌，未来的北伐乃至整个民国的再造鼎新都将由他这个政坛新星来完成。
他象一个被惯坏的孩子，带着被所有人尊敬的梦想，却又不得不面对复杂而叵测的政治斗争，和被人冷落的现实。在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之间，他来回徘徊，时而雄心勃勃地奔赴革命前线，时而又让怨恨和猜疑主宰自己负气出走，但很快又悔恨自己的轻率和任性。如果说他是有目的的以退为进，可能过于绝对和笼统，倒不如说他是由于性格所致的轻率，却被孙中山的宽容和信任所掩盖，造成事实上退一步后反而高升的结果。由于没有在青年时期学会听从不同意见，没有克服掉自己的性格缺陷，这就为他后来的失败埋下了致命隐患。
回到浙江游山玩水的蒋介石，偶尔也会黯然神伤，未知的命运如此变幻莫测，真不知还有没有机会实现他心中的抱负？
一般人如果经历十几次的起起落落，完全可能从此意志消沉，郁郁寡欢。但蒋介石却没有，因为除了孙中山等人的包容外，他自己有一个绝招——保持联络。只要联络不断，蒋介石重返政坛的路就没有被堵死，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只要联络不断，他就可以知道孙中山在想什么，也就知道他自己该怎么做。这次出走当然也不例外，他不断地和孙中山通信谈论政治局势，和许崇智通信谈论军事计划和战局。有了这些通信，蒋介石在浙江玩得不亦乐乎。
1923年3月15日，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邹鲁等人专程来宁波找蒋介石。这下蒋介石高兴得很，把大家带着到处游览。
“展堂兄，你觉得宁波此处风景可好？”蒋介石装作似乎不知道众人的来意样子，一味顾着沿途风景。
“好是好，可孙先生还在等你复职呢？”胡汉民气得吹胡子瞪眼。
蒋介石微微一笑，继续领大家欣赏风景。
“介石兄，战事紧急，不知你的眼疾可已痊愈？”汪精卫问道。
“好得差不多了，等几日我就随几位一起走。”
蒋介石这话一说，大家不由得松了口气。都是党内元老，多少也得给些面子嘛！
可没想到的是，蒋介石领着大家在宁波玩了四天，随众人去上海之后，又一个人跑回了宁波。
此时的蒋介石，似乎已经喜欢上了离职出走，喜欢这种人生中的暂时调整，然后把出走当成一次新的起点，再开始一次新的征程。
还真别说，蒋介石的眼光已不再盯着粤军的职位，他有了新的目标——去俄国。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身臭毛病的蒋介石居然还有一大优点——好学，而且喜欢学外语。都说知识改变命运，而机会也注定将落到那些有准备的人身上，这个颠破不变的真理似乎很适合来形容蒋介石人生的两次重大转折。因为学过日语，蒋介石在保定陆军学堂脱颖而出，获得了去日本振武学堂求学的机会。后来他又准备学习德语，以备赴德国学习军事所需。令人佩服的是，已经学过两门外语的蒋介石还没满足，竟然还学过俄语！也正是因为蒋介石学过俄语，为他在这次出走期间赢得了一个更大的机会。这就不得不承认没有政治远见的蒋介石，还是会在某种特定的时候发现某些未来的趋势。
这个未来趋势的中心就在和广州远隔千山万水的莫斯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击败了国内的反对力量和国际的武装干涉，很快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早在1920年，列宁在共产国际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报告，根据这份报告的指导思想，共产国际将帮助其他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和革命斗争。
1921年12月，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得到孙中山的同意后，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与孙中山进行了三次长谈，随后又到广州访问了其他的国民党人。这时的蒋介石正好结束了在上海的投机生意，靠着虞洽卿和黄金荣的资助抵达广州。马林的到来，让他对俄国革命产生了极大兴趣。同时他也看到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广大国民党高层，都开始在探讨十月革命成功的原因。
犯错误不要紧，但别犯致命的错误，比如蒋介石就只犯闹脾气的小错误，可袁世凯和陈炯明就正好相反。没远见也不要紧，哪怕一直没有看清局势都没关系，只要发现那最关键的机会就够了。蒋介石恰好做到了这点。领袖的兴趣所在，很可能就是未来的趋势，蒋介石明白这个道理。因为这个世界大多数的改变正是由伟人的意志去推动的。这个趋势让蒋介石象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奋，从此他开始萌生了学习俄语的想法。他学俄语可不是为了看俄文原著，尽管他对孙中山是这么说的，而是马林的到来，让他心中燃起了去俄国的强烈希望。
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蒋介石所盼望的未来趋势还是没有音信，便急不可耐地给孙中山写信，赞扬苏联的成就和红军的强大，其实是在暗示应该加快和苏联的接触。对此，久历政坛经验丰富的孙中山在1922年11月24日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必在吾人稍有凭籍后，乃能有所措施”。孙中山所说的“凭籍”，是指国民党的根据地广东，也就是只有恢复对广东的统治，才有资格去和共产国际提出援助的要求。
响鼓不用重锤。一心想取得援助去开创一番伟业的蒋介石看信后，顿时明白了孙中山的良苦用心，知道寻求援助的事情是急不来的，便淡定从容地继续在老家四处游玩。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两年下来，好学的蒋介石趁着游山玩水的空隙，多少学了些俄语，虽然算不上听说读写流利，但比其他的国民党人要强了许多。这时，马林的努力没有白费，共产国际终于同意从后备基金里拿出200万金卢布来援助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也决定要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改组国民党，走“联俄联共”的道路。
对长期组织涣散的国民党来说，这将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变化就意味着重新洗牌，意味着权力将重新分配，也意味着新的机遇。躲在老家的蒋介石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变化，不变化就没他的机会。此时的革命阵营里，权力的蛋糕早就分配完毕，党务有汪精卫和居正在协助孙中山，财政有廖仲恺在负责，广东地方政务由胡汉民在管理，军队则是许崇智的天下，他蒋介石能出任大本营参谋长已是孙中山对他格外照顾，总不成要孙中山撤了别人的职去提拔他吧？不过，国民党一走“联俄联共”的道路，那就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新天地了。
蒋介石除了学过俄语外，还时刻关注着孙中山和共产国际的接触。这就是在领袖身边的好处——他具有信息优势。
1923年7月的一天，当蒋介石得知孙中山已经接受苏联的邀请，决定派代表团赴苏联考察时，立即激动得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两年的俄语还真没白学，此时不争取机会更待何时。于是他马上提笔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写信，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自己想要什么。
他在信中是这样写的：“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能办者”。意思是说除了让他去苏联外，其他的事一样都做不了。然后，他还说了一句重话，“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
这简直是**裸的威胁。如果不让他去俄国，他就要回老家独善其身，不再献身革命。
“领袖，您就看着办吧！”寄出信后，蒋介石默默地猜想这孙中山看到此信后的反应。说这些话带有几分危险，就像现在的白领给老板说，要是不加薪立马走人，如果他不是公司不可或缺的人才，得到的结果很可能是没有欢送会的黯然离去。但蒋介石敢断定孙中山是念旧情的，也看重他这个人才。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万万不敢这么说。比如以前他对工作不满意，也只敢低声嘟囔是陈炯明和许崇智在排挤他，可从没对孙中山说过要么给他升职，要么他“消极独善”的狠话。况且，他离开广东的这半年请的是回上海治疗“目疾”的病假，还一直在给孙中山和许崇智写信建议该如何用兵布阵，这不等同于带病坚持工作吗？脑力劳动也是在辛勤地为革命做贡献嘛！
不到一个月，蒋介石收到了孙中山的回信。怀着忐忑不安的心理，蒋介石撕开信封，用颤颤巍巍的双手捧起信一看，脸上立即由阴转晴。孙中山在信中要他到上海去和马林商讨赴俄事宜，而且委任他为自己的全权代表，并担任这次考察团的团长。
蒋介石赌对了。
此时的马林已经失去了共产国际的信任，不久后便被调回莫斯科，接待蒋介石筹备赴俄考察是他在中国做的最后一件大事。
1923年8月5日，蒋介石和汪精卫、张继和林业明等人一起和马林见了面。由于孙中山早就和马林、越飞等人商议过这次考察的方针大计，所以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只讨论了一些细节问题。这次考察，由蒋介石担任“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团员包括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邵元冲，主要考察苏联的政治、军事和党务。孙中山之所以同意由蒋介石担任团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正在思考如何培育一支类似于苏联红军的新式军队，而蒋介石是他现在唯一可以信任的高级军事将领。
8月16日，意气风发的蒋介石穿着特意为这次考察定制的新军装，率领大家登上日本轮船从上海出发，开始了这次改写中国历史进程的考察。
在代表团出发前，孙中山就分别给列宁、托洛茨基和契切林送出了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信函。他在信中称蒋介石为自己的“参谋长”，代表他去莫斯科是为了和苏联的同志一起讨论“帮助我们在国内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并且要蒋介石和苏联方面商量在“北京的西北及其以外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议”。可想而知，有了孙中山的这些信函，蒋介石这次在莫斯科将受到极高规格的重视。
这也是蒋介石第二次当孙中山的代表出国访问，但和赴日本看望犬冢胜太郎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上次是念旧情，这次考察则是未来的起点，是战略性的，对国民党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
9月2日，代表团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在饱览西伯利亚的壮美风光之后终于来到莫斯科。大家在到下榻宾馆的途中，正好遇到一次规模达22万人之多的群众游行。看着一路飘舞的红旗和挤满整个街道广场的群众队伍，听着那些响彻大街小巷的喊声，蒋介石极为震惊，这里的热烈气氛和国内的麻木萎靡简直是天壤之别。
由于列宁身患重病，没有接见代表团，这让蒋介石深感遗憾。代表团先后与罗素达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克良斯基、加米涅夫等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见了面，听取了他们对苏联革命经验的介绍和对中国革命的意见。后来代表团又参观访问了最感兴趣的苏联红军部队、军事院校和军事设施，了解红军的组织形式和武器装备。
孙中山为这次考察定下的目标有几个，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求苏联方面提供武器和物资支援，按照红军模式协助建立新式军队和军校，并在靠近苏联边境的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以进攻北洋政府军。而苏联方面同意提供武器、物资和军费并协助建立军校，但对建立西北根据地则断然拒绝。这让蒋介石心中有些不快。
三个月之后，代表团结束在苏联的访问归国。与来时的兴奋相比，蒋介石这一路情绪低落，甚至可以说他的心里已经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阴影。也正是这次访问，为后来的清党埋下了祸根，最终演变成血流成河的大屠杀。
五
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回到广州向孙中山复命。此时，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已经换成革命经验丰富并极具个人魅力的鲍罗廷，在广州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准备建立黄埔军校。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姗姗来迟颇为不满，轻声责怪道：“你去年就回到上海，怎么现在才来广州？”
“去年12月16日，是我母亲的六旬冥诞。我给母亲修的慈庵也已完工，便先回溪口为母亲做了冥寿，再到慈庵祭拜。所以拖到现在才来复命。”
孙中山一想，蒋介石是个孝子，先回家乡祭母，似乎也无可厚非，便不再计较这些，转而问起：“你寄来的《游俄报告书》我看了，说说你的收获。”
对孙中山的问题，蒋介石已经反复琢磨了好几个月，有些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略一思索道：“这次赴俄考察可以说是喜忧参半。从我眼见耳闻，苏俄革命的确取得了非常卓著之成功，这有赖于他们坚实的党组织和红军，而他们愿意援助我们改造党务，组建军校，这对我们将大有裨益。不过，我此行也可觉察到俄人之不可信任。”
听到这里，孙中山微微皱了皱眉头。蒋介石的多疑和任性，他早已领教过，今天不知又会有什么鲁莽和不负责任的想法。
尽管蒋介石已经从孙中山的脸上读出了不愿意的听的意思，但他还是忍不住说：“俄人对总理所提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的建议，坚决予以拒绝。我担心这是因为他们有觊觎蒙古的野心。俄人狡诈，日人强横，我中华北方领土实在堪忧。”
“还有什么？”孙中山尽量耐心地问。
“我在俄京时，常听留俄学生罔顾事实，指责总理身边为‘忠臣多而同志少’，对总理与我党之艰辛事业多有轻慢，且俄人趁我等考察期间，多次诱我加入共产国际，意图分化我党，其可谓居心叵测，用心不善。介石以为，我党固然需要俄人援助，但仅可利用其援助并以红军模式办校建军，不可联俄联共。”
孙中山闻言，不置可否地叹了口气。一阵沉默之后，孙中山说道：“介石，你未免顾虑过甚了！”
孙中山的这句话一锤定音，蒋介石也不好再说什么。孙中山清楚，蒋介石的确是为国民党的利益在考虑，但实际上却无可行性。一直以来，孙中山筹款的主要途径是海外华侨，后来取得了广东后，则主要以广东的税收支付军队和政府开支。可战事一天天扩大，庞大的军费象无底洞一样将整个广东的税收都耗费得干干净净，而广大的百姓已经不堪重负。此时，北洋的吴佩孚有英国人撑腰，日本人跟张作霖勾勾搭搭图谋东北，美国人也不支持南方革命政府。放眼全球，愿意支持国民党革命大业的就只有苏俄和共产国际，而苏俄支援国民党的前提条件就是要“联俄联共”。怎么可能只拿人家的钱，却不答应人家的条件呢？
并且，在鲍罗廷的影响下，孙中山已经认识到了国民党在组织上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全靠他的个人威望在维系着全党，这是很危险的。无法想象，国民党如果离开的孙中山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孙中山曾对蒋介石说过，“政治上行进靠不住，军事上也不可依托，唯有党务上可以取得成就”。此时孙中山已下定决心要“联俄联共”，还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改组国民党。
1923年的1月20日，是国民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这一天，国民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还通过了同意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共青团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这次会议，还选举了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张国焘、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担任中央委员或者是候补中央委员。
怀抱极大期望的蒋介石落空了，国民党的中央系统没有他的位置。孙中山给他安排的职务是担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对这个安排，蒋介石心里颇有微词。
“许崇智都进中央了，怎么偏偏就我没有？”
要说蒋介石怎么这么看重这次会议，那可是有原因的。所有人心里都明白，经过改组的国民党，将效法苏俄实行党领导军队的最高原则。如果在党内没有职务，则在军队内部也说不起话。蒋介石的两个好兄弟张静江和戴季陶都被选举为中央委员，而他还在党的核心决策圈外。从会议结果看，在孙中山心里，许崇智的位置还是要远高于蒋介石。对这点，蒋介石尤其不满意。可他也没办法，许崇智资格老，战功卓著，一直就比他职务高。人家进入中央成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蒋介石还敏锐地看到汪精卫的实际地位正在上升。以前汪精卫从未掌握过实权，仅仅担任孙中山的助手，从事些党务和理论工作。但一大一开，党的地位迅速提高，权力迅速向党中央执委集中。汪精卫和鲍罗廷等人的关系不错，在进入中央执委会成为中央委员后，俨然已成为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当然，这个时候蒋介石还没想到，将来他会与汪精卫争夺最高权力。因为现在的蒋介石，根本没有实力去挑战元老级别的汪精卫。
埋怨归埋怨，蒋介石还是走马上任开始筹备后来闻名于世的黄埔军校。军校地址选在珠江口的黄埔岛上，利用原广东陆军学堂和广东海军学校的旧址作校舍。
但蒋介石很快发现，他所领导的筹备委员会除了破败的旧校舍外，几乎一无所有。据鲍罗廷估计，如果按照苏联红军的建制每个营由三个连组成，则办校经费是每月15000—20000美元。可是，共产国际所承诺的200万金卢布的援助一拖再拖，迟迟无法到位。现在军校已经开办在即，又听到援助资金再次“予以推迟”的消息。
其他学校有黑板粉笔就可以开课，可军校不同，那得有枪有炮才能开办。苏俄的援助不到位，军火和经费自然也无从着落。这让蒋介石心急如焚。
唯一可以着手进行的就是招收学员，但也是困难重重。蒋介石在与王柏龄、邓演达等人商议后，决定第一期学员招收324名，分别委托各省的一大代表回去后秘密介绍，以免当地军阀阻拦。
可是上哪去弄枪呢？
其实广州城里是有枪的，而且还有一家叫做石井的大型兵工厂。不过，兵工厂却有两条恶狗守着。蒋介石想弄到枪，不下点功夫是不行的。
2月15日这天，广州城风和日丽，多少已有点早春的味道。蒋介石换上一身戎装，拉上邓演达一起去石井兵工厂视察。
石井兵工厂位于广州北郊石井村，前身为清朝光绪年间创办的广州机器局。可生产毛瑟、马梯尼、士乃得、云者士得4种枪弹，日产量为8000颗。该厂从光绪三十四年开始仿制丹麦式8厘米轻机关枪。到1921年，兵工厂已经可以生产七九口径的机关枪，定名“七九”式旱机关枪。虽然石井兵工厂自身技术力量不行，但怎么说也能造些枪械出来，这已经足够装备军校学员了。蒋介石此行，就是要摸摸兵工厂的底。
一见蒋介石和邓演达，兵工厂厂长马超俊颇感意外。以前厂里所有的枪械一旦造好，都是滇、桂两军的人直接拉走，从没有其他的军人来过问。
“马厂长，一直久闻大名啊，”蒋介石倒不生分，对马超俊很是热情，“我们还都是一支部队出来的呢！”
这话说得马超俊是一头雾水，但也不便反驳，只得支吾着点头称是。
一看马超俊的表情，蒋介石心知他不明就里，便笑着解释道：“马厂长原本跟着居正先生在中华革命军里任职，出生入死讨伐袁逆。民国五年那会，袁世凯一命呜呼，超俊兄便转赴北平筹设航空学校，为我民国航空事业多方奔走。其忠诚之心，日月可鉴。可惜，愚弟我是那年8月才到山东就职于中华革命军，否则定能与超俊兄共赴国难。”
蒋介石这几句话，说得马超俊很是高兴。他这么多年来为革命出生入死，从辛亥革命一直到与陈炯明作战，几乎经历了所有的革命战争，因为他有技术专长，所以才被委派为兵工厂厂长。
“介石兄不必过谦。不知今天来有何贵干？”马超俊问道。
“兄弟我有一事相求。”
“直说无妨。”
“我受总理委托，筹建陆军军官学校。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兄弟我手头没枪，这个军校怎么建得起来？”蒋介石两手一摊，面露难色。
马超俊一听，脸上立即露出愠色。他略一思忖，对蒋介石说：“我们厂里的枪一下线，就被杨希闵（滇军）和刘震寰（桂军）的人拉走，总理批给你们的300条枪也被他们领走，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他们领走300条枪，才发给我们几十条枪，这只够学校卫兵们用的。超俊兄，请务必帮兄弟想想办法，眼看开学在即，这些学员都是革命事业未来的精英，绝不能让他们赤手空拳去奔赴沙场啊！”
看蒋介石说得情真意切，邓演达在一旁也是晓之以情，马超俊一咬牙便答应给学校弄500条枪，但要求事情得做得滴水不漏，尤其不能让滇桂两派的人得到风声。蒋介石一听，和邓演达相视一笑，知道这下枪的事算有了眉目。
可还有件事更让蒋介石头疼，那就是办学校所需的经费。
黄埔军校的党代表是廖仲恺，一直在四处张罗，为学校筹措经费。由于苏俄援助资金迟迟不来，弄得廖仲恺不得不四处借钱，经常弄到深更半夜才能回家。有一次，廖仲恺直到凌晨四点才回家，他满腔愤懑地对夫人何香凝说：“我晚上在杨希闵家，等他吸完了大烟才拿到这几千元钱”。当时筹措经费的艰难可见一斑。
而广东的财政大权的一大支柱是禁烟所得税款，由禁烟都督杨西岩把持着。蒋介石对此人是深恶痛绝，不断地要求孙中山将其罢免，并斥责其为“市侩垄断财权”。另一个让蒋介石不满是担任广州市政厅长的孙科。每次蒋介石去要办校经费，这两人总象打发叫花子一样，实在推不过才塞个三瓜两枣的，弄得蒋介石每去一次，心里就更恨一些。其实，这也不能全怪此二人，广州军政府每日要开支，军队也要发饷，和陈炯明的残余部队还在僵持，北边的北洋军更是虎视眈眈地盯着广东，这些哪一样不需要钱？而广东能收到的税也就那么点，僧多粥少，轮到蒋介石来时，自然不能如数拨付。
碰了几次壁后，蒋介石挖空了心思也想不出什么招数。虽说新生还没入学，可学校的教工总得吃饭吧，可学校的食堂都没有隔夜粮了。蒋介石一急，就把主意打到了汪精卫的老婆陈壁君身上。陈壁君出身于南洋富商之家，早年为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又是买炸药，又是开相馆，出了不少钱。后来汪精卫事泄被捕入狱，陈壁君更是出钱出力上下打点，最终和号称民国美男的汪精卫共结莲理。无奈之下，蒋介石只能硬着头皮去找陈壁君。
“嫂子，愚弟我实在没法了，能不能借点钱让我周转一下。”说这话时，蒋介石窘到了极点。堂堂军校筹委会委员长，才从苏俄考察归来的蒋介石将军，竟然开口向女人借钱来维持军校开支，说出去不给人笑死才怪。
好在陈壁君拿钱补贴革命都习惯了，对蒋介石倒也不见怪。不过，陈壁君给汪精卫借钱大方，不等于对蒋介石也要大方。她叹了口气，说道：“看看你们这些搞革命的，总是拿家里的钱去贴，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嫂子，你放心，等苏俄那200万金卢布的援助一到，愚弟我立即加倍奉还，绝不食言。”蒋介石一看陈壁君不是很情愿，不得不许下重诺，只是能不能兑现他心里完全没底，反正当务之急是先借到钱。
陈壁君一听这话，脸色便和善起来：“介石，看你说得，我是那种人吗？不过，我手头也不宽裕，兆铭这些年也是常拿家里的钱去贴，弄得家里没什么积蓄。要不，我还有点私房钱，你拿去先用着。”
蒋介石一听，心里总算落下一块石头。还是加倍奉还这话管用，否则，要想拿到陈壁君私房钱，无异于白日做梦。
从陈壁君借的钱只够吃几天米的，这点小钱一用完，蒋介石又发了愁。他想起几天前到杨希闵处去要钱，人家竟躺在烟塌上抽大烟，动都没动一下，根本没把他这个未来的军校校长放在眼里。蒋介石越想越气，越气还越想，辗转反侧之后就开始萌生退意。最让他不能释怀的还是孙中山没在中央给他安排位置，这就是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他在孙中山眼里的份量还不够。
都说政治是一门站队的艺术，蒋介石也感觉自己在站队方面没有问题，否则陈炯明当初那么欣赏他，如果意志不坚定的人可能早换队伍了。蒋介石一直站在革命队伍里，走的是孙中山的路线，还作为全权代表率团赴俄考察，除了偶尔闹闹脾气，其他没什么问题，可他还真没想到自己会被这么重要的一大会议遗忘，连个候补委员的帽子都没落到他头上。
“难道总理不信任我？没把我当自己人？”蒋介石想着这个问题整夜都无法入眠。
六
1924年2月21日，蒋介石给孙中山递交了辞职信，然后不顾孙中山的挽留回了溪口老家。
如果说蒋介石以前离开粤军，还有些赌气的成分，那么他这次离职，从很多迹象看则纯粹是在耍心计。
就在蒋介石离开广州后，他的英文秘书王登云突然跑到军校筹备处，说奉他的命令，宣布不再筹办黄埔军校，筹备处也立即解散，工作人员每人发一些遣散费从哪来就回哪去。筹备处的工作人员大多是蒋介石请来的，一听这个命令，便准备领了遣散费回各自的部队。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人之一的叶剑英此时也正参与筹备工作，顿时觉得莫名其妙，便和邓演达一起据理力争。但王登云只说是蒋介石下的命令，至于原因他也不清楚。很显然，这是蒋介石在搅局。他想要的是，没他蒋介石的话，黄埔军校就办不起来。而黄埔军校又是国民党的战略大计，必办无疑，那么迟早还得请他这尊菩萨回来主持大局。
他要向孙中山证明，他的价值无人可以取代。
光搅局还不够，蒋介石还择机提出要求，主动出击。当25日邓演达奉孙中山之命到浙江劝蒋介石回广州复职时，蒋介石满腹牢骚地说：“择生兄，不是我故意撂摊子，你知道我这个筹办人有多难吗？”
邓演达点点头，表示认同道：“我和你一起去过兵工厂，知道为了办学校你受了很多委屈。可眼下你这一走，我们筹备处的工作就全瘫了。现在各地的考生都已经开始筛选初试，很快就要到广州来复试，可你这个委员长却跑到老家享清闲。总理要我务必劝你返粤，有什么想法你给我说，我一定转告总理。”
“我这次走，其实是为了保持和总理的感情。如果再这么下去，我担心愧对总理，辜负他委托的重任。”蒋介石看着远方，似乎无比伤感。
见蒋介石一直在绕弯子，邓演达便问：“介石兄的意思是……？”
蒋介石将目光收回，看着邓演达说：“事情到今天这个地步非有改革决心不可，否则军校万难办成。”
“请介石兄明示。”
“如果不改革，国民党人都会陷入绝望。现在必须要公开整理财政，革除杨西岩这个市侩，最好能以仲恺兄主持财政，并且让展堂兄和许总司令回粤，否则，兄弟我不能回广东。就算回去也只会辜负总理，反而伤了和总理的感情。”蒋介石说这话时显得异常坚决。
邓演达一听，也只得无奈地点点头，等回住处后将蒋介石的意思拍电报给廖仲恺和汪精卫。
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按照孙中山的意思，对蒋介石递交的辞呈予以拒绝。在中央执委会的批函中这样写道：“经面呈总理，奉批该委员长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艰苦中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呈，碍难照准。”
蒋介石一见这批函，就知道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需要他，心里顿时有了底气。要知道蒋介石的脾性正好和批函所说相反，他是从来都要抱怨苦害怕累的，而且一遇到挫折就跑回老家，怎么就成了“任劳任怨、百折不回”的劳动模范呢？这结果和上次要求赴俄考察一样，他的要挟再次奏效。
过了两天，稳坐钓鱼台的蒋介石又收到孙中山发来的电报。除了责怪他在没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就离职而去外，连句重话都没有，还要他“希即返，勿延误”。孙中山这么由着蒋介石的脾性，蒋介石能不得寸进尺吗？试看整个国民党内上上下下，能象蒋介石一样动辄跑回老家而不受惩罚，还被继续重用的再无一人。如果在蒋介石的去留问题上是廖仲恺说了算，恐怕早就弄假成真。比如这次出走，蒋介石让王登云去宣布解散筹备处，廖仲恺知悉后曾对工作人员说：“将来他如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很困难了”，言下之意是走了就别回来，干脆在老家种地得了。
可是孙中山非要用蒋介石，中国的政治又总是一把手政治，其他人也无可奈何。
现在的蒋介石已经将以退为进这套把戏练得炉火纯青。看着孙中山的电报，他知道火候已到，该回去了。不过在回去之前，蒋介石还给孙中山写了一封长信，其要权争宠之心已经完全不作任何掩饰。
在信中，蒋介石先为自己作了一番表白：“去岁中正离国远游，本作五年十年之计，初未尝有匆匆往返之意也。及闻石龙失守，先生不知下落之报，是以激于义愤，决心回国，只期朝夕随从左右，图报万一，而不复问个人之处境如何困难。”
这段话将他匆匆回国说成是奋不顾身地勤王护驾，以表忠心。接着，蒋介石慢慢说到了重点。
“吾党自去岁以来，不可谓非新旧过渡之时期，然无论将来新势力扩张至如何地步皆不能抹杀此旧日之系统。……今日先生之所谓忠者贤者及其可靠者，皆不过趋炎附势阿谀之徒耳！……若夫赤忱耿耿，蹈白刃而愿牺牲，无难不从，无患不共，如英士与中正者，恐无其他之人矣！”
这段话中说的新势力是指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旧势力当然说的是他自己，意思是重要的位置都让中共党员给占了，他这个旧人不应该是被“抹杀”遗忘的对象。蒋介石还巧妙地将陈其美和自己放在一起，以图唤起孙中山的感情共鸣。
等把感情基调定好，蒋介石开始向孙中山要权。
“今先生表示督责中正，而欲强之回粤，窃恐先生亦未深思其所以然也。中正不回粤，尚不能置身党外，如果回粤，焉能专心办学而不过问军事政治？……先生不尝以英士之事先生者期诸中正乎，今还敢望先生以英士之信中正者而信之也。”
这段话中最关键的是“过问军事政治”，也就是他应该得到一个他想要的政治地位，比如进中央，好歹也得是个候补委员吧！还要求孙中山象陈其美一样信任他，他才好放开手脚去做事。
蒋介石提的这些要求似乎有些过分。他的逻辑是你要信任我，就应该给我相应的政治地位，要么就是不信任我。而我是和陈其美一起对你忠心耿耿出生入死的老革命，你不能有了新人就忘记老部下。其实孙中山一直对他很信任，只是觉得他政治资历不够进中央罢了。
最后，该提的要求都提了，蒋介石就顺势说自己将奉命返粤。他这一点做得极其聪明，免得吊得太高弄假成真。
不出蒋介石所料，他又赢了。孙中山不仅没计较蒋介石的无理取闹，并且应其要求召回胡汉民主持广东政务，还罢免了杨西岩的禁烟都督一职。
按理说，孙中山做到这一步，蒋介石应该知足了。可他还不动身，仍然找借口继续拖延行程。直到黄埔军校入学考试时，蒋介石也只给军校教授长王柏龄发电报大谈了一番学期如何定，教职员工应如何选拔，并信誓旦旦地说自己近期必归。蒋介石这么遥控指挥，弄得孙中山就算是想换人都不好办。
原来蒋介石是担心这时的办校费仍旧无从着落。一贯拈轻怕重的蒋介石，对筹款之艰难心有余悸，想等廖仲恺帮他把一切都准备好，他才大摇大摆地回广州。
果然，当收到廖仲恺回电说“军校款，弟不问支出，兄亦不问来源，经费不乏，尽可安心办去”，蒋介石这才放心地于4月21日回广州复职视事。当然他照惯例先去拜见孙中山，以示尊重。
孙中山这个人度量大，一看蒋介石回来了，脸上便露出和蔼的笑容低声说道：“你终于回来了！”
蒋介石一听，立即有种莫名的伤感涌上心头。但他不知为何有这般感受，一直到几个月之后，他才明白这是一种预感。
“听仲恺兄说，先生最近常感叹，都怪我过于任性，辜负了先生的期望。希望先生千万要保重身体！”看着日渐憔悴的孙中山，蒋介石心里一酸，脸上露出愧色。这可不是装出来的。他虽然变着法子要权，但他对孙中山的尊敬是真诚的，和对陈其美一样绝无二心。
孙中山摆了摆手，沉默良久道:“回来就好，陆军军官学校是我们极为重要的力量，那里需要你。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三年，成绩尤甚可违。其关键就在于我们的党缺乏组织，缺少革命精神和巩固的民众基础。这次我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要改造我们的党，然后用我们的党去完成革命，去改造我们的国家。而我们的党要强大，就需要集合有献身精神的党员，革命才有希望。办陆军军官学校就是要将那些有献身精神的青年招来，教给他们带兵打仗的知识和方法，这是我想办学校的原因。”
蒋介石很认真地听着，就象在日本第一次晋见孙中山时一样虔诚。
“你是我最信任的军人，所以才派你去筹备学校。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没有自己的军队，光是依靠别人是不能完成革命的。等这所学校建起来，培养出来的人才，就是我们党的军队。你专心去做校长吧！”孙中山说完，已经显得非常疲惫。
蒋介石听出了孙中山话中的意思，是要他别再过问“联俄联共”的事情，一心带好国民党未来的军队就行了。他见孙中山体力不支，便表了一番决心，说些这下要好好努力，以对得起总理之类的话，然后起身告退而去。
当他走出总统府时，回头一望，眼中满是不安的神情。蒋介石多年来追随孙中山，深受其照顾和信任，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而这次见面，孙中山的健康状况明显不容乐观，蒋介石开始责怪自己这次的出走。当然，这种自责也是他一贯的性情使然，开始时冲动任性，谁也劝不回，最后又悔恨不已。
离总统府越远，就离黄埔军校越近。蒋介石感觉这似乎是冥冥中的一种暗示，是在告诉他作为被陈其美和孙中山这两位政治强人保护的时代已经过去，继之而来的是他的时代，而黄埔军校就是这个新时代的起点。
其实一个人失去保护并非坏事，尤其是他已经足够强大。这是一种危机，也是一种机遇。从这天起，蒋介石不再需要谁的保护，从而获得了新的自我。也是从这天起，他在政治上开始成熟起来，除了被其他力量逼迫下野外，再没有动辄挂冠而去。如果说是陈其美将蒋介石扶上马，那么孙中山则是又送了蒋介石一程，然后蒋介石将靠他自己的实力和机谋登上了国民党的最高宝座，进而主宰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命运。
但无论如何，他必须要靠自己了。
七
炎热的广州，似乎也只有清晨的空气才适合思考。到黄埔军校复职后，蒋介石时常在天色微明的清晨时分，独自站在院中一动不动，仔细感觉着从江面上吹拂而来的凉风，听着树叶发出的沙沙声，似乎已进入禅境。
他是在静思。
别小看这种静思。一个人在遭遇挫折或者获得成功时，如果能够将心静下来，也许可以得到某些启示，以调整好自己的步伐，从而获得转机或者更大的成功。多年来，蒋介石正是靠这种静思，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去分析自己的错误，才一步步走到了今天。这段时间以来，他几乎将全部的时间与精力都倾注于学校的建设上。选任教官，制定教学内容，过问学员军服和校舍卫生，甚至连学校卫兵的管理，蒋介石都事必躬亲，连连发表长篇讲话。这样的工作强度，要求他有充分的准备，要求他去思考，因为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着他。
他不能犯错。他需要在学生们眼里树立一个坚强和完美的形象，就象孙中山在他眼里一样。可自从离开总统府后，蒋介石很难静下来。每次静思，他总是想起那天孙中山疲惫的身影。他有一种预感，任命他为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将是孙中山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
1924年6月16日，是孙中山定下的开学典礼的日子。这天蒋介石比往常起得更早，他没有去做静思，而是迅速穿好军装，然后精神抖擞地带着学校的教职员工去码头迎接孙中山。
随着一声汽笛的呜鸣，江固舰出现在众人的视线里，后面随行护卫的是江汉舰。
军舰越来越近，蒋介石看到站在甲板上的孙中山和他身旁的夫人宋庆龄，便深深的吸了口气，一声令下：“立正！”
所有人都肃然而立。
孙中山穿着一身白色中山装，微笑着拿手里的白通帽向大家挥手致意。蒋介石觉得孙中山好像是在对着他在挥手，因为这是他遵从孙中山的旨意创办的军校，是国民党的希望所在，也是未来中国的希望所在。
这一路上，到处悬挂的青天白日旗迎风招展，经过预备教育训练的第一期近500名学员，已经装配好石井兵工厂厂长马超俊秘密送来的500条枪，个个英姿飒爽，威风凛凛，从学校大门口就开始列队戒严，一直排到校长室为孙中山护卫两旁。
孙中山一路看，一路连连点头，不住地说好。紧跟其后的蒋介石心里也颇为自豪。在校长室，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带领各教官依次进见，然后教练部主任李济琛也带领各队长及特别官佐进见。
上午九点半，黄埔军校全体师生在操场列队集合，等待孙中山训话。操场前头是为建校典礼搭起的主席台，台中央上方挂着军校校训“亲爱精诚”，两边还挂着一幅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半生依靠军阀和会党去革命的孙中山，当走上主席台一望威武雄壮的队伍，心中顿时不胜感慨。这才是他想要的部队，这才是国民党的军队，也只有依靠这样的“党军”，才可能去摇醒一个沉睡的古老帝国。
站在一旁的蒋介石，看见孙中山脸上的喜悦之情，他知道自己成功了。
孙中山强忍着病痛的折磨，对师生发表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演说。在演说中，孙中山说了这样一句话：“革命军必须富有革命的志愿，一生一世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救国救民，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为后世奉为革命之真精神。
等孙中山演说完毕，操场顿时响起如雷贯耳的欢呼声，久久地回**在黄埔岛上。
接着学校党代表廖仲恺主持开学仪式，胡汉民宣读总理训词，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执委致祝词，最后第一期学员表演了阅兵式和分列式。
送走孙中山后，蒋介石在晚宴时也即兴发表了一番演讲，不过水平显然不如前几次经过清晨凉风吹拂后思考出的演讲有逻辑，也就是将半个月前对第一期学员的讲话再做了一次简单的重复。其核心意思是要大家珍惜军饷，要知道这些来之不易，要对得起革命。象孙中山说的那些振聋发聩的话，现在的蒋介石还说不出来。
这次开学典礼极大地振奋了国民党人的精神，广州革命氛围也为之一变。本来作为军校校长，蒋介石一直有种被冷落被轻视的感觉，但盛大的典礼却让他恍然大悟，这个校长当得值。尤其是当他站在孙中山身边，面对着全副武装的所有师生，让他仿佛又回到当年沪军第五团操演时，他就站在陈其美旁边，其情其景何其相似！
事后蒋介石心中很肯定自己明白了一个道理：政治的确是一门站队的艺术，但绝不仅仅是站队这么简单。如果光站队就解决问题，那么革命队伍里成千上万的同志岂不是都要上位？
既然站队只是政治艺术的表面现象，那么更深层次的又是什么呢？答案是蒋介石从典礼上得到的。当他站在孙中山身旁，全体师生献给孙中山的掌声和敬仰的目光也纷纷落到他的身上；当孙中山走后，他又可以代表孙中山发表演说，尽管水平还不够，但仍旧赢得了如雷的掌声和欢呼。这才是站队问题的实质性关键：得站在领袖身边，你才能分享到最大最多的政治蛋糕。
怪不得古代的权臣总要坐在皇帝身边，那是为了实质上分享帝王的无上荣光，为了迎接匍匐在殿堂上的大臣们送上的万岁祝福，而有些脑筋不转弯的大臣也总以此去弹劾权臣僭越之罪，结果常常落得身首异处。
这么多年来，蒋介石很幸运地一直站在孙中山身边，在游山玩水之间，不断地积累了自己的政治资源，哪像其他人整天战战兢兢地还没落什么好处。
想通了这个道理，蒋介石精神了许多。
可是蒋介石没能高兴多久，他引以为傲的黄埔军校就出了一件大事，矛头竟然直指他这个校长。
说起来这事的根子还是出在“联俄联共”的战略问题上。俗话说有得必有失，国民党选择了“联俄联共”的道路，但却无法解决两党之间在路线、思想乃至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黄埔军校获得了苏俄的援助，也引进了很多中共党员担任教职员工。根据鲍罗廷的建议，黄埔军校成立特别党部，以实现“以党治军”的原则。此时春风得意的蒋介石愉快地接受了建议，便在党员中选举产生特别党部。但结果却令蒋介石大吃一惊，选出的五位执委竟然只有他一个是国民党员，其他都是中共党员。这让蒋介石坐卧不安，于是以校长和特别党部的名义下文，直接指定各党小组长，还规定党小组长每周向校长书面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想把权力紧紧抓在自己手里。
一直要求学生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蒋介石没料到，他这一纸命令竟引起一个学生的反抗。学生名叫宣侠父，是个中共党员。宣侠父给特别党部写了一份报告，毫不客气地把矛头直指蒋介石。他认为校长此举，是企图以军权代替党权，违背了孙中山“以党治军”的原则，等于把党的基层组织变成监督同志的特务机构。他还要求特别党部应组织基层分部的选举，并监督进行，以保证公平公正。
“你是我老乡？”蒋介石尽量压住心中怒火，和颜悦色地问宣侠父。
“学生是浙江诸暨人。”宣侠父站得笔直，回答得不卑不亢。
看来这个学生早有心理准备，蒋介石心里琢磨道。
一阵沉默之后，蒋介石缓缓开口说：“作为军人，应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果都象你这样，那我们的军队还怎么打仗，怎么去完成总理交给我们的北伐重任？”
宣侠父想都没想便答道：“正是为了完成总理的北伐大计，学生才认为应该尊重总理提出的以党治军原则，不应该以校长来代替特别党部。”
蒋介石一听，不禁皱起眉头，铁青着脸怒道：“本校长也是执委，让党的小组长向我汇报，也就等同于向特别党部汇报，你这么污蔑于上级是极不应该的。中正自追随总理以来，每日兢兢业业，不说功勋卓著，但本人的赤胆忠心日月可鉴，岂是你能污蔑的？”
“学生提此意见，也是诚心为党的革命事业，并非出自私心。”
宣侠父毫不畏惧的神色，让本想大事化小的蒋介石看到问题远比他想的复杂。这不是他靠乡谊或是命令能解决的，而是政治路线的较量。他不能输。
“我给你两条路，要么以抗命开除出校，要么写悔过书，撤回你对本校长的污蔑！”蒋介石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怒火了，对宣侠父下了死命令。
可他得到是宣侠父冰冷而强硬的回答：“学生无错。”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事情自然无可挽回。三天后，宣侠父愤然离校，走之前还给同学留下“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诗句。
宣侠父事件在黄埔军校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是国共两党政治分歧在军校中的延伸，也蒋介石一生中第一次和中共党员的正面交锋。他本来就反对“联俄联共”的政策，这次事件让他开始有了严重的危机感。他开始以老乡、校长的身份暗中拉拢部分教职员工和学生，比如王柏龄、何应钦、贺衷寒等人，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圈，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势力渐行渐远，最终刀兵相见，展开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国共内战。
不过，这时的蒋介石还只能将宣侠父开除了事。“联俄联共”是孙中山定下的战略方针，廖仲恺、汪精卫等人和鲍罗廷合作得也很是顺利，而且最重要的是黄埔军校光凭马超俊秘密送来的500条枪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还得指望着共产国际的援助。
几个月后，蒋介石苦盼的苏援终于到了。这批援助包括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名义提供的25000元资金，由沃罗夫斯基号交通船运来的8000支带刺刀的俄式长枪，每枪配有500发子弹，小手枪10支和其他一些武器。随这些援助而来的还有一批苏联顾问，其中就包括后来与蒋介石成为朋友的著名将领——加仑将军。
蒋介石没有想到，当初他觉得委屈了自己的黄埔军校，会开创这样一个将星云集的辉煌时代。假如他不是紧紧站在孙中山身边，也许这个辉煌的时代将和他无缘。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个时代真的来了，而主角是他——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