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旦到北影（二）
三
不久，收到了朋友的来信。信中告诉我，三位姑娘接到我的信那天，正都在股里开会。她们互相传阅了我的信，谁也没有说什么，谁也没有表示什么。散会后，我的信就遗留在桌子上，没人收。一连在桌子上放了几天，后来就不知哪去了，大概当废纸被烧了。还告诉我，三位姑娘，已有了意中人，爱情都很美满。她们是真心实意地都关心着我，像过去我曾是宣传股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一样关心着我。她们还向股长建议，动员我寒假或暑假回团里探一次“家”，往返路费由她们“报销”……我怔呆了许久许久。
又读她们的来信，那些充满友情的、流露关心的、善良而温柔的话语，仿佛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她们站在我面前婉婉地对我说的，都是我从前与她们相处时听惯了的话语。如果离开她们上大学的并非我，而是我们宣传股“知青家庭”中的另外一个人，她们依然会写这样的信，信中依然会写那些话语。她们如此珍视友情，如同养蜂人珍惜蜂蜜，那乃是因为她们的天性本如此，她们的品德本如此，她们为人的原则本如此。自作多情的是我自己，想入非非的是我自己，心怀鬼胎的是我自己，亵渎了友情的亦是我自己。在我没那样做之前，我不知自己的灵魂内还蛰伏着一个鬼。在我那样做时，那鬼就变成了我自己。因而我不能看到自己有多么丑恶。在这件事已无可挽回之后，我自己开始憎恨我自己。以前我也做过对不起人的事，但都是在并无鬼胎的情况下做了的。也自责过，但从没有鄙视过自己，从没有憎恨过自己。而这件事则不同。它的本质证明着为人的诡诈、狡猾和虚伪，动用了心术，而且是对三位真挚地关心着我的姑娘。谁动用过卑下的心术，谁就将得到等量的报应。动用没动用心术，这是该不该原谅的界线。
“梁晓声，梁晓声，你这个狗崽子，你真不是东西，你真没人味啊！……”
我只有在心中暗暗诅咒我自己。
那一下午，我没说一句话……
新学期第三天，全系在一起开大会。什么内容我已记不起，只记得许多平常见不到的老教授们全到会了。
首先照例是系工宣队队长、总支书记讲话。他讲了些什么，我也不能全记起了，只记得这样一句话：“复旦是藏龙卧虎之地，也是虎豹豺狼之窝。工农兵学员不要只带着红口袋来到大学装知识，还要积极参与复旦的斗、批、改，彻底占领上层建筑……”这番话是针对新生说的，也分明是针对那些老教授们说的。他们当时那种普遍的无动于衷的默然表情告诉了我这一点。接着是评论、创作各专业各年级的学生代表发言。
我是创作专业新生的发言代表。我成为发言代表，是“毛遂自荐”的结果。同学们互相推诿。有的是真推诿，有的是假推诿。C其实很想受命当之，大家也都认为应该。因为她是支部副书记，但她既非常想，又忸怩作态，希望造成一种大家逼迫她成为发言代表的局面。我看不顺眼，就说：“她如果真不愿意，我可以代表大家发言。”我主动请缨，谁也不好说不同意。于是发言代表就是我了。C老大不悦，一张宽脸拉长了。
其实我也不是要与C过不去。在我的本性中，沉淀着一种强烈的、长期被压抑的、爱出风头的愿望。活了二十五岁了，社会还没为我提供过一次像样的机会，让我像样地满足地出一次风头。按说“文革”总该算一次机会，出身干净，红五类。大风头出不了，小风头也是可以出出的。揭竿而起，成立个什么红卫兵组织，并非干不成。我们中学里，最初起码有三十几个红卫兵组织。最小的红卫兵组织只有七八人。我又觉得那种风头太丢脸面。黑龙江省“炮轰派”的一个头头，哈军工的学生，与“捍联总”的头头们从北京谈判后回到哈尔滨，站在飞机舷梯上，答各派战报记者问，那潇洒风度，那演讲才能，令我羡慕极了。当时我十九岁，那个头头二十四五岁，正是我到复旦的年龄。十九岁的我到机场看热闹，目睹仿佛电影里的情形，那时便暗暗想，给我一次这样的机会，我死也甘
心了！
全市中学生红卫兵组织联合代表大会召开，我也去看热闹。一位中学女红卫兵领袖，站在台上，面对数千人，就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安娜一样，一擎臂，群情激昂的数千人顿时鸦雀无声，而后以铿锵的语调大声演讲：“埋葬全世界的帝修反，是我们红卫兵的历史使命，我们要光复莫斯科！解放华盛顿！踏平巴黎！占领伦敦……”于是台下嚣起一阵阵口号的狂涛：“光复莫斯科！解放华盛顿！……”我在台下暗想，哪怕我是为那中学女红卫兵领袖摆弄扩音器的人，也值得自豪自豪啊！
下乡后，渐渐地对一切轰轰烈烈都厌倦了，但是更爱出风头。开个什么庆祝会，总要胡写几行歪诗当众朗诵朗诵。若有人奉承：“诗写得不错呀！”便足可得意几天。后来也终于觉得不过瘾，也厌倦。期待着我人生路上有更辉煌的机会到来，出更辉煌的风头。
二十五岁，二十五岁，这真是年轻人最最渴望出风头的年龄！研究起来，年轻人的爱出风头，大抵是因为姑娘们的存在。正如不见雌孔雀，也未受什么鲜艳色彩的刺激，雄孔雀是懒得开屏的。只有小伙子们在一起的情况下，连最爱出风头的小伙子，也没多大兴致出风头。反之，只有姑娘们在一起的情况下，连最爱打扮的姑娘，也没多大兴致打扮自己。出风头实在是小伙子们为姑娘们“打扮”自己的特殊方式。
我将代表专业新生发言，看成是在全系师生面前的一次公开“亮相”。在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中，在名牌大学的教授、讲师面前进行一次精彩的发言，我以为这风头是大大值得一出的，是一次够辉煌的机会。
预先写好了发言稿，但对同学和老师说尚未写好。发言稿揣在兜里，走出学校，在校园后围墙下来回徜徉，将发言稿背了下来。我要达到在发言时出口成章的效果。我要在发言后引起掌声和窃窃私议。我要在散会时听到学生、教授和讲师们互相询问：“他叫什么名字？”“哪个专业的？几年级？”还要听到这样的称赞：“发言太有水平了！”“简直出口成章！”“从容不迫！”“有演说家气质！”还要引起男学生们的嫉妒。还要从此无论在什么场合下都吸引女学生们的目光。还要从此为自己在专业、在系里奠定一种优上的地位……在学校“肝炎隔离室”和传染病医院里孤孤寂寂地度过了整整一学期，想出一次风头的愿望几乎都成了精神上的需要。
开会那天，我穿了一件新的铁灰色的咔叽中山装。出院后买的。上海那时流行衬领，便新买了一条洁白的衬领，使铁灰色内露出一圈洁白。单帽早已不戴，头发早已长出。往宿舍的窗子上照照自己，半清半楚地映出一个斯文了点的“马立本”，觉得自己还颇有发言代表的风度，挺自信的。系总支书记、工宣队长的讲话，扰乱了我背熟的发言。我觉得他说得太荒唐。无论是什么人，说了我不赞同的话，无论什么场面下，我也会起而反驳，全然不计后果。这是我本性中的另一面。与我的爱出风头相得益彰，互为衬映，显现出一个我来。他的话刚结束，我便站了起来。我说：“我不同意您的话！复旦大学谁是虎豹豺狼？既有之，指出给我们看！当然不会是我们工农兵学员吧？那么难道是这些教授、副教授、讲师们不成？我看他们没那么可怕！在上、管、改中，工农兵学员不是与革命的教师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吗？虎豹豺狼一词，不是明明在分裂我们吗？……”
工人若在工厂里做工，我是很尊敬他们的。若在大学里颐指气使，那再令人讨厌不过了。我是有意当众表示出我对这位工宣队队长的蔑视。下乡前，军宣队也当众顶撞过，顶撞也就顶撞了。在兵团，一般连队的知青，几年后已普遍形成了对权力的蔑视。有一次，一位兵团总部副政委到木材加工厂视察，进入我们男知青宿舍，大家躺着的照样躺着，歪着的照样歪着，光着脊梁洗脸的照样水花四溅地大洗特洗，没一个拿正眼瞧一下那副政委的。他说“同志们好”，也没人应声。
我初入复旦，不知深浅。不知工宣队在复旦的一统天下的权力，更不知“藏龙卧虎之地，虎豹豺狼之窝”这句话是张春桥说的。
所以我的话，使全体鸦雀无声。许多老师和许多学生是都知道张春桥说过那句话的。如果我也知道，绝不会当众反驳工宣队长的。我以为反驳他一下，不过就像在兵团时反驳团长政委一下，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其实大不一样。
我的话所造成的静场效果，使我爱出风头的心理受到了怂恿和鼓励。于是我借题发挥，侃侃而谈。好像还说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从书架上走下来，与老教授们坐在一起，同样引起我的敬意一类的话。总之，接下来我说的尽是一些花哨浮丽、卖弄唇舌的话，大大地哗众取宠了一番。工宣队队长脸色阴沉严峻。
“住口！”有人打断我的话，是一名评论专业三年级上海男同学，他激昂慷慨地批判我。他刚坐下，第二个立刻站起，一场批判会自发开始。我是那么不堪一击，没有机会站起来反驳，有机会站起来也失去了反驳的勇气和能力。得意之色一扫而光，坐在那里无地自容。
批判我的，差不多全是上海同学。这应该被解释为复旦的一种政治现象。同全国所有文理科大学一样，中文系也是复旦的“神经”，是工宣队控制最严的系。如果说其他理科各系的学生还可以也能够将政治视为“副科”，中文系的学生则不得不将政治当成本科。在那个历史时期，复旦中文系实应改为“复旦中国政治系”。复旦小舞台上的政治戏与中国大舞台上的政治戏，是按照同一脚本演出的。主演是工宣队，导演也是他们。在一切运动中，中文系带动哲学系、新闻系、历史系，然后带动起全校。
徐景贤曾对复旦工宣队说：“北有北大，南有复旦。这是我们的两座桥头堡。复旦应该成为斯莫尔尼那样的大学。”斯莫尔尼，是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为苏维埃夺取政权培训武装力量的革命大学。“四人帮”希望将复旦的学生培训成既能为他们夺取政权效力的工具，也能像保卫冬宫一样有朝一日保卫他们的“中国士官学生”。
工宣队在中文系培训的骨干，以上海学生为主。指出这一点，也许会伤某些上海“工农兵学员”的自尊心，但这是事实。有许多充分的证据足以证明这一点，张春桥曾对复旦做过指示：“要多输送上海学生进京。”
但另一个事实是，并非所有的上海学生，都愿意成为“骨干”。像C那样的外地学生积极靠拢工宣队的，有之，不多。每一个怀有政治目的之人，都希图在告别复旦时，得到复旦慷慨的政治馈赠。失掉了些什么，他们不在乎。像今天某些人对钱的观念很实在一样，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七年，某些人对政治的观念也是很实在的。这也就是“四人帮”粉碎以后，许多应该“说清楚”的人，为什么只谈政治，不谈灵魂，说来说去总也说不清楚的缘故。
我的风头出得很划不来，但因此出了点名。许多学生从此都知道中文系有个梁晓声。在女学生们眼中，我不过是个哗众取宠的家伙而已。但我并不认为这不公正。很公正。与其说那是对一个工农兵学员的观点的“围剿”，不如说是对一个爱出风头的家伙的公开声讨。
在五角场买香烟，碰到了专业的一位老师。
他问：“气色怎么这么不好？病了？”
我说：“没病。”
他说：“你刚出院不久，肝病容易复发，要注意身体啊！”
我说：“谢谢。”
他说：“感到压力了？”
我说：“有点。”
他说：“工宣队是很恼火，还要继续动员学生对你进行批判。我替你多次辩解过了。你是新生，刚入校，对复旦的情况缺乏了解，发表了错误的观点也情有可原。”我默不作声。
他又说：“其实我和你的观点一样，工农兵学员应该同革命教师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大学又不是动物园，哪有什么虎豹豺狼？耸人听闻嘛！即令有，也不是我们。你的观点并不错，只是太哗众取宠了。如果不是这样，肯定会有不少同学支持你的观点。哗众取宠，你就使自己正确的观点也变成孤立的观点了。在个性、气质、风度和其他一切方面，受人尊重的是质朴无华。你要记住这一点。今后要多观察，多分析，多思考啊！复旦值得思考的事情太多了。我们教师的责任之一，就是尽量保护自己的学生。”
老师的话使我非常受感动。
因为那次发言，以及“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刚刚传到复旦，我第一个闯入校党委抗议不许我们走出校园游行庆祝，我的毕业鉴定上多了对我十分有利而又十分重要的一条——“与‘四人帮’进行过斗争”。
十六名同学中，只有我的鉴定中有这样一条评语。被粉碎了的“四人帮”是死老虎。踢死老虎一脚也算勇气吗？
细想想，真惭愧！政治对人的嘉奖也真大方啊！政治，政治，我从此对它有了悟性。
如今已经三十六岁。爱出风头的年龄早已过去了，与多情的年龄一块儿过去了。从个人的教训中，从别的爱出风头者们的庸俗中，体会到了这种庸俗实实在在是对一个人自己的莫大损害。也就学会了一点自尊。人既从自己的教训中发现自己的劣点，也是从别人的庸俗中总结出自己应当如何做人的原则的。不惑之年仍大惑不悟，好比女人的更年期无限延长。那是怪不幸的。
我在复旦见识到了不少在别的地方不太容易见识到的人和事。
中文系总支副书记中，有一个身高一米五左右的侏儒，男性，三十余岁，不知是留校生还是工宣队，样子很猥琐。我从未见其笑过，永远那么猥琐地严肃着。仿佛权力又极大，与系工宣队队长平起平坐，背景莫测。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过一篇所谓杂文《赞“山羊角”精神》，据说很得张春桥好评。自那以后，似乎更身价百倍，使人觉得你不招他不惹他，他也时刻想猝然顶你一头。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他在系里拍着桌子训斥一位副教授，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架势。而且他还没有脖子。在校园里看见他，矮矮地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地移动过来，猥琐而严肃地瞪着你，够令人不舒服的。我经常是退避三舍，绕条路走。无路可绕，便低下头去。倒不是怕他到这般地步，是看见他也会破坏你一时的好心境。按说他应到某电影制片厂去做特型演员，却狂傲之极地在堂堂复旦大学内招摇过往。“四人帮”纳“贤”到了宠丑的地步，使人常常替中国替复旦深感羞耻和悲哀。
有一位工宣队员，某天中午还在复旦食堂用钢精勺敲着铁饭碗，一边哼唱样板戏一边排队买饭，第二天便在《人民日报》上扬名显姓，成了中央候补委员。他自己还不知道。别人将报纸拿给他看，指着他的名字问：“是你吧？”他回答：“我他妈的哪有当中央候补委员的造化！”后来证明果真是他，喜滋滋乐悠悠地又对人说：“洪文对我真够意思！”原来他是王洪文造反起家时的小兄弟。王氏还真够讲交情的。鸡犬升天寻常事。难怪那年头许多人都认为政治是个一本万利的赌盘，抹下脸皮往上抛赌注。
“四人帮”粉碎以后，有次我在公共汽车上碰到了一个不寻常人——上海曾红极一时的一位小说作者。到我们专业去座谈过，故而认得。我问他日子好过否。他倒对我说了几句实话：“日子不好过哇。其实我们这些人呢，对文学并不感兴趣。我们是要通过文学走向政治，我们崇拜的是张姚道路。唉，前途如烟了呀！……”
心灰意懒之人，往往能吐真言。
有一位研究文艺理论的老师，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在系图书馆偶然翻到一本他的小册子，“文革”前出的，便拿着向他请教某一文艺理论问题。
不料他连连摆手，有些惊惶地说：“不是我写的，不是我写的。”
我说：“别人告诉我就是您写的呀！”
他更加惊惶：“同名同姓，同名同姓！”说罢匆匆而去。
同学小莫恰巧看见了这情形，对我说：“你别再给自己找麻烦，也别给他找麻烦！”
我说：“我又怎么了呀？不过就是向他请教一个文艺理论问题嘛！”
小莫说：“文艺理论在中国只有一个——‘三突出’创作原则，请教我吧！”
我问：“他不愿回答也罢了，干吗那么惊惶呀？”
小莫同情地望着他走远的背影，说：“因为他是个‘坏人’啊！”
我更加大惑不解。
小莫便告诉我：据说他原是徐景贤的同学。徐氏还没在政治上成气候时，两人碰在一起开过一次什么会。徐氏爱听鬼故事。他也善讲鬼故事。讲罢回自己房间睡觉，半夜徐氏敲门，只穿着裤衩跨进他的房间，言道怕鬼，不敢独眠。房间里正好空一张床，徐氏便天天与他睡在同一房间。徐氏是怕鬼，又迷鬼。每晚都纠缠他讲鬼。后来徐氏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反对徐的一派组织就派人到复旦来找这位研究文艺理论的讲师，想从他口中获得“炮轰”材料。讲师本是书呆子，不愿卷入政治旋涡，被纠缠烦了，无法摆脱，便拍拍衣兜说：“材料都在这里。时候不到。时候一到，材料抛出，十个徐景贤也打倒了。”说的实在是气话。
徐氏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当稳了，就下令将他抓了起来，被隔离审查半年有余，逼他老实交代，到底掌握哪些徐的“黑材料”？审来讯去，他也只能交代出一条——徐景贤怕鬼。终于定不成什么罪名，不得不放了。放是放了，徐氏对他耿耿于怀。堂堂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怕鬼，总归是有点令人哂笑的事。而且容易使人产生疑问：真唯物主义者还是假唯物主义者？徐氏便下了一道“口谕”：“这个人是个坏人。要控制使用，永不得带学生。”
于是未盖棺而定论，这讲师便成了复旦园内罪名抽象的“坏人”。以后我每次再见到他，心中尤为充满同情。试想这“坏人”的罪名，对于好人来说，是作践到家了。它太容易使人猜测到道德败坏，腐化堕落，以及与女人乱搞关系一类事情上去。而且又是自己无法向别人释冤的。述说一次自己成为“坏人”的经过，便等于又散布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怕鬼的言论，岂非坏上加坏，罪上加罪吗？别人也是无法替他释冤的。就只有那样令人莫测地和一个“坏”字连着了。在我看来，他那半秃的头顶，那列宁式的智慧型的前额，那不修边幅的样子，完完全全是个只会做学问的人，可能做学问做得还有点“迂”。呜呼！悲夫！至今想来，黑色幽默之戏剧之文学，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蕴含着大量大量的素材与启示，却怎么在外国异军突起了呢？不是中国作家和戏剧家们的一大遗憾吗？
讲师成了坏人，学生原来是“试验品”。
同学中有名女生小樊，上海川沙县人，农村姑娘。矮，胖，圆脸。像目前电视中正在播放的儿童动画片中的“小咪”。挺厉害，谁说她一句不的话也不行。开玩笑她会当真，动不动就这样抢白你：“咋啦，瞧不起阿拉贫下中农女儿哇？”心眼却很好，富有同情感。在十六名同学中，三年没说一句违心话，没做一件违心事的，我认为只有她一个人。“批邓”时，每个同学都至少贴过一张表态性质的大字报。唯独她例外，不写，很干脆地说：“阿拉写不来嘛！”若是别的同学，起码属于路线斗争的立场问题。对她，没人敢这么上纲上线。谁也奈何不得她。
她确是“写不来”。
老师将我和她编在一组，交给我帮助她提高“写作水平”的任务。
我第一次看她写的东西，是学期个人总结，连标点符号也不会用，一“逗”到底，最后一个实心大句号。而那字，像稻田里插的秧苗，一律倾斜地“长”在格子里，仿佛字字是从下往上挑着写的。通篇有四分之一的字似是而非，缺胳膊短腿。语法就更谈不到了。我想替她重标一下标点，力不从心。一“逗”到底，还看得明白。若重新断句，则没有一句意思是完整的。
我十分惊诧，问：“你上过几年学呀？”
答曰：“初一。”
又问：“为什么初中都没念完？”
答曰：“母亲死了，家中缺劳力，帮父亲挣工分。”
再问：“教你的语文老师没给你讲过如何运用标点符号吗？”
答曰：“谁有耐心认真学那些？”
“为什么？”
“不学那些就嫁不了人啦？”
我怔怔地瞧着她，许久不知说什么。她说崇明对面是台湾。我告诉她不是，她就跟我争执不休，争得我只好说是是是。
后来我才知道，张春桥对复旦中文系有过什么“指示”，要招收一个文化很低的，根本不知“文学”为何物的学生，将其培养造就成为作家，以打破“文学神秘论”“作家天才论”。她就是按照这样的指示，招入复旦的“试验品”。
知道了这个底细后，我常常替她感到悲哀。后来同学们差不多都知道了，却没有一个人告诉过她。她自己不知，也就从不悲哀。每月十七元伍角的助学金，吃饭很节省，竟能省下近半数的钱。不买书，买衣服。对我说：“两个月添一件衣服，三年三十六个月，我至少能添十几件衣服是不是？将来结婚的时候，就不必自己再添衣服了。”
我问：“你有对象了？”
她诚实地点点头，说：“还没定。”
问：“为什么还没定？”
答：“要是我分在上海了，就把他甩了！定了，将来就甩不掉了。”
问：“他很爱你？”
答：“当然，我们全公社，这几年就出了我这么一个大学生。”
她对我比对别的同学信任，肯讲实话。
我在北大荒当过小学教师，就从怎样运用标点符号起帮她提高“写作水平”。三年来，我觉得我对她是尽了一个同学的义务的，不乏耐心。毕业时，除了逗号和句号，她还会运用冒号、引号、感叹号了。字写得依然如故，不见进步。残字在她的文化废墟上，依然可以组成一个“独立王国”。
有年端午节她从川沙返校，给我带回十几个肉粽子。我说：“别都给我，也分给其他同学呀。”她说：“哼，给他们个屁！”她觉得所有的同学都瞧不起她这个“贫下中农的女儿”。其实更多的同学并非瞧不起她，是可怜她。她似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怜的，三年来与同学们“划清界线”。
做集体毕业鉴定时，十六个同学中，对十五个同学她一言不发。只对我一个人发了言，提了三条优点。过后，她单独找到我，说：“我算报答你了吧？”一句话，竟感动得我几乎落泪。
三年，三条优点，还有那些肉粽子……她是个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姑娘，而且自尊心特强。
三年来我对她的一些所谓帮助，实在不值一报。对于提高她的“写作水平”，也并不起什么作用。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本欲告诉她，她为什么会被招入复旦，却终于没有告诉她。我想她知道了，准会大哭一场。何必要让她三年后怀着一颗深深受伤害的心灵离开复旦呢？
她离校时，除了我，没有第二个同学去送她。因为她不向同学们告别。
我一直将她送到公共汽车站。她对我竟有些依依不舍。忽然她哭了，说：“其实我早就知道我能入复旦是怎么回事了，把我当成‘试验品’，所以我偏不努力学，让他们扫兴……”“他们”——当然不是指的老师们。老师们对她都很关心，她对此也不无感激。张春桥的任何一条“指示”都是复旦的法令。老师们没有抗拒的力量。她自己，三年来不过是以一种消极的心理，嘲弄政治对她的命运的摆布。
政治摆布人，如同猫摆布老鼠。
她还不是“工农兵学员”中最值得同情的一个。最值得同情的是评论专业的一个藏族女生。文化水平不比小樊高多少，两个孩子的妈妈。入校后有压力，也想孩子，对文学评论不感兴趣，如同盲人对看电影不感兴趣。数次要求退学，工宣队不同意，党委不批。她是农奴的女儿，认为退了她，是“阶级感情”问题。
有天我端着脸盆到水房洗衣服，见她呆呆地站立在三楼走廊的一个窗口出神。一件衣服还未洗完，就听“唰啦”一响，是什么从楼上掉下去砸到树的声音。我觉着那声音不祥，满手肥皂沫冲出了水房——走廊窗口已不见了她的身影。俯窗一看，楼底下卧着她的躯体。
她摔死了……
这些人，这些事，渐渐使我意识到，复旦是不能满足我强烈的求知欲的。它可以给予我的只能是另外一类东西：入党，理想的分配去向，政治垫脚石。想要多少块，它可以给你多少块！但需用等量的“实际行动”去换取。在给了工宣队一个不良的最初印象后，对我来说，换取到那些东西，得“摇身一变”，往自己脸上多涂几道反差油彩。
我没有足够的信心和足够的勇气。出卖自己也总需要点勇气，彻底出卖自己则需要大的勇气。
我唯愿自己能无风无波地在复旦度过三年。
我想，我得本分一点才好。
然而“本分”要成为一个人的愿望和原则时，还需获得客观的恩典。客观不发“允许证”，主观就像一个被无赖纠缠的姑娘……
四
一天，吃午饭时，中文系留学生窗口贴了一张大白纸，上面工工整整的毛笔字写的是：我们不要留学生特殊化，我们要与中国学生同吃同住。署名——申·沃克。
也许是这个名字在留学生中具有某种潜在的号召力，也许是他提出的要求符合留学生们的普遍愿望，留学生窗口一个留学生也没有，他们皆分散地和我们中国学生排在一起了。
我平素对留学生都没太注意过，更没接触过，问同学小莫：“哪一个是申·沃克？”小莫朝前撅撅下巴：“喏，‘瑞典王子’。”
站在三四个人前边的一名留学生转过身来，对我们点头微笑，态度友好。身材很高，一米八以上，却并不魁梧。因为身材高，还显得有些瘦。但举止矜持，风度优雅。我们也友好地对他点头微笑，仅仅是出于礼貌。中文系新闻系的同学合住四号楼。一幢楼一分为二，一半三楼划给了留学生。走廊被门隔开。门上挂着一把拳大的锁，镶的是乌玻璃。某个中国学生若与留学生们接触过多，准会被“留学生办”找去谈话。接触过多是与无来无往相对而言。谈话的实质却意味着提醒、批评、警告。我当时是一个“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时时处于某些同学的监视之下，稍有不慎，便有“小报告”打将上去。所以我避免与留学生们发生接触，讨厌给自己招来什么麻烦。
逢年过节，什么纪念日，欢迎新同学或欢送毕业生，系里照例是要举行联欢会的，留学生们照例是要被组织起来参加的，他们有时也准备个小节目，一般照例是唱主席诗词歌。《沁园春·雪》《咏梅》《蝶恋花》是留学生们很喜欢唱的。只有在这些联欢会上，中外学生之间才显示出一点交往气氛来。也只限于气氛而已，并不能深入到感情层面去。像我和小莫回报沃克的微笑，谈不上友好，只能算礼貌。《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两首诗词公开发表并被谱曲后，我却没听到任何一位留学生唱过。我们中国学生是很快就会唱了的，广播室天天以最高音量反复播放，早、午、晚响彻校园，听也听会了。何况每人还发了油印的铅印的歌篇，学生会还集体教唱了好几次。也巧，那天食堂还就是做了“土豆烧牛肉”。许多中国学生和留学生都买了。不知是哪位大师傅烧的，土豆成了羹，牛肉却不烂。食堂里一片抱怨之声。食堂外响而亮之地播放着《鸟儿问答》。
我和小莫买好饭后，端着碗用目光四处寻找座位。沃克刚刚在一条长凳上坐定。他看到我俩，又朝我俩点头微笑。所有的桌子凳子全被占据了，我俩找不到个可以坐下的地方。沃克欠身往他坐的那条长凳的一端挪了挪，只坐了个角，招之以手，示意我们和他坐在一起。
不过去坐下连礼貌也失掉了。我和小莫对视一眼，走了过去，与他“三位一体”。条凳只有二尺长，三个人坐上，两边两个人的屁股就缺少支点。这么坐着吃饭并不比站着吃饭强多少。我和小莫实实在在是出于礼貌。
其实饭厅里有五张桌子没人就座，都是“留学生专桌”。留学生们响应了沃克，谁也不去坐“专桌”，端着碗往中国学生的饭桌上挤。没座位的中国学生们端碗站着吃，或端回宿舍去吃，也不愿坐到“留学生专桌”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要特殊化”，在留学生们提出来，是增进友好的愿望。由中国学生去坐，就未免有“不自觉”之嫌了。
沃克见他提出的要求得到留学生们的响应，心中分明暗暗高兴，一脸得意之色。
他将一块嚼不烂的牛肉吐在桌子上，侧脸瞅着我和小莫说：“朋友才坐在一条板凳上。你们俩是我的支持者吗？”他中国话说得相当流利，吐字很清楚，而且是标准的普通话语音。
小莫没吭声。
我自然也不愿有所表示，满怀信心地嚼着一块牛肉。沃克又说：“你们中国学生也应该支持我。”
小莫低声问：“你要我们用什么样的行动支持你？”沃克又朝桌上吐出一块嚼不烂的牛肉，盯着它恨恨地说：“简直像从轮胎上切下来的！”随后索性放下筷子不吃了，两肘支在桌上，双手托下巴颏，微笑着说：“从今天晚饭起，我希望你们带头坐到‘留学生专桌’去，那么这个饭厅里就再也不存在什么‘留学生专桌’了，嗯？”那一时刻，他脸上有种孩子般天真的神气。他的微笑也显得那么幼稚。他使我怀疑，他对他的做法并不是很认真的，甚至可能掺杂着无恶意的玩笑的成分。校方是绝不会喜欢一位留学生开这种玩笑的，我想。
“这就是你要达到的目的？”小莫又低声问。
我暗中踩了小莫的脚一下，希望他别愚蠢地提什么问题，快吃饭，吃完快跟我一道走。因为我发现已经有人在注意我们。
沃克的目光在整个饭厅巡视了一遍，望着所有仍在饭厅里的中国学生和留学生们，用缓慢的语调说：“我要达到的目的是了解。”他收回目光，又目不转睛地瞧着我和小莫，情绪变得有些激烈地说：“我们留学生从各国来到中国，绝不仅仅是为了学到中国文化！我们还非常想要接近中国人，了解中国人！对于我们，这是同了解和学到中国文化一样重要的！哪怕让我们真实地了解一个中国人也行啊！可是你们中国学生见了我们留学生，无非就是点头、微笑、‘您好’、‘请’，仿佛你们都是机器人，就会说这么几个简单的词汇！难道我们是到一个机器人国家来留学的吗？有时我真想把你们的思想从你们头脑中挖出来！难道你们中国人的头脑里当真什么都没有吗？”
他的语调很高。这时的他，脸上那种纯稚的微笑不见了，那种孩子般天真的神气也没有了。他那样子好像要立刻同谁展开一场大辩论。
饭厅里一时变得寂静无声。中国学生和留学生们都停止了吃饭，从各个角度愕然地朝我们这边望。
我和小莫一时怔住了。我当时绝没有想到，这位瑞典留学生，竟会当着我和小莫——两个中国学生的面，坦率地说出那么一大番不够友好的话。我以为他想了解中国人的愿望是表达得过于强烈了！而经验，别人的经验，更准确说是别人的教训警告我，与这么一位不安分的留学生接触，对自己是很危险的。
我当机立断地站了起来。小莫却仍愚不可及地怔怔坐着。外面，大喇叭还在播放《鸟儿问答》，不知已是第几遍了。沃克也突然站了起来，环视着所有的人大声说：“安静，请聆听最高指示……”
他的话声刚落，紧接着大喇叭里传出一句歌声：“土豆熟了，再加牛肉……”再接着是：“不须放屁！不须放屁！……”留学生们哄笑起来。中国学生们，则一个比一个神态严肃。不难看出，有人的严肃是佯装出来的。一位老师傅在机械地抹桌子，仿佛身旁发生的事情，与自己毫不相干。
沃克离开桌子，走到那位老师傅跟前，极其认真地说：“老师傅，如果先烧牛肉，牛肉烧得半熟，再放土豆，今天就没有这么多人抱怨您了。”
那老师傅木讷地瞧了他一会儿，竟驴唇不对马嘴地张口来了一段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沃克无可奈何地耸了一下肩膀。我趁此时机，扯起小莫，赶快离开了饭厅。
“这个申·沃克！……”我边走边嘟哝。
“复旦园有了这么一位留学生，够工宣队操心的喽！”小莫幸灾乐祸地说。
我说：“有什么操心的？工宣队实在看着他不顺眼的时候，也许会将他开除！你以为工宣队做不出来？”
小莫说：“只怕没那么便当！沃克在留学生中很有威信，开除了他，也许会引起留学生们的普遍抗议，造成国际影响呢！”
我问：“他真是瑞典王子？”
小莫回答：“留学生们送给他的绰号罢了。”
“他像吗？”
“我哪儿知道像不像！真正的瑞典王子，我也不曾见过。”
“真正的瑞典王子要比我温文尔雅得多！”没想到沃克又跟了上来，和我们并肩走，边走边说，“用你们中国话形容，儒者风度。”
我和小莫不禁都有几分尴尬，猜想我们议论他的话一定全被他听到了。
“你们对我的议论很有意思。”
果然如此！
我和小莫更加发窘。
他却粲然一笑，避而不提了，问：“你们一定读过新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认同那种用阶级斗争观点阐述的文学史观吗？”
沃克提出了一个我和小莫不愿回答的问题。关于“新文学史”，即使在我们中国学生之间谈起，若非彼此绝对信任，也是讳莫如深，谨而慎之的。但如果我们根本不回答，又未免显得我们心有所忌到了胆小如鼠的地步。这又会使我们感到，在一位留学生面前，人格贬低，自尊难保。而且，说到底，他向我们提出的毕竟是一个纯学术问题。起码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纯学术问题。
于是我用外交辞令回答：“那是一部很有独到见解的著作。”我因头脑中能想出这样一句圆滑的话作为回答，对自己感到很满意。同时极欲尽快摆脱掉这位“瑞典王子”的“纠缠”。是的，我已经觉得他是在“纠缠”我们了。小莫却自作聪明地反问：“您呢？您是否能够接受那种文学史观？”
“我当然反对了！如果我们留学生在中国都接受了这样一种文学史观，那就太可悲了！那我们就白到中国来留学了，那我们回国后的个人前途就毫无希望了！一个尊重自己的文学和文化历史的国家，是不会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篡改自己的文学史的，这难道不是极其愚蠢的事情吗？……”沃克激动起来，站在我们面前，看样子要对我们发表“激烈反对派”的演说。
当时我心中真是对他充满了羡慕。因为他有坦率说出自己观点的权力。而我没有，小莫也没有。复旦园内哪一位教师哪一个中国学生都没有。他说了，最严重的后果，也无非是可能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他说的那番话如果出自我们口中，轻则受批判，被记过；重则可能被开除，甚至打成“反革命”。世界那么大，中国不欢迎他，他还可以到许多国家去。中国若对我和小莫过不去，我们就他妈的彻底完了。
有几个新闻系的女同学从我们身旁走过，频频回头。显然，她们听到了沃克的话。
高音喇叭里，《鸟儿问答》诗词歌仍在播放。广播员仿佛不但要使这歌声响彻复旦园，而且传遍神州大地。我和小莫对此已司空“听”惯，并未做出什么表情反应。
沃克却皱起了眉头，长长的手臂在空中一挥，大声说：“真讨厌！”
我和小莫这一惊非同小可！
我和小莫装聋充哑，只有低头走路而已。
沃克继续倒退着走在我们前边。
“不须放屁……不须放屁……不须放屁……”
男高音、女高音、男女齐唱、男女合唱，极有层次地反复唱着这四个字。仿佛谱曲者认定了这四个字代表诗词的最高美学境界，体现了歌曲思想内涵的最**似的，却半点也不能使人感受到音乐的美好。不要说留学生们不喜欢，连我们中国学生学唱到这句时，也个个都觉得口舌笨拙，如鲠在喉，别别扭扭的。
我和小莫唯有装聋作哑而已，唯有低头走路而已。
但愿别人看来，沃克是在对“牛”弹琴。我当时真愿变成一头牛。我想小莫大概也恨不得坐地变成一头牛或者别的什么牲口。
“你们听，这算音乐，这算歌曲吗？你们的鲁迅先生不是就曾经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的话吗？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这算音乐，这算歌曲！这样的东西在复旦这样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著名的大学校园里天天广播，真是滑稽可笑，无法理解，不成体统！……”
小莫这时变得聪明了。脖子似乎从后面被人砍了一刀，低垂着的头始终不再抬起。
你他妈的说得很有道理！你他妈的说得都对！你他妈的说得对极了！但你他妈的这个外国小子干吗非纠缠住我们俩不放？！干吗非对我们俩说这些？！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他妈的太缺德了啊！我心中恨恨地想。
我猛地抬起头，差点要将饭盒砍到沃克脸上。
大概我当时的模样太可怕，沃克顿时缄口了。他惊诧地瞧着我。
我却发现系总支书记、工宣队队长站在楼口台阶上，像一只观察的袋鼠，正聚精会神地望我们。
一个声音命令我：赶快脱身！傻小子，赶快脱身！
那是我自己的理智的声音，也仿佛是一个陌生的令我讨厌也使我惧怕的什么人的声音。这种人当时复旦园里可真不少，防不胜防。在我们中文系上两届的毕业生中，就有一个学生被自己最要好的同学出卖了——毕业前夕，系里贴出了他的“反动言行百例”，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押送回原籍劳动改造。
我灵机一动，突然说：“哎呀！我的饭票夹丢在饭厅了……”说罢转身就往回走。
我们一路无话，匆匆走回饭厅。饭厅里空空****，一个人也没有了。
我们面对面坐在一张桌子旁，相互望着，各自心里都有种摆脱了一个什么魔鬼逃入安全之门的获救感。
“太可怕了！……”小莫心有余悸地嘟哝。
我说：“但愿他别认为我们和他的观点完全一致，那对我们俩可不美妙啊！”
小莫沉思了半晌，自言自语：“如果他认为我们和他的观点完全不一致，那我们在一位留学生眼里可就分文不值了。”
我问：“难道你觉得他的话颇有道理不成？”
小莫生气了，虎虎地说：“你别问我这种话好不好？”
“我可丝毫没有不良居心。”我立刻向小莫解释，又说，“在一位留学生面前，我们都太虚伪是不是？”
小莫摇了摇头：“不，是太可悲。”
“比我们更可悲者大有人在，比如F教授，嗯。”
“嗯。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啊！”
“你说在我们复旦大学三千多工农兵学员中，会有多少人异常清醒地在装糊涂？”
“起码两千五百人吧。”
“剩下的那五百多怎么回事呢？”
“比我们还清醒的野心家，小小的政治投机者，被既得利益收买者，时代制造的半颅人。”
“半颅人？……”
“只有左半边大脑。”
“你以为你挺深刻是不是？”
“反正我不是半颅人。”
我忽然觉得，我们相处两年来，那天才彼此了解，往后可以成为最知己的朋友。我不禁隔着桌子向他伸过一只手去，在他的手背上轻轻拍了一下。
小莫领会了我这一动作的表示，苦笑了一下，说：“不谈这些，我们走吧！”
我也说：“走吧。”望着小莫，却未站起。
小莫也未站起，又自言自语：“这个申·沃克好像认定了我们俩就应该是他主动了解的中国人似的！”
我问：“晚饭我们俩带头坐‘留学生专桌’吗？”
小莫反问：“我们当时应诺他了吗？”
我说：“也不算应诺。”
小莫说：“那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带这个头。”
“是完全没有必要。”我表示同意。
可小莫紧接着又说：“其实带了这个头也无所谓，不过就是坐在哪儿吃饭的问题。”
我想了想，又表示同意：“是无所谓。”
我们刚才紧张的神情渐渐松弛，对望着，忽然都觉得我们之间的谈话既认真又可笑，因为非常认真而显得非常可笑。我们都忍不住扑哧笑了起来……
然而我们并没有获得带头坐“留学生专桌”就餐者的“荣幸”。当我和小莫一块儿来到饭厅，“留学生专桌”早已不成“专桌”了。围坐着它们吃饭的更多是中国学生。“留学生窗口”也名存实亡。有几个中国学生想为所有的中国学生做表率，假装大大咧咧的样子，将饭碗从窗口递了进去，却又被粗鲁地推了出来。卖饭的姑娘一本正经地说：“没接到取消‘留学生窗口’的通知，我可无权擅自破例！”那几个中国学生只好悻悻离开。
小莫说：“还真造成了一种水乳相融的局面呢！”我纠正他道：“实际上还是水乳不相融，不过混兑在一起罢了。好比鸡尾酒。”
小莫说：“比喻得不错。”
两天后，“留学生办”通知我，说要找我谈话。我马上联想到了申·沃克三天前从饭厅到四号楼的路上对我和小莫发表的那些言论，忐忑不安。但又一想自己毕竟没说过一句附和沃克的话，心里踏实了些。隔墙有耳。路上也有耳。大学没教给我什么正经知识，但教给了我不少“防人”的经验，或曰“常识”。那便是——尽量将真实的“自我”包裹起来，包裹得愈严密愈安全。
我在这方面得到的教训是太值得记取了。
入学数月后，我便观察出同学中有几位善于“打小汇报者”，殊恶之。曾以言语相讽。
一日，晚饭后，同学H邀我出去散步。他与我同寝室，而且上下铺。我下他上。我当时有些不舒服，但其邀甚殷，难以坚拒，强颜随行。
走出校园，跨过马路，漫步一条僻静小街。其实那算不得一条街，也算不得一条巷，一侧是大片菜地，另一侧有零散民宅。我只是相与走着，并无话说。H偶尔说一句淡话。实实在在的是“散步”。
H突然发问：“你猜，这是谁住的地方？”
我看时，见高墙内树冠探出，洋楼露顶。院内寂寂然如无人所居。走至门前，门半掩，得窥院内孵石铺路，冬青成篱，月季盛开。有葡萄架，串串葡萄挂缀架下，待人剪摘。我不知这是什么人住的地方，摇头。
H告诉我：“这是陈望道先生的住所。”言罢，脸上闪耀出神秘之色。
我顿时肃然起敬，倒退着离开院门前。直至那时我还是一句话都没有与他说，不知为什么，那个傍晚我就是不想说话。也许仅仅是由于身体不舒服。
我们从他路回返，H突然又问：“哎，你觉得那院子怎么样？”
我不甚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迷惑地瞧着他。
他一笑，进一步问：“要是让你在那么一座院子里生活，你会感到满意吗？”
我随口回答：“当然满意。”我觉得他问得有点莫名其妙，回答前并未做任何严肃的思考。他问了我好几次话，一次也不回答，未免有故意冷淡之嫌。我本无此意的。
那样回答了，认为他就不会再问什么了。而且我回答得也很实在。他果然不再问什么。却看出他内心里暗暗高兴，竟吹起口哨来。“当然满意”——这四个字，是我与他散步时说过的唯一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