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街啊小街
一
其实，此文题并非初衷。我原本要起的，是“小街无语”或“小街断想”之类。然而，落笔现字，却觉意犹未涵。沉思默想，几经斟酌，仍难确定。于是，只有“啊”。
中国许多城市中的许多小街，早已先后在“城改”中名存实亡。城市旧貌换新颜，乃近二十年来的发展成就，造福祉于百姓，其好甚大。对那些简直就是贫民窟的小街的消失，若竟生什么凭吊似的感慨，除了说明文人的矫情，再并不能说明别的什么。
但我还是很有些感慨。若别人认为便是凭吊，我也无言可辩。
有时想来，每个人的一生，可以由多个方面来划分阶段。比如年龄阶段；比如婚前婚后；比如从事这种工作以前从事那种工作以后等等。
然而我的人生，确切地说，我的城市人生，也可以由三条小街来划分的。其一曰安平街；其二曰光仁街；其三曰健安西路。
我的五十七年的生命，除了下乡六年，大学三年，在原北京电影制片厂院内的一幢老旧的筒子楼里住过的十一年——总共二十年，另外三十七年，只不过被三条小街全部占有了去。或换一种说法，被三条小街牢牢地拴住了。或再换一种说法，与三条小街发生着命里注定似的人生关系。
人生竟也是如此简单的一种加法。
我心难免因而愀然。
“啊”，主要是由此而发的。
先说安平街——它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哈尔滨边角地带的一条小街。岁月催人老。我竟讲起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且是自己的人生的一部分，不由得不感慨。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在哈尔滨的那一处边角地带，数条小街曾以“非”字形存在。一条纵向有缓坡的较宽的土路，将分别由安平街、安心街、安宝街、安国街、安顺街、安达街等六条小街排列两旁。我已经记不清那一条土路叫什么路了。更无法确切地说出安平街是它的六小“横”中的哪一“横”。
安平街长约五六百步。街路自然也是土路。在当年的哈尔滨的边角地带，几乎一切的街路全都是土路。安平街宽三十余步。无论与南方某些城市里的小街相比，还是与哈尔滨中心区的某些小街相比，它实在算得上是一条够宽的小街了。这乃因为，居住在那一带的哈尔滨的先民，其实没几户是中国人家。十之八九是苏联“十月革命”之后流亡中国的老俄国的侨民，被红色政权所不容的那样一些老俄国人。苏联的电影《列宁在十月》中，有一段列宁和他的贴身卫士瓦西里的对话是这样的：
瓦西里：我们起初想把那些地主富农全都杀掉……
列宁：唔？……
瓦西里继续读他的农村老乡写给他的信：但我们又一想，那样做太不人道了。我们革命者是应该讲人道的。所以我们将他们赶跑了……
列宁：唔？赶到哪里去了？
瓦西里：我们将他们一直押到边境，赶到别的国家去了……
列宁：对！这样做很对。这一封信写得很好啊，很有水平啊！……
列宁所称赞的，并不是将自己国家的地主富农赶到别的国家去有多么地对、多么地好，而是竟没有采取一了百了彻底消灭的方式“把那些地主富农全都杀掉”。
而那“别的国家”，主要便是中国。
老俄国的某些贵族们，在“十月革命”之风声鹤唳之前，便有不少逃亡到了哈尔滨。他们从国内带出的金银财宝，足以使他们在当年的哈尔滨继续过着富有的准贵族的生活。在哈尔滨的道里、道外、南岗三大中心市区，他们兴建楼宅，投资商场，依旧活得来劲儿。道里区的所谓“外国头道街”至“十二道街”，亦即现在成为步行街的“中央大街”及两旁的街道上一幢挨一幢的美观的俄式建筑风格的楼房里，所居住的便是他们。至于从老俄国逃亡出来的一些小地主和富农，他们挤不进本国逃亡出来的贵族们在哈尔滨占领了的地盘，便只有在城市边角地带重建家园。我想，有些事，他们肯定是共同出资，比较齐心协力地来做的。否则，当年遗留下来的那些街路，断不会那么宽、那么直、那么平坦。那显然是经过压道机反复碾压过的一些沙土混合而成的街道。路面两旁有排水沟，沟宽约一米，其上铺木板。下雨天，人若怕弄脏了鞋，是可以走在排水沟的木板上的。就像走在人行道上。如果谁穿的是后跟钉了铁钉的皮鞋或靴子，走在其上，木板也会发出声音，挺好听。在两道排水沟的内侧，无一例外地是围在各式各样的窗前的大小花园。俄国人，现在又应该这么称呼他们了——他们对于家宅的窗，是很讲究的。每一扇都具有独特的审美。尤其早晨，当一扇扇美观的护窗板对开以后，仿佛一册册装帧精美的书翻开了。俄国人也是喜欢花的，有些花，比如被哈尔滨人叫作“扫帚梅”的一种其茎能长到一人多高的好看的花，据说就是由他们将花籽带到哈尔滨的。“扫帚梅”开有红、白、粉三色，是一种根本无须侍弄的花。只要哪一年在哪一处地方曾生长出几株，那么来年那地方准会开出一片来。它是一种哈尔滨人特别熟悉也特别喜欢的花。
当年那些俄国人的家都是独门独院的。有的院子大到如同小学校的操场。依我想来，那些俄国人家大约是逃亡出来的地主吧？他们的院子里甚至有马棚，有漂亮的带顶罩的俄式马车和高大的洋马匹。而那些院子较小住宅也较小的人家，则大约是从老俄国逃亡出来的富农。富农之所以是农也富，几乎全靠了比贫农多一些的土地。大抵，他们仅富在农业产品的秋收方面。一旦离开了曾属于他们的土地，他们往往也就不再富了。富农这一概念和富人的概念是很不同的。估计他们当年没能从老俄国带出来多少钱财。老卢布作废了，他们当年确有些钱也都成了废纸。所以他们当年不能在哈尔滨过上食积服蓄而又高枕无忧的日子。他们必须为他们的生活做些事情。然而他们是农民出身的人，没有什么可以赖以挣钱的手艺和技能。于是他们在不甚大的院子里养奶牛、羊，或养兔和鹅。在老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的前后，当年中国哈尔滨的那一地带，基本上是他们那样一些逃亡到中国的俄国人的居住地，或曰避难所。哈尔滨的那一地带的人居状态，实际上是一种俄罗斯的乡村情形。
黑龙江省在一九四七年就已经解放了。黑龙江省解放之前，一批俄国人又仓皇地继续逃亡到外蒙去了。黑龙江省解放之后，在苏联的要求之下，也有一批被遣送回他们本国去了。那时，才有些中国人家开始定居在那一地带。许许多多带大小院子的俄式房屋由他们的主人贱卖，或由哈尔滨的有关官员监督着进行公开的拍卖。当年买一处独门独院的不十分大却也绝不算小的俄式住房，那价格真是便宜到了今天的中国人难以想象的程度。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当年，闯关东的人家，借钱也要买下一处家园了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一户人家买不起一处宅院，便几户人家合着将这买下来。原先认识不认识，已经变得不重要。便宜到什么程度才是下决心的前提。更有那富人家，趁机广置房产，租给终究还是买不起住房的穷人家。
及至我两三岁时，也就是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前后，哈尔滨的那一地带，人家已经变得相当稠密了。从前一户俄国人住的院子，至少已经住着两三户中国人家了。有的房屋多的大院子，甚至住着十一二户人家。街名，也是在那一时期取定的。
两三岁的我开始记事了。我的家住在安平街十三号。那是一个长方形的大院，包括我家在内住着八九户闯关东来到哈尔滨的人家，皆是山东各县的人家。整个院子是由一户人家买下的，邻居们都是租户。我家住着院子最里边的一处小房屋，两间。大间十五六平，小间十一二平。还有一个五六平的护门小屋，哈尔滨人叫“门斗”。虽是俄式房屋，但毕竟相当老旧了。当年我家五口人：父亲，母亲，哥哥，我，和刚出生的三弟。
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家的一段相对幸福的日子。父亲才三十几岁，身体强壮；哥哥学习很好，特别懂事又特别有礼貌；母亲呢，她是那么勤劳，征得了房东的同意，居然在自家屋后养了两头猪。
安平街上，依然有几户俄国人家住着。安平街上的俄国教堂，每天早晨依然会有大钟敲响。教堂的院子与我家所住的那个院子，仅仅由一道木板障子隔着。两个院子都是安平街上最大的院子。
在我的记忆中，每天早晨大钟敲响以前，先是远近雄鸡的啼鸣，大钟敲响以后，该听到一串串的俄语。或男人的声音，或女人的声音。那几户俄国人家，要趁早遛遛他们养的奶牛或羊。就像如今养宠物狗的人家遛狗那样。他们的牛羊如果不每天走走，大约是会被圈出病来的。他们倒也比较懂得公德，带着撮子和铲子，会将牛羊粪干干净净地铲起来。如果他们不那样，街道组长便会找上门去，严肃地批评他们。街道组长的批评对于中国人家并不是一件值得不安的事，有时不服，与之顶撞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但对于那几户俄国人，街道组长的批评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事，他们往往显出诚惶诚恐的样子。总之样子肯定是那么一种样子，内心如何则就不得而知了。他们在中国住久了，听和说中国话，都已基本不成问题。套用今天我们中国学生英语考级来比喻，说他们都差不多具备四级汉语的听说水平，大概不算是夸张。
六点到六点半时，如果是夏天，如果那时我醒了，可以听到院子里的大人们在互相打招呼。互相打招呼的男人，大抵又同时在家门前漱口、洗脸。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有一张简陋的长凳，或者一块被砖石垫高的长木板。它的功用就是专为放脸盆供全家人在外边洗脸的。夏天的晚上，一家人往往也会坐着它把脚都洗了……
七点到七点半之间，院子里和街上便会接连不断地响起自行车清脆的铃声——那是家家户户的男人们上班去了。哈尔滨的这一地带当年没有工厂，男人们都要到别的区域去上班。当年公共交通路线也没有通到这一地带，自行车对于男人们是必不可少的。当年国产的自行车或许还没生产出来，他们骑的皆是二手的外国牌子的自行车。日本造、俄国造或德国造。那是外国人仓皇而去之前卖给中国人的，据说有时便宜到了和一件旧衣服的价格差不多。男人们很在乎他们的车铃响得清脆不，那似乎意味着体现他们阳刚之气的一部分。
父亲们上班去了以后，院子里随之出现是学生了的孩子们的身影。他们在上学之前须将家里的尿盆倒了，那通常是他们的家庭义务。等他们也上学去了，女人们才终于有空从家里走出到院子里。街上的每个院子里自然都会有一处公共厕所。女人们一出家门，往往的，径直便向厕所走去。她们便在那时相互说些话，无非是“上班的打发走了吗？”或“全家都吃过吗？”——倘厕所里有人，两个女人便会在厕所外继续说话。厕所里的人一出来，两个等着的女人之间还会互相礼让一番……
“你先。你家有老人。”
“你先嘛，你家不是活多嘛！”
如今回忆起来，那情形是很好笑的。
而几分钟以后，便有胖胖的俄国“玛达姆”推着小车逐院卖牛奶了。有时，卖牛奶的也会是一个漂亮的俄国姑娘。我们的母亲们，往往会一起逼着漂亮的俄国姑娘唱歌跳舞。都说，否则不买牛奶。那是她们的一乐。俄国姑娘只得唱和舞，而孩子们一听到歌声，便争先恐后地跑出家门围着看。那是我们孩子最初的文娱欣赏。
一个多小时以后，也就是上午九点钟左右，院子里也罢，街上也罢，归于平静。
那一种平静，是今天的城里人所无法想象的，也是今天的城里人所梦想奢望的。尤其街上，不但平静到没有任何声音，也会很长时间不见一个人影。
尽管人口密度已经大大地增加了，但相比于今天的城市，同样范围内的人口，那也还是少得多。
确乎的，当年哈尔滨的那一地带，虽然属于城市的一个地带，但是却更像乡村，所谓都市里的乡村。中国都市里的俄国特征显然的乡村。
如今我一回忆起安平街，似乎还能闻到那一条小街的气息——家家户户临街的窗前那些小花园里各种花粉的气息；从某些人家的木障子后边将丫杈探向街上的榆树的气息；俄国人住的院子里散发出来的料草的气息；牛粪、羊粪那一种潮湿的中药般的气息；还有泥土本身的气息……
如果是在雨后，一切气息混合了，时浓时淡的，细细地嗅闻，竟有点儿甜似的。即使是住在安平街上的一个瞎子，仅凭那气息，也会知道自己是走在安平街上的。比之于其他几条安字头的街道，安平街是格外具有气息的一条街。因为一处东正教堂在这一条街上；因为这一条街上临街的花园多，几乎无窗不临花园；还因为这一条街上始终住着几户俄国人，他们也始终养着牛、羊和马……
我在安平街上度过的学龄前的童年时期，乃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期。家里的生活尽管清贫，但在那个年代，无论大人还是孩子，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是极低极低的。这样的人类自然是容易快乐的。我的回忆使我至今相信——如果说人类的不快乐有三分之二是由于清贫所致，那么也许有三分之一恰恰是由于对享受式的生活太过奢望而自造自加的烦恼吧？
我上小学以后，安平街几乎可以说是迅速地变成了一条老朽的街。另外几条安字头的街，亦是如此。首先是因为人口密度迅猛增加，这儿那儿，自建的小屋满目皆是了。它们占据了街道，街道变窄了。花园的面积是可以私下里成交卖钱的，所以街两旁的小花园也几乎全都不见了。街道两侧排雨水的水沟，成了众多人家倾倒泔水甚至屎盆尿盆的地方。人口密度迅猛增加了，街上却还没有盖起一处公共厕所。变窄了的街路，每年都向沟里塌土，有些沟就被泥土填满了。一到雨季，街路整段整段地被雨水终日浸泡，变得泥泞不堪了。而那些俄式的房子，斯时存在于中国地面上的岁月，大抵都有四五十年那么长久了。它们又普遍是些铁皮顶板泥土结构的房子，每年都需进行维修的。它们的主人变换成清贫的中国人以后，又大抵是维修不起的……
在我读小学五年级时，最后的几户俄国人也被遣送回国了。教堂归公了。公家也不知该如何利用它的房屋和院子，所以任房屋闲置着，院子荒芜着，教堂钟楼上的钟，就再也没被人敲响过……
我上小学六年级时，安平街上兴建一座铁丝厂。教堂被拆除了。我们那个大院里的人家全都成了动迁户，先后搬走了，最后仅剩我家和隔壁的陈大娘家了。
院子是没有了。
那厂房盖盖停停，三年还没有完工。我家和陈家的房子，被建筑工地的垃圾堆四面包围，连条通向街上的路都没有了。那几年的夏季雨多，工地上到处挖地基坑，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大水坑。坑里的水无处排流，连我家和陈家的屋里都渗出一尺多深的水来了……
厂方原本是想节省两处房子，不动迁我家和陈家的。陈大娘的丈夫早已去世，只她和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而我父亲，当年已到四川工作去了。“把我们两家的家院搞成了这样，却还不打算动迁我们，这明明是欺负我们两家没有和他们进行理论的男子呀！”好性情的母亲终于忍无可忍，生气了。生气了的母亲，在一个月里，代表陈大娘家，找了三次市委……
二
光仁街是一条宽仅七步半的小街。是的。宽，仅七步半。而且，是以一个少年的步子来踱量的。倘它不叫“街”，叫什么什么胡同，那就不能算窄了。但它明明是叫一条街。我和母亲第一次出现在那条街上时，母亲站在街的中央，左右扭头望望，踟蹰不前地说：“这条街，太窄了。”于是我就默默地迈步来丈量它，之后告诉母亲：“七步半。”我的意思是——七步半呢，不窄了。但我却希望母亲并不那么觉得。我已经陪着母亲看过好几处地方的房子了。显然，铁丝厂的人认为，如果给我们家这样一户动迁户安排了一处说得过去的房子，那他们就太吃亏了，也太让我家占便宜了。所以我们去看过的房子，不是紧挨着肮脏的街头厕所，就是由铁道线边上的一些临时工棚马马虎虎改造的。终于看中了一处房子，母亲又主动让给陈大娘家了。母亲这样做，我和哥哥也都是支持的。陈大娘对于我有如第二位母亲，我愿一辈子含辛茹苦的陈大娘晚年能住上较像样子的房子。然而我早已满腹怨言了。因为帮母亲拿这等大主意的本该是哥哥，可哥哥是中学里的学生干部，没时间，所以母亲只有每次拉上我给她做参谋。可我才是一名小学生，并不能实际地起到参谋的作用。在我看来，每一处住房都是我们全家应该立刻搬去住的，哪怕后窗对着厕所的门，哪怕一天要听无数次载货列车过往的噪音。因为我们的家早已不像是人家了，而更像一处被建筑垃圾包围着的两栖动物的穴。臭水淹了床脚，泡着炉壁，屋里搭着使人不至站在臭水里的踏板，我家的人可不很像水陆两栖的动物嘛！我巴不得能早一天离开那样的穴。
然而母亲终究是一位母亲。肯定的，在她想来，那也许是她为全家选择一处住房的唯一一次机会，而且也将会是她这一辈子的最后一处家。她企图为我们全家人考虑得周到一些是理所当然的。
“儿子你看，那儿更窄了，街两边的人都开了窗可以隔街聊天了！”
母亲对光仁街表达着不中自己意愿的看法。
我反驳道：“那又有什么不好？”
母亲又说：“咱们从前的安平街多宽啊！”
我光火了，气不打一处来地抢白她：“安平街是咱们的吗？它再宽那也是从前！”
母亲瞪我一眼，不理我了，径自慢慢地往前走去，边走边左看右看的。分明的，街两旁低矮的东倒西歪的房屋，给她留下的是极其糟糕的印象。
然而光仁街十三号，却是一个不小的院子。院中的房子倒也齐整，起码不东倒西歪的。外墙都刷了白灰，窗框门框都刷了绿油。那样的房子，在我眼里，简直够得上美观了。
母亲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她问我：“你觉得这个院子怎么样？”
我说：“好！”
母亲却说：“也有一点不好。比街面低不少呢！夏天，街上的雨水肯定会往院子里流的。”
我又生气地说：“看都搬来好多家了，别人家都不担心，怎么就你担心！”母亲复瞪我一眼，又不理我了。说那个院子不小，是相对于光仁街而言的。比起我家在安平街住过的那个院子，那还是小多了。院中公有的空地，只有前者的五六分之一。三面是住房，一面是各家各户的煤棚。有两扇对开的院门，门旁是公厕。全院只剩一处空房子了——两间。大间十五米，小间八九米，带门斗，前后窗。母亲在空房子里时，一个女人走出家门，主动和母亲打招呼。她家也是安平街上动迁过来的，和母亲认识。她说：“要是看中了，趁早搬过来吧，正好咱们两家成了住一个院子的近邻。”
母亲说：“当家的远在外省，我得和孩子们商议商议。”
我立刻说：“妈，我同意！”
那女人笑道：“真是你妈的好参谋！”
母亲看我一眼，也不由得笑了，还抚摸了我的头一下……
就这样，我家从安平街搬到了光仁街。那时已是九月。穷家易搬。厂方出了一辆卡车，仅一车就搬了个一干二净。我们在新家过的“十一”。里间外间都搭了床，全家六口分两张床睡，我从没睡得那么宽绰。母亲的心情也从没那么好过，脸上经常浮现着满足的微笑。“十一”那天，她还有极好的情绪率领她的四儿一女逛了一次动物园。两个月后，冬季来临了。那一年的冬季可真冷啊！正是备战的年份，据说好煤都由国家储存起来了，供给居民冬季取暖的只不过是煤粉。不好烧，炉膛里的火总是半燃半熄的，往往连一顿大子粥也不易煮熟。那一个冬季，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全都被冻感冒过。春节的日子里，轮到了我发高烧。然而那样我也还是在年三十儿那一天晚上将地板刷了一遍。不是刷油，是用刷子蘸肥皂水刷裸纹的地板。终于又住上有地板的房子了，干吗不将它刷得干干净净的呢？发高烧又有什么呢？谁又没发过高烧呢？
尽管我们的新家冻手冻脚的，然而我们有珍藏的旧年画用图钉按在墙上；有母亲巧手剪成的拉花悬在天花板上；所有的门两旁，还贴着哥哥用工整的毛笔字写的对联。初一邻居们相互拜年时，都夸我们的家里最有过春节的气氛。漫长的冬季总算挨过去了，母亲和我们对春天的到来显出异乎寻常的欢喜。五月份，大地一开始变得松软，我便向邻居借了一辆小推车，动员了两个弟弟，每天一放学就这里那里到处去发现黄土堆，挖掘了一小推车一小推车地往家里推。有时，要去到离家很远的地方。
七月，我小学毕业了。我和两个弟弟托出了百余块土坯，并且它们都已经晒得干干的了。八月是我小学阶段的最后一次暑假。在这个月份里，我为我家的两间屋子盘成了两铺火炕。炕面和炕墙糊了一层又一层的旧报纸。我是瓦匠的儿子，那些活对我而言并非难事。试烧了几天，烟路通畅。母亲见我们那么能干，一高兴，手就松了，居然舍得拿两块多钱允许我买了一盒油漆。我极为节省地用光了一盒绿色的油漆，于是两铺炕成了绿色的。我在盘火炕时，不小心弄穿了一面墙的墙根。其实也不能怪我不小心，那墙它实在太是一面骗人眼睛的墙了。原来，那院子本是一个加工纸盒的街道小厂。开不下去了，就被铁丝厂收购了去。把全院的房子草草伪装了一番，用以应付动迁的人家。我家的房子是最后一套，干那种活的人们更是应付了事，仅仅用些草绳就马马虎虎编了一面墙，里外抹上泥，人眼又怎么看得穿呢？我怕母亲发现了真相，后悔搬到这个院子里来。趁母亲不在家里的半天，把那堵墙根推倒，用剩下的土坯重砌起来。等母亲回到家里，我已大功告成。
九月，父亲回来探家了。父亲对我们的新家也很满意。新邻居们的关系相处得特别友好，这令父亲对生活产生了满心怀的感激。他说：“等我退休了，能在这个院子里养老，岂不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吗？”他对我盘的两铺火炕，也予以了郑重其事的表扬。他为我家的前后窗都围起了小院子。我家的房子虽然在全院是最小的，却因为是最把头的一套，前后窗前都有理属我家的空地。母亲向街坊要了几种花，而我趁夜从一所疗养院的院子里盗挖了一株檞树苗。于是我家前窗外有花，后窗外有树，使邻居们大为羡慕。
我们这一家的小百姓生活，似乎已开始过出了几分诗意。对此我的理解，幸福的生活似乎并非梦想了。
但父亲临走时却大发了一顿脾气——他不同意哥哥考大学，要求哥哥找工作。可哥哥却一心渴望上大学，母亲暗中支持着哥哥。事情还惊动了校方，哥哥的班主任老师陪同一位副校长来到家里，批评了父亲一通。
父亲走的那一天，恰是哥哥大学考试的第一天。
哥哥谎说去找工作，没送父亲。
我代表全家将父亲送到了火车站。
父亲辩解似的对我说：“爸开始老了，实在是没能力供一名大学生了啊！”
列车一开，我看到父亲眼中流下了泪……
我先收到了中学录取通知书；几天后哥哥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又过几天母亲被选为街道组长。
我家这一户新搬到光仁街上才一年的人家，因为母亲是街道组长，因为出了一名大学生，成了一户颇受尊敬的人家。对于哥哥考上大学，我一点儿都不奇怪。那是我预料之中的事。哥哥之善于学习，正如我之善于托坯盘火炕。但母亲居然被选成了街道组长，却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事。在短短的一年里，她怎么就赢得了几十户人家的好感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那些日子里，母亲脸上经常浮现着微笑。我看得出来，她特有成就感。
对于我来说，我家的幸福生活，到来得是未免太顺利了呀。
那一年的冬季我家温暖如春。
那一年的春节我把家粉刷了一遍，四壁滚上了好看的花样。我把我们小小的温馨的家当成了一个王国。父亲远在外地，哥哥上大学去了。我就是国王。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对我们的家施行美化性的改造，母亲只偶尔地“垂帘听政”。倘我不向她伸手要钱，母亲从不反对我的任何主张。
当年秋末，哥哥被大学里护送回来了——他患了精神病。
从此我家的生活不再有丝毫的诗性可言，幸福一去不复返。父亲和母亲，也永远地失和了。我想，他们可能一直到死，都谁也没有真正地原谅了谁——父亲认为母亲支持哥哥考大学是绝对错误的；母亲则认为，哥哥得了精神病，纯粹是由于父亲施加给他的心理压力太大了……
弟弟妹妹们失去了欢乐……
我成了班级里学习成绩最差的学生……
又两年后，我为了替家里挣份钱，无怨无悔地报名下乡去了。依我想来，要治好哥哥的病，前提是得有钱。只有治好了哥哥的病，母亲脸上才会重现微笑；弟弟妹妹们才会重享欢乐；父母才会彼此和解；诗性才会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幸福才会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
我那时当然还不明白，精神病是无法根治的。
我下乡以后，从地理上讲，父亲离我是更遥远了。从心理上讲，我离父亲反倒像是更贴近了。因为我终于也和父亲一样，成了一个能够挣钱养家的人。而这正是我所梦寐以求的事情。
光仁街十三号，它成为我和父亲共同的意识中枢。我和父亲每月各自将钱汇往这个地址。我们的目光，从东北边陲和西区的大山之间，共同关注着光仁街十三号——这个院子里有家啊！
我和父亲相见一面更难了。
父亲从四川回到哈尔滨的光仁街十三号，竟往往需要六天；而我从北大荒回到光仁街十三号，一路顺利，不住店，那也得经历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
我和父亲不容易在同一年的同一个月里请下探亲假。我和父亲见上一面特别地难了。
在我下乡的六年多里，光仁街一天比一天破落了。它的姊妹街光义街、光理街、光智街、光信街，也全都一天比一天破落了。因为那些街道，原本就不曾怎么像过街道的样子。新中国成立以前，那儿只不过有一处日本兵营、一处日本军妓馆，旁边是一幢日本军官们住的二层小楼。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老百姓谁敢在那儿安家呢？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有老百姓建家院，从四面八方迁驻到那个被城市荒弃的地方。刚解放的老百姓，尽是一穷二白的老百姓。当初自建的家院有多么简陋可想而知。那些后来被文化人起了很文化的街名的街道，当初只不过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家与家、户与户、屋与屋、院与院的距离而已……
我上大学那一年，途经哈尔滨，在家里住了两天。那两天大雨中雨小雨接连不断，立体的光仁街笼罩在雨中，平面的光仁街浸泡在水里，像一只不知被雨水从哪儿冲过来却又被什么东西挂住了的破鞋子。
不少人家的房屋倒塌了。
我家也塌了一面墙。
我走时，哭了……
“文革”后，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成家了；父亲退休了；起先住五六口人的家，东接出几米，西盖出几米，成了四个家庭三代人共同拥有的一个阴暗潮湿的半地上半地下的窝。我自然是经常想家的。然而，一旦批下了探亲假，我又往往会愁眉不展。回到家里，可叫我睡哪儿呢？跟谁睡在一起呢？直到一九九六年，所有那些“光”字头的街道，才由市政府整合了各方面的资金，一举推平了。住在那一带的老百姓们，才终于熬出头了……
三
我现在住在健安西路原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宿舍楼里，是一幢一九八四年盖的楼，可以算是一幢旧楼了。
我曾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院内的一幢危楼里住了十一年。那原是一幢小办公楼，未经改造便分给了北影的一些员工，家家户户都没厨房，都在走廊里占据一小块地方做饭，共用公厕。我有幸在那一幢楼里分配到一间十三平方米的阴面房间。
儿子小学二年级时，也就是一九八八年十月中旬，我从北影调到童影，于是住进了一九八八年底还很新的单元楼房。其实，我主要是为了能使父母在有生之年享受享受住单元楼房的福气，才毅然决然地从北影调到童影的。
我对童影始终深怀感激。因为童影使我的愿望提前实现了，而且实现得比我的预期更加令我心满意足。事实证明我的决定完全正确——旧家具在新家里刚刚摆放稳没几天，父亲便接到我的信又来北京了。那一年我已虚岁四十。那一年父亲已是七十七岁的老人。那一年健安西路还是一条白天晚上总是寂静悄悄的小街。那一年童影门前的马路上过往车辆还很少；学知口那儿也没有立交桥；元大都土城墙遗址只不过是一道杂草丛生的土岗而已……
那一年的十二月份，父亲在我的新家病逝。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他终于在生命的最后五十几天里住上了楼房，尽管每一天都在单元楼房里忍受着癌症的疼痛。但他确确实实的是感到真是享了福了——一辈子从未享过的福。阳台，室内厕所，管道天然气，私家电话……一切使他觉得恍如置身梦境似的。
他曾对我说：“如果我才六十几岁，也没生病，那多好啊！”
我第一次从我父亲的口中听到了一句非常留恋人生的话。
父亲那一句话令我大为愀然……
屈指算来，如今，我在健安路上已生活了十七个年头。
如今，元大都土城墙遗址已建成了海淀区最美的一处公园。虽然我一年三百六十几天里难得有几次去到公园里悠闲地散步，但一想到我是全北京住得离这一处公园最近的人之一，不由得不倍感幸运。隔窗而望，我能清楚地来数公园里一棵老杨树的叶片。十七个年头里，我眼见它一番夏绿秋黄，对它已是十分的熟稔，它就像是一位一天里见好几次面的老朋友。
前年的夏季，有天夜里，那老杨树被雷劈断了一杈小盆头般粗壮的斜枝，仿佛一个人被砍断了一臂，让我看着替它伤心。我以为它受了那么严重的创击，只怕以后活不了多久了。没想到，今夏它那一树肥大的叶片更加油绿。断枝被锯掉后，反而显得树形美观了。
在哈尔滨，路是比街大的一个概念。路，普遍地很长，较宽。而街，只要区别于胡同就算是了。比如光仁街那类街，人们并不会认为它不该叫街。
所以我总觉得，健安西路之谓路，实在是有些名不符实的。当我将它与长安街相比时，尤其觉得它作为“路”，未免太袖珍了。故凡是初来我家的人，我总是会在电话里这么解释：“那只不过是一条小街。”
是的，健安西路，只不过是一条小街罢了。严格地说，又只能算是半条小街。因为它的另一端是被院落堵死了的。它的一边，依次是童影的一幢宿舍楼、北影的两幢宿舍楼和总参干休所的两幢宿舍楼，都是八十年代初建成的。而它的另一边，自然便是著名的元大都土城墙遗址了。包括两边的人行道，此路宽约十四五米。
从电影学院和童影（现在是电影频道）门前那一条马路拐入这一条小街，第一个小街的标识是一家饭店。它已易了几次主人。每易一次，改一次名。现在的店名是“咱家小吃”。它旁边是一家规模很小的洗浴中心，但起了一个特雅的名——“伊丽尔美容美发休闲中心”。既然叫作“伊丽尔”，也就只有谢绝男士入内了。我家刚搬到这条小街上住时，“伊丽尔”的原址便是类似的地方了，但那时叫“清水大澡堂”，曾是个吸引不少男人光顾的地方。不管叫作什么，我从没进入过。
对我这个人而言，最佳的休闲方式乃是关了电话，卧床看书或美睡一大觉。倘不靠安眠药，后一种享受对我已不可能。然静静地躺在**，闭目养神，我也很惬意。至于洗澡，除了开会住宾馆时，我一向只习惯于在家里。
在“伊丽尔”的旁边，是“禾谷园”，快餐店的一处分店；其旁是一家杂货铺；再旁是影协表演艺术学会办的培训学校；又旁是一家小餐馆；最左边是一家卖麻辣串和烧烤的小铺面……
所有那些商家的招牌首尾相连，组成一列，但总长也不过二十几米。表演艺术培训学校的招牌恰居其中，给人一种“鹤立鸡群”“出类拔萃”的印象；也给人一种艺术之神沦落风尘似的印象。在那些招牌的下面和店铺的门前，还有二三处卖水果、卖菜蔬的摊床。
而那些表演艺术培训学校的学生们，大抵是每年报考电影学院的落榜生。依我想来，培训学校是他们的临时收容所。他们无不希望经过培训，获得点儿经验，重振信心，来年再参与激烈的竞争。他们中某些男孩和女孩，也还算有几分帅气和姿色。这又使他们仿佛有那么几分准明星似的自我感觉。好像说不定哪一天，一旦时来运转，自己便会是明星无疑了。他们中有些孩子，自然是女孩子，竟是拥有跑车的。那使她们自我感觉更良好了。
每每的，看见那些孩子们，我便会庸人自扰、一厢情愿地替他们，也替他们的家长倍感忧虑。因为他们的文化水平，想来仅有初中的程度。万一将来当不成明星，长久的人生不知还能转向何业？但我内心里有时是对他们心存感激的。许多青春期的脸庞和身影出现和活动于某一小区，无疑会使某小区“活力在线”——在视线。否则，我经常所见，将十之七八是老年人的寂寞脸庞和蹒跚身影……
我在“禾谷园”常与那些孩子隔案用餐。有时我还会看到他们的父母。那些外省市的父母们望着自己儿女的目光充满爱意和希冀。天下父母之心的仁慈溢于言表，每使我大为感动。感动之余，亦感慨多多。
我还经常在“禾谷园”发现电影频道的领导和员工们。我认识的后者较少，但身居领导层的人士，皆与我稔熟，也可以说皆与我有着友好的关系。
我们相互看见了，总是会端着盘碗往一块儿凑。所谓同类相吸，边吃边聊，话题也总是离不开电影和电视。我从他们口中能获得不少关于电影和电视的最新信息，也常能从他们口中听到真知灼见和新颖观点。那时，我忍不住会说：“等等，再说一遍。”他们便笑我认真。
如果说某些招牌是该小区的标识的话，那么有一个人物也是该小区的“标识”，便是在我家所住的那幢楼边上修自行车的人。我不知他多大年纪了，也许该有三十五六岁了吧？甚或，年龄还要大些也说不定的。他身材挺高，将近一米八，也挺壮，肩圆背厚的。据我所知，他还单身着。又据我所知，他的父亲是北影的一名老制景木工，早已去世了。他的母亲有没有工作我不清楚，但我听说她身体不怎么好。修自行车的人与母亲相依为命。修自行车是他养活自己和母亲的唯一收入。我曾问过他的收入情况，他说平均下来每月七八百元。又每笑道：“还能勉强维持生活。”他的笑，绝非苦笑。他这个人，只要一和人说话，便笑。那么可以说他是一个很爱笑的男人。但我却从没见他苦笑过。他总是一个大男孩般天真而又无邪地笑。无论春夏秋冬，我从没见他穿过一件较像样子的衣服。没人修自行车时，他便安安静静地坐在一块石头上看小报。与对面的摊位相比，他所占的地盘更小。我家搬到健安路不久，他便是那两平方米不到的地盘的主人了。十几年来，他渐渐在我心目中形成了一种佛般的印象。北影厂家属区后门开在健安路上，每有“奔驰”“宝马”一类名车驶来驶往。另一些人们的另一种生活，谁想装作浑然不知几乎是不可能的。
比起来，我在健安路这一条小街上居住的年头最长久。十八年——只比我的人生的三分之一少一年。它也是我所住过的最像样子的一条小街。我相信，以后它的路面和人行道重铺一次的话，更会是一条闹中取静的体面小街了。那么，我即使在这一条小街上终老一生，也算是上苍眷顾于我了啊！
我想，所谓人生，看得再通透些，似乎也是可以这样来理解的——人在特定时空里的几个阶段的剪辑。对于大多数人，也不过便是三五阶段而已。还是往多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