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最虔诚的事业，最美好的时光
每当后世的人们谈论起林徽因来，总是惊叹于她在文学造诣上的才情艳艳，也爱好奇地探究谈论她颇具传奇色彩又难辨真伪的感情史。却总是忽略了这个兼具美貌与文学才华的奇女子，在她本职建筑事业上的成就原来也是那么伟大。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后，梁思成携林徽因回到了北平。俩人同时被北平中国营造学社聘请做学术研究。这个中国营造学社虽然是个人出资兴办的学术团体，工资待遇也无法和知名大学的教学工资相比，但致力于保护发扬中国古建的林徽因和梁思成却丝毫不以为意。他们认为中国营造学社专业的学术氛围，更适合他们实现自己在建筑领域的理想抱负。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办者是朱启钤。在此之前朱启钤和林徽因夫妇虽然素未谋面，但他们之间的缘分其实早在几年前便已结下。
1919年，北洋北平政府与广州军政府在南京和谈，作为北洋政府和谈代表的朱启钤偶然间在南京一处图书馆发现了早已失传百年的个人手抄私藏本，北宋建筑学家李诫所著的《营造法式》。南北和谈破裂后朱启钤退出政坛，从心开始一新研究《营造法式》，他发现自己手里的《营造法式》错误颇多，于是又找到藏书家陶湘，陶湘经过与多种版本的《营造法式》残本认真校队过后，于1925年出版了更接近宋朝李诫原版、更具有权威性的“陶本《营造法式》”。
与陶湘私交颇深的梁启超在第一时间获赠了一套“陶本《营造法式》”，梁启超如获至宝，又将这套“陶本《营造法式》”邮寄给了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系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并在信中说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已。”希望梁思成和林徽因能够尽快完成对《营造法式》的解读，并“永宝之”。
梁思成和林徽因再仔细翻阅了这部《营造法式》之后，很快就没有了之前的惊喜，反而陷入了苦恼中。因为《营造法式》中的很多内容多为宋朝为了规范土木兴建时的建筑制式而新造的“建筑术语”，但由于更朝换代，原版逸散等种种原因，这些北宋时新造的“建筑术语”到现在几乎已经失传。这是因为，一来难以往上追溯历史来源。二来往下没有得到有序的历史传承。三来，中国古代建筑工匠绝大部分没有文化对于建筑技艺都采用口口相传的方式，缺乏其他相关的历史典籍以佐证。因此，这本《营造法式》对当时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来说无疑是一部晦涩难懂的“天书”。
而《当时营造法式》难以解读这个问题不但困扰着梁思成和林徽因，更困扰着当时中国建筑界的所有人。如朱启钤自己所说，他成立中国营造学社的初衷便是：“宜将李书读法、用法，先事研穷，务使学者，融会贯通，再博采图籍，编成工科实用之书。”
梁思成在中国营造学社任方式部主任，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以科学的方法对《营造法式》进行一翻系统的研究和全面的注释解读。林徽因当时主要协助梁思成的工作，但也会做一些独立的建筑设计和研究。在中国营造社内部却没人会因为林徽因是一名女性而轻视于她，他们也不会把林徽因当做是梁思成的助手来看待，而是常常将林徽因和梁思成并称为“亲密搭档”。甚至于很多中国营造学社的学员都对林徽因钦佩不已，对她执弟子礼，尊称地称呼她为林先生，尽管当时的林徽因也才不到三十岁。
林徽因与梁思成经过一翻研究后认为，如果只是单纯的埋头直攻《营造法式》困难重重，且收效恐怕也不理想。不如采取由今溯古的研究方式，一步步展开对《营造法式》的攻读。
林徽因和梁思成提出了两个研究方式同时进行的方案：一是先攻读下清朝工部编撰的《工程做法则例》，对中国古建知识体系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然后再古今映对进行《营造法式》的破解攻读。二是，从中国古代建筑遗存入手展开实例研究，通过大量摸排中国历朝历代的建筑遗存，对实物进行细致的测绘研究和结构研究，以此摸寻《营造法式》的真容。
如果按照这套方案进行考察研究，不但可以完成对《营造法式》的破解注释，还可完成对中国建筑史的脉络传承研究，真可谓是一举两得。确定好研究方案后，林徽因和梁思成两人先做了一个简单的分工。由梁思成为主做对清朝《工程做法则例》的研究，由林徽因查阅资料先拟订一份中国古建考察目标，然后组织力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由于清朝《工程做法则例》的著述时间很近，再加上当时在北京一带留有大量的清朝建筑，因此梁思成很快就完成了对《工程做法则例》的研究工作，并于1932年就著成了《清式营造则例》。
1932年，林徽因、梁思成俩人组织中国营造学社进行了第一次中国古建考察，在天津蓟县发现了独乐寺。经过细致考察其建筑结构和特色，并翻阅古籍印证后，被梁思成认定为辽代建筑。不过遗憾的是由于战乱损毁，寺庙中现今保存下来的辽代建筑只剩下了寺门和观音阁。独乐寺的发现对中国营造学社的中国古建研究，尤其是对北宋《营造法式》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非凡意义。因为独乐寺是当时我国发现保存完整相对完整、年代最早的木结构建筑，它的建造时间大概在唐宋之交，其建造形制和建造工艺上承唐代下启两宋，兼有汉辽风格，十分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就在梁思成和林徽因为刚刚发现的独乐寺而感到兴奋时，从日本传来的一个消息瞬间又让他们气恼不已。日本学者关野贞早在一年前就发现了独乐寺并断定为辽代建筑遗存。
梁思成和林徽因俩人所气恼的是，早在一年前他们也正准备组织中国营造学社进行第一次中国古建考察，却因为时局动**不安而遗憾未能成行。身为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行走却要饱受军阀混战引起的安全威胁，而一个日本人却可以大摇大摆肆无忌惮的在中国国土行走而几乎不用担心安全问题。林徽因和梁思成还得知了，日本学者中除了关野贞在四处考察中国古建筑外，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也正在中国大江南北四处考察古建筑，并且已经完成了大量的考察笔记，正在为着手撰写《中国建筑史》做准备。
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建的大面积考察让梁思成和林徽因都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如果中国古建还需要由日本人来发现公布并发布学术论文，甚至于《中国建筑史》还需要由日本人来撰写，这不但是对中国建筑界的侮辱，更是所有国人的耻辱！为了能够赶在日本学者之前能够完成《中国建筑史》的撰写，在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带领下，中国营造学社排除一切困难，加快了对中国古代建筑遗存的考察工作。
短短几年，他们的考察足迹便已经从京津冀慢慢扩展到了包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在内的几乎整个北方地区。先后发现、测绘，并联系当地政府保护了天津独乐寺和广济寺、河北隆兴寺和赵州桥、山西应县木塔和善化寺、佛光寺等等一大批隋、唐、宋、辽、金、元、明、清等各时代建筑遗存。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则是中国营造学社在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带领下对应县木塔的测绘研究以及发现唐代木结构建筑遗存山西五台县佛光寺。
当时日本建筑领域学者不止一次的公开嘲讽中国本土已经没有了唐代木结构建筑遗留，中国人想要看到唐代风格建筑还要到日本去。面对日本建筑学者的挑衅，同时也为了打破中国本土没有唐代木结构建筑的谣言，林徽因和梁思成开始了大量的古建摸排工作，最终却将考察方向定在了山西境内。
山西境内由于四面环山，在历朝历代的战乱时期都能够很大程度的避免大规模兵祸。在历史上山西境内的地上建筑遭遇的损毁比其他地方要小一些。因此在中国建筑界有这样一句话“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
一次，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河北地区考察古代建筑时，无意中在当地听到了一首民谣：“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
民谣中的其中三个地方林徽因和梁思成都很清楚指的什么，但唯有应州塔没有听说过。回到北平后他们翻阅古籍资料得知了山西应县应州塔的来历出处，但同时也注意到日本的一份中国北方考古报告中提到，那名名为关野贞的日本建筑学者又比他们稍早一步发现了应州塔，并初步判断那是一座建造于11世纪的木塔，这与古籍上的记载完全一致。
为了不让自己的研究落后于日本学者，林徽因和梁思成当即决定尽快组织中国营造学社前往山西应县对应州木塔进行测绘研究。当时从北平前往山西应县的道路曲折难行，各地小军阀混战不断，土匪强盗常有出没，一次考察之行即困难又危险。再加上林徽因刚刚生下她和梁思成的第二个孩子不久，身体还在恢复期，但为了建筑理想还在哺乳期的林徽因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情况，还是毅然决定跟随中国营造学社前往山西应县考察。
这次山西考察之行前后用了将近一个月时间，虽然在考察中途林徽因接到孩子生病的消息因为担心孩子提前回到了北平，遗憾错过了对应县木塔的全程考察。但她认真细致的学术精神以及吃苦耐劳的韧性依然给当时随行的很多中国营造学社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等到梁思成带着全部现场考察照片和实物测绘资料回到北平后，林徽因全程参与了后续的研究工作。而在建筑界这样的研究工作其实是非常枯燥乏味的。
应县木塔高达67.31米，底层直径30.27米，是世界上现存最高也最古老的木塔结构。木塔建筑结构由数不清的结构件组成，而每一个结构件都需要按照比例关系最大限度地用图形还原。其中，应县木塔仅斗拱就有70种样式，共计480朵。这样的工作量无疑是非常大的，但收获也同样巨大。
因为建于宋辽时代，再加上建筑构造更加复杂，保存更加完整，通过对应县木塔的研究，林徽因和梁思成积累了大量宋朝时期的建筑样本数据，对于他们日后研究破解《营造法式》帮助极大。中国营造学社将有关应县木塔的测绘研究数据公布后，日本最知名的建筑学家伊东忠太不禁感慨道：“这与日本千篇一律、每一层都使用相同斗拱的手法相比，孰优孰劣自不待论。”
日复一日的重复绘图和风餐露宿的野外考察在外人看来十分枯燥乏味和辛苦，但是深爱中国古代建筑的林徽因却乐在其中。每当在古籍资料或各地地方地志资料中找到有关古代建筑信息后，林徽因就会心心念念起来，如不能亲自前去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则会感觉十分遗憾。有时候每当梁思成也表现出这种情绪时，林徽因反而会半打趣地说：幸而你所心心念念的是木头疙瘩而不是某个女明星。
尽管林徽因自己也常常拼命工作，但是每当她看到梁思成也在拼命忙碌时，作为一个爱他的妻子林徽因则会十分心疼。但林徽因对梁思成表达关心的方式却十分特别，因为她知道梁思成不但自己不会说一些甜言蜜语，对别人给他的甜言蜜语也毫无感觉。这时候林徽因就会经常把他们日常生活搞得很有仪式感和趣味性，以此来让梁思成感到精神放松和缓解疲劳，不过通常时候不解风情的梁思成只会感觉莫名其妙，就像当年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时的表现一样，这让林徽因是又爱又气却也无可奈何。与别的夫妻不同，林徽因与梁思成这对建筑界的伉俪之间最甜蜜的话语莫过于对建筑专业的探讨。
1937年的某一天，他们俩人在研究《敦煌石窟图录》之时，偶然间发现了其中的一张唐朝时期所绘的《五台山图》。经过认真比对林徽因他们发现，这张图内描绘的五台山地形地貌十分真实，其中的各种建筑也都是有记载真实存在过的。林徽因在看到图中不显眼位置所绘的一处大佛光寺时，不禁眼前一亮，然后赶快到北平图书馆翻找最近有关五台山地区的地方地志资料以及所有记载五台山地区寺院的资料，发现在五台县豆村果然有一座说不清何时建造的破败寺院。经过整理分析，林徽因和梁思成猜测这座佛光寺有很大可能就是唐代建筑遗存。
有了这个大发现后，林徽因和梁思成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便组织考察队伍匆忙赶赴山西五台县。等到众人一路颠簸刚刚来到山西五台县豆村附近时，入眼所及是一片荒凉的杂草，众人的心中均是有些忐忑不安起来。当时正值战乱多事之秋哪怕是昨天还明明存在的建筑今天天也可能就以付之一炬。对这样的事情，在这个乱世之中林徽因早已见过太多太多，为了考察研究古建筑也为了更好地保护古建筑，这几年来林徽因他们冒着战乱的炮火寻找于各地，走过山高险阻跨过河流沟川，竭尽全力试图发现并保护好每一处具有深厚历史文化价值的古建筑。然而，那又怎样，这个乱世人命亦如草芥，谁又会在乎那些木头石头？
在军阀兵匪的眼里残破的古建筑不过就是一堆可以隐藏的掩体。在寻常百姓眼中好的古建筑还勉强能够遮风挡雨，而残破的古建筑或许最大的用处就是能够捡柴烧火吧。林徽因甚至已数不清她考察日志中的古建筑有多少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历史回忆，尽管她和她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已经为此付出了太多，但是时代的悲哀总是充满无奈和苍凉。如果真是唐代建筑，佛光寺的历史已经太多遥远，它还会存在吗？中国营造学社成员的心里无不有着这样的疑问。
拨开杂草往里又走了一段之后，视力最好的林徽因忽然指着前方激动地喊道：“看！快看！”
众人随着林徽因手指的方向望去，在一片树林后果然有寺庙大殿的屋脊可以隐隐看到。
等到众人几乎一路奔跑着来到佛光寺之后，入眼所及，这里的建筑特色十分符合唐朝风格。但是由于是国内首次发现唐代及唐以前的木制建筑，缺乏参考依据。因此在开始做具体测绘的时候，谁也不敢绝对的肯定这就是唐代建筑，生怕最后研究结果出来后会令自己失望。
这时候视力极好又特别仔细的林徽因又有了新的发现，在大殿上方的梁上有一行被尘土覆盖的模糊字迹，擦拭干净后，发现写的是“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接着，林徽因又在大殿内的塑像上发现了一行字：唐朝大中十一年女弟子宁公遇。
林徽因的发现让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们立刻兴奋了起来，经过查找资料他们很快就确定了这座塑像以及捐建这座佛光寺之人的身份及所建年代。在之后经过对佛光寺全面细致的考察研究，通过建筑、壁画、雕塑、唐代题记四个方面，以大量充实的证据证明了佛光寺就是一座正统的唐代建筑。
林徽因和梁思成在佛光寺的重大发现狠狠地反击了断言中国国内已无唐代建筑的日本学者，在那个日寇正欲强势侵占中国，国内多有颓废失败气息的危亡时期，在中国学术界燃起了巍巍华夏必然能够战胜弹丸日寇的希望之光！就在林徽因正在山西五台县考察佛光寺之时，日寇已经悍然发动了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很快爆发。意识到北平即将沦陷，坚决不当日寇控制下亡国奴的林徽因和梁思成决定离开北平随中国营造学社南下。
其实早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时，就对林徽因和梁思成进行过“招降”，被所谓的“东亚共荣协会”拉拢。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后，“东亚共荣协会”再次对林徽因夫妇示好，果不其然又遭到了林徽因的断然拒绝。在南渡流亡的途中，林徽因夫妇接到了他们多年的美国好友费正清夫妇邀请他们到美国躲避国难的信件。林徽因夫妇也果断拒绝，并在回信中写到：“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之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是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也要是在祖国的土地上”。在辗转逃亡的路上，林徽因还在给女儿的信中表达了她面具日寇侵略时的拳拳报国之心：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
从1931年至1937年这六七年间，林徽因除了在建筑事业上的考察研究成就卓著，她在文学上的创作也进入了**时期。在《诗刊》、《新月》、《大公报》等当时的权威报刊上先后发表了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文学评论等各类文学体裁数十篇作品。
尤其是她的诗歌作品，韵律自然和谐，擅长以委婉柔丽文字表达热烈的个人情感，不但深受读者欢迎，也为当时的文艺界人士所称道，很快便奠定了她女诗人的地位。因为文学素养极强，以及多年留学生涯对外国文学有很深的了解。当时林徽因还会经常被北平各学校聘请去讲授有关西方文学的课程。还曾被《大公报》、《文学杂志》聘请做过文学编辑。
在那个时期，林徽因的文字大部分给人的感觉是柔美、恬静、飘逸。而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林徽因的文学创作不但数量急剧减少，文字中所透露出来的情感却是忧伤、苍凉、沉郁，字里行间都表露出浓浓的忧国忧民情怀。为那个国难民伤的悲怆历史留下了一声悲鸣。
北平沦陷后，林徽因全家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他们先后走过了天津、山东、长沙，然后又从长沙一路向西南的云贵而去。一路上他们见惯了战争下的人间悲苦，也见惯了生离死别，更不知道自己一家人在明天之前会历经怎样的未知命运。悲苦、无助、绝望，还有对日寇的仇恨、怨愤，所有的负面情绪着每一群衣衫褴褛的逃亡人。
就连一向温文尔雅的梁思成有时候都会压抑不住满腔怒火，冲动地地跑出躲避地，指着头上呼啸而过的日本轰炸机用他所知道的最粗鄙的脏话大骂，最后还会如同宣誓一般地喊道：“总有一天我会炸沉日本岛！”
尽管在流亡途中他们自己一家人的条件也很差，但是每当看到有更需要帮助人时，善良的林徽因也会竭尽所能的伸出援助之手。因此在途中很多人都愿意跟随在他们一家人的四周，大家互相帮扶着一起赶路。
而每当绝望开始在这个大队伍中弥漫起来时，林徽因就会提议大家合唱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这时候原本性格内敛不善在公开场合表现自己的梁思成也会主动站出来带头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几经周折辗转，林徽因全家终于在云南昆明暂时稳定了下来，这一番颠沛流离导致他们全家的大部分财产物品都被丢弃。只将他们夫妇这些年的考察研究资料以及很多书籍都带了出来。
这时候，本就拮据的中国营造学社的经费也几乎全部断绝，林徽因全家没有了任何收入来源，有时候还需要变卖本就不多的财产来勉强维持生计。梁思成随身携带的派克笔、手表，林徽因佩戴的首饰典当完了后，生活拮据的他们又把本就不多的衣物拿去做了典当。尽管这样，但为了信念理想，梁思成还是认为他们这几年考察中国古代建筑所收集到的资料已经足够他完成对《营造法式》的破解注释以及对《中国建筑史》的写作，于是决定放下其他所有事情，开始专心完成这两部著作。
为了支持梁思成安心写作，同时也为了贴补家用，林徽因不顾自己一路颠簸而留下的身体暗疾，不做休养便又接受了云南大学的聘请去那里讲课。除了日常在云南大学讲课之外，林徽因还会接受一些建筑设计工作，如当时云南大学带有民族风格的女生宿舍楼就是林徽因所设计的。
在这段时期，林徽因不但白天要在云南大学讲课，利用晚上时间她又通读了中国二十四史中所有有关建筑的部分，不遗余力地为梁思成的写作收集资料。当时在林徽因和梁思成暂住的房子内经常会有这样一幅场景：深夜，昏暗的烛光下一男一女两个同样瘦弱的人影正在伏案疾书。一阵清冷的夜风透过并不严实的破旧门窗将本就昏暗的烛光吹乱，那瘦小的女子被灌了一口冷风，她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
男人赶忙起身端来一碗热水，一边轻拂着女人的后背，一边心疼地劝道：你有肺病，累了就赶紧歇歇吧，写作的事我来就可以了。女子抬起头，苍白的脸上却闪烁着坚强与倔强,她拨了拨灯芯好让蜡烛更加明亮以便于继续写作，然后说道：完成这两本书，既是你的事也是我的事，这更是我们共同的理想。男人太了解自己的妻子了，他没再说什么。然后昏暗的烛光依然摇曳闪烁，熄灭的时候或许会等到夜半三更，也或许会等到东方渐白……
1940年，林徽因又随梁思成辗转来到了四川南溪李庄，落脚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小江村。这里的条件更加艰苦，他们多次放弃了友人避难的邀约，和其他的中国营造学社成员一样都住在简陋的农舍里。他们不但没有放弃建筑专著的写作，时而还会拖着病体去考察测绘周边的古代建筑。在建筑专著的写作上，林徽因和梁思成也是相互成就，梁思成博学细致，而林徽因富有灵感而且文笔极佳。署名梁思成的很多书籍也都是在林徽因的协助下完成的，而且文学素养很高的林徽因十分擅长于总结梁思成的文章中重点，然后用她的文字稍加修改，这一点简单的修改却如同有“画龙点睛”之神效一般，让原本枯燥乏味的学术专著立刻便有了文学的生气。
梁思成曾经十分诙谐地说道：别的读书人都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但是依我看来“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还是自己的好”。
对于林徽因对自己事业的帮助，梁思成更是在《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中提出了认真的感谢，并着重强调林徽因不但是自己的妻子她更是一位出色的建筑师，林徽因的建筑成就不应该附庸于任何人的提携，因为她本身就是一名拥有极强能力的独立建筑师。
当几十年后的人们再回忆起林徽因时，脑海中立刻便会闪现一个容貌清新雅丽、性格浪漫洒脱、生活精致华贵，手里总是捧着一本诗集，明亮的眼神中闪烁着睿智的民国才女形象。但现在的我们却总是忽视了成就“才女”之名的背后不是“天生注定”，而是源于林徽因学习知识文化时孜孜不倦的刻苦勤奋。努力工作时认真细致的务实精神。追求理想时百折不挠的坚强信念。所有的这一切加起来才是一个真实而又完整的林徽因，是一个更加让人敬佩的林徽因先生。
据统计，在1930年至1945年这十余年间，林徽因和梁思成夫妻俩人共踏遍了190个县，考察了2738处中国古建筑遗址，测量绘制的建筑图纸、写下的考察资料日至更是不计其数。除了自己在业余时间还写下各种题材文学作品上百篇外，在建筑领域林徽因不但单独完成了各种建筑设计任务，还单独或与梁思成合作单独或与梁思成合作完成并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等著作，并为梁思成所著《清式营造则例》写了绪论。在梁思成署名的注释版《营造法式》和《中国建筑史》背后也都有林徽因不计名利的默默付出。
然而这些不匪的建筑成就在当时的很多人眼里却是极端的不理解，那些人认为在日寇横行的国家危亡时刻搞这些老建筑研究，强调保护这些破旧的老建筑没有任何意义，是几个矫揉造作文人的一种无病呻吟。
林徽因自然不会这样认为，早已看透了殖民主义列强丑恶嘴脸的她深刻地明白一个道理，“欲要忘其国，必先亡其史”，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精神，不但体现在代代相传的典籍中，在其建筑中也一定会有所体现。
建筑兼具美感与实用性，是几何构造、物理构造、美术构造、文化构造的多艺术系统表达介质。因此，古老的建筑是一个国家民族一部无声的历史、文化记录。建筑师的耳朵可以倾听到每一座古建筑回响传来属于它的时代之音，然后将这份声音翻译传达，他们肩负着为国家民族保存历史、保存文化的重任。这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无病呻吟，而是一份值得骄傲的伟大事业。
为了这项事业，林徽因付出了太多太多。风餐露宿顶风冒雨的野外考察，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以及起早贪黑的高强度工作。所有的不利诱因长时间侵染着林徽因本就瘦小虚弱的身体，终于使其不堪重负诱发了严重的肺结核病，并导致身体其他器官也受到严重感染。可是因为当时医疗条件很差，林徽因的健康状况也只能靠着喝草药勉强维持着，很长时间都得不到彻底的根治。
心急如焚的梁思成到处求医问药，并且找到稍有效果的药方后，梁思成都会遵从医嘱亲自为林徽因煎药，从不假手于人。同时，为了不让林徽因产生心理负担，就算是林徽因在肺结核最严重的时候，梁思成在她面前也从来不做任何防止被传染的保护隔离措施。其实这时候梁思成的身体也很不好，他年轻时那场车祸留下的老病根，经过这一番颠沛流离发作的更加频繁和严重了，但为了照顾更加虚弱的林徽因，梁思成总是在她面前装作若无其事一样。
为了更好地照顾病中的林徽因，原本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富家公子梁思成不但学会了洗衣做饭，也学会了煎药打针。更让林徽因不可思议或者说有些哭笑不得的是，一生都坚持无神论者的梁思成为了祈祷自己快些好起来，病急乱投医下竟然还学会了在神佛前虔诚的朝拜念经。每次看到梁思成蹲在地上认真为自己煎药的背影，林徽因总是会心一笑，心满意足的她在这时就会想起诗经中的一句话：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经过几年的艰难抗战，1945年日本法西斯虽然败局已定，但依然在负隅顽抗。为了迫使日本军国主义尽快投降，美国计划在中国建立战斗机起飞机场，制定了轰炸东京和奈良的计划。得知“南京方面”正在紧急修建机场并从中得知美国轰炸东京、奈良的计划后，林徽因的内心不禁有些矛盾起来。从家国情感而言她无比痛恨日本帝国主义。而从一名建筑师的身份来讲，林徽因又认为日本东京和奈良两座城市拥有大量的八九世纪的唐代风格古建筑，这既是日本的文化遗产，但更是中华文化传播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历史见证，同时这些八九世纪唐代风格古建筑更是全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理智的情绪战胜了民族仇恨，林徽因和梁思成讨论后，由更熟悉日本的梁思成绘制了一份日被东京和奈良古建筑地图。梁思成拿着这份地图辗转找到美国驻中国的军事长官，试图说服他可否将轰炸地点地在日本其他地方，如果出于政治军事因素考虑一定要轰炸东京和奈良，可否根据这幅地图的标注尽量避开这些历史古迹。
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也都熟知，美国对东京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轰炸后，日本军国主义依然拒不投降。美国原本计划向东京和奈良投放原子弹，但载有原子弹的轰炸机起飞后，飞到日本岛上空后又临时改变计划，将具有毁灭性威力的原子弹投放在了长崎和广岛两地，最终迫使日本政府宣告无条件投降。
美国临时改变计划更换投放地的原因到如今依然是众说纷纭。但当时由于梁思成为了保存东京和奈良的古建筑而去游说美国军方的消息不胫而走，当时的一部分人猜测有他的影响因素在其中。因为此事，林徽因和梁思成被很多国人骂作是汉奸，对此，林徽因从未做过任何辩解，日本东京和奈良的古建筑得以避免在战火中摧毁于她而言已很欣慰。出于家国仇恨国人对自己的谩骂更是可以理解。有些事情只需自己行而无愧，又何必过多地在意他人纷说？
这就是林徽因，一个为了自己的建筑理想可以放弃精致生活，风餐露宿踏入深山荒野寻找失落古建的美丽女人。一个为了自己的建筑理想即便身患重病，依然不放弃论著写作的坚强女人。一个为了自己的建筑理想即便被千万人误解谩骂，依然无愧于心的洒脱女人！一个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都献给了最心爱建筑事业的敬业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