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从求学到求婚，从初遇到余生
很难想象林徽因这个充满感性的女诗人，内在里其实是个情感单纯的理性女人。对此，林徽因自己倒有非常清晰的自我认知，就如她自己所言，外人眼中的林徽因，不过是他们想象出来的美好幻影，而不是真正的林徽因。或许能够真正读懂林徽因单纯理性真性的人，也只有与她相濡以沫一生的丈夫梁思成了吧。
1919年，梁思成在父亲梁启超的吩咐下，到林长民家拜访，或者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相亲。相亲的对象，自然就是林长民的长女林徽因了。恋人之间的初见，总是那么令人难忘，哪怕时光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后来已过古稀之年的梁思成再回忆起他与林徽因的初见时，眉间的褶皱立刻便舒展开来，嘴角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依然清楚地记得林徽因当时的穿着装扮。一个穿着浅色半袖短衫、深色绸缎裙子的小姑娘，梳着两条马尾辫，精致的五官中那一双明亮的眸子即充满了活力与神采，又透露着聪慧与典雅，这个玲珑少女宛若雨后美丽的山茶花，娇艳而不失清新。当时的梁思成只有十八岁，林徽因十五岁，都是充满朝气的花样年华。但少年梁思成留给林徽因的第一印象却是一个戴着黑色圆框眼镜，略显木讷的小学究模样。
这并不是一场特别正式的相亲仪式，梁启超与林长民见梁思成与林徽因俩人也聊得来，虽然两家人也有了订婚一说，但也没有定下特别具有约束性的婚约。梁启超与林长民，对待儿女的恋爱和婚姻都持特别开明的态度，都表示这场并不正式的相亲与婚约仅仅代表了，父辈给他们牵线搭桥创造的交往机会。如果日后，梁思成与林徽因各自有了更喜欢的对象，那也由他们去，自由恋爱，绝不强求。
可能是出于少男少女的腼腆羞涩，刚刚定下婚约的林徽因与梁思成，最开始并没有特别频繁的接触，又过了几个月，林徽因随林长民旅欧，期间更是没有任何交流。等到两人再见之时，已经到了1921年秋天，也是从这时候起，两人开始频繁接触，各自倾心情愫渐起，并且正式确定了恋人关系。也许是在欧洲经过与徐志摩的短暂接触，让林徽因在情感和对婚姻选择的处理上越发成熟睿智，也越发坚定了她要与梁思成在一起的决心。而徐志摩与梁思成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无论是性格秉性或为人处世。
尽管林徽因在旅欧期间，与徐志摩之间产生过朦胧的情愫，但经过慎重的考虑，林徽因还是认为略显少年老成的梁思成更适合托付终生。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表明了，当时还不到二十岁的林徽因在感情处理上是多么睿智，梁思成的确是一个尽职尽责、包容大度的好丈夫。
在这里还不得不提一下梁思成的家庭关系。与林长民一样，梁启超也有两个妻子，不过又与林家不同的是，梁启超与自己的两位妻子感情都特别好。更难能可贵的是，梁启超的两位妻子之间感情也特别融洽，他们整个家庭内部，从父母到子女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纷争。梁启超的两个妻子对底下孩子们，无论是不是自己亲生的都能做到一视同仁。梁家底下孩子们从来也不认为他们的两个“妈妈”有什么远近亲属之别。
梁启超虽然娶了两个妻子，但他却是那个年代第一批极力推动一夫一妻制改革的人。他之所以娶第二个妻子，也是因为梁思成年幼时身子瘦小体弱多病，他夫人怕孩子夭折梁家断后，主动撮合梁启超纳了自己的贴身婢女为妾。梁启超虽然没能在一夫一妻制上以身作则，但他却一直给自己的孩子们灌输这样的观念，教育他们在感情婚姻上应有忠诚之心，不可见异思迁而做出有损私德之事。这样的家庭关系无疑是林徽因十分羡慕的，而这样的家庭教养也是林徽因十分欣赏的。她也相信在这样家庭中教育出来的子女，多半也会是一个恋家顾家的人，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充满感性的林徽因在个人感情处理上总是那么慎重而理性，虽然她始终也没有学会遮掩自己的真实情感。经过一段时间的频繁接触，林徽因与梁思成之间对彼此的了解也更深了。林徽因发现梁思成虽然话不多，却在学业上也极为较真，丝毫没有旧文人死读书、读死书的那种迂腐劲儿。相反，梁思成当时年纪虽轻，但学习态度十分务实，他家学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上学时又以西方新式教育为主，称得上是学贯中西、文理兼备。而且他性格儒雅，对人对事谦逊有礼，性格温和大度，有极大的包容心。
在梁思成眼中，林徽因也不再单单只是那个让他为之惊艳的邻家小妹模样。而是一个你永远也猜不透她知道多少、懂得多少、又能做出多少事情的宝藏女孩儿。在学习上，出身书香世家的梁思成，从小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霸级”人物，然而在面对更加聪慧的林徽因时，梁思成总会显得自信不足，这和无论面对谁都自信大方的林徽因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虽然脾气秉性有所不同，但是林徽因和梁思成同样出身书香世家，从小被灌输的教育理念相近。因而，随着相处越多，林徽因和梁思成两人越发觉得，他们彼此之间内在灵魂是无比契合的。
俗话常说，患难见真情，这句话用在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交往过程中再合适不过。说起让两人感情迅速升温的一件事，还要从发生在梁思成身上的一件“惨事”说起。一天，梁思成骑着哈雷摩托去找林徽因时，因为在街上碰上了示威游行的学生队伍，为了躲避骚乱的人群，一时混乱下，骑着哈雷摩托的梁思成和总统府的汽车发生碰撞，梁思成身受重伤被送进了医院。这次车祸受伤让梁思成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期间还做了五次手术，在术后还留下了两腿长短略有差距的后遗症。而这段时间，都是林徽因在无微不至的贴身照顾他，帮他带饭、洗漱、擦拭身体。等到梁思成的身体休养好之后，为了能让两个孩子有更好的发展前途。1924年6月，在梁启超的联系安排下，林徽因和梁思成获得了半公费半私费赴美留学的机会。
但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梁思成都对自己将来选择什么学业、从事什么事业感到十分迷惘。而当时林徽因已经坚定了自己将来要攻读建筑学、从事建筑师的理想。当第一次听说林徽因立志当建筑师后，梁思成当时的反映，就如林徽因在英国伦敦时面对英国女房东的表现一样，下意识问她，建筑师不就是盖房子的泥瓦匠吗？这个行业也有女性从事吗？林徽因笑着跟梁思成解释了建筑师的工作范畴，讲述了建筑所承载的不仅仅只是应用的实用性，还要强调美观和某种文化表达，而古老的建筑还是一种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见证。梁思成自小就喜欢绘画，也有一定的美术天分，不过他的绘画功底基本功扎实却缺乏飘逸性美感，属于基础有余而灵气不足。
林徽因了解到这些并看过梁思成的美术作品后，敏锐地意识到梁思成很适合做一名建筑师，因为建筑师设计建筑图纸，需要的是精确细致的线条表达而并不苛求什么飘逸性的创作。而且，梁思成务实、严谨的学术态度也非常适合学习和从事这一行业。于是从那时候起，林徽因就有意无意地把梁思成往建筑方面引导。通过那一段时间与林徽因的频繁接触，梁思成受到林徽因的影响，也逐渐确定了自己攻读建筑学、从事建筑师的理想。
经过三个月的航行颠簸，1924年9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到达美国，经过考试他们以优异的成绩如愿进入了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学习。之所以选择宾夕法尼亚大学，两人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因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专业是全美最好的。不过不同的是，梁思成攻读的是美术学院建筑系，而林徽因攻读的是美术系。当时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建筑系并不招收女生，理由是当时报考建筑系的几乎都是男生，而建筑系又需要经常熬夜绘图，这样的学习环境对女生不太方便，所以不招女生。无奈之下，林徽因只能退而求其次，在美术系注册学习，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建筑理想，林徽因重点选修了建筑系的主要课程，在之后的学习中也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建筑系课程上。
初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林徽因和梁思成因为国家积贫积弱常常受到外人的轻视和鄙夷。一些自认为血脉高贵的白人学生，甚至常常对他们进行种族主义嘲讽，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身上并不算稀奇。林徽因和梁思成也暗下决心，一定要以出色的学习成绩来狠狠反击这些不公平的嘲讽，用实力来打破那些自以为是的西方人强加于中国人身上的傲慢与偏见。一个聪慧并且十分具有人格魅力的人无论身处何地、面临怎样的环境都能很快散发自己身上的闪光点，林徽因正是这样的人。仅仅几个月后，林徽因便凭借自己出众的才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一鸣惊人。当时正值圣诞节，宾夕法尼亚大学举办了一场圣诞卡设计比赛，林徽因用点彩技法画的圣母像极其具有欧洲中世纪风格和质感，在一众设计卡中脱颖而出。值得一提的是，这张圣母像圣诞卡至今还被保留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档案馆中。林徽因画的圣母像圣诞卡之所以那么好，这得益于她当年的旅游经历，更得益于她在英国伦敦那个爱好绘画、爱好欧洲中世纪建筑的女建筑师房东。她既是林徽因学习、事业上的指路人，冥冥中也是林徽因一生的贵人。
1925年林徽因父亲林长民，因为参与奉军内乱不幸被流弹击中去世。梁启超得知后，第一时间将这一消息告知了林徽因，去信安慰，并在信中表示，学费之事不必挂心梁家自会资助，梁家会把她当做自家女儿一样对待，希望林徽因能和梁思成尽快结婚以告林长民遗愿。
为了能让林徽因能够安心在美国读书，远在国内的梁启超先是找到闽侯林氏家族宗亲商议确定了帮扶林长民家眷的计划。接着又亲自找到当时的北洋政府，主动顶替了林长民生前的工作职务，然后将这一份工作薪水全部寄给林家，用以抚养林长民的家眷遗孤。
得知梁启超为自己家族付出了这么多，悲痛中的林徽因在认真考虑后，觉得现在自己还是应该听从梁启超的建议，以学业为重。林徽因无比清楚，父亲林长民希望自己能够成家，但他更希望自己学有所成后将来以报效祖国。对于林徽因的决定，梁启超和梁思成也很理解。但是至亲离世的悲痛却也是谁也无法替代的，在林徽因的那段至暗时间里，梁思成也只能通过默默的陪伴和守护好让林徽因依然能够随时感受到亲情的慰藉，帮助她尽快走出丧父的悲痛。自从得知父亲离世的消息后，林徽因在学习上更加刻苦起来，这既是她转移悲伤的办法，也是她告慰父亲在天之灵的方式。
当时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学生后来每每回忆起林徽因这个让他们印象深刻的中国女同学时，脑海中经常会想起这样一幅场景：一个瘦小的中国女孩儿，经常坐在后排靠窗位置的旁听座椅上认真地附身绘图，整个建筑系教室只有她一个女生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绘图板上菱角分明的建筑绘图线条和这个中国女孩儿柔美的脸庞形成了强烈反差，但熟悉她的人没人会怀疑她的能力。因为她已经不止一次用第一名或第二名的成绩打破了大部分人对女孩不适合从事建筑师的偏见谬论。哦，顺便还要强调一下，那个偶尔将她挤下第一名宝座的还是她的未婚夫，一个同样来自遥远中国的梁思成先生。偶尔感觉到累了，她会透过窗户看向教室外，她的目光似乎从来也没有聚焦在教室外的某一处景致上，她总是目光深邃地看向遥远的地方，那个方向是她祖国所在的方位。
林徽因优异的学习成绩不但震惊了那些原本傲慢的西方学生，更是深深震撼了学校的教授，再加上她英文流利表达能力也非常出色，学校建筑系特聘她为建筑设计教师助理，而后不久又升任为了课程辅导教师。这样的事情，此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可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情况，而这时候距离林徽因入读宾夕法尼亚大学也才不到两年时间，其才华、其能力足可见一斑！林徽因走出丧父的悲痛学业蒸蒸日上时，梁思成却陷入了迷惘苦恼之中。
建筑学的课程是十分枯燥乏味的，每天大部分时候几乎就是重复的绘图、绘图、再绘图。但是课程的枯燥梁思成还可以忍受，更让他感到难以忍受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课程所讲的西方知识体系、西方话语权体系、西方审美体系，与梁思成自小所耳濡目染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教育、东方价值观体系、东方审美认同有很大的出入。事实上梁思成并不是一个不能接受西方新事物的中国传统文化顽固派卫道者。相反他十岁之前随梁启超在日本东京避难时接受过西式教育，对于中西文化冲突有很强的理解力和包容性。
但是让梁思成不能接受的是，在当时以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为代表的西方建筑界普遍标榜西方建筑体系，自古以来就拥有对东方建筑体系的领先性。哪怕是小部分对中国东方古建筑有外部审美认同的西方学者，也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古建筑体系已经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在各个方面都不能和西方建筑竞争。梁思成觉得如果自己一直这么沉浸在西方知识体系、西方话语权体系、西方审美体系的学业学习中，那么迟早会变成一个只知死板绘图的“画匠”建筑师，成为一个西方知识体系的傀儡代言。这是梁思成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因为他的理想是“师以夷长以兴国”，但完全的“师以夷长”而摒弃本民族文化精髓则是梁思成所不愿看到的。对于梁思成所感到困惑的事情，自留学以来林徽因也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但她性格豁达，对中华文化更具有文化自信，因而她却并没有过多地为此感到困惑。并时常用自己对中西文化冲突的理解来开导陷入迷惘的梁思成。
1926年，费城当地《蒙大拿报》一篇访问林徽因的文章，便清楚滴记录下了林徽因对中西文化冲突的理解：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西方领先中国、领先东方乃至领先整个世界是不争的事实。为了寻找富国强民的路径，中国自戊戌变法以来就一直在试图探寻“和世界接轨”的路径。然而，在“和世界接轨”的口号下，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独创艺术却在被无情的践踏，哪怕这些传统文化和独创艺术有很多依然具有其先进性、独创性和高度的审美性，却依然难逃被西方文化、审美淹没的浪潮。
我们承认西方近代以来所取得的科学文化艺术成就，在中国也应该有一场运动去让国人清楚的认知西方科学文化艺术，但这绝不代表西方科学文化艺术将会全面取代我们本民族的东西。林徽因更是借助《蒙大拿报》骄傲地向世界宣告：“等我回到中国，我要带回什么是东西方碰撞的真正含义。”林徽因这一番掷地有声的采访彻底惊醒了梁思成，他明白过来，自己之所以会对中西文化冲突感到困惑实际上是因为动摇了民族文化自信。以公正的学术态度去对待中西文化冲突，坚定自身对本民族文化的信心，即便是西方文化体系暂时占据世界话语权主流那又如何，只要坚守信念和理想，终有一天会让中国建筑、中国建筑文化惊艳整个世界！
林徽因与梁思成两人性格、能力上的互补以及默契配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期间就已形成。
性格上，梁思成无论是在生活、学习、工作中都是一如既往的儒雅稳重、认真务实，言语虽然不多却也不乏幽默之举，这份幽默无疑是受林徽因影响所致。而林徽因生活中性格开朗，活力健谈，善于交际，时而也不乏俏皮之举，但是在学习和工作上却又分外认真和务实，这多多少少是受到梁思成影响的。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时，有时建筑系布下作业后，思维敏捷想象力丰富的林徽因很快就能画出极具创意的设计草图，然后将这个简单的设计草图直接丢给梁思成，然后也不过多解释便甩手而去。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博学多才的梁思成也总能准确地捕捉到林徽因所画设计草图中想要表达的东西。很快便会根据草图画出十分工整、漂亮而又完整的建筑作业设计稿。
有时候拿到梁思成的完整设计稿后，就连林徽因自己都会感到不可思议，梁思成的设计稿不但完全展现出了她设计草图中想要表达的东西，甚至还会完善个别不足的地方。
在当时梁思成拥有出色的设计构图能力，但是他的文字表达能力却不是特别出色，尤其是英文表达能力往往不能充分说明自己的设计意图。因此，有时候他完成设计稿后经常会由林徽因代为完成设计稿的文字解释内容。而他和林徽因之间的沟通却仅需要简单的几个字词，拥有深厚文化底蕴以及默契的双方立刻便会完全会意。当时他们的同学都不禁惊叹他们俩人简直就是建筑界的“最佳拍档”，是天作之合。
在课余生活上，当时还十分年轻的林徽因就如一个充满无穷精力的可爱精灵一般，总爱去体验一些新奇事物，也总爱去搞一些在梁思成看起来十分稀奇古怪的事情。比如，在他们留下的一张参加学校派对活动的照片中，林徽因自己扮作了身穿旗袍头戴满清发饰的军阀姨太太，而把梁思成装扮成了一个身穿长袍、头戴军阀帽子，嘴上还画着弯曲胡子不伦不类的丑样子。林徽因似乎是借梁思成的这一副装扮来讽刺国内军阀即封建又专制的丑陋嘴脸。
尽管梁思成搞不懂林徽因所搞的各种古怪，但他还是愿意耐心陪着她去玩、去闹。不会写诗、写情书，更不懂得说甜言蜜语的梁思成，在面对林徽因时只会做两件事，默默地陪伴与无限的包容。在梁思成看来，只要林徽因玩得开心，那么他也高兴。那时候才貌俱佳的林徽因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内追求者众多，这些人以为没有什么花花心肠的梁思成迟早会退出这场争夺战。但梁思成面对这么多自作多情的“情敌”却只用了一招——那就是日日不离地陪伴林徽因。
每当回忆起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时的经历，林徽因总会笑着数落起梁思成来。在绝大多数时候梁思成都会形影不离地 跟着自己，可是一到周末或放假学校或同学组织派对或郊游时，这个家伙却又没了身影或找各种各样的蹩脚理由推脱不去。性格内敛的梁思成自然是极不适应那种人多的喧闹环境，每次都需要林徽因好说歹说地说服梁思成参加活动。在别的事情上都是梁思成照顾林徽因，唯独到了这种活动上林徽因就需要“还债”来照顾梁思成了。尽管内心再不情愿，但每次梁思成还是禁不住林徽因的软磨硬泡，只能硬着头皮去参加活动。但让林徽因懊恼的是，每次自己盛装打扮参加活动时都没能博得梁思成的一声赞美。
有时候调皮的林徽因会在梁思成面前故意转动着舞裙摆出一个优美的姿势，然后用几近直白的话来引导他赞美自己：“任何一个男人见了这样魅力出众的女子恐怕都会晕过去吧？”
但回回都让林徽因失望的是，梁思成最多只会点点头，有时甚至还会不解风情地反驳道：“我是男的，我没晕。”
这时候意识到林徽因表情失落的梁思成又会憨笑着来给林徽因道歉，尽管他始终也想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又在什么地方惹到了自己这位调皮的未婚妻。或许，少年男女最美的爱情模样也莫过于此了——你在闹，他在笑。
林徽因也渐渐在梁思成的陪伴与包容下对他产生了难以割舍的依恋。慢慢地，这份依恋又成了一种习惯。在她眼中无论自己做什么，都会得到梁思成的支持与守护。对林徽因而言，梁思成既是自己的恋人也像是一个宠爱自己的大哥哥。也许当时的林徽因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当爱情渐渐发酵成了这种难以言说的亲情依赖时，她和梁思成注定今生已经离不开彼此，这或许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吧。从相识到相知，从初遇到余生。
1927年，林徽因和梁思成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在即将临近毕业之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又细谈了他们将来的打算。一直看似不怎么关心政治的梁思成却表露出了时值国家危难之际所学不能从政救国的遗憾，而林徽因对此却不知该如何劝解了。尽管她身为女儿身，但是自小受到家族一门忠烈的影响，又何尝没有愿以身报国复兴中华的拳拳之心。好在梁思成也把自己的这份遗憾写信告诉了他父亲梁启超，梁启超在给梁思成的回信中以一个长者的智慧，对同时陷入迷惘的梁思成和林徽因进行了解惑。
在信中梁启超说：“要各人自审其兴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并举例说明如唐朝盛唐年间对国家贡献较多的兴国者是姚崇、宋璟等人，李白、杜甫才名大虽于国贡献不如姚崇、宋璟。但若纵观历史，倘若盛唐只有姚崇、宋璟，而没有李白、杜甫，总归是少了颜色的。
梁启超在信件中还教导梁思成和林徽因，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他们毕业后可不必着急工作之事，因为三年的大学生活实际已把他们困在了一方小小的教案小天地之内。因此他们毕业后首先应该到欧洲游历一番，博学广闻增加见识阅历，以扩充自己的眼界、胸怀，印证自己的所学。最后又引用曾国藩的话谆谆告诫告诫道，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不要多想将来成就如何，只管尽自己全力去做，此生便已无憾。
梁启超信中的教导让梁思成和林徽因茅塞顿开，也更加坚定了他们今后投身自己更加擅长且热衷的建筑事业，而不再过多参与政治的决心。人各有所长，只要有报国之决心，各行各业具有其用武之地，林徽因和梁思成坚信，他们的所学所能终有一日会贡献于国家、贡献于民族、贡献于人民。不得不说，梁启超虽然并不算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但他却无愧于一个成功的父亲，无愧于一名出色的家庭教育者。
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后林徽因又在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了半年。之后又和梁思成辗转来到了加拿大温哥华。因为当时梁思成的长姐梁思顺、姐夫周希哲正在温哥华的中国领事馆内任职。林徽因和梁思成就在他们的见证下在温哥华中国领事馆内举行了一场西式婚礼，这一切都是如水到渠成般那么自然。
他们结婚的日期是3月21日，之所以选择这一日期是为了纪念我国宋朝著名的建造学家，著有我国第一部建筑专著《营造法式》的李诫。一说是因为据传李诫的墓碑上刻有这个日期，另一说是因为整个大宋王朝（包括北宋南宋）加起来共虚历321年。
而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对于李诫的敬仰还可以从他们后来给儿子取名 “梁从诫”也可看出，“从诫”意为“师从李诫”。也许这就是独属于中国建筑家的浪漫吧。对于浑身都散发着魅力光辉的林徽因，即便是自身已经十分出色的梁思成依然时时感到压力，虽然他很少表露出来。
结婚当晚，梁思成终于对林徽因说出了藏在他心中许久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我？”
林徽因看着眼中闪烁着真诚与痴心的梁思成，微微一笑，由衷地说：“答案很长，我用一生去回答你！”
婚后，林徽因和梁思成没有在温哥华多做停留，便又按照之前梁启超信中的建议去到了欧洲游历。这次欧洲游历即算是他们的婚后蜜月旅行，更多的是对欧洲古建筑的一场考察之旅。他们从南到北先后游历了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地。一边游玩，一边重点细致地考察了古希腊建筑遗址、欧洲中世纪古建筑等欧洲各国知名且具有特色的建筑及建筑遗址，拍下了大量的建筑照片，为今后的学术研究保存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除了实地考察之外，他们每到一地都会购买当地有关建筑类的书籍并最终带回了国内，这些建筑专业书籍后来在他们组建国内大学建筑专业的时候，为扩充国内建筑学资料体系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俩人正游历欧洲时，梁启超也开始为他们回国后的事业忙碌起来。当时，清华大学和东北大学听说梁思成、林徽因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同时给他们下了聘书。经过梁启超的一翻联系安排，东北大学愿意全力资助梁思成组建国内首个建筑系专业，梁启超认为东北大学更适合梁思成、林徽因发展事业，于是又匆忙往欧洲去信将自己的建议告知了梁思成他们。
林徽因和梁思成听从了梁启超的建议，决定前往东北大学任教。1928年8月18日，经过四年多的外出留学他们终于再次回到了祖国。因为祖父母和她父亲林长民都已去世，林徽因在去东北任教之前，先回了一趟福建老家探亲祭祖。期间，她又应福州当地学校邀请，做了两篇题目为《建筑与文学》和《园林建筑艺术》的演讲，在师生群体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师生听众即惊叹于林徽因一个女人从事建筑师的开创之举，更惊叹林徽因的熠熠才华。此外林徽因还为她叔叔林天民投资的福州东街文艺剧场进行了建筑设计。
回国后经过一番奔波，林徽因到东北大学的时间比梁思成要晚一些。但她顾不上旅途奔波，也顾不上东北的严寒天气带给她的肺病折磨，不遗余力的帮助梁思成展开了在东北大学组建创立中国国内首个建筑学系的工作中。东北大学建筑学系正式建立后，林徽因依据自身擅长，主讲《雕饰史》和专业英语。
每天忙碌的工作让林徽因感到无比的充实，哪怕再忙、再苦，她也丝毫不觉得疲累。但是，她毕竟生于南方、长于南方，很不习惯东北的气候。再加上她从小就有肺病的老病根，这个病很怕严寒天气，到东北后林徽因时常受到肺病的折磨，但外柔内刚的林徽因却也丝毫没有因病而耽误过一天工作。直到1929年8月，因为临产期已近，林徽因这才放下东北大学的工作回到了北平待产，不久后便在北京协和医院生下了一名女儿。为纪念对她恩情犹如生父的公公梁启超，林徽因给女儿取名梁再冰。因为梁启超的书房雅号便是“饮冰室”，而梁启超也是在这一年刚刚故去不久。
孩子的出生让这个小家庭更加温馨起来，当然林徽因和梁思成之间偶尔也会闹一些小矛盾，发生一些争吵。但是在这时候性格直率心直口快的林徽因往往会占据“争吵战场”上的主动权，不善言辞的梁思成往往会被林徽因连珠炮式输出呛的说不出话来。对他们家特别熟悉的人还因此给梁思成去了一个“烟囱”的外号，意味“只会冒烟的出气筒”。
当然，林徽因无比清楚梁思成吵不过自己更多的是因为他在让着自己，是在包容甚至是在放纵自己将心中的闷气发泄出去。而他们之间的争吵其实也都不是因为什么大矛盾，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两人的脾气秉性不同引发的生活琐事摩擦而已。虽然每次自己都能在争吵中大获全胜，但林徽因自然也不是那种咄逼人的性格，每当家里的佣人或是其他外人在场时，她十分注意维护梁思成的面子。这时候林徽因通常会用别人听不懂的英文或闽南语提醒梁思成自己现在因为什么事而很不开心。
很多人都说林徽因和梁思成是完全不同性格的两种人，或许从外在表露出来的性格来看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深入剖析则会发现，两人其实拥有相同的内在性格——单纯、质朴、理性。在林徽因与梁思成的感情和婚姻中没有太多的浪漫唯美，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他们拥有的只是质朴无华的日复一日。但珍贵的是，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几十年里，这质朴无华的日复一日却又没有一丝烦絮和焦躁。尽管他们偶尔也有矛盾，时而也会争吵，但无论什么矛盾与争吵都会很快化于彼此间的坦诚和包容，从来不会让这些生活中的“不良调味剂”污染到他们甜蜜的生活。
轰轰烈烈的爱情常见于传说和戏剧，质朴无华的长相厮守才是爱情最本质的模样，一如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爱情与婚姻所诠释的那样——平凡而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