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番关于亡者的博物学讨论
在我看来，战争一直未被当作博物学家观察的领域是件憾事。我们有对巴塔哥尼亚 的动植物群迷人而翔实的描述，它们出自已故的威廉?亨利?哈德孙 之手。吉尔伯特?怀特 牧师饶有趣味地写下了戴胜鸟偶然造访塞尔伯恩村 的记录。斯坦利 主教为我们留下了通俗却充满价值的《鸟类驯化史》。那么，难道我们不能期冀给读者提供一些有关亡者的合理有趣的事实吗？我希望能够做到。
那位名叫芒戈?派克 的坚忍旅行家曾一度昏倒在漫无边际的非洲沙漠里，赤身**、形单影只。就在他觉得日子已屈指可数、除了躺下等死似乎已无事好做的时候，有一朵美丽异常的苔藓小花出现在他的眼前。“尽管整株植物还没有我的一根手指大，”他说，“我凝视着它，不得不叹服根叶花荚的精妙构造。这株花是如此渺小，可上帝会在这世界上的荒隅之处撒下它的种子，为它浇水，使它绽放。难道说上帝会对仿照自己形象所创造的生灵的困境和苦难会视若无睹？当然不会。一想到这里，我的绝望就消失了。我行动起来，无视饥饿和疲惫，继续自己的旅程。我深信曙光就在眼前。我没有失望。”
正如斯坦利主教所言，用这种赞叹和崇敬的态度研究博物学的任何一种学科都能增强研究者的信心、爱心和希望。这些信心、爱心和希望正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走过人生的荒野途中时所需要的。因此，让我们看看能从亡者身上找到什么灵感吧。
在战争中，死亡最多的通常是人类中的男性，但这对畜类而言并不准确。我在马的尸堆中经常见到母马。战争中有意思的一面是只有博物学家才有机会观察骡子。在二十年平民生活的观察中，我从未看见过一头骡子的尸体，以至于我开始怀疑这些动物是否真的会死亡。在几次偶然的情况下，我以为我看见了死去的骡子，但是凑近一瞧，却发现它们活得好好的，只是它们睡觉时太过安静，仿佛死了一般。但是，这些动物在战争中却和那些普通且更不耐劳的马一样成群地死去。
我见过的大多数死骡子都是在山路那一带，或者躺在陡峭的斜坡底下。它们是被推下公路的，因为尸体挡了道儿。它们和山里的景象放在一起并不突兀，毕竟死骡子看得多了，也看顺眼了，比后来在士麦那 看到的景象更协调些。在士麦那，希腊人会把所有驮物用的动物的腿全部打折，把它们从码头推到浅水中淹死。那些淹死在浅水中的断腿骡子和马匹需得一位戈雅 才描画得出。不过说真的，也用不上一个戈雅，因为只有一位戈雅，还去世很久了；而且即使这些牲口能说话，会不会让别人用画笔来描画它们的残肢败躯还值得怀疑呢。与此相比，我倒觉得它们会更愿意要求人们减轻它们的痛苦。
说到死者的性别，人们见惯了死者是男人，一旦看到死去的女性就会十分震惊。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死者性别颠倒的状况是在意大利米兰附近的一家军工厂爆炸之后。我们坐着卡车，一路沿着有白杨树树荫的公路开往事故现场。公路两边的沟渠里有不少微小生物，但我无法仔细观察清楚，因为卡车行进时扬起的灰尘遮天蔽日。到了原本是军工厂的地方后，我们几个人被派去在那些不知什么原因没有爆炸的大堆军火的四周巡逻，其他人被派去扑灭蔓延到附近草地上的大火；任务结束后，我们受命在附近地区和周围的田野中搜寻尸体。
我们找到了大批尸体，把他们抬回了临时搭建的停尸处。说真的，我必须承认这个发现让我十分震惊，因为女性尸体要比男性的多。在那个时候，女性还不像几年后的欧美女人一样流行剪短发，最令人不安的事就在于此，可能是因为看到死者留着长发令人不习惯吧。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死者中偶尔会有不留长发的人。我记得在我们彻底搜寻完整的尸体后，又开始搜集残骸。许多残骸都是从围着军工厂的铁丝网上取下来的。这些带钩刺的铁丝网把军工厂围得如铁桶一般。有一些是在军工厂残余建筑上取下来的，我们捡到这么多肢体残骸，不过证明了烈性炸药的巨大威力而已。我们在远处的田野中也找到了许多断骸，它们都是被自身的重力抛出那么远的。
在返回米兰的途中，我记得我们当中有一两个人在讨论这件事，都认同事故性质不现实—事故中竟没有受伤的人。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灾难的恐怖性，要不这场灾难会更加恐怖。另外，这场事故发生得猝不及防，人都死了，搬运和处理死者的不愉快降到了最低，这和通常战场上的经历完全不同。车子开过美丽的伦巴第乡村，虽然尘土飞扬，但还算愉快，也是对我们执行这次不愉快任务的补偿。在返回的途中，我们交换感受时一致认为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能在我们赶到前迅速被控制真是太幸运了，还好没有波及那些看起来堆积如山的未爆炸的军火。我们还一致认为搜集残骸是件不同寻常的事。令人惊奇的是，剧烈的爆炸竟然会如此违背解剖学原理，让人的身体随着弹片被撕碎，而不是炸成有结构的尸块。
为了提高观察的准确性，一个博物学家可能会把自己设定在一个有限的观察阶段。我把第一阶段放在1918年的6月，那是奥地利进攻意大利之后的时段。这一时期死亡人数极大。意大利军队被迫撤退，后来又大举进攻，收复失地。因此，除了死者的样貌，战后的局面同战前也没什么两样。死者在下葬前，每天多多少少都会有所变化。高加索人种的尸体会从白色变成黄色，再变成黄绿色，最后发黑。如果在暑热下停放过久，尸体就会变成煤焦油一样的颜色，尤其是当尸体上有伤口或裂口时，上面就会有相当明显的焦油状的虹彩。尸体每天都会不断胀大，直到某刻它们胀得将军服绷到仿佛要爆开一样。个别人的尸体的腰围会胀到难以置信的程度，脸部胀得紧绷绷的，圆得跟气球似的。令人惊讶的是，除了他们的尸体逐渐鼓胀起来，死者周围还散落了大量的纸片。在被埋葬之前，死者最终的姿势取决于军服上口袋的位置。在奥地利军队中，这些口袋都缝在军裤后面。过不了多久，所有尸体都会被脸朝下放置，臀部的两个口袋被翻出来，裤兜里装着的所有的纸片都散落在草丛中。暑热、苍蝇、草地上尸体特定的姿势，还有四处散落的纸片，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炎热的天气里，战场上的气味难以回想。你可能还记得那里有这种气味，但是再没有其他什么东西能让你想起它来。这股气味不像军团的气味，当你乘坐有轨电车时会突然闻到，你会四处张望，看见把这股气味带给你的那个人。它就像你初沐爱河时的感觉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你能记得发生过的事情，但那份感觉却再也寻不回来了。
不知道那位顽强的旅行家—芒戈?派克，在暑热的战场上会看见什么让他信心恢复的景象。六月底和七月中，麦田里总是会出现罂粟花。桑树枝叶繁茂，阳光穿过树叶的屏障照在枪管上，枪管上冒着的热气清晰可见。被芥子毒气弹炸出的弹坑边缘变成明亮的黄色。一般的破屋子都比被炮轰过的房子要好一些。很少有旅行者会美美地吸上一口那个初夏的空气，也不会像芒戈?派克一样有那种上帝依据自己造人的想法。
你看到死者后的第一感觉就是惨，因为他们死得如畜生一般。有的人因为受了点轻伤就死了，这种程度的伤放在兔子身上都不会送命，可他们却因这点小伤丢了命，就像兔子有时被三四枚似乎连皮肤都擦不破的小霰弹送了命一样。也有一些人死得像猫，他们的头骨被打穿，铁片被打进脑子里，像猫一样还躺着活了两天。头上挨了枪子儿的猫会爬进煤箱，蜷缩起来，它们得被人割下头之后才会死。也许猫那时还不会死，据说它们有九条命，这我就不清楚了。我只知道许多人死得像畜生一样，而不像人。我从来没有见过所谓的自然死亡，所以我将这一切归咎于战争。就像坚持不懈的旅行者芒戈?派克知道这世上还存在其他情况一样，我也知道会有新的情况出现。后来，我看到了一件。
除了还不算太坏的失血过多死亡，我见过的唯一一件自然死亡是西班牙流感造成的。这种病会让人溺在黏液中，窒息而亡。你知道染上它的病人会如何死去：尽管他用尽全身之力，到最后不过又回归成了小孩子，人死了，被单却像所有婴儿的尿布一样湿透，黄色的尿液一下子流下来，淌得到处都是。所以，现在我想见识一番任何自诩为人文主义者的死亡，因为一个像芒戈?派克那样坚毅的旅行者，或像是我，活着就是为了看这派文人的真正死亡，看他们如何优雅辞世，我们以此为生并以此为目的。我作为一个博物学家，不禁沉思，虽然讲究体面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但如果要繁衍生息的话，必定有些事是不得体的，因为繁衍的姿势就是不得体的，毫无端庄可言；我又想到可能有些人是，或者曾经是不失体面地同居生下的孩子。先不管他们是如何出生的，我希望能看到一小撮人的结局，推测寄生虫如何解决那个长期保留的不育问题，因为他们那流传下来的奇特小册子已毫无用处，他们的一切肉欲也不过成了人生的脚注。
在有关亡者的博物学探讨中，言语中牵扯到这些自封的公民也许是无可厚非的，尽管在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这种封号可能毫无意义，而且对其他死者是不公正的。他们年纪轻轻就死去，没有任何选择。他们并未拥有过属于自己的杂志，我怀疑他们中许多人甚至都没读过一篇文章。这些人在炎热的天气里死去，半品脱的蛆虫在他们嘴巴上蠕动。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在暑热天死去，雨天也很常见。他们躺在地面上的时候，雨水把他们冲刷干净。当他们被埋葬地下的时候，雨水会让泥土变得湿软。有时，雨不停地下，泥土变成了泥浆，尸体被冲出来，你不得不再次埋葬他们。或者，在冬天的山里，你得把他们葬在雪中，当春天来临，积雪化尽，其他人就要重新掩埋尸体。他们在山上有漂亮的坟地。群山间的战争是所有战争中最美丽的。有一回，在一个叫波科尔的地方，他们埋葬了一位被狙击手打中头部的将军。这就是那些作家的错误之处，他们写的书名字叫《将军死在**》，可是将军却死在高山上落雪的战壕中，戴着一顶插着鹰翎的登山帽。他头上正面的弹孔小到不容一根小手指插进去，而后面的窟窿大到你可以把拳头放进去—如果你想放进去，拳头还够小的话—血流了一雪地。他是个极好的将军。在卡波雷托战役 中指挥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军团的冯?贝尔将军就是这么一位好将军。他乘坐参谋的汽车先于他的部队前往乌迪内 ，被意大利后卫部队打死了。如果我们要在这类事上讲究精确性的话，那么这类书的名字应该改为《将军通常死在**》。
在山里，急救站设在靠山的隐蔽处，以防遭受炮轰，有的时候雪会落在急救站外面的死者身上。他们抬着死者走到山腰上挖的洞穴那儿，那些洞是在土地被冻实前挖好的。就在这个洞穴中，一个男人的脑袋破得像个被摔烂的花盆，尽管它被薄膜裹在一起，还绑了现在已经发硬的湿乎乎的绷带，但他的脑组织还是被一片扎进脑子里的碎钢片破坏了。他躺了一天一夜，又躺了一个白天。担架手叫医生进去瞧瞧他，他们每次去都能看见他，就算不看他，也能听看他的呼吸声。医生的眼睛通红，眼皮肿胀，被催泪瓦斯熏得几乎睁不开眼。他看了那个男人两次，一次是在白天，一次打着手电筒。我的意思是：用手电筒照到他的那副样子或许能让戈雅创作出一幅好版画来。第二次看过他后，医生相信了担架手说的话，他们说这位士兵还活着。
“你们要我怎么处理他？”医生问。
他们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过了一会儿，他们请求把他抬出去和重伤员安置在一处。
“不，不，不行！”医生边说边忙活着，“怎么回事儿？你们怕他？”
“我们不想在死人待的洞里听见他的声音。”
“那就别听。如果你们现在把他抬出去，回头还得把他抬进来。”
“我们不在乎这个，上尉医生。”
“不行，”医生说，“不行。你们没听见我说‘不行’吗？”
“你为什么不给他打一剂过量的吗啡？”一位炮兵军官问，他正等着包扎手臂上的伤。
“你以为我的吗啡就只用在这上头？你想要我不用吗啡就动手术吗？你有手枪，出去打死他好了。”
“他已经挨过枪子了。”军官说，“如果是哪个医生中了枪，你的态度就不一样了。”
“十分感谢，”医生在空中挥着一把镊子，“我谢你一千遍。这眼睛怎么样了？”他用镊子指着自己的双眼，“你觉得它们怎么样？”
“催泪瓦斯。如果只是催泪瓦斯，我们管这叫幸运。”
“因为你离开了前线，”医生说，“因为你跑到这儿来清除你眼睛里的催泪瓦斯。其实，你就是把洋葱揉你眼睛里了。”
“你脑子坏了。我不在意你的侮辱，你疯了。”
担架手走了进来。
“上尉医生。”其中一个说道。
“滚出去！”医生说。
他们出去了。
“我会打死那个可怜的同伴，”炮兵军官说，“我是个有人道精神的人，我不会让他受罪的。”
“那就打死他，”医生说，“打死他，承担你的责任。我会写份报告：伤员在急救站被炮兵中尉开枪打死。打死他啊，去打啊。”
“你就不是个人。”
“我的责任是治疗伤员，不是杀了他们。杀人是炮兵团的绅士们干的事儿。”
“那你为什么不治疗他？”
“我治疗过了。我已经做了所有我能做的。”
“你为什么不用缆车把他送到山下去？”
“你是什么东西，凭什么质问我？你是我的上级吗？你是这个急救站的指挥吗？请客气地回答我。”
那位炮兵中尉什么都没说。这间屋子里都是士兵，没有其他军官在场。
“回答我，”医生拿着一个夹了针的镊子说道，“给我答复。”
“×你。”炮兵军官说。
“好，”医生说，“好，这就是你说的。很好，很好，我们走着瞧。”
炮兵中尉站了起来走到他跟前。
“×你，”他说，“×你，×你妈，×你妹……”
医生把盛满碘酒的盘子扔到了他脸上。中尉睁不开眼睛，一边掏枪一面朝医生走来。医生很快溜到他身后，绊了他一跤，等他摔倒在地，踢了他几脚，用戴橡胶手套的那只手捡起了枪。中尉坐在地上，用一只好手捂着眼睛。
“我要杀了你！”他说，“等我一看得见就杀了你。”
“我才是头儿。”医生说，“你要能明白我才是这里说了算的，我就原谅你。我拿着你的枪，你杀不了我。中士！副官！副官！”
“副官在缆车那儿。”中士说。
“用酒精和清水把这位军官的眼睛洗了。他眼睛里沾上了碘酒。给我一个盆子，我要洗洗手。我下一个就看这位军官。”
“你别碰我。”
“紧紧地抓住他。他有些精神错乱了。”
一位担架手进来了。
“上尉医生。”
“你想要什么？”
“那个停尸洞里的—”
“滚出去。”
“死了，上尉医生。我以为你听了会高兴呢。”
“瞧见了，我可怜的中尉？我们白白争执了一通。在战争期间白折腾了一场。”
“×你—”炮兵中尉说，他依然看不见，“你把我弄瞎了。”
“这没什么，”医生说，“你的眼睛会好好的。没什么大不了的。白白争了一回。”
“哎哟！哎哟！哎哟！”中尉突然尖叫起来，“你把我弄瞎了！你把我弄瞎了！”
“紧紧抓住他，”医生说，“他痛得有些厉害。要紧紧抓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