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旦到北影（一）
一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两三点钟，哈尔滨至上海的一趟火车进站。一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被人流裹着，步子虚浮地出了上海站。
上海很热，三十四度左右。这年轻人穿件咔叽布的、旧的、在洗染店染过的、黑色而又变灰了的学生制服。一条崭新的、裤线笔直的“的卡”裤子，蓝色的，太长，折起一寸有余。一双半新的网球鞋。头戴一顶崭新单帽。
他左手拎皮革旅行包，右手拎网兜，里面兜着一个新脸盆、牙具什么的。
他避开人流，有些发蒙，不知该往哪儿去。
他像东北农村某人民公社的小文书一类。更具体说，像《艳阳天》中的“马立本”。连“马立本”那点土潇洒也没有，模样迟钝。
虽然是“文革”时期，讲究穿着的上海人还是比全国其他大城市的人们明显地穿得雅致。他有些自惭其“土”。他从来也没有见过满大街的女人尽数裸胳膊裸腿的情形。他感到有些害羞，竟不知目光应朝什么地方看才算个正经的年轻人。
从他眼前走过的女人们，却并不注意他。偶有一两个女人看他一眼，完全是觉得他有些“憨大”。他便更自惭，更害羞。没有一个男人像他似的头上戴着顶崭新的单帽。撑帽纸板还保留在帽子里，未丢掉是为了帽脸儿显得更陡，给自己增添点精神。
他不由得将帽子摘了下来，塞进手提兜里。可是想到自己一个多月前剃秃头，头发生出还不足半寸，一定更傻里傻气，又取出帽子重新戴上。撑帽纸板折坏了，只好扔了。单帽失去了它，不如原先那么像样。
他有几分沮丧。他是我。
如果上海的年轻人们知道我随身带着一份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入学通知书，他们肯定会非常羡慕甚至可能嫉妒我这个“东北土老帽”的。那年头“工农兵学员”正吃香，复旦又是国内名牌大学。我家祖坟大冒红烟紫气！
我向一个清扫工问去复旦怎样乘车。他上下打量我一阵，反问：“新入学的工农兵学员？”
我不无自豪地点头。
又问：“从哪儿来？”
我回答：“北大荒。”
再问：“北大荒当地人？”
答：“哈尔滨知青。”
他说：“我女儿也在北大荒，一师三团。”
我说：“我在二团。”
他询问兵团知青的近况。我很乐意地回答了他提出的种种问题。我的上海知青朋友很多，上海话早已听惯。他对我颇产生了一点好感，末了说：“复旦大学的接站车停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我带你去。”
我能进入复旦，自己完全没想到。
一九七三年初，我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总司令部所在地佳木斯市回到我们一师二团。我是到兵团总部去参加文学创作学习班的。我是团宣传股报道员，兵团业余文学创作员。
回到团部刚几天，政治部主任带我到木材加工厂“蹲点”，总结“政治思想工作”经验。木材加工厂是团后勤处直属连队，在团部附近，离团机关区只五六分钟的路。木材加工厂有一个鹤岗知识青年，抬大木时摔断了腿，被送到师部医院住院。腿好后，他在医院给连队领导写了一封信，要求回鹤岗市探一次家。连队领导没批准。他私自回到了鹤岗。他的母亲给连队领导写了一封信，其中有句质问的话：“我的儿子千里迢迢去到边疆，在劳动中摔断了腿，我自己也在生病，难道你们当连队领导的，竟没有批准我儿子探一次家的善心吗？”可想而知，这封信使连队领导恼怒到什么程度。他一个星期后回到连队的当天，团支部召开会议，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并讨论对他的处分。“讨论”不过是一种形式，处分已在他回到连队之前就确定了——开除团籍。
我以团政治部工作组成员之一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基层连队的团组织特殊会议。会前我了解到，连队领导已找过一些团员骨干个别谈话，“指示”他们在讨论处分时起到“应起的作用”。团支部书记、一位哈尔滨姑娘，对连长和指导员的“指示”当然心领神会，毫无异议，“坚决照办”了。这种做法，本应被列为破坏团组织原则的做法，甚至可以说是“小动作”，是不光明正大的，也是对每个团员意志施加的压力，更不利于一个基层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那个鹤岗知青痛哭流涕地反复承认错误，做了检讨之后，在经过一阵沉默之后，在由团支部书记宣布给予他开除团籍的组织处分之后，在那几个连长、指导员找他们个别谈过话的团员骨干同时举起手之后，在其他团员们十分犹豫的时候，我忍耐不住了，开口发言了。我的性格不允许我在那一时刻保持沉默。而当我对什么事情不赞同的时候，我的言词往往是尖酸刻薄的。我当时说了些什么，无须赘述。总之，团支部书记兼副指导员显得非常尴尬和难堪，几乎是愤愤然地吩咐一个团员：“去把连长和指导员找来！”
连长来了，指导员也来了。两位连队领导的“坐阵”局面，使气氛格外严峻。这种严峻的气氛，将我推到了被迫“迎战”的地位。而人一旦被推到这种地位，哪怕是一个沉着练达的人，有时也会变得一反常态，激昂慷慨起来的。我天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沉着练达的人。我的气质中有种易于冲动、易于激昂慷慨的不良基因。而我一旦冲动起来，岂止“激昂慷慨”而已，简直可以说“目中无人”“气冲霄汉”！尤其当我深信正义是在我一方时，我是颇有点不怕天不怕地的。
我当时又说了些什么，连我自己如今也记不清了。有一点却记得很清楚，连长没坐多一会儿，就一言未发，面色青白地怫然而去。指导员比连长涵养好，默默地吸了两支烟，也站起身走了。他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但离开前狠狠踩灭烟蒂的动作，也够令人“触目惊心”的。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工作组成员的身份，他当时绝不会表现得那么有涵养。团支部书记也要起身走，我把她叫住了，对她说：“团组织会还没开完呢，你不能走！”她只好留下，眼泪汪汪的，几乎快哭了。
多数团员知青，对于出现了这样一种他们万万料想不到的、剑拔弩张的局面，既感到震惊，也暗暗感到钦佩。我无形中成了代表他们被压制的意见的人。他们主张继续表决。表决的结果——给那个鹤岗知青警告处分。这等于对木材加工厂连长和指导员威信的一次严重打击。剖析起来，我的仗义执言，倒并非主要是受所谓“正义感”的驱使。还有更为主要的，当时连我自己也根本不可能意识到的心理因素起强烈作用。这种心理，就是身为一个知识青年，经常受到种种抑制性的不正当的“管束”，人格被“领导意志”随心所欲地扭曲，情绪被外界力量无端粗暴地施加骚扰，寻找机会想得以发泄，表示反抗的心理。不过在什么机会下，以什么事件为导火索，以什么方式发泄和反抗，因人而异罢了。这件事，我在我的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作为“情节”移植到女主人公李晓燕身上了。
我以我认为恰当的方式发泄了。我的心里感到了一种发泄后的满足，感到了一种类乎“大获全胜”的痛快，一种从未有过的痛快。然而，“大获全胜”的不是我，也不可能是我。我不过扮演了一次“堂吉诃德”式的惨败者的角色而已。我已说过，从木材加工厂到团部只需五六分钟。刚表决完，还没散会，我就被叫去接电话。政治部主任从团部打来的。“放下电话，立刻跑步到我的办公室！”政治部主任在电话中用异常严厉的语调命令。
我没跑步，但走得很快。走进政治部主任办公室，木材加工厂连长和指导员坐在办公室里，都幸灾乐祸地瞧着我，都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神气。
“从今天起，不，从现在起，你不再是工作组成员了！你必须在木材加工厂团支部会议上做深刻检查！”主任对我拍桌子瞪眼睛。
“没什么可检查的！”我恼火透了。
“你太放肆了！”主任气得脸色紫红。
我顶撞道：“作为一个人，我有权放肆一次！”
主任腮帮子抽搐，说不出话。
“小梁，你何必发这么大火呢！有话好好讲嘛！”木材加工厂连长和指导员虚伪地劝说我。
我狠狠瞪了他们一眼，走出了主任办公室。政治部主任对我没有半点好印象。他给我的印象更不怎么样。我从连队调到宣传股两个多月后，我们连的文书，一位小巧玲珑的“安琪儿”般的牡丹江姑娘，也调到了团部组织股。她报到的当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和她肩并肩向机关食堂走。政治部主任吃罢了晚饭，迎着我们俩往回走。相距三十步远，我就发现他的五官往一块儿挤，在脸上挤出了一堆笑。尽管我不爱看他那种笑，但却认为他是在对我笑。自从我调到宣传股后，他只对我简短地说过几句例行公事的话，还从没对我笑过。主任对我笑，而且是第一次，仅仅出于礼貌，我想我也应对主任笑。我心里那么想，表情上也就相应地做出了一种笑模笑样。笑得不怎么自然，也不怎么由衷。相距二十步远，主任脸上那堆笑更加可掬了。相距十步远，我才看出，主任脸上那堆笑，并非为我，而是呈献给我身旁那位“安琪儿”般的她的。目光，是聚焦的。整整齐齐的两束，投射向一个焦点——她的脸，连点儿余光，也没赏赐给我。我那笑模笑样，算是白做出了，像一个蹩脚的“二传手”，移传不到位。
我撇下她，识趣地独自走了。从那一天起，我就认定政治部主任不是个好东西。事实证明，我对人的看法很有准头。他终于因为道德败坏，被开除了军籍、党籍，撤销了一切干部职务，“发配”到我的老连队，成了名副其实的“二劳改”。
这个“不是好东西”的人，在当时，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被公认为“坏东西”，因此也就还完全操纵着我这个小小报道员的命运。不久，团机关开始“精简机构”。政治部所属干部、组织、宣传三个股要精简掉二十二分之一。我就是一。宣传股长觉得有些对不住我，安慰我：“你到机械连吧，能学点技术。以后，找个机会，我再把你抽上来。”我没到机械连去。我那时年少气盛，一种对政治部主任，对木材加工厂连长和指导员的挑战情绪，促使我要求到木材加工厂去。这样的要求当然不会遭到拒绝。
在木材加工厂的连部里，连长坐在椅子上，撩起眼皮看了我一眼，慢条斯理地说：“你自愿来到木材加工厂，我当然很欢迎。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嘛！可我们这儿没轻活啊！”
他分明对我落到这种地步很高兴。
我问：“什么活最累？”
他说：“抬大木。”
我说：“我抬大木。”
他说：“好啊！”
他站起来，从办公柜里取出一双帆布手套、一副垫肩，放在桌子上，悠悠然走出去了……
我永远感激当年木材加工厂抬木班的知青伙伴们，他们对我的爱护之情，胜似兄弟。他们认为我是被“贬”到木材加工厂的。他们觉得有义务爱护我。最初三个月内，我的肩膀几乎没挨过“蘑菇头”——抬大木的杠棒，只是用卡钩搬搬木头。三个月后，在我的要求下，他们才开始轮流与我搭对抬木头。我的脚步起初总是踏不上号子，大原木前扭后晃，左右摇摆，“耍龙”不止。好几个人由于和我搭对子扭伤了腰，却没有一个人对我说过一句抱怨的话。
我永远感激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姓名和绰号。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常常浮现眼前。在北京的几个，虽然都已成了家，各自被家庭和工作所累，来往不多了，但每到春节，总是要互相看望看望的。
他们性格各异，都很豪爽，很正直。也许这一点与特殊的体力劳动分不开。八个人，哼起号子，抬千斤重木，是不可能不齐心的。一声“弟兄们，起呀……”，将人和人拉近了。四个月后，招生名额下到连里了。
我成为三名被推荐者之一，名列第二。
但那一年出了个张铁生，我没走成。政治部主任也不甘心让我去上大学。他亲自将我的名字划掉了。
第二年，木材加工厂只分到两个名额：一个大学名额，一个中专名额。大学名额是哈尔滨师范学院，中专名额是鹤岗市邮电学校。
那时我已借调到黑龙江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为期一年。对上大学不感什么兴趣了。唯希望一年后兴许会被留在出版社，做一名编辑。因为他们对我好，有这个意思。
但连队的知青伙伴们替我报了名。推荐的结果，我名列第三。伙伴们还颇为我遗憾。我从哈尔滨回木材加工厂“探家”，推荐工作刚刚结束。
被推荐到鹤岗市邮电学校的，是一名鹤岗知青，木材加工厂的卫生员。他处了个女朋友，是我们哈尔滨姑娘，菜班班长。
推荐结束的当天晚上，菜班班长约卫生员“会晤”。她对他说：“你千万不要去上什么邮电学校吧！鹤岗不过是个小小煤城，回去当邮递员图的什么呢？卫生员在我们这里很吃香，人人求得着，难道你舍得丢掉听诊器吗？”卫生员犹豫起来。
菜班班长进而含情脉脉地说：“反正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让你走的！你一走，我们的爱情就完结了！我怕你回到鹤岗，会爱上别的姑娘！”
卫生员信誓旦旦，言道人虽离开，心是永远不变的。菜班班长哭了，又说：“就算你不会变心，将来两地生活，多么不幸福啊！”
卫生员终于被说服，为了爱情，做出“牺牲”，放弃名额。
菜班班长却瞒着卫生员，去找后勤处长，说她的男朋友希望能由她顶替这个名额，恳求后勤处长成全他们的愿望。
木材加工厂归后勤处领导。后勤处长经常到木材加工厂走走，对菜班班长这个哈尔滨姑娘印象不错，爽快答应。
一个鹤岗市邮电学校的名额，谁顶替谁都不至于引起什么风波。何况又是女朋友顶替男朋友。更何况后勤处长亲自出面说情。招生办认为反正不算原则问题，同意了。这岂能瞒得过卫生员？
卫生员知道后，未免生气，质问女朋友，怎么可以“偷梁换柱”呢？
菜班班长说：“我是太想上学，太想离开兵团了。只要能离开兵团，到任何一个小城市去都行！为了我们的爱情，你就彻底做出牺牲吧！我绝不会对你变心的！其实呢，两地生活，也有两地生活的好处。不经常在一起，思念会加深爱情的……”云云。
卫生员对这样的话颇不受用。他真爱她，上了一次当，就不怎么肯轻信她，于是找到招生办吵闹。
招生办觉得他们无事生非，很恼火，对他们说：“拉倒吧！你们都扎根边疆吧！”
结果，他们两个上鹤岗市邮电学校的资格都被取消。感情却未破裂，似乎断了想法反而更相爱了。
连里呢，认为别白瞎一个名额啊！指导员就去招生办交涉，又将这个名额要回来了。要回来，是为了让另一个女知青走。指导员和那个女知青的关系有点非正常。
连里的知青们不同意，说应该让我走。因为我是经过推荐的，而且名列第三。名列第二的没资格了，当然该名列第三的走。
我呢，其实又不想去上什么邮电学校。分配去向是预先明告的——鹤岗市邮电部门。我一想到以后将穿着一身绿衣服，在小小的煤城鹤岗的某一邮电所里整天拿着一颗邮章不停地盖东盖西，或者骑辆自行车丁丁零零地驶街穿巷，觉得并不美好。
伙伴们说服我。他们讲人挪活树挪死。他们讲你想留在黑龙江出版社没那么容易。从兵团调走一个知青关卡多着呢！你身体这么不好，再回到木材加工厂抬大木，非把你累垮了不可！他们讲团里的干部们不喜欢你，连里的干部们也不待见你，不走留恋的又是什么呢？
那个当初因为我替他说了一句公道话才保留了团籍的鹤岗知青对我说：“我爸爸是《鹤岗日报》的副主编，你千万别错过这机会！将来我让我爸爸想办法将你调到《鹤岗日报》当记者！”
我不忍辜负他们的好心。而且对能否留在黑龙江出版社当一名编辑，毫无把握，就做出了我一生中很重大的一次决定——去当一名鹤岗市公民。我对抬大木这重体力活也确实有些怵了。那一时期我吃不下饭，浑身无力，走路双腿发软，不要说抬大木上高跳板了。有一次险些在三节跳板上被压趴下。果真如此，我的小命也早就报销在大木之下了。我自己不知道，那时我已患了急性无黄疸型肝炎。肝功能损伤严重。
我的名字报到团招生办的第二天，我正硬撑着和伙伴们抬大木，连长走来了，对我说复旦的一名老师要见见我，叫我立刻到招待所去。
“负担？什么负担？”我有些疑惑。惭愧得很，直到那一天，我还不知道中国有所著名的大学是复旦大学。只知道清华、北大、哈工大、哈军工。如果我“大串联”时到过上海，肯定会知道的，但我没到过。平素也未从上海知青口中听过“复旦”二字。一个初中毕业生，又怎么会知道全国的每一所名牌大学呢？
连长显然也糊里糊涂，说：“你去了就知道了。”
我就去到了招待所，见到的是复旦的一位四十余岁的男老师。如果我没记错，他姓陈，政治经济系的。
他对我很热情，问我都读过哪些文学书籍，我就回答他读过了什么什么。
又问我最喜欢哪些著作。
我说：“《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与黑》《红字》……”
“在这几本书中，最感动你的是哪本书？”
我想了想，说：“《红与黑》。”
“为什么？”
我语塞了。我看《红与黑》，是在初中一年级。记得读完这本书，我痛哭了一场。我最同情的倒不是于连，而是德·瑞那夫人。她对于连的爱，在我看来太令人伤心太不幸了。我想我要是于连，可能会朝自己的太阳穴开一枪，绝不忍去伤害那样热烈、那样痴情地爱过自己的女人。而且看过《红与黑》后，我常常设想另一种结局——于连越狱逃走，带着德·瑞那夫人双双逃到一个孤岛或大森林里去，有情人终成眷属，生下一个女儿，白头到老……我就把这些想法讲了。
他很认真地听。
最后我说：“第一次被深深地感动和第一次恋爱一样，是难忘的。”
他看我一眼，忽然想到了什么，问：“你有女朋友？”
我摇头说：“没有。”
他还问：“真的？”
我说：“为什么要骗你呢？”
他说：“好，很好。”
我当时并不明白他为什么认为我没有女朋友“好”，而且“很好”。
但能有这么一位大学老师很认真地听一个知青谈文学，我觉得格外高兴，不再感到拘束，又谈起了别的作品。记得我还谈到了《纳赛·吉约》。这是一个短篇，小学五年级看的。篇名中肯定有两个字我记错了或颠倒了。而且是不是梅里美的作品，也搞不太清楚了。内容是：一个富家子弟与一个孤儿院长大的美丽女工相爱，但又没有娶她为妻的意思。她无法摆脱对他的爱情，跳楼自杀，未死，摔断了一条腿。被一个专做慈善事情的年轻的伯爵夫人所怜悯，送到医院里，天天给她读圣经，教导她为自己“罪恶”的爱情忏悔。富家子弟深感内疚，决心娶女工为妻。但他的监护人，也是他的小姨反对这种爱情。认为一个富家子弟爱一个女工是有失贵族体面的爱情。那小姨就是那伯爵夫人，她亦爱上了自己的侄子。结局是：那女工凄凉地死在医院里，伯爵夫人阻挡了她的情人与她的每一次见面。伯爵夫人要女工临死前向上帝忏悔。
她说：“我爱过。”
她说：“是我，我爱过。”
她就死了。一年后，年轻寡居的伯爵夫人与自己的侄子结成夫妻。小说的名字我虽然记错了，但是那女工临死前说的话，铭刻在我记忆中。
我还记得对这篇小说的介绍中这样写道：“作品一发表，贵族阶层大哗，对作家进行愤怒的围剿。贵妇淑女们，谩骂作家是一只可憎的忘恩负义的猴子，‘一旦攀上高枝，便向人间作态’……”
陈老师自始至终听得很认真。他又问我看过哪些中国文学作品。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我都看过了什么什么。他沉思了一会儿，忽然问：“看过《牛田洋》吗？”我说：“看过。语录引用得太多，不是小说。”他不再问什么。我便告辞了。抬大木的伙伴们围住我，问我复旦的老师找我什么事儿，问了些什么，我怎样回答的。我复述了一遍，他们就一个个直拍大腿，说我是个大傻蛋，不该对复旦的老师卖弄，大谈什么西方文学。尤其不该贬低《牛田洋》，那是“革命样板文学”。他们认为我如果回答得高明，兴许能入复旦。
我想哪有这等好事落在我头上？我上鹤岗市邮电学校，已是板上钉钉了，报以一笑而已。第二天，那复旦的老师到师里去了。隔了三天，他从师里回到了我们团，又把我找到招待所，一见面就对我说：“你的档案，我从团里带到师里了，如今已从师里寄往复旦大学了。如果复旦复审合格，你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专业的学生了！”
我呆住了，半天讲不出话。他又说：“关于《牛田洋》的那些话，你如果真入了复旦，是不能再说的。复旦很复杂，言行要谨慎。不要希望目前情况之下能在大学学到很多，自己多看些书吧！多看书，对一个人今后总是有益处的。”
事后我才知道，那一次招生，整个东北地区只有两个复旦大学的名额，都分在了黑龙江省。黑龙江省又都分在了兵团。其中一个名额又分在了我们二团。陈老师住在招待所里，偶读《兵团战士报》，发现了我的一篇小散文，便到宣传股，将我几年来发表的小散文、小诗、小小说一类，统统找到，认真读了。还给黑龙江出版社去了一封信，了解我在那里的表现。然后亲自与团招生办交涉，将我的名字同复旦大学联系在了一起。
是机遇吗？不是机遇又是什么呢？
从此我在许多事情上都非常相信机遇了。如果木材加工厂的知青们对我不好，不连续两年推荐我，便没有这机遇。如果黑龙江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那些老编辑们给我写封很坏的而不是很好的鉴定，便也没这机遇。如果陈老师不是偶然在招待所中翻看《兵团战士报》，仍没这机遇。如果不是陈老师是另外一位老师来招生呢？更没这机遇。
我的机遇是许许多多人给予我的。我甚至认为包括木材加工厂的卫生员和菜班班长。这次机遇是我生活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转折。机遇决定了多少人的命运啊！生活中，有多少人，仅仅因为没有机遇，便默默无闻。而一旦有了机遇，谁又能断定走在大马路上的一个什么人，不会在一番什么事业中取得什么成功呢？当时我们兵团创作员中，不少人在写作上都比我强得多。那次机遇却偏偏落在我头上。对他们真是不公正，对我真是太幸运。我是兵团创作员中最早离开北大荒去上大学的一个。让我在这篇记叙性文字中，对当年木材加工厂的我的知青伙伴们，对黑龙江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在文学上给予我许多指引的老编辑们，对复旦大学的陈老师，再次表达我永远的感激吧！也让我感激机遇吧！这冥冥之中的仿佛法力无边的主宰。而且让我说，人啊，都为别人更多地创造机遇吧！如果人人如此，我们每个人的机遇也便在其中了。某些人苦苦追求某一事业而不成功，有时实在不是因为缺少才华，而是缺少机遇。进而言之，是缺少为他或她创造机遇的一些人。我们为他人创造机遇，更多的时候并不损失我们自己的什么利益。何乐而不为呢？仅仅因为“我不能，你便也别想”这样一种心理，断送了别人可能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遇，那是多么该诅咒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太多了。少一点，生活将会变得多么美好！
有一部电影中的一个情节，令我感动至深，永难忘记。
年轻的肖邦初到巴黎，无人赏识他的音乐天才。他偶识了乔治·桑——这也是机遇。乔治·桑引他进入自己的沙龙的第一天，邀请了许多音乐界名流，告诉他们，大音乐家李斯特将为他们演奏钢琴曲。但有一个条件，需熄烛听之。黑暗中，钢琴声将所有的人都陶醉了。琴声止，掌声起。乔治·桑挽着李斯特持烛走至钢琴旁。这时人们才发现，演奏者原来并非李斯特，而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持在法国女作家手中的蜡烛，照亮了未来的大音乐家的脸。
李斯特说：“这位年轻人演奏得好极了！我非常羡佩他的音乐天才！”
也许是虚构。但是真美好！美好的乔治·桑！美好的李斯特！当时眼望着银幕，我流泪了，从此喜爱乔治·桑的作品，喜爱李斯特的乐曲，尤胜喜爱别的作品和别的乐曲。乔治·桑与肖邦的爱情，对我来说，也成为容不得什么人的什么文字非议的爱情了……
在接到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前的半个月，我每天仍抬木头。身体愈加不行，撑着，以此感谢心中要感激的一切。一天，竟晕倒了……
二
我到复旦那天，两腿浮肿，鞋袜难脱。以为是在火车上坐的，并不是，是急性肝病的症状。
当天晚上，专业已报到的同学们，聚在一起开“认识会”。天南地北，各自拿出带来的好吃的东西，堆了一桌子。我只剩下几个小苹果，不好意思拿出来，也不好意思光吃别人的，就吸烟。
我的东北老乡，C，女性，放在桌上的是两个哈尔滨特有的“大列巴”，有小脸盆那么大。我只在很小时吃过几次。当时哈尔滨难以买到。大家觉得新奇，切了，你一片他一片，都说好吃，我也拿起一片吃。吃的是老乡的，太客气反而显得疏远。我在一师，C来自五师，原先互不认识。心中暗想，同学中有一个老乡兼兵团战友，真不错。
有一同学问：“听说你们哈尔滨人天天吃这种‘大列巴’？”
C回答：“当然。哈尔滨人个个都是从小吃‘大列巴’长大的！”
我觉得很有纠正一下的必要，便说：“只有百分之五，也许还更少的哈尔滨人是从小吃‘大列巴’长大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从小吃大饼子长大的。”
我说的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当时哈尔滨人的粮食定量是——面粉二斤，大米一斤，其余全是粗粮。米面在一般家庭中，除了过年过节，都是给上班的人带的。
C当即反驳我：“你一个人是吃大饼子长大的，也代表不了哈尔滨人。我就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
我据理力争，说我是百分之九十五中的一个，当然代表大多数哈尔滨人。她不过是百分之五那“一小撮”中的一个，无论如何代表不了哈尔滨人。
她生气了，说：“你说谁是‘一小撮’？告诉你，我的家庭是‘革干家庭’！你侮辱革命干部！”
我说：“我不知道啊！可你为什么要说谎呢？为什么要欺骗这么多初识的同学们呢？你明明知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哈尔滨人吃的是粗粮！哈尔滨人如果都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哈尔滨人早算进入共产主义了！”
我认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哈尔滨人究竟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还是吃大饼子长大的，这是非辩论清楚不可的。对于这一类问题，我一向特别敏感，容不得别人当我面说一句假话。
她说：“你的话里明明有对现实不满的意思！”
我火了，说：“咱俩都是工农兵学员，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就算我对现实不满，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她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那我就有权批判你！”
我说：“你不过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共产党员，统计一下，你在共产党员中也不过是百分之五！”
其他的同学就劝解。他们越劝解，我越来气。我希望他们都能够相信我的真话，而不要相信C的假话。但他们似乎对我与C争论的问题一点也不感兴趣，只对“大列巴”感兴趣，这比他们相信了C的话还令我气愤。若在兵团，如果C不是女的，而是男的，说哈尔滨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还坚持，非被吃大饼子长大的哈尔滨青年们合伙揍一顿不可！
怎么能瞪着眼睛认真严肃地说假话呢？
C拍了一下桌子，气势汹汹地说：“你这是在分化我们党员队伍！”
我腾地立了起来，说：“滚你妈的！”将吃剩下那半片“大列巴”，狠狠朝桌上一摔，猛转身离开了，回到自己的宿舍。
我以前从不骂人，是到木材加工厂后学会的。学会了，就觉得在必要时来一句“滚你妈的”，十分管用。
我躺在自己**，还气得不行，还想再去找C展开一场大辩论。忍而又忍，才忍住怒火。
我的性格中，有种过于认真而又过于激烈的劣根性。在连队，跟几任连干部大吵过。在团里，跟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参谋长大吵过。到木材加工厂，性格依然不改。
我在初二便已入团。到了北大荒，要求重新入团。劳动很能干，不怕苦不怕累的。就是因为这种性格，重新入团竟入不了。四年后，调到团宣传股的前一年，只好又请求恢复团籍，补了十二元多的团费。教训可谓深刻，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现在回想起来，哈尔滨人究竟是从小吃“大列巴”还是吃大饼子长大的，有什么值得辩论的呢？吃大饼子长大的有之，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也有之。干吗脸红脖子粗地争谁代表百分之九十五的哈尔滨人呢？
听隔壁宿舍阵阵说笑声，我忽然意识到，我是换到了另一种环境里。复旦与北大荒太不一样了。我将与之共处的同学也与木材加工厂抬木头的伙伴们太不一样了。我必须正视这个现实。想起陈老师在我们团招待所里对我说过的那番告诫的话，倏然地我心中产生了一种孤独感。
隔壁宿舍里不断传来欢声笑语，C的说笑声尤为响亮。同学们吃着她的“大列巴”，当然不会表示怀疑她的话而相信我的话了。
可我从来没有像那时那刻一样，希望自己的话被相信。每月二斤面粉的哈尔滨人——我心里真是有些难过。
隔了两天，我到医务室去看身体复检结果。医生问过我的姓名，翻到我的化验单，只看了一眼，就低声叫道：“乖乖，好家伙！”接着说：“你跟我来，你跟我来！”不用手扯我，用夹化验单的夹板从背后顶着我往前走。我就这么被顶上了医务室的二楼，顶进了一扇三夹板临时做成的门内。我糊里糊涂地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医生说：“肝炎隔离室。”
我这才知道，我是一个带病毒者——转氨酶五百八十以上。
我请求道：“那也得让我回宿舍一次呀！”
医生说：“不行。你的一切东西都得经过严格消毒。消毒后日常用的我们会替你送来。从现在起你不能离开这里！”
共有二十几名各系各专业的新生被关闭在“肝炎隔离室”。我是其中肝指数最高的。大家的活动区仅限各房间，每房间四五人，有一个四十多平方米的大阳台。阳台下是篮球场。可谁也不愿出现在阳台上，那好像等于自我展览。
我苦闷起来，唯恐被退回兵团。未入复旦，不知复旦名气。入了复旦，方知复旦果果真真是可以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地方。有一个上海“老高三”的新生，与我对面床，每天向我讲复旦的历史。我才知道复旦是出名人的地方，不禁从此对这所大学肃然起敬。
有一天，学校里的气氛似乎显得有些异常。那“老高三”经常偷偷溜出隔离室，带回一些消息。那天他又溜出去了，回来后告诉我们，是某国元首到学校参观，还说翻译就是复旦上一届分配到外交部的学生。“肝友”中一个外语系的，不知为什么就哭了。大家问他哭什么，他说：“我的名额将来是要分到外交部去的，现在却被关在这儿！”大家寂然。
大学既是往人头脑里灌输学问的地方，也是在人头脑里编织梦幻的地方。天天批“智育第一”，学问贬值。“戴帽分配”——即入学前便已预知分配去向，尤使梦幻迷人。想想看，昨天还在握锄把或抡大锤，明天突然进了某某名牌大学，三年后将要被分配到什么外交部、文化部、中宣部、《人民日报》社等好去处，怎地不使人天天做梦呢？
我也借来那本《肝脏病知识》读，也学会了长长地伸出舌头照着小镜自己观察自己的舌苔，也学会了观察身上有没有“蜘蛛痣”，手上出没出现肝掌。也梦想，梦想有朝一日分配到黑龙江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做一名编辑。为这个梦想也暗暗祈祷过，不是祈祷上帝，而是祈祷“复方”什么“草冲剂”——医生每天给我三次的草药汤。
一天，刚刚吃过晚饭，正躺在**忧愁，忽听外面有人喊我。走到阳台上，朝下一望，是陈老师。见了他，就如同见了一位久别的亲人，不禁泪潸潸无语。他仰视，我俯视，我俩好像戏台上《空城计》中的诸葛亮和司马懿。他见我那可怜样子，安慰道：“别想得太多，安心养病。思想负担太重，对肝病也是不利的。”
我说：“我真怕被退回去。”
他说：“一般情况下不会的。肝炎没那么可怕，也不是什么不治之症。”
陈老师走后，我回到隔离病房，重新躺在**，感到内心的忧郁稍释。
同学小莫给我送来十几封信。一封家信，其余全是木材加工厂抬大木的伙伴和宣传股的朋友们写来的。信给我带来了一些安慰。
有三封信是宣传股的姑娘们分别写来的。我们宣传股只有三位姑娘。北京姑娘小徐是广播员，天津姑娘小张和鹤岗姑娘小张都是放映员。我总是叫她们“张天”“张鹤”。我们宣传股在政治部人最多，加上三名报道员、三名干事、两名男放映员，可谓是一个大家庭。股长当年也才三十六七岁，现役军人，是我们的“家长”，令我们感到很可亲的一位“家长”，在我们面前，半点也没有股长的架子，对政治部主任也是“敬而远之”。
我们宣传股的知青之间非常友好。三位姑娘，像我们的三位妹妹一样。这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时似乎谁也没有谈情说爱的念头，关系都很单纯。起码我自己那时没有产生过与三位姑娘中的哪一个谈情说爱的念头，也从未看出其他几个小伙子对三位姑娘有过这种表示。
我上大学两年之后，我在宣传股时那种互相之间友好的关系就分崩离析了。都是爱情把这种关系搞坏了。毕竟不是亲兄妹们。到了年龄，小伙子们总希望某一个姑娘不再是自己的“知青姊妹”，而成为自己的妻子。这是任谁也没办法阻止的。只有互相不被吸引的青年男女之间才有所谓纯粹的友谊。这是一条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定律。伪君子们才企图证明这条定律是错误的。
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夏天，我在河边刷棉袄（我的棉袄脏了，一向是刷洗的，拆了就不可能再自己做上），忽然想游泳，将棉袄用一块大石头压在河中，脱了衣服跃入河里游够了，穿上衣服就走了。直至冬天快到了，却哪里也找不见棉袄了。一天猛然想起，是夏季泡在河里了。到河边去找，仍被大石压着，冻在一层薄薄的冰下面。破冰捞出，已被小鱼小虫之类钻了许许多多的蜂窝洞。拿回来晒，瞧着发愁。那时知青们普遍都很节俭，轻易不扔一双鞋一件衣服，何况是棉衣。小徐听说了这件事儿，好一顿笑。她非要亲眼看看那棉袄成了什么样子不可。看到了，更笑得不行。笑了好几气儿，指点着我说：“你呀，你呀，你呀，你真应该带个阿姨一块儿下乡！看来今后我有义务当你阿姨了，谁叫我们在一个股呢？你真叫姑娘们觉着可怜！”我被她的玩笑话说得脸红红的，认为自己整个儿是个“傻青”。她又说：“棉袄都这样了，晒干了又怎么穿？还不成铠甲啦？”要拿去替我拆了重做。我怕她费事，不肯。她竟自作主张湿淋淋沉甸甸的就硬拿了去。几天后，她将棉袄替我做好了。送来时，要我叫她一声“阿姨”。我说：“叫姐吧！”她让步了，说：“也行啊！”我就叫了她一声“姐”。我一看棉袄，认不出是自己的了。里儿也换了，面儿也换了，棉花分明也换了。厚厚的、新新的。她给我重做了一件袄……
“张天”呢，一口娇小姐似的懒洋洋慢吞吞的天津话。人却一点也不娇气，常像小伙子们似的，戴一顶单军帽，将辫子掖在帽檐里。乍看，像个俊俊秀秀、腼腼腆腆的小伙子。
我被“精简”到木材加工厂，常回股里去玩玩，像回家一样。
她见了我，总是先笑盈盈地说一句：“你来了呀？”而后就静静地坐在一旁，听我与股里的小伙子们聊天。偶尔插嘴说一句：“你瘦多了呢！”或者问：“劳动很累吧？”“我家里寄来一听麦乳精，你拿去吧？”她好像任何脾气都没有，从未和什么人翻过脸。谁对她发脾气，她也依然笑盈盈地瞧着人家，使对方的脾气不发自消。
有一次，大礼堂放电影《杜鹃山》，我坐在放映机旁。断了几次片，机械连的几个坏小子，就往她身上扔鞭炮。鞭炮接二连三在她身上爆炸，她只是一声不响地接片子。我忍不住站起来大声说：“不愿看的，滚出去！”那几个坏小子也一齐站了起来，朝我跨过来，想揍我。
我喊：“木材加工厂的哥儿们，有人想跟我动武！”
我们抬木班的伙伴们，还有其他许多木材加工厂的小伙子，呼啦啦站起来一片。木材加工厂的知青们，打架是出了名的，没有哪一个连队的知青敢惹。那几个机械连的坏小子，见势不妙，慌慌张张地逃出去了。
事后，她对我说：“你还有那么多肯帮你打架的朋友啊？”
我骄傲地说：“那是当然！”又问：“那几个坏小子往你身上扔鞭炮，你怎么一点儿都不生气？”
她一笑，说：“跟他们生的哪份儿气呀？犯不着嘛！我不理他们，他们自己就会感到没趣儿的！”说罢，塞到我手中两块糖……
“张鹤”是矿工的女儿，白白净净的，短发齐耳，眼睛挺大、挺妩媚，略胖。她是三个姑娘中看起来发育最成熟的一个，也是三个姑娘中顶厉害的一个。有一次在连队放电影，因为断片次数多了，知青们起哄。她便停了放映机，不肯再放，直至那个连队的连长和指导员向她说了许多好话……
我读着她们各自寄给我的信，感到极大的快乐。回忆着我们相处时的种种趣事，借以排遣心中的忧郁。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给她们之中的某一个写一封求爱信。那时我非常强烈地渴望获得爱情。可是她们之中我最爱谁呢？觉得她们都曾非常友好地对待我，认为她们之中无论谁将来成为我的妻子，我都会很幸福。的的确确，她们是三位非常好的姑娘，以后我在生活中再也没有碰到过像她们那么好的姑娘。一个人二十多岁时认为非常好的姑娘，到了三十五六岁回忆起来还认为非常好，那就真是好姑娘了。在二十多岁的青年眼中，姑娘便是姑娘。在三十五六岁乃至更大年龄的男人眼中，姑娘是女人。这就很要命。但男人们都如此。所以大抵只有青年或年轻人，才能真正看出一个“姑娘”的美点。到了“男人”这个年龄，觉得一个姑娘很美，实在是觉得一个“女人”很美。这之间的意念上的区别，有如看话剧与看电影的区别。也许我是个坏男人，才生出这么不地道的体会。
于今我认识的姑娘中，漂亮的颇有几个。八十年代的姑娘有八十年代姑娘的特点。有的毫无思想，毫无思想而又“彻底解放”，也便谈不上有多少实在的感情。有的仿佛是女哲人，或者自以为是女哲人。女人到了哲人的地步，不复再是女人，而是怪物。即令美到如花似玉，也不过就是如花似玉的怪物。这两类，都叫我受不了。又有八十年代的流行病传染着她们——玩世不恭。真真的玩世不恭，那是一种境界。装模作样地玩世不恭，那是一种病态。是达到了某种境界还是染了某种病态，带她们到自由市场上走一遭就分辨出来了。企图少花块儿八毛的钱从小贩手中买一件便宜衣服时，你就可以对她们直言：“你有病。”八十年代的姑娘装模作样地玩世不恭，和封建社会的公主小姐们装模作样地弱不禁风，是一码事。话题扯开去了，还谈我们宣传股的三个姑娘吧！
我没给她们中的哪一个写求爱信。虽然有这念头，却提不起这精神。在“肝炎隔离病房”内写求爱信，命运未卜，我只怕自己会写得太不像样子。但从此，就觉得三位姑娘中的哪一位，已经是我的恋人了似的，心中明朗了许多。几乎每天都拿出她们的信读。
到了冬天，多数“肝友”都已“获释”，只剩下了我和另外三个。形影相吊，冷冷清清好不凄凉！情绪都坏到了极点。又过了半个多月，一天下午，一辆小卡车，将我们拉到了虹桥医院。
我整个第一学期没上一天课。
出院后，心情渐渐开朗，积压了许多信件，就在一个星期天集中回复。于是又重读了三位姑娘各自写给我的几封信，竟不知如何回复才妥当了。
人啊，人啊，有时真是令自己都鄙视自己。在学校“肝炎隔离病房”，在虹桥医院，我天天都盼着三位姑娘给我来信，希望她们经常给我来信，多多益善。每收到她们的来信，便如获至宝，仿佛收到包治肝炎的灵丹妙药。从字里行间，我寻找着那些充满友情的、流露关心的、善良而温柔的话语，反复咀嚼，细细体味，获得某种精神上的怜恤和安抚。而一旦离开了那种特殊的令人沮丧的环境，肝指数正常了，心术则变得有些诡诈起来。
眼前摆着她们的几封来信，头脑中忽然闪过一种想法：我若回信，她们必再来信，导致书信往来不断。继而将会导致什么呢？
导致什么呢？——导致爱情。毫无疑问。
曾认为被她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所爱，将是莫大幸福的我，肝病初愈，便觉得未见其然了。是啊，我已经是复旦——全国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她们呢，还在北大荒。这爱的后果，又有何幸福可言呢？最不理想，我也会被分配到黑龙江出版社吧？一位出版社的编辑，在哈尔滨什么样的姑娘物色不到呢？何必操之过急呢？凡事还是现实些的好啊！人是不是都在生病的时候才更需要获得爱情呢？生病时所需要获得的爱情，病好了是否便都觉得不那么太急于获得了呢？我当时弄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了。好像心里生出了一个鬼，在教我一点诡诈。
我重读那几封信，便认为那些充满友情的、流露关心的、善良而温柔的话语，分明都包含着不直白、待我回信中主动表露的一个“爱”字。
我可不能。我想。我千万别头脑发昏，今朝一主动，则将永远被动了。
信总是要回的。
不回，太没人味了。
究竟怎么回呢？想啊想啊，受心中那个鬼的启发，想出了一个可谓“上策”。
每一句都经过反复推敲，既要表达出感激，又要在关系上拉开远远的距离。写完之后，涂涂改改，句句换字，最后定稿一封给“知青姐妹”的致敬电一般的短信。抄了一遍，再读一遍，觉得挺满意。料想她们收到这样一封写给她们的公开信，大约是不会再来信了。来信，也可能是联名信了。联名信就没什么需设防的后果了。我觉得自己挺聪明的。
信寄出后，过了一个多月，果然未收到她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回信。心中有鬼，必然有愧。终于按捺不住内疚心理，就给股里的一个朋友写了封信。末尾似乎随便地带了一句——我给三位姑娘的回信她们收到否？何以竟不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