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旦到北影（三）
五
两天之后，星期六的晚上，系里召开全系师生大会。工宣队副队长发表讲话，表情严肃得义愤于色：“我们有的同学，资产阶级占有思想极为严重。严重到什么地步呢？严重到想要住进陈望道先生家中的地步！我倒要问问这个同学，你想要住进陈望道先生家，那么让陈望道先生搬到什么地方去住？
“大概你还梦想着住进中南海去吧？这叫野心啊！……”
我回头看了H一眼，他明知我在看他，却装作没有注意到我，一副认真聆听的样子。
我明白了，他那一天是存心“邀”我去“散步”。同时也明白了，他为什么要设这样一个智慧的圈套诓我上钩——因为入学后我和他同时交的“入党申请书”。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退出了这场两个人的“战争”。我实在不想卷入这样一场“战争”。而且认识到，我一旦卷入，他我之间，便无所谓“正义与邪恶”了。况且我也绝不是他的对手。从此我再也没有交过一份“思想汇报”。
还有一次，一位党员同学，虔诚之至地对我说：“大梁，你入学前就发表过小说了，以后你得多帮助我啊！”我慌忙回答：“你可别说这样的话！我发表过的那哪叫小说，不过是在《兵团战士报》上以故事形式发表过一两篇好人好事，咱们都一样，要搞创作，都得从头学起……”
我最怕别人提我入学前就发表过小说。提的人越多，提的次数越多，使我感到的压力就越大。入学的第二天，十六名同学聚在一起，与老师们一块开“漫谈会”。一位老师问谁入学前发表过作品，皆默默然。我以为大家是因为彼此陌生而拘束，为了打破僵局，便首先说：“我入学前发表过几篇小小说、小诗、小散文。”老师说：“你的情况我已经知道，其他同学呢？”默默然者们仍默默然。可怜，名曰“创作专业”，十几个学生，半数以上党员，发表过什么的，除我和一位女生外，竟没有第三个。也就是从入学的第二天，老师们总是不断受到“推行智育第一”的种种指责。而我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所谓走“白专道路”典型。那位和我一样入学前发表点小文字的女同学，因为是女同学，幸免之。
一位党员同学要求我在写作上帮助他，并未使我感到受宠若惊，反而使我感到意外。不料那位党员同学一本正经地说：“你别假装谦虚好不好？谦虚过分就是虚伪。”我见他这么说，又确很虔诚，便回答：“你是党员，你思想觉悟比我高，请你在思想上今后多帮助我。”
不料以后小莫暗暗告诉我，我又被“出卖”了一次，那位党员同学竟向工宣队汇报，说我要与他达成一笔“交易”——我请他帮我解决组织问题，以帮他修改文章为报答。他们不向老师汇报我什么，因为老师们都挺爱护我。我虽愤怒，但只想再多铭记一次教育，并不愿与之吵翻。随他们去好了。
又过了几天，那党员同学竟果然拿了一篇什么文章请我帮忙润色文字。其话、其态度、其表情依然那么虔诚之至，那么令人难以拒之。我的回答颇不文明——“去你妈的！”中国的“国骂”有时候很来劲儿。
“你……”，他目瞪口呆。
我说：“老子早就不交思想汇报了！你是党员，你会不知道吗？”
他心中有鬼（是否有愧不得而知），退回铺位，钻进蚊帐去了……
自从我打消了争取入党的念头，觉得自己变得无所畏惧了，而且某些人也确实反过来开始怕我了。我尝到了做人的某种“甜头”。但戒备之心，已成本能。除了小莫，不与任何人过从。暗暗立下与某些人老死不相往来的誓言。
无所畏惧——其实是一种自我感觉。因为我深知，言行不慎，我是会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被“出卖”得更惨的。“出卖”——各种人们之间的各种“出卖”，已不复能用“品德”二字解释，那是那一历史时期的“流行病”。如果放在特种显微镜下分析，每个最渺小的病毒，都带有那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的特征。
所以我本能地认为申·沃克对我是个“危险”的人物。小莫也接到了“留学生办”的“传讯”。
他将我扯到校园内一个僻静的地方，很有些紧张地问：“前天我没对沃克说什么‘过杠’的话吧？”
我肯定地回答：“没有。”
他又问：“也没对你说什么‘过杠’的话吧？”
我摇摇头，用同样肯定的语气回答：“没有！”
他顿时出了一口长气。
我问：“就是你说了什么‘过杠’的话，难道还怀疑我出卖你不成？”
他脸红了，说：“你可千万别那么以为啊！我不过是有点神经过敏罢了。申·沃克这个外国佬，今后咱俩都得躲避着点。否则咱俩不定哪天准倒霉！”
我比小莫更明白这一点。
但是沃克自己肯定不明白。
他不过就是想主动与两个中国学生建立友谊，对中国人有所了解而已。在那一历史时期，一位外国人想要真实地了解一个中国人，那只能是一种愿望而已。哪个中国人如果向一位外国人真实地**自己头脑中的思想，不是想入狱，就准是个疯子！我和小莫都不愿一脚就从大学校门跨进监狱大门去。我们的神经也没什么毛病。
我们按时来到“留学生办”，“召见”我们的是一位我们不太熟悉的工宣队员。看样子不过是个小角色，却偏要故做出一副大人物的派头。从校党委到各系总支，逐级都有工宣队员担任要职，所谓掺入高教战线的“沙子”，领导“教育革命”。此公即是一粒“革命”的“沙子”。而当时复旦的党委书记，竟是位“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的现役军人。就差一位贫下中农了。若齐了，真可谓之曰“复旦工农兵政权”。
我和小莫落座后，那工宣队员点着一支烟，吸了一口，吐出一缕，先瞅瞅我，后瞅瞅小莫，语调缓慢地说：“情况嘛，是这样的，我们经过研究以后，接受留学生们要求与中国学生同吃同住的愿望。当然，这无疑会使我们今后面临的思想政治工作更复杂化。可我们既是来领导上层建筑的，就不怕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每说到“我们”两个字，便带有格外强调的意味。
“我们”两个字，暗示出工宣队在复旦园中至高无上的权力。我和小莫都不作声。我们预先商量过“对策”，要装成两个头脑简单的大傻瓜。“情况嘛，也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决定，你们俩以后同瑞典留学生申·沃克住在一起。”他话题一转，眈眈地盯着我们。太出乎意料了！我和小莫对视一眼，真都有点发傻了。“据说，你们与申·沃克接触频繁？”对方挪动了一下工人阶级强壮的身躯，往沙发靠背挺舒服地一靠，脸上呈现出令人怀疑的和气表情。
“这是胡说！我们与申·沃克只接触过一次！”小莫当即反驳。
“别发火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那表情，那口吻，依然怪和气的。
我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指一个人对待错误应采取的态度，我们与留学生接触过一次，也算什么错误吗？何况是申·沃克主动与我们接触……”
“这个申·沃克都与你们谈了些什么？”对方打断我的话，猝然发问，同时将身体迅速地俯向我们，仿佛一只会相面的大猩猩似的瞪着我们的脸。
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谈气候！”小莫随口回答。
“谈气候？谈什么气候？”
“谈国内气候呗！”
“说，说！……”
“申·沃克认为北京气候好，我们认为还是上海气候好。上海气候多好哇，一年四季湿湿润润的，所以上海人的皮肤才比北方人的皮肤细嫩是不是？他说上海的黄梅雨季挺讨厌，我们说北京风沙太大，他就同我们争论不休……”小莫信口开河，胡诌八扯，煞有介事。
“当然还是上海好，当然还是上海好……”对方搭讪道，大脸盘上均匀地布满了失望，又往后一靠，烟灰落了自己一身。小莫暗暗朝我挤了一下眼睛。我又说：“让我们俩和留学生同住，我觉得不妥。因为我们生活作风挺散漫的，政治思想也不够成熟，只怕会在留学生面前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请工宣队慎重考虑，是否重新选择两位政治思想上比我们更成熟的同学？”
小莫连连道：“就是，就是，就是。”
对方将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看着我说：“我们还是充分信任你们的嘛！不过，申·沃克这个留学生，不是我们的朋友。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是散布许多与我们不友好的言论的。你们要及时向我们汇报他的情况，要同他展开必要的斗争。这也是对你们的考验嘛……”说着，站了起来，表示这次“召见”已经结束。
我和小莫巴不得早结束这场谈话，马上站起退出。退出之前，我真想问一句：“要是申·沃克成了你们的朋友，你们大概会封他为什么‘荣誉工宣队员’吧？”我们走到校园里时，小莫低声说：“这太卑鄙了！和让我们当‘告密者’有什么两样？”
我说：“反正我们又没有接受他们的经费，完全可以不必向他们汇报什么。”
“那我也觉得这场谈话够令人恶心的！”小莫愤愤地啐了一口……
我们中文系学生，一般七人住一房间。和留学生同住，四人一房间。除了我、小莫、申·沃克而外，还有一位黑人留学生。不过那黑人留学生不久便因为什么事回国了，H搬了进来。傻瓜也会明白，他是工宣队掺入到我们这个宿舍的一位“沙子”。我和小莫虽然与沃克同住了，但更加避免与他交谈什么。我们不愿被工宣队第二次“召见”。H却时常提出各种话题企图在我们这个中外学生同住的宿舍里引起讨论和争论。比如：评《水浒》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是什么？主席最理想的接班人应该是谁？……
我和小莫知其居心不良，任其独自高谈阔论，姑妄听之而已。
申·沃克曾经对评《水浒》的现实意义发表过一通“独辟蹊径”的见解。
他说：“《水浒》是你们中国最伟大的一部反人性的古典名著。”
“什……么？”H当时脸上充血，不知是被一股辩论情绪所激动，还是由于另外的目的而感到兴奋。
沃克从容不迫地说：“在《水浒》这部著作中，谁杀人不眨眼，谁就是英雄。评《水浒》的现实意义就在于，为今天的缺少人性和明天的杀人寻找形象的理论根据。现在对那些‘走资派’和他们的亲人子女不是非常没有人性的吗？……”
“你这是诽谤！”H的脸愈加充血，慷慨激昂地说，“《水浒》里的英雄杀的尽是贪官污吏！‘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
“武松‘血溅鸳鸯楼’，不是就杀了好几个无辜的人吗？孙二娘不是也将许多不见得坏的人包到馒头里去了吗？”
“那是武松杀得性起……”
“杀得性起就可以乱杀无辜了吗？”
“这……好人杀好人是误会……”H的辩论才华，发挥到顶点也就这么高的水平。
“好人杀好人是误会？”沃克眯起眼睛，表情严肃地思考了片刻，似有所悟地点了一下头，自言自语，“难怪武松也差一点被孙二娘麻翻后剁成肉馅。”
H得意地说：“只有我们中国人才能理解目前重新评价《水浒》的现实意义。”
沃克不动声色地说：“也只有在中国才能产生‘好人杀好人是误会’这一理论。我一会儿就去动员我的留学生朋友们，要他们和我一块离开中国。好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误会的国家里真是太不安全了。谢谢你使我明白了这一点。真是一条冷冰冰的理论。不，我得现在就去动员我的留学生朋友们，我要和他们一块去找学校的领导！要求退学！”说罢，站起来就大步往外走。
“哎，你，你别去！……”H慌了。
“你有什么权力阻止我！”沃克转身质问，依然那么不动声色。
“我求求你……”H狼狈极了，走过去拽住沃克的袖子不放。
沃克朝我和小莫挤挤眼睛。
我和小莫将脸扭向窗外，使劲咬住嘴唇才没笑出声来。我们都认为沃克是很善于辩论的。他每次总是沉着论战，一步步将H引到辩论的“边缘”。而每到这种时刻，H就一声不吭了。
“为什么毛主席要称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为‘四人帮’呢？”沃克常会在辩论中故作天真地向H提出这一类问题。这一类问题，好比是被辩论气氛吹薄了的气球，谁最后轻轻触它一下，它就会爆炸。H极其害怕这类玩意儿，如同迷信的人害怕什么不祥之物。
我和小莫渐渐开始对沃克产生了某种好感。因为这瑞典留学生的思想竟和我们头脑深层的真实思想那么相通。只有关心中国命运的外国人，才会提出他所提的那些问题。沃克虽然不是复旦大学工宣队们的“朋友”，却应该成为我们的朋友。我们对他的好感，并不明显表示出来，以替他捎一瓶开水，下雨前提醒他将晒在外面的衣物收回，到市内去时，问他需不需要我们代买什么东西这类小事表达。我们相信，他是理解了这一点的。
按照“纪律”规定，与留学生同住的中国学生，是不能将《红旗》《学习与批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和各种大批判学习材料带到宿舍的。我和小莫严格遵守这一“纪律”。
一天上午，宿舍里只有我和沃克，我抱起被褥去晒，却忘了有本过期的《学习与批判》压在褥子底下。它被带到了地上，我没发现。晒好被褥回到宿舍，见沃克正拿着那本《学习与批判》在看。
“我看看行吗？”他将《学习与批判》朝我扬了一下。
“这……”我不禁面露难色。
《学习与批判》是上海市委机关刊物，被工宣队们称为“小红旗”。上海市委御用写作班子的大块文章，经常以头号标题发表在上面。几乎每一篇大块文章都有政治背景，都是一种政治烟幕。
“这是不许我们留学生看到的吗？”沃克似乎敏感到了。
“不，不，没这个规定。”我说，同时暗想，我这是在替谁辩护啊？
其实，莫说《学习与批判》，就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只要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想看，搞到一份或一期看看并非难事。搞不到手的，也可以站到某些报刊栏前去看。《红旗》杂志一有“重要”文章发表，则被按页码扯下，张贴于有玻璃橱窗的某些报刊栏内。希望更多的人从中得到某些暗示，从而紧跟之。
“你骗我。你们一定有这个规定。我不看了。”沃克将《学习与批判》轻轻扔在我的**。
那一时刻，我觉得身为一个中国人，在这位瑞典留学生面前无地自容。世界上绝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哪一所大学，像当时的复旦一样，连自己国家公开发行的报纸和刊物，也对外国留学生实行“封锁”。
我望着他，低声问：“你生气了？”
他耸了一下肩膀，说：“是的。但我并不生你的气。”
我走到自己的铺位前，默默坐下了。
沃克则在他的铺位一躺，头枕在双手上，眼睛瞧着屋顶。忽然，他低声问：“你知道吗，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
我说：“知道的。”
隔了一会儿，他又说：“我爱中国。东方文化和文明，在我很小的时候对我就具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我的父亲是斯德哥尔摩研究东方文学资格最老，也最有成就最有权威的教授。他经常对我说，中国是东方文化、文明和文学的宝库。他支持我到中国来留学。可是我的母亲坚持反对。她认为中国是一个动**不安的国家。我到中国来，她很不放心。但是我的父亲帮助我说服了母亲……”
我静静地坐着，望着他，将那册《学习与批判》卷起来拿在手中。
他问：“你在听吗？”
我回答：“是的。我在听。”
他接着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将自己封闭得那么严。中国人，作为人，一个个也将自己封闭得那么严。使我感到要在中国真正了解一个中国人，与一个中国人建立诚挚的友谊，是根本不可能的。你认识那位罗马尼亚女留学生吗？”
“认识。”
“你与她很坦率地交谈过什么吗？”
“也没有。”
“真遗憾。你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难道你们中国学生对一个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也戒心重重吗？”
“……”
“我和她交谈过。她对我讲过一件事，真是滑稽可笑。她说一艘中国商船有次在罗马尼亚的一个港口城市停靠，三个年轻的中国船员走上码头。那一天是罗马尼亚的假日，码头上很热闹。姑娘们和年轻的妇女们穿得漂漂亮亮，惹人注目。她们都又主动又友好地向三位年轻的中国海员招手，微笑，抛送飞吻。可是他们呢，排成三人纵队，在码头上齐步走，对周围的一片热情毫无反应，个个脸上表情严肃，就像在码头上操练步伐的士兵一样。而且目不旁视，使热情的罗马尼亚姑娘和妇女们感到又古怪又迷惑。有一群罗马尼亚姑娘瞧着他们哈哈大笑。其中一个调皮的姑娘悄悄跟在他们身后，出其不意地抱住了走在最后那个年轻的中国海员，并在他脸上使劲亲了一下。他用中国话大声叫喊起来。你猜他叫喊了一句什么？”
“什么？”
“快救我！”
“你胡说。”
“你问济珈去，她会对你再讲一遍的。因为那个亲了中国海员一下的罗马尼亚姑娘，不是别人，就是她自己。”
“……”
“那个被她亲了一下的中国海员，还当着她的面儿对两个伙伴声明：‘不是我抱住了她！是她……主动抱住了我！不信你们问问她！你们得给我作证！’……”
“济珈怎么说？”
“她说：‘是我主动抱住了他，还亲了他一下。’码头上的女人男人全大笑不止。三个中国海员重新列成纵队，跑步回到了船上……”
“……”
“和我们外国人接近，说出一些真实的思想，对你们中国人就那么可怕吗？”
六
H还没回来。
小莫恨恨地说：“这小子真他妈的，都不叫醒我们，不知什么时候出去的！”
我想，这符合H的为人。他准希望我们都被埋在废墟之下，创作专业只活着他一个，那么他就会如愿以偿，笃定可以入党，也可以分配得无比理想了。
沃克朝窗口瞅了一眼，忽然不安地说：“他刚才会不会从窗口跳出去了？”
我和小莫不禁对视。
小莫走到窗口，探身朝下一望，立刻转过身，脸色苍白如纸，低声说：“老天爷，果然如此！……”
我和沃克一步抢到窗口。我们看到的情形使我们吃惊得呆住了——月光下，一个人仰卧在被翻松了的那片地上，双腿几乎插进了地里，而头，撞在水泥护楼围墙上……几天后，从医院里传来消息，H虽然保住了一条性命，却成了白痴。
毕竟是一个人，毕竟与我们共同生活过。我们对H都产生了一种恻隐之心。我们一块儿到医院去看望H，沃克买了许多东西。我们希望从医院传来的消息并不属实，或者夸大其词。但H的的确确变成了一个白痴，并且瘫痪，身上将永远地插着两只管子。医生说，丧失医疗价值了。
H的父亲，一位黑而瘦小的老农民，站在儿子的病床前不停流泪，兀自喃喃地说：“为什么就你要跳？为什么就你要跳？……”
H两眼大瞪着，却不认人，脸上僵固着一种苦笑般的表情。还有一位农村干部模样的人陪着他的父亲。那一天我们才知道，H入学前是某省某县某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们丝毫不能从H平素的为人与他那位可怜而笃诚的老父亲之间找到什么相同之处。也觉得像他那样的一个人当上什么革委会副主任，是又在意料中又匪夷所思的事。
那陪同者说：“我们H若是党员，地革委主任也早当上了！唉，如今这……全完了！……”不胜惋惜之至地大摇其头。难怪H那么迫切地要入党！如果削尖了脑袋确能“钻”入党内，他是会舍得一颗头的。
我们对于H的种种记恨都不存在了。只觉得他是那么可怜，觉得他的老父亲更可怜。沃克给了那可怜的老父亲一百元钱。我和小莫是拿助学金的穷光蛋学生，只能表示我们的同情而已。
从医院回校的路上，沃克沉闷不语。小莫有几分忏悔地说：“也许我不该和他换床位，可我哪能预想到这么个结果呢！”我说：“这也不能怪你，只能怪他自己。”沃克说：“我们三个都有责任，如果我们对他多加劝阻，他也许最终会听的。我心里真为此而难过。”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要我们对H的可怜下场负责任，我和小莫觉得太欠公道，却并没有同沃克争论。
H的老父亲委托我们帮助他收拾一下儿子的东西。我们收拾H的东西时，发现了他的一个笔记本。上面的记载有几段与我有关，摘录如下：
到北京去！一定要想方设法争取分配到北京去！只有分配到北京，才能前程似锦！
今天我已探听到底细，专业有两名分配到北京文化部的名额，据说首长指示，要善于在文化部门展开思想和路线斗争的毕业生，要能成为掺进文化部门的“沙子”的毕业生，要插队下过乡的上海知识青年。阴错阳差，竟使梁与C两个哈尔滨知青偏得机会……
原来专业里有好几个学生都暗知这两个名额的底细。他们都想进京。我们上一届分配到中央教育部的一个学生，已经当上了《教育革命》的负责人，前途无量。C的名额是别人所挤不掉的，她是专业支部副书记，系工宣队的红人。因此梁成了众矢之的，谁都想“整”垮他，取而代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其实我与梁并无积怨，也无近仇。但我不“整”他，别人也照样“整”他。我不取而代之，别人最终也要取而代之。不是我坏，是前途如此，不得不为。否则，毕业后，我则可能“社来社去”，再当那个小小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
梁似乎变得处处谨慎了，但这么多人盯着他，他绝不可能从此不再说一句错话，做一件错事。他的下场注定了的，不过“鹿死谁手”罢了……
梁的一封看过的信被我发现，在我手中，是黑龙江出版社一个人写给他的，信中有“老妖婆”数句……这就足够了。天助我。现在我不忙抛出来，到毕业前来个“奇袭”……
这日记本先是小莫翻看的。他看了一会儿，递给我，恨恨地说：“你自己看吧！没想到这小子这么不是人，可我们还傻乎乎地同情了他一番！他妈的多不多余！”
我看过之后，许久没说话，觉得自己仿佛沉入了零下二百七十度的冰窖底。
入学二年多，我才明白为什么有人像密探似的时常监视我的言行；为什么有人连我在中文系的借书卡也要暗暗统计，阅读“封资修”作品比例多，也作为“思想意识问题”的一条向工宣队汇报；为什么我在阅览室学习《列宁选集》时，只因旁边放了一本没读完的《拿破仑传》，也会被诬为假学马列之名，行摘抄“拿破仑”言论之实；为什么我的信件时常不翼而飞……
沃克瞧着我，似乎也想看那本日记，但却不开口说。自从《学习与批判》事件之后，沃克“自觉”多了，我们不主动给他看的，即使他兴趣极大，也绝不提出请求。我将那日记本扔给沃克，说：“你愿看就看吧！这对你了解我们中国学生大有好处。”
沃克看完之后，望着我，低声问：“梁，你心里很难过是不是？”
我冷笑道：“不，我并不难过。老子他妈的这个大学不念了，让他们去为一个北京名额明争暗斗吧！”
小莫说：“别发傻，这个日记本得销毁。更重要的是，得找到你那封信！”
小莫帮我在H那些信件和书籍中翻找。翻找了半天，却未找到。小莫说：“看来找不到了。他会不会已经交给工宣队了？”
我想了一会儿，摇摇头，说：“大概不会的。他要是交了，工宣队早拿我开刀了。再说他日记上明明写着，要等到毕业前夕再对我进行‘奇袭’……”
小莫说：“如果你的判断不错，反正他已经那样子了，再也不会威胁到你了，你也就不必再担心了。”
可我找不到那封信，还是很有些担心。因为那封信如果落入别人手中，我的下场可能同样不堪设想，黑龙江出版社的肖沉老师将头上悬刀。我和小莫当着沃克的面将H的那本日记烧了。沃克直摇头，用谴责的语气说：“你们这样做可不好，很不好。H的父亲委托我们代他整理H的东西，未经同意，怎么能……”
小莫打断他的话说：“收起你那套西方式的道德观吧！你是在中国！让他的老父亲看到自己的儿子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么见不得人的鬼心肠，未免太受刺激吧！”
我也生气地反问：“难道别人存心坑害你，你连点措施都没权力采取吗？”
那是我和小莫第一次与沃克正面发生矛盾。沃克受到我们的抢白，不再说什么，默默扫尽纸灰，用撮子端到厕所里冲走了……
放暑假了。小莫不论寒暑假，必定要回贵州去的。我和沃克一同送走了小莫。我问沃克这个暑假打算怎么度过，他回答说想回国去看望他的老母亲。
“我已经一年多没见到母亲了。我从来没有离开母亲这么久过。”
他微笑着对我说，脸上又显出那种纯真的大孩子神气来。
他反问我打算怎样度过这个暑假，我回答说要留在学校里多看些书。系阅览室的李老师对我不错，某些当时还封存的书，在假期他也肯偷偷借给我。入学后，我还一直没探过家。助学金十七元五角，刚够饭费。弟弟每月从乌苏里江边寄给我十元钱。弟弟的工资也低得可怜，三十二元，一级农工。我决心三年不探家，省下几笔路费。
沃克听我说假期要留在学校里，思忖片刻，改变了想法，说：“那我也要留在学校里。”
我问：“为什么？”
他说：“和你做伴。没有人监视我们，我们之间可以交谈很多很多，对不？”
即使没有人监视了，我又能对沃克说些什么呢？我微微苦笑。
沃克果然就陪我留在学校了。
一天，我那双猪皮鞋开胶了，不能再穿了。而且，一条最像样的裤子也洗薄了，再搓洗一次就会破。我想，我得买一双鞋了，也得买一条裤子了。可弟弟尚未寄钱来。想朝沃克借，终觉羞于启齿，未借。
我决定将自己那块上海牌手表卖掉，暂解拮据。是在延安西路上一家小小的委托商店卖掉的，作价八十五元。我声明要现钱，便只得到六十五元。买了一双鞋，照例是猪皮的。买了一条裤子，照例是“三合一”的。走出商店，发现同学齐某，拎着大包小包，与哲学系的一高个子女同学边走边谈，亲亲密密，兴致勃勃。不愿被齐某看到，更不愿与他打招呼，我转身朝另一方向而去。
齐某算是个“干部”子弟，其父十二级。十二级干部并不显贵，若在北京大概总要数以万计的吧！但他却常常自诩“我们高干子弟……”如何如何的。他带工资上学，这一点倒令我极羡慕。他专爱跟女同学，尤其爱跟那些年龄不大、思想单纯的女同学“建立友谊”。同学们对他颇有非议。但他根本不在乎，说这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说跟男同学们在一起没什么可谈的。仿佛他认为男同学个个都是“污浊之物”，那些年龄不大、思想单纯的女同学们才是“水”化成的清癯人儿。小莫说他患的是“贾宝玉症”。
回到学校，沃克不在宿舍里，不知干什么去了。忽然间我觉得异常空虚，异常孤独，靠着窗框，像只猴子似的坐在窗台上，手中拿着一本《新华字典》百无聊赖地翻看，全然不怕掉下去，落H那么个下场。
信手翻来，却翻到“女”字旁部。在偏旁索引中占的比例竟还不少。于是想到，大概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专门为女人们创造了那么多文字，在形容女人方面有那么多细致的学问。比如就说女人的笑吧，外国文字的形容，也不过就是大笑、微笑、冷笑、美好地一笑、天真地一笑、单纯地一笑等等。而中国文字中，则有嫣然一笑、莞然一笑、妩然一笑、媚然一笑，思量起来，果然各领**。外国人形容女性身材，也不过就高低胖瘦，充其量再加上“线条”怎样怎样，如何如何富有“性感”。而中国文字中，除“苗条”之外，还有“婀娜”，“婀娜”之外还有“窈窕”，“窈窕”之外还有“亭亭玉立”“风姿鉴人”一类。还有“秀色可餐”，要吞吃下去的意思。想起前些时候偷读一本《**诗抄》，其中更不乏什么“软玉温香”“被翻红波”“蝶浪蜂狂”一类。外国人叫“**”，或者直言曰——“睡觉”，就像阿Q对吴妈说的那么明白。可中国人却谓之曰“云雨”。怎么他妈的琢磨的呢！可见中国男人在女人身上动用的脑筋自古以来就很多。可是又自古以来都爱装正人君子。继而想到那位召见过我两次的工宣队员，他在欣赏“白毛女”年历片时，目光就很有几分猥亵。倘若那年历片上没有女人的大腿，印的是仿宋体或隶书体或“狂草”的“最高指示”，谁知那粒革命的“沙子”会不会伏在玻璃板底下，时不时就低下头去“欣赏”起来，没够没
了的？
我进一步想到周围那么多人都在“装孙子”。包括我自己。
我又在装什么呢？装大大具有“工农兵学员”的本色的样子。尽管工宣队们已经觉得我不具有了，但我却还要硬装下去，唯恐毕业分配时被划入“另册”。
这想法使我觉得自己可怜亦复可悲。
干脆他妈的退学的念头便又产生了。
校园外，马路对面，有一个什么陶瓷厂，时值下班，一帮姑娘们，刚刚在厂里洗过澡的样子，一个个披散着头发，结伴走出厂门。其中一个，抬头望见我，竟大声问：“嗨！大学生，想什么呐？”
我俯视她们一眼，高喊一句：“想你们呐！”话一出口，立刻觉得不对，怎么自己口中出了流氓语言？顿时面红耳赤，赶快溜下窗台，不敢露头，怕遭到辱骂。
窗外却一阵咯咯嘎嘎的笑声。我弯着腰离开窗口数步。直起腰，见沃克站在门口，正对我微笑。我觉得脸上是更加发烧了。
沃克走到窗口，朝下望了望，转身对我说：“她们还站在下边呢！”
我说：“我可没招惹她们！”
沃克愣愣地瞅了我一会儿，变微笑为哈哈大笑。我呆呆地坐在**，仿佛犯了什么天条似的，没人问罪，徒自心中惶惶然。沃克也坐在**，面对面地望着我，那目光，仿佛在鉴别一个什么中国古董。我被他望得不自在，就躺到**，避开他那研究的目光。
他低声说：“我听到你对她们说的那句话了。”
听到了又怎么呢？我想。
他又问：“你在想什么呢？”
我回答：“想女人。”故意使他吃惊。
“哦！天啊！……”
听他那语调，似乎果然大吃一惊。
我朝他扭过头去，见他的表情并非吃惊，而是快活。
他说：“你真可爱。”
我说：“就因为我这会儿想女人？”
他说：“不，因为你对我说了一句真话。是真话吧？”
我思考片刻，自认这会儿确是在想女人，便答道：“是的。”
他又问：“你想的是你的未婚妻？”
我说：“没有未婚妻。”
“那么，是在想情人？”
“中国人只许有老婆，不许有情人。有了情人是坏分子。”
“想女朋友？”
“从来没交过女朋友。”
“你二十几岁？”
“二十七岁。”
“二十七岁从来没交过女朋友？”
“从来没交过女朋友。”
“你打算奉行独身主义？”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我正在想女人！”
“你想的是性吧？”
“什么？”
“性。**。”
“就是云雨啰？没云雨过，想也想不快活，不想！”
“瞧，你又不说实话了！”
“在你们瑞典，女人和性是同义词吗？”我腾地坐了起来，生气地瞪着他。
我又慢慢躺下去，自言自语地说：“我想的是女人。这会儿如果有个女人，无论年龄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只要不很丑，只要有温情，我就真愿意将我的头靠在她怀里，睡上整整一天不醒……”
“可是她如果有丈夫呢？”沃克仿佛存心大煞风景，从道德的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简直恼火透了，大声说：“她有没有丈夫关我什么事？我不过就是想将头靠在她怀里。只要她愿意。”
沃克很认真地说：“她丈夫知道了会揍你的。”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沉默了一会儿，说：“谢谢你的告诫。我现在不想女人了，现在想喝啤酒了。”
沃克说：“我陪你到五角场去。我请客。”
于是我们就到五角场去喝啤酒，啃五香鸡头。
七
沃克举杯说：“谢谢你今天跟我谈到女人。第一次一个中国人跟我谈到女人。”
我问：“你以为中国的男人们都是不谈论女人的吧？”
他点点头：“给我的印象是这样。”
我冷冷一笑，说：“我们中国是个君子国。来，为君子国干杯吧！”
……
我们都喝得醉意醺醺才回到学校里。啤酒和五香鸡头代替不了女人。喝过了啤酒我更想女人。我感到我周围布着许多陷阱，防不胜防。我的心理时常处于戒备状态，它太累了。也许是它太需要靠在一个女人的怀里，太需要一种女性给予的温情了……想女人真是男人们心甘情愿的痛苦！二十七岁了，第一次明确地想女人。想得好苦哇！后悔早几年没将头往一个女人怀里靠过。想得就很朦胧。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个真真实实的姑娘，我将头靠在她怀里，她用手轻轻抚摩着我的头发……第二天醒来，这个梦境仍历历在目。
多亏这个梦，使我想的女人具体了。
沃克仔细地瞅瞅我，问：“看你样子好像睡得不太好。”
我说：“睡得还好，不过做了一个梦。”
“噩梦？”
“不，美梦。”
“梦见了什么？”
“梦见我将头靠在一个姑娘怀里。”
“真够味儿。”
“我今天要去找她。我很想见到她。”
“谁？”
“我梦见的这姑娘。”
“她是干什么的？”
“她是扫马路的。”
“那，我给你点钱吧！我看你最近好像很缺钱花。”
“谢谢，我已经把手表卖了。”
“你为什么要卖掉手表呢？为什么不向我借钱呢？”
“我没有借钱的习惯。更不会向一个外国人借钱。”
沃克注视着我，直摇头……
我匆匆洗罢脸，也不去吃早饭，就跑到一楼，给那姑娘挂了一个电话。
我低声说出了我的名字。
“你？……有事？……”
“我想……请你今天陪我玩玩。”
“这……我在上班啊！”
“也许……也许我不久就要离开上海……”
“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累了……”
“累了？喂，喂！你听着，我今天请假，我在四十八路车站等你！……”
我缓缓地放下了电话，心情却更加忧郁。我曾在上海杂技学馆深入过生活，每天清晨带着孩子们在新华路跑步。那姑娘每天在新华路扫马路。有一次我的手表掉了，自己却全然不知，等我带领孩子们从另一条马路绕回来，见她站在人行道上，招手叫住我，将手表还给了我……我们就那么认识了。
以后每天我让一个大孩子带领全体孩子跑步，我和她就站在人行道上交谈。
她是上海音乐学院一位教授的女儿。两个姐姐都下乡了，都在北大荒。一个姐姐我还认识，是三师师部宣传队的队员。我们之间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拘谨。除了小莫，我对她暴露的真实思想算最多了，我还经常将从学校图书馆借的书送给她看——她是一个很清秀很文静的姑娘。
我跳下四十八路公共汽车，看见她站在路旁等我。见了她的面，我竟不知第一句话应当说什么。
她问：“我们到哪儿去玩呢？”
我说：“到哪儿都行。”
她想了想，说：“那我们上西郊动物园去吧。”
我说：“那里有老虎吗？”
她说：“有的。”
我说：“好吧，我们就去看老虎。”
到了西郊动物园，老虎躲在洞里不出来。我们没看成，却也不觉得十分扫兴。我们在小河边的一条长椅上并肩坐下，看鱼。不是金鱼，是青鱼。每条都一尺多长，又肥得笨笨拙拙，纷纷游到岸边觅食吃。
她从书兜里取出两本书，递给我，低声说：“还你吧。”
我问：“看完了？”
她摇摇头。
我说：“那你留下看吧。”
她又摇了摇头，望着河面，用更低的声音说：“我母亲前几天去世了。父亲被‘扫地出门’了，过几天我就要跟我父亲回浙江农村老家了……可能我们今后再也不会见面了，谢谢你经常借书给我看……”
我怔怔地望着她，许久许久说不出话来。我忽然觉得，我心中对这姑娘充满了无边无际的爱，也可能是同情。
至今回想起来，分辨不清。爱情加同情，使男人对女人的爱成为怜爱。
她缓缓将脸转向我，凝眸睇视着我，几乎是用请求的语调说：“对我讲几句话吧。”
我说：“我想退学。”
“退学？……”她脸上显出十分意外的表情。
我又说：“我实在不想念下去了。”
我说：“没意思。”
她很能理解我这句话的含义，沉思了一会儿，说：“再有一年多你就毕业了，什么事儿都忍着吧。多少人都在忍着啊！”
我情不自禁地抓住了她的一只手，紧紧握着。她的手那么小，那么柔软。她愣了一下，矜持地抽回自己的手，讷讷地说：“你怎么了？……你……病了吗？”
我说：“我也想到浙江农村去。和你们父女一块儿到你们的老家去。我可以当小学教师，也可以当农民。”
她说：“你胡说些什么呀？”
我说：“不是胡说，我爱你。如果你同意，我明天就打报告退学。”
“不，不，你千万别这样。”她慌乱地说，“你就是打了退学报告，被批准了，也只能回北大荒去……咱俩没缘分……”
我又不知说什么好了，情不自禁地第二次抓住了她的手。这一次，她没有将手抽回去，任我紧紧地握着。
河里的大青鱼，纷纷聚拢岸边，将嘴冒出水面，比赛吐水泡。
她的眼泪落在我手背上，一滴，两滴……她又抽出了她的手，从布包里取出一支笔，双手交给我，说：“我特意买了送给你的，留着做个纪念吧！”我握住了那只笔，也再次握住了她的手。
她忽然将头靠在我怀里，说：“我们没缘分……”说完，她就无声地哭了……
回到学校，沃克见我便问：“你终于将头靠在一个姑娘怀里了？”
我说：“和我梦到的相反，一个姑娘将头靠在我怀里。”
沃克说：“都一样。她很美丽吗？”
我说：“女子们的美丽是不同的，有的使男人想到性，有的使男人想到绞刑架，有的使男人想到诗，有的使男人想到画，还有的能使男人们产生忏悔的念头……”
沃克说：“这不过是男人们的想象，你那位姑娘属于哪一类呢？”
我说：“她如同一颗橄榄，我要用心永久含着她。”
沃克看了我半天，说：“你动真情了。”
我说：“是的。”
沃克问：“你果真爱上了她，为什么不跟她结婚？”
我说：“我不知我的命运会在何方。”
沃克沉默了一会儿，又问：“被H偷去那封信，是不是仍使你心中不安？”
我说：“不安极了。”
“你仍恨他？”
“我恨不得一刀宰了他！”
她告诉了我离开上海的日期和车次，却不许我去送她，很坚决很断然地不许。我还是到火车站去了，怕火车站人多，寻找不到她，很早就去了。在一排长椅上，我发现了她，呆呆地坐着，脚旁放着一只帆布箱，身旁坐着她的父亲，一位头发苍白、气质斯文的六旬以上的老人。我隐蔽在一个角落，不想让她发现我。我望着她一手搀老父亲，一手拎那只旧的黑色的小箱子，微微低着头，被缓缓移动的人流裹入了检票口，像一个幻影似的，从我眼前一晃，倏然消失了。
开学后，复旦园内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物理系三年级的一位女同学，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批驳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两个小册子——《论资产阶级法权》和《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那是工农兵学员中反叛精神的第一次公开的大无畏的宣战。那是孤单无援的勇士舍生取义的行为。正直的师生们肃立在她那张大字报前，用他们严峻的表情，沉思的目光，互相传达着他们心中的敬佩。反叛的潜流在复旦园内暗暗地汇聚着。政治投机者们却认为这是一个自我表现的大好机会。于是就有一些学生“自发”地前去围攻那个物理系的女学生。操纵幕后的则是工宣队。
我们专业的支部副书记C，也带着她“革命的伙伴们”参与围攻。她也叫我去，她说我善于辩论，最应该去。还应该“立功赎罪”。
我冷冷地问：“赎什么罪？”
她说：“别忘了你作为专业发言代表的那次发言。”
我回答：“你忘了我有口吃的毛病吗？我现在正要读《列宁选集》。”便打开一本《列宁选集》，伏在桌上读起来。
她悻悻地走了。我却读不下去。我终于坐不住，便独自走到大字报栏前，看那张勇士的“宣战书”。大字报写得犀利极了，使人读罢，热血沸腾。一种强烈的冲动，促使我从衣兜取下钢笔，就想在那张大字报上署上自己的名字。然而那种强烈的冲动很快就变成了最大的怯懦，握着钢笔的手出了汗。产生得最快的勇气也消失得最快。任何冲动如果不能变成行为，不过就是一种心理本能而已。除了证明你有这种本能，再无其他意义。
我默默地转身离开了，手中仍握着钢笔，内心里对自己充满了蔑视。“梁晓声，梁晓声，在那个无畏的女同学面前，你不过是一条被政治的电棒击怕了、学乖了的狗！”我一边缓缓地走着，一边这样诅咒自己。仿佛诅咒了自己，就能驱除内心里的羞耻感似的。无畏者敢做真勇士。懦夫却只希望别人为真理拔出决斗之剑，将胜利的小旗背在身后，连一声助战的呐喊也不敢发出。倘邪恶倒下了，他们便举起小旗，分享勇士的荣耀。倘勇士倒下了，他们便悄悄丢掉小旗，退隐到什么安全的角落，固守着卑下的沉默，期待着另一位勇士挺身而出……
回到宿舍里，我锁上门，为自己，也为许许多多像我一样的人，在一本日记的中页写下了这几行字，也写下了我对自己的认识和评判……
沃克回来了，一进门就气愤地大声对我说：“怎么可以这样！他们怎么可以打她！”
沃克说：“有男学生，也有女学生！你们专业的C带的头。他们将她拽到一张桌子上，那么多人围攻一个姑娘！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保护她！他们还摔掉了她刚买回来的饭！他们还不许她穿上自己的鞋！我喊了一句‘不许打人’，就有许多人也围攻我！看，拽掉了我两颗衣扣！……”
我站了起来。我望着窗外。我流泪了。一个龟缩在安全角落的懦夫的眼泪，没有什么价值的眼泪。
小莫突然推开门闯进来，对沃克说：“沃克，你快躲避起来，有几个男学生要来揍你！”
沃克说：“他们敢！我要向‘留学生办’去汇报的！”
小莫说：“就是‘留学生办’那个姓庄的工宣队员怂恿他们来教训教训你的！”
我说：“沃克，你就先躲避一下吧！”
沃克坚决地摇头：“不！”
小莫扯着沃克想往外走，晚了。走廊里传来了来势汹汹的脚步声。小莫刚放开沃克，门就被踢开了，闯进来四个男学生，也不开口说话，揪住沃克就打。沃克没有反抗，没有还手。我和小莫阻挡，被粗暴推开。小莫的头咚的一声撞在书架上，我的暖水瓶不知被哪个家伙踢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