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旦到北影（四）
八
沃克毕竟是留学生，他们不敢过分放肆。所谓“教训教训”，不过是推过来搡过去，一拳一脚而已。其中一个极为可恨，打了沃克一记耳光。
他们离开我们的宿舍时，小莫大声谴责：“你们怎么能殴打留学生？！”
为首的一个答道：“叫他明白他是在中国。”
我说：“你们踢碎了我的暖瓶，得赔我。”
那家伙冷笑道：“就算你为我们的革命行动贡献了吧！”他们扬长而去。
沃克捂着脸在自己**坐下，许久才喃喃地说：“真想不到，在中国，我被中国人打了。如果我的老母亲知道了这件事，不知会怎么想。”
小莫说：“沃克，你应该通过瑞典使馆向那几个家伙提出严正抗议！”
沃克摇摇头，说：“不，我不会那么做的。瑞典是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在我记忆中，瑞典政府从来没有向中国政府提出过任何形式的抗议。我不愿因为我自己，使两个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受到丝毫影响。”
我说：“沃克，你回国吧！目前你在中国能学到什么呢？世界这么大，你又何必到中国留学呢？”
沃克沉默许久，又摇头，低声说：“不，我不回国。也许他们以为我会害怕了，回国去。可是只要我还没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我就要在中国待下去！”
小莫揉着头，无比歉疚地说：“沃克，真对不起你，我们没有能力保护你。”
沃克望着他，苦笑了一下，说：“你们每一个中国人也没有能力保护你们自己呀，不是吗？”
小莫无言。
我说：“是的。”
沃克说：“这真可悲。”
我果然又遭到了“算计”。而事件凑成之情节，犹如小说家的巧妙构思。先是，半年前，弟弟给我汇来了二十元钱。隔日，我要到邮局取钱，却找不到汇款单了。我在宿舍楼各楼口贴了“寻物启事”，两日后也无人送回。便到系里开了一张证明信，证明我汇单已丢，将二十元钱取了回来。
几天前，我又到杂技学馆去体验生活。一天傍晚，接到V从学校打来的电话，告知我弟弟又给我汇钱来了。正缺钱花，便匆匆赶回学校，拿到了汇单。邮局已经下班，只好将汇单带回杂技学馆。
第二天，和我一同在杂技学馆体验生活的C，有事要回学校，我就将汇单交给她，委托她代取。她回到学馆，快晚上十一点了。我已躺下，在看书。她敲门，我给她开了门。她不进，站在门外对我说：“明天上午，系工宣队庄师傅叫你回校一次。”
我问：“什么事？”
她一笑：“不知道。”
我觉出她那一笑颇不善，但又想不出自己近来有什么失谨的言行足可被人“整治”，也就随她笑得不善，又问：“我的汇款单替我取出来了吗？”
回答：“E老师替你取。”
E老师是我们专业上一届的留校生，我们的“教导员老师”，负责抓政治思想工作的。
我因此而怪，不免再问：“怎么E老师替我去取？”
C又那么令人莫测高深地一笑，其意味更加不善，慢悠悠地答：“我没工夫。”一双眼中，放射出两股冷气，逼得我从脸到心一阵发寒。
复躺下后，总觉C那笑，那话，那目光，包含着什么幸灾乐祸，不再能看下书去，苦思苦索，终不悟其所以然。辗转反侧，难以安睡。翌日，满腹狐疑回到学校，E老师和工宣队庄师傅在工宣队办公室联袂“召见”了我。
E老师随口问了几句在杂技学馆深入生活的情况后，话锋突然一转：“你最近丢什么东西了吗？”
我回答：“前几天将书包在48路公共汽车上丢了。”
又问：“除了书包，还丢什么了？”
我一贯地丢三忘四，想不明白为什么问我这个，还以为他们要发慈悲，补助我点钱呢！便答道：“除了书包再没丢什么。书包里有十几元钱，不过我弟弟又给我汇钱来了。”
“是这张汇款单吗？”E老师拉开抽屉，将那张汇款单取出，朝桌子上一丢。
我说：“是啊，您没替我取出来啊？”
E老师脸色顿变，厉色道：“你好好看看。”
我拿起那张汇款单“好好”看，写得一清二楚，是弟弟汇给我的没错，问：“怎么啦？”
“你看看邮戳！”
我就翻过来看邮戳，一时不免大为尴尬，讷讷地说：“这是我半年前丢的那张汇款单呀，从哪儿出来的呢？”
“这正是我们要向你提出的问题！”一直正襟危坐的庄师傅，朝我瞪起了眼睛。我说：“这得去问V呀，是他打电话叫我回来取的，那么他一定知道这张汇单是谁从什么地方找到的。”
“V在宿舍，”E老师站起来说，“我这就去问。”
E老师走出去后，那位工宣队领导一边吸烟，一边目不转睛地瞧着我。许多人在讯问别人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装出捷尔任斯基的样子。这位工宣队领导也不例外。他大概自以为他那双肉眼泡投射出来的目光，也必定称得上“鹰一样的目光”。
一会儿E老师回来了，身后跟着V。不待E老师开口，V便冲我大声质问：“我没有给你打过电话！你怎么无中生有呢？”
“你……没有给我打过电话？可我明明听出来是你的声音啊！”
“你胡说！岂有此理！”他仿佛被牵扯进了什么极不光彩的事件之中，做了“严正声明”后，愤愤离去。
见他那种仿佛受了奇耻大辱的样子，我真怀疑自己从电话里听错了声音，低声说：“让我再想想，也可能是别人给我打的电话……”
E老师说：“你不必想了。我问过咱们专业所有的同学，谁都没有给你打过电话。”
我意识到问题很严重了——我企图用一张作废的汇单，再从邮局骗取二十元钱，且让别人代取，嫁祸于人之心，昭然若揭也。
庄师傅说：“坦白交代吧，这张汇单你为什么保留至今？”这句话的意思就等于是说——你半年前伪装丢失了汇单，从学校开出证明取了款，而将汇单保留至今——是有“蓄谋”的。
“我？！……我将汇单保留至今？！”我拍案而起。
“你坐下！难道是别人替你保留至今的吗？！”工宣队领导者也拍案而起。
E老师说：“这件事明摆着，性质是严重的，证明你的品质、手段也是恶劣的。你要抵赖是不行的。只有端正态度，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否则，你是不能带着这样一个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毕业的！”
我说：“你们想一想，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会办这种蠢事吗？二十元啊！不是二百、二千，值得我从半年前就处心积虑，制造假象吗？难道我不知有人正希望我毕不了业吗？”
E老师说：“你不要将问题扯到别人身上去，这对你自己没什么好处！”
那位系工宣队副队长说：“你的态度很坏，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你回去想想，还是诚实点，别拖到毕业分配时处理！那样对你更不利！”
我简直发蒙了。弄不明白他为什么希望“莫须有”的事成为事实，更不明白他何以会因此而内心里产生了某种快感似的。
我说：“我什么也不会交代的，随你们的便吧！”说罢，起身便走。
回到宿舍里，小莫见我脸色不对，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将事情前后对小莫述说了一遍。
小莫追问：“到底是不是V给你打的电话？”
我说：“是。可他否认。”
沃克连声说：“这太无耻了！这太无耻了！……”
小莫沉思了一会儿，说：“我问你一句朋友之间的话，你可别多心。”
我说：“问吧。”
小莫说：“你真希望分配到北京去吗？”
我说：“见他妈的鬼吧！我只希望能让我平平静静地度过这最后一个多学期！我家有老母病兄，我想回哈尔滨。回不了哈尔滨，能让我回兵团也罢！”
小莫说：“那就好办了。我代你找V去谈判！告诉他，他可以想方设法进北京，但不要和你竞争，更不要陷害你达到目的！”
似乎也只有这条路可走。我点点头，表示同意。沃克却说：“这太软了，这太软弱了！我看让我找几个留学生狠狠揍他一顿才对！既然你们中国学生可以在工宣队的唆使下蛮不讲理地揍我，我也可以串联几个留学生揍他一顿！”
我说：“沃克，你要敢这样，你就不是我的朋友！”……
小莫的“谈判”以失败告终。
V将此事亦向工宣队汇报了。
于是我莫须有的“错误”更加属实，情节更为恶劣。
小莫懊悔不已。
我婉言相劝。
我忽又想起，那一天除了V给我打电话，还有一个人也在电话中嘻嘻哈哈了一阵。这个人是谁呢？
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沃克仍想串联几个留学生揍V。我和小莫极为严厉地向他提出警告，他到底打消了念头。
好事无人知，丑事有人传，此话真不假。中文系许多学生，都渐知创作专业的梁晓声“出事”了。于是有人因此而莫名其妙地觉着高兴。虽然我与他们并无利害冲突，亦无什么不快的瓜葛。自己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事的某些人，见别人“出事”了，可不是会觉着也够高兴的么！实乃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心理遗传吧。
我走在校园里，出现在图书馆或食堂里，便不免招致某些人看一个“出事”了的人的特殊目光。沃克和小莫怕我觉着不自在，常有意一左一右陪着我。我也确实觉着大不自在。C和V们，当然挺高兴的。因为这正是他们预期的“舆论效果”。
在给工宣队打的“证言”中，C写道：“某月某日，事发前，我与梁同返杂技学馆。途中我寄信，梁站在邮局内的‘汇款领款常识’前，看了许久——可见其犯错误前是有缜密准备的。”
确有其事。我承认了。她寄信，我没事，就看那东西。
“梁在将汇单交付我时，犹豫了一阵——这是其犯错误前矛盾心理的反应。”
我也承认了。确实犹豫一阵——因我本不愿劳她代办任何一件小事。
“当我对梁说‘E老师替你取’时，梁的脸色顿时苍白，呆呆地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是他预感到事情将要败露时的紧张心理的反应……”
这就有点不实事求是了。
但她觉着我当时就是那样的，我也无法。
V的“证言”简单些，只有两条，但有分量：一、我根本没给梁打过电话，叫他回学校取汇单；二、莫替梁与我“谈判”，企图说服我承认给梁打过电话。
作废了的汇单压在工宣队那儿。人证物证俱全，只待我低头认罪了。
我离开学校，“逃亡”杂技学馆。
大学里有工宣队，杂技学馆也有工宣队，是上海某纺纱厂的几位女工。学员们尽是十几岁的男孩女孩，整日被关在曾是汪精卫的一个小老婆的独院别墅里练功，其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与他们无关的。但几位纱厂女工却不这么认为。她们也时常地造出什么“新动向”“新情况”，折磨孩子们，折磨杂技老师们，也折磨她们自己。仿佛不唯此不足以显示出她们存在的价值。孩子们在她们的授意下，也常常写几张“大人腔”的思考“路线斗争”或“思想斗争”的大字报，贴在练功房里。
我是北方人，爱吃辣酱。学馆的赵老师就经常从家中带点辣酱来送给我。赵老师是学馆负责人，但受工宣队领导，被女工宣队员领导更是不幸。故而学馆内的“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便集中体现在她和几位女工宣队员之间。她年近五十，身材高大，像马玉涛。她也是北方人，我们便认了“老乡”。她为人坦诚，性格耿直，我觉得她比几位严肃的女工宣队员可亲，愿意接近她。她是中国的第一代芭蕾舞演员，而且是苏联舞蹈家西诺夫培训过的。工宣队认为她是“文艺黑线”上的人物。我则觉得她不唯可亲，亦复可敬。我亲她近她，女工宣队员们大不高兴。她们认为：一名“工农兵学员”，理应对工宣队员们亲而敬之，才对头，否则，就不对头。她们经常对C叨叨咕咕，说我“屁股坐歪”了。C是我在学馆体验生活时期的直接领导，非常乐于将学馆工宣队们对我的这类意见反映给学校工宣队。其实我的屁股是常和她们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她们还是不高兴，认为我“屁股虽然和她们坐在一条板凳上了”，可“思想是与赵老师合拍”的——也即“与旧文艺思想合拍”。我无法讨她们欢心，只好随她们不高兴去。她们不免常以冷脸对我。
有一次我问赵老师：“她们怎么这样呐？”
赵老师：“你别在意，只当她们是在更年期。”
我那时特傻，不知“更年期”为何意，因问：“更年期是怎么回事啊？”
赵老师想了想，回答：“女人到了不知把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年龄。”
我觉得身为女人真不幸。不但要和男人们一样受命运的摆布，还要受生育之苦，还要受“不知把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年龄”的捉弄。便对那几位女工宣队员格外同情起来。中文系图书馆有“文革”前的《妇女杂志》，我便特意回校一次，大量翻阅，选出几册载有“妇女到了更年期怎么办”一类文章的，借出来带到学馆，推荐给几位女工宣队员读。不料想她们甚为恼怒，以为我当面羞辱她们。其实我一向尊重妇女，而且确确实实一片好意。我尽办傻事。
著名戏剧家黄佐临先生小女黄小芹，在杂技学馆做钢琴伴奏老师，与我是同龄人。我们之间亦颇有话说，心是相通的，常背人一起咒咒“老妖婆”，觉得彼此都一吐为快。我们唯独不避赵老师。小芹是赵老师调来的人。赵老师与我交谈时，常流露出对佐临先生的敬仰。她将小芹调到学馆，颇费了一番周折。几位“不知把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女工宣队员，当然自以为她们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推断，一个“文艺黑线”上的人物，一个被“打翻在地”的“资产阶级戏剧艺术家”的女儿，再加上一个爱吃“文艺黑线”上的人物的辣酱，“屁股坐歪了”的工农兵学员凑在一起，所谈所论肯定都非“革命言论”无疑。
我从学校逃到学馆，连我给他们做了半年之久辅导员的孩子们也知道“大梁老师出事了”。C已将“舆论工作”做到家了，我真佩服她。被自己喜爱的孩子们用种种猜疑的眼光看待和不敬的态度对待，令我尤其不堪忍受。连赵老师和小芹也不知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欲问而不便问。
我也没心思向她们解释。只好再逃。
上海郊区有个小镇叫朱家角。据说电影《枯木逢春》中的一些镜头，就是在那里拍的。我的一位上海知青朋友的外婆家住在那小镇上。他回上海探家时，曾带我到他的外婆家住过几日。我很喜欢那小镇。那里似乎是一个宁静的世界。老阿婆非常真诚地欢迎我再去做客，视我为他的亲外孙一样。
我从大上海逃避到小小的朱家角，着实过了几天清静日子。老阿婆说我瘦得叫人可怜，顿顿给我做好吃的。
一天，沃克竟找到了我住的地方，令我大出所料。我问：“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沃克回答：“小莫告诉我的。”
我只告诉了小莫一个人我在什么地方，而且嘱咐他不要告诉别人。他告诉了沃克，我有些不悦。我不愿被任何一个人扰乱我在小小的朱家角所感受到的清静。这小镇上最主要的一条街，又深又窄。两旁尽是歪斜的木板阁楼。对门住着的女人们，常一边坐在自家门槛上摘菜，一边隔街拉话。姑娘们结伴从街上走过，木底拖鞋在石路上发出吧嗒吧嗒的响声，其声如梆，远远地传过来，又远远地消失了，给这小镇增添了一种独特的音韵。而老人们在敞开的窗口隔街对饮，那真是一幅妙趣横生的画。镇外还有一条河，河上有古老的石桥，河中有木船驶来驶往。就这些，对我已足够了。我喜爱上了这小镇。而最主要的是，这小镇的政治氛围较淡薄，不那么压迫人。没有男性工宣队，也没有“不知将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女工宣队员。也许只有镇“革命委员会”那幢不大的二层楼里的人们，才像别的地方的某些人一样，有兴趣去玩那同一局政治桥牌。总之我是那么不愿离开朱家角，不愿回到上海，不愿回到杂技学馆，更不愿回到复旦去。我真希望就能在朱家角待到毕业，随便他们将我分配到什么地方。还有那张汇单，也见鬼去吧！随便他们给我下个什么结论！
沃克看出我有些不高兴，说：“小莫本不想告诉我你住在这里，是我逼问出来的。我不能不来见你一面。因为……我是来向你告别的。我……要回国了。以后，也许不会再到中国来了……”
我心中倏然对这位瑞典留学生产生了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同时也因为对他的冷淡而自责。
我问：“你为什么突然要回国呢？”
他说：“我把V揍了一顿。”
“你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了？”
“没那么严重。不过我对中国感到失望了。”
九
我不知再说什么好。
老阿婆见一位外国人来找我，显出极为忐忑不安的样子。在这个小镇上，谁家里来了一位外国人，可是件不寻常的事情。不寻常的事情往往也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事情。小镇上的人们肯定都忌讳这一点的。我很理解老阿婆便告诉她，沃克是我的外国同学，不会给她带来任何麻烦，见我一面就走，叫她打消疑虑。
随后，我陪沃克来到一家小饭馆。落座后，我说：“沃克，我请你吃顿便饭吧。”
沃克说：“还是我请你，我比你有钱。”
拗他不过，让步。随便点几样菜，要了三瓶啤酒。沃克先替我的杯里倒满了酒，接着往他自己的杯里也倒满了酒，之后盯着我，问：“告诉我，我们是朋友吗？”
我也盯着他，庄重地回答：“当然是朋友。”
沃克说：“在中国，有一个中国人承认我是他的朋友，我觉得自己不算白来中国留学一次。”
我说：“不，沃克，你不只有我一个中国朋友。除了我，还有小莫呢！除了我和小莫，复旦园里一定还有许多中国学生把你当作朋友的。不过他们没有机会向你表示罢了。”
沃克说：“谢谢你的话。”
我举杯，说：“让我们像朋友那样干一杯吧！”
沃克说：“好，不但为了我们之间的友情，也让我们共同为一个中国姑娘少遭厄运而干杯！”
我问：“哪一个中国姑娘？”
沃克说：“就是你觉得你爱上了的那个中国姑娘。”
一阵忧郁笼罩在我心间。
沃克问：“你现在还想着她吗？”
我说：“几乎天天都在想着她。”
我们的塑料杯无声地碰到了一起。
沃克问：“按照你们中国的习惯，这一杯得一饮而尽是不是？”
我说：“是的。”
于是我们眼睛注视着眼睛，一口气喝光了那杯啤酒。沃克用手背抹一下嘴，微微一笑，说：“我曾经有一个愿望，想找一个中国姑娘做我的妻子。我们西方人都认为，东方女性温柔多情，而且对丈夫，对孩子，对家庭比西方女性有责任感……”他遗憾地摇摇头。
我说：“中国的泼妇悍妇也是很可怕的，《聊斋》里将她们比作枕旁夜叉，将那些不幸的丈夫比作床头系羊。”
沃克说：“我当然要找一个美好的中国姑娘做妻子啦！如果我再来中国，仍抱有这种愿望，你帮我寻找好吗？”
我说：“你趁早打消这种愿望吧，难道你不明白一个外国人与一个中国人结成夫妻是多么困难吗？”
沃克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他天真得可爱。我哑然一笑。
刚吃罢饭，他就要往回赶。他说他已买妥了明天的飞机票。我一直送他到公共汽车站。他从兜里掏出一叠人民币，说：“我来不及兑换了，带回国没用，你收下吧！不多，不到一百元。”
我说：“我们中国古人有句话——不轻受一文。”
他说：“你真怪。”
我说：“我们中国古人还有句话——不敢忘一餐。沃克，你跑到郊区来向我告别，你请我吃了一顿饱饱的饭菜，我不会忘记的。如果你真还会到中国来，如果那时我的处境好些，我一定请你在最高级的饭店吃一顿中国大菜。”
沃克十分认真地说：“别忘了你还要替我寻找一位愿做我妻子的美好的中国姑娘。”
我也十分认真地说：“只要那时我们的政策允许一个中国姑娘嫁给一位外国人，而且你保证不欺负她。”
公共汽车来了，我们匆匆握了一下手，他便跳上了汽车。
汽车开出很远，我还看到沃克一只长长的胳膊从车窗伸出，向我不停招着。
我惆怅地在原地站了很久很久……
我这“出事”了的工农兵学员，在朱家角生活了十来天后，心中渐感不安起来，总有种近乎“逃亡”的阴暗意识，时时地摆布着我。
我便告别了阿婆，鼓起勇气，回学校了。
回到学校的第二天，E老师把我叫到一个学生宿舍里，讯问我对自己的错误反省得怎么样了，还暗示我，工宣队认为，人证物证俱全，我拒不承认，也是可以定“案”的。那就不是我将被分配到何处的问题了，而是我有没有资格毕业的问题了。
V就住在这个宿舍里。我不知E老师为什么偏偏将我叫到这个宿舍。桌上有瓜子、果脯、软糖，毫无疑问都是V买的。他是我们专业带工资学员中工资最高的一个，每月七十多元，比我们有些老师的工资还高。除了我和E老师在宿舍里，V也在。他不离开，使我愤怒。按理说他是无权听我与E老师这番特殊内容的“谈话”的。可他却躺在**一边吸烟一边看书，一副优哉游哉的样子。E老师不让他出去，也使我大为不解。
我老老实实告诉E老师，我这些天来根本没有进行过什么反省，到一个去处躲清静。
“你当真不想要毕业证书啦？”E老师一边嗑瓜子，一边瞪着我问。
我说：“随你们他妈的便！”
V腾地坐了起来质问我：“你骂老师？”
“滚！你有什么权力质问我！”我指着他大声说，真想和他打一架。
“你……”E老师脸气白了。
就在这时，门开了，进来的是专业的于老师。他到安徽去“开门办学”，昨天刚回来。他见我们三个虎视眈眈的样子，奇怪地问我们在争吵什么。E老师就把我“犯错误”的事对他讲了一遍，还说：“大梁的态度这么不好，是毕不了业的呀！”
于老师说：“这事啊！那张汇单是我从阅览室一本《朝霞》中无意翻到的。我当时也没想到去细看邮戳，不知那是大梁半年前丢失的……”
V这时要往外走。
于老师叫住他说：“哎，小V，我不是亲手把汇单交给你，让你打电话告诉大梁回学校取的吗？”
V不免狼狈起来，支支吾吾说不出话。
E老师不禁地转脸去看V。
V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可我也没叫你拿着作废的汇单再冒领啊！”
我气恨得浑身发抖。
这件事从此就算过去，不了了之。那位系工宣队副队长往后见了我，脸上也强作微笑了。
实事求是地说，V与C，在这件事上，并无“合谋”。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各干各的。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让C代领汇款。如果换了别人，这事本不成其为事，最多埋怨我几句。C将这件事搞成一件事，当然没什么奇怪；对于某些人，能够有什么机会“整”别人一下，不“整”白不“整”。V不过是见C首先已将这事搞成了一件性质严重的事，顺水推舟，使其更为严重罢了。因为他是做梦都想进北京啊！自从我们上一届的毕业生中，就是对同学突然“袭击”，贴出“某某反动言论百例”的那个，进京后据说可能当教育部副部长，多少人都认为进京简直就等于跃龙门。
不久，复旦园内暗传，“四人帮”在北京被逮起来了。接着，马天水、王秀珍在北京交代问题一说被证实。
复旦园内人心扬沸。工宣队员们一个个如丧考妣。在发生于复旦园内的许多大大小小事件中“革命”得过分的某些人，像偷了汉子被揭发的女人似的，都变得有了几分扭捏，有了几分羞臊，有了几分不自在，低眉顺眼起来，而做过恶的，受到的心理冲击是太突然也太大了，未免惶惶然不可终日。
复旦大学与上海交大的学生，率各大学之先，深夜冲出校园，会聚外滩。市革委楼前，万头攒动。
两校学生的队伍，从市革委门前出发，几乎绕市游行十周。复旦学生归校，时间已过午夜。
我在游行队伍中发现了C，其情绪之昂奋，令我惊诧。围攻物理系女学生时的表现，大概也不过尔尔。健忘若此，真奇人也！我暗想，像她，总该转个弯子吧？却顺溜笔直地就从一条路线冲刺到另一条路线了！
中文系学生首先贴出一批揭发“四人帮”在复旦罪行与阴谋的大字报。C一手拎糨糊桶，一手持刷糨糊的笤帚，忙前忙后，颇不辞辛劳。……又过不久，毕业分配工作开始了。E老师动员我留校，我表示愿意服从分配。小莫暗中向我透露，动员我留校，是为了照顾V，将他分到北京去。因为他最怕被重新分回新疆去。而他留校是没指望的，老师们十之八九坚决反对。我便找E老师，告诉他，我宁肯回北大荒，也不留校。E老师问我何以变卦。我说：“你心里明白！”
那一天我卖了手表买的那件“三合一”的裤子晒在外边丢掉了。我只有两条裤子，丢的是体面的一条。V就拿着一条新裤子来送给我。
我说：“我穿着短裤毕业，也不会接受你给我的裤子。”
他说：“我女朋友在北京，求求你。”
我说：“把你的裤子拿走，否则我从窗口扔出去。”
他不拿走。我便当着他的面从窗口扔出去了。那条裤子悠悠地飘过了院墙，飘落在马路中间。一辆卡车驶过，车轮又将它卷入了路旁的水沟。
V尴尬地待了一会儿，又说：“我错了……”
我朝房门一指：“出去！”
V不得不离开了。
小莫走进来，问：“那小子来干什么？”
我沉思许久，低声说：“小莫，要不我就成全了他吧？他女朋友在北京……得理让三分才对是不是。”
小莫说：“狗屁！他女朋友是北大哲学系的，与我们同届，半年前就与他彻底断绝关系了！全专业哪个同学不知道？E老师也是明明知道的！……”
我说：“就算这样吧！反正我也不是北京人，北京对我并没什么吸引力。他刚才对我承认他错了……”
小莫说：“好，好，好，你是君子，你多好啊！可生活中的坏人，就是让你们这些人给他妈的惯的！你成全他吧，也成全你那颗自以为善良的心吧！老子从此和你绝交！……”掼门而去。
我又想了很久，决定报复一次。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报复人。
直到如今，我仍每每回想此事，不知自己当初对抑或错，得不出个结论。其实我并不算报复了V，我只不过是不肯原谅他对我的伤害，在完全可以成全他的情况下没有使他如愿以偿而已。这么想，似乎也就宽宥了自己。但进而一想，若我当初成全了他，说不定他分到北京之后，尚可能与其女友重归于好，结成伉俪，夫敬妇爱，一生幸福。爱是一种机缘，谁错过了则可能铸成千古恨。断送了别人爱的机缘，毕竟是有几分可恶的事。而且也太小人气。这么想，又觉得自己当初很不应该。
临毕业更近了。每晚，在校园里谈心的人大大多起来。分离使人与人之间都变得友善起来。
C抓紧在校的最后时间开始谈情说爱。没什么政治的事儿可做了，对一个二十七八的，其貌不扬的，毫无女性魅力的大姑娘来说，赶紧抓住一个可以做丈夫的男人，就“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了。
每晚有比我们低一届的一个部队学生陪着她，与比我们高一届的一个留校生在校园里兜圈子。据说那部队女学生是“红娘”。逢熟人“红娘”便“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解释“我们谈工作”。
我在校园里碰见过他们几次。C总是将脸扭向别处，装未见我。
我知这不是害羞。害羞的本能使女性可爱，在这一点上C挺不幸的，她避我另有缘故。她曾向我们专业一个比她小两岁的同学求爱，而对方又爱着新闻系一位女同学。她明知却又“锲而不舍”，结果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按理说作罢算了，她不。她以创作专业支部副书记名义，到哲学系去“调查”人家的“不正常关系”。从法律的角度讲，这属于“刺探”别人的隐私，非法活动。假专业党支部名义而行之，更是做得太过分了。她还不作罢。还要在专业的各种会上大讲特讲“上大学时期谈情说爱，对不起送我们上大学的人民”一类话……那位新闻系的女同学有次当众大骂了她一通，于是她的所作所为彻底败露。女人天生是女人的对手。那一次她真是大现其眼。有这个前因，她碰到我自然要将脸扭向别处。这绝不是害羞。套用句京剧道白，是——“叫奴的脸儿往哪搁？”不过我倒因此同情她则个了。那也算正经地谈恋爱吗？跟着个女“陪同”，像跟着个寸步不离的女保镖似的。碰上熟人还要来一句：“我们谈工作。”仿佛三个中央委员在一起似的，真真大煞风景！也太没诗意。没半点诗意，那爱还值得一谈吗？天可怜见的！
有人也邀我谈心，是专业的一个部队学员。我对他一向极好。除了小莫，视他为第二知己。他年龄比我小三岁，我拿他当弟弟对待。
我们从宿舍楼走至校门口，在毛主席塑像背后站住了。他忽然说：“大梁，有件事我对你挺内疚。”
“你？……什么事？……”我诧然。
他说：“你肯定已知道，装不知道。”
我说：“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他说：“V给你打电话，我在场。我还接过电话与你开了几句玩笑，你怎么能没听出？……”原来如此！我始终想不起那个“第三者”，竟是我这位“第二知己”！我又怎么能想到是他？几次电话里那声音使我想到了是他，我都将他从苦苦的追忆中排除了。我连问都不曾问过他。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作证？”我觉得他变得那样陌生。
在毛主席塑像的阴影里，他脸上浮现出一种令我感到吃惊的纯粹概念化的笑。
他说：“你了解的，我这个人，不愿与任何人发生矛盾。我的处世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不愿卷到什么矛盾之中。所以……所以我要向你当面解释一下……”
我呆呆地看了他片刻，猛转身撇下他走了。直到毕业离校，我再没跟他说过一句话。
他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不是可恨，而是实实在在的可怕……
毕业证书领了。火车票也订了。再过三天，我就要离开上海了，却总觉得有什么萦绕着我的心。仿佛我人离开了，心也会留下一半似的。我竟弄不明白自己何以会产生这样的失魂落魄般的情愫。不明白究竟是什么萦绕着我的心。第二天，有人喊我接电话。
我抓起话筒问：“谁？”暗想没什么人会给我打电话的。
“我……”一个姑娘的声音，低低的，语调柔婉。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定住了。不能动，也不能发音。我听出她是谁了。我明白究竟是什么萦绕着我的心了，我明白我那种失魂落魄般的情愫究竟因何而产生了，我明白某种感情一旦作用于我的心灵，我会变成怎样的一个人了。
“你怎么不说话？……”那低低的、柔婉的声音又问。
“你在哪儿？”我用颤抖的语调反问。
“在校门口。”
“我去接你！”我一放下电话，就飞快地朝校门口跑去。跑到校门口，并未发现她。我旋转着身子寻找她。
“往哪儿看？”她却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笑吟吟地望着我。她穿一件白色短袖衫，一条浅咖啡色裙子，显得那么清秀淡雅。她心情分明很好，脸上神采照人。难怪我看见了她，也未敢上前认她。我笑了。她说：“我父亲病了，我陪父亲回上海来看病。”
我关心地问：“病得重吗？”
她说：“是大学里过去的一些老教授们想念他了，找借口把他接回来的。”
她奇怪地眨着眼睛问：“在哪儿？”
我说：“在火车站，你们父女离开上海那一天。”
“你到底去火车站了？”她收敛了笑容。
我点了点头。
“那你为什么不露面？”
“怕你不高兴见到我。”
“你……”她注视着我，摇摇头，“真傻啊！”
有人注意我们。我说：“走吧，到我们宿舍去坐一会儿。”
我带着她来到宿舍，将她介绍给小莫。小莫打量了她一番，对我说：“是像橄榄。”沃克将我对他说过的话告诉了小莫，小莫就常拿那句话开我的玩笑。
小莫借故走出。我们面对面坐在桌子两旁。她说：“你的同学为什么说我像橄榄？”
我脸红了，说：“是吗？我没听见啊！”
她沉默了一会儿，低下头去，说：“知道你快离校了，来看看你。”
我说：“我分到北京了。”
她抬起头来，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复低下头去，又沉默起来。
我说：“我本是可以留校的。”
她渐渐抬起头，问：“你不愿留校？”
我说：“谈不上愿意或不愿意。北京上海对我反正都一样。因为我将来总归是要回到哈尔滨去的。我有一个身体很不好的老母亲，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哥哥，家庭需要我。”
她轻轻叹息了一声，再次低下头去。她的双手像幼儿园里等待阿姨给剪指甲的小女孩那么规规矩矩地平放在桌上。而她低着的头却扭向一旁，似乎永不会再抬起，永不会再看我一眼。
我站起来，走到她身旁，握住了她的双手。她没有抽回她的手，有半分钟的时间，她保持着原来的姿势，一动未动。她坐在那里仿佛是一个石头人。她的双手在颤抖。也许是我的双手在颤抖。忽然她将她的脸贴在我的手背上。
我说：“我爱你！”
她说：“不……”
我不禁放开了她的双手，走到窗前去，背对她站着。
她问：“你生气了？”声音低低的。
我转过身，盯着她的脸说：“那么请原谅。”
她说：“我有老父，你有老母。我有侍奉我父亲的义务。你有孝子之心。我们虽然是在马路上偶然相识的，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因为你是第一个对我说‘我爱你’这句话的人。今后南北相离，何必钟情呢？这是缘分，你我命定如此。”
我怔怔地说不出话来。
她低下了头去，沉默着。
我也沉默着。
不知过了多久，她站起来说：“我该走了。”朝我凄然一笑。见我还怔着，不说话，她转身向房门走去。
“等等！”我叫了一声。她在门前站住了。我走到她跟前，将门锁落下了。
“你……”她吃惊地瞪着我。
我坚定地说：“我要吻你一下。”
我觉得，她的凝视是那么幽深。我说：“在你之前，我没吻过任何一个姑娘。”
她说：“在你之前，我没被任何一个小伙子吻过。”
她闭上了眼睛，我轻轻在她眉宇间吻了一下。
她睁开眼睛，问：“你吻过了？”
我说：“是的。”
她说：“我什么也没觉得。”
我说：“那我再来一遍……”
有人敲门……
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小莫去送我。还有三个同学：小杜、小刘、小周。我从车窗口探出身子，一边和他们说些告别的话，一边用目光在站台上的人群中寻找着。
小莫说：“你寻找她？”
我突然发现了她，隐蔽在一根水泥柱后，呆呆地凝视着我。我要从窗口跳出来。列车开动了。小莫、小杜、小刘、小周对我喊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到。我的目光只望着那根水泥柱子，柱子后的她。
上海，别了！别了，你这在新华路扫马路的姑娘！我们在新华路的人行道上相识。那时你手中拿着扫帚，我是一个“工农兵学员”。我们却在上海火车站相别！你隐蔽在水泥柱子后，就像我送你去浙江农村时隐蔽在候车室的一个角落一样。你有老父。我有老母。我有孝子之心。你也有孝女之心。今后南北相离，我们命定如此。我们没有缘分。你像一颗橄榄，我用我的心含着你。今后我将成为丈夫，但我不会忘记你。人人都有这点权利。
我又了解你多少呢？了解得那么少，那么少，那么少！我为什么竟爱你呢？我自己也不明白。永远也不想弄明白。列车向北、向北、向北……
我望着车窗外，思考我这三年的大学生活。学到了识别人的一些经验和一些教训。如果这也是学问，三年还不算白过。
做过什么亏心事吗？做过的。“批邓”的时候贴过一张大字报。写过三篇“反小生产者”的短篇小说，没发表。写过一部“反文艺战线‘走资派’”的长篇，没写完。如果不是粉碎了“四人帮”，短篇也发表了，长篇也写完了。为了什么呢？为了获得。为了获得什么呢？为了获得我所憎恶的那种政治势力的青睐。憎恶是真的。想讨好也是真的。产生过奋起疾呼果敢抗争的类乎勇士精神的冲动，更多的时候唯恐祸及自身，以懦夫的可鄙的沉默维护着一点点可怜的人格。如果讨好成功呢？如果想获得的获得了呢？我会不会加入“另一类勇士”的行列，顺着政治的竹竿往上爬，越爬越起劲呢？
而我的毕业鉴定上却写着：“同‘四人帮’做过斗争……”一条永恒的荣誉。
我忽然觉得，自己并不比V、C一类人正派多少。
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和一个娼妓鬼混了三年。
也算是收获——我认识了我自己。
列车向北、向北、向北……
我忽而又想到了沃克。如果他还在中国，我真愿将自己内心里最真实的一切一切都坦率地告诉他，让他真正了解一个中国人。
列车向北、向北、向北……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梁晓声，梁晓声，你今后得多少变得好一些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