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乡
秋天的时候，战争还在打，但我们不再上战场了。米兰的秋天冷飕飕的，天黑得也特别早。电灯亮了起来，沿街看着那些橱窗有一种愉悦感。商店外挂着许多猎物，狐狸的皮毛上落满了雪花，尾巴被寒风吹得直晃**；鹿被掏空了内脏，冻得僵硬，沉甸甸地挂着；成串的小鸟迎着风摇摇晃晃，羽毛被吹翻了起来。这是个寒冷的秋天，风从群山上呼啸而下。
我们每个下午都去医院。走在黄昏里，好几条不同的路都能穿过城区到达医院。其中，有两条路是沿着河道走的，但是它们有点儿远。不过，你总得从运河的桥上经过才能到医院。这里有三座桥可供选择。在其中的一座桥上，有一个女人在卖烤栗子。站在她的炭火前让人感觉十分温暖，而且烤好的栗子放进口袋里，过一会儿还是暖烘烘的。这座医院年代古老，但很漂亮。进大门后，穿过院子，再从另一个大门出去，就到了我们要去的地方。葬礼通常会在院子里进行。医院的另一边有几座新的砖砌病房，我们每天下午都在那里见面，坐在能治疗疾病的诊疗椅上，彬彬有礼地询问对方的病情。
医生来到我坐的诊疗椅旁，问道：“你战前最喜欢做的事是什么呢？你搞体育吗？”
我说：“是的，我踢足球。”
“很好，”他说，“你还能踢足球，而且会比以前踢得更好。”
我的膝盖没法弯曲，因为从膝盖到脚踝削了半条腿，没有腿肚子。辅助器械能帮我弯曲膝盖，像蹬自行车那样帮我活动腿。但是，它现在还不能弯曲，一触到膝关节它就会晃动。医生说：“这些都会过去的。你是个运气好的年轻人。你还会像个冠军一样再次踢足球的。”
旁边的诊疗椅上坐着一位少校。他的手看起来像婴儿的手，绑在两条皮带之间。皮带忽上忽下地弹起，拍打着他僵硬的手指。医生检查他的手时，他朝我眨了眨眼，说：“医生上尉，我也能踢足球吗？”他曾是一位优秀的击剑运动员，在打仗前可是意大利的顶尖选手。
医生走进后屋的办公室，拿出一张照片。照片里展示的是一只萎缩的手，小到几乎和少校的手一样。这是它没有治疗之前的照片，治疗后就变大了一点。少校用他的好手拿着照片，仔细地看着。“枪伤？”他问。
“是工业事故。”医生说。
“很有趣，很有趣。”少校说着，把它还给了医生。
“你有信心了吗？”
“没有。”少校说。
有三个年轻小伙每天都来这里，他们和我年龄一样大。他们三个都来自米兰，其中一个曾经想做律师，一个想当画家，还有一个立志要做士兵。做完器械治疗后，我们有时候会一起结伴同行，到科瓦咖啡馆坐坐。它就在斯卡拉歌剧院 的旁边。我们四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会走捷径穿过共产党人聚居区。那里的人们憎恨我们，因为我们曾经是军官。在我们经过一家卖酒的店子时，会有人冲我们大喊“打倒军官 ”。有个小伙子有时会和我们一道，五个人凑成一伙一起走。他脸上围着一个黑色的丝质手巾，因为他那时没有鼻子，需要做面部整形。他来自一个非常古老的家族，在军校学了点理论，一出来就上了前线，不到一个小时就受了伤。医生们修复了他的脸，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没办法把他的鼻子恢复原样。后来，他去了南美，在一家银行工作。但是，这都是很久前的事了，毕竟我们谁也不知道战后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只知道战争还在继续，但是我们再也不用上战场了。
我们都有同样的勋章，除了那位用黑丝巾包着脸的小伙子。他在前线的时间不够长，所以没能得到什么勋章。那个想当律师的高个男孩有一张极其苍白的面庞。他曾是阿迪蒂突击队 的陆军中尉，因此他有三枚勋章，而我们每人只有一枚。他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与死亡为伴，因此有点儿超脱。其实，我们都有点儿超脱。除了每天下午在医院相遇，就没有别的什么能让我们聚在一块儿了。不过，在前往科瓦咖啡馆的路上，我们会穿过最令人难堪的街区，在黑暗中经过透出灯光和歌声的酒馆。有时，我们走在挤满男男女女的人群里，不得不推开他们才能前行。这种时候，我们会因为某种类似的遭遇团结在一起。这是那些厌恶我们的人无法理解的。
我们自己都懂得科瓦咖啡馆的妙处。它富丽温暖，不会亮得晃眼，特定的时间里会喧哗热闹，烟雾缭绕，任何时间都会有姑娘坐在桌前，墙面的架子上放着有插图的报纸。科瓦的姑娘们非常爱国，而且我发现意大利最爱国的人士是咖啡厅里的女孩—我相信她们现在仍然很爱国。
那些小伙子们一开始对我的勋章还颇有尊敬之心，询问我因什么而得到了它。我给他们看了我的嘉奖令，上面堆砌了优美的词句，满眼都是什么“友爱”“克己” 之类的词儿。但是，除掉那些形容词，它真正说的勋章授予的原因不过因为我是个美国人而已。在这之后，他们对我的态度就有点儿不一样了，尽管跟外人比，我还是他们的朋友。我仍然是他们的一个朋友，但在他们看过嘉奖令之后，我就再也不是他们中的真正的一员了。因为我和他们的经历不同，他们是做了非同一般的事才得到勋章的。我负过伤，这是事实；但是我们都清楚，这伤说到底不过是个意外。我对此从未觉得受之有愧，但有些时候—等到过了鸡尾酒时间，我会想象自己做了所有他们做过的事，得到了他们所有人的勋章。然而，当我在夜晚迎着冷风穿过空****的街道往回走，所有商铺都关了门，我则努力想离街灯近一点儿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永远也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我惧怕死亡。我夜里独自躺在**时，经常害怕自己会死去，猜想着若我被送回前线时该如何保命。
那三个有勋章的人就像是猎鹰，我却不是，尽管从未打过猎的人也可能会视我为猎鹰。他们三个很清楚这一点，于是我们分道扬镳了。但我仍然和那个第一次上前线就负了伤的小伙儿是好朋友，因为他现在根本无法知道自己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他也绝不会被他们接纳。而我喜欢他是因为他也可能和我一样，不会变成一只猎鹰。
那位少校曾经是个优秀的击剑手，不相信什么勇敢。当我们坐在诊疗椅上时，他会花大量时间纠正我的语法。他曾夸赞过我的意大利口语很流畅，我们说起话来非常轻松。有一天，我说意大利语对我而言太过容易，我对此已经兴趣不大了，因为说起来很简单。“啊，不错，”少校说，“那么，你为什么不钻研一下语法呢？”于是，我们研究起语法的使用，意大利语很快变成了一门艰涩的语言。在我的脑子理清楚语法前，我都害怕同他讲话。
少校总是非常准时地来医院，我不记得他有哪天缺席过，尽管我很确定他并不怎么相信这些诊疗仪器。我们有一段时间都不怎么相信这些仪器。少校有一天说它们全是骗人的玩意儿。仪器是新的，我们就是用来实验它们效果的小白鼠。他说这是个愚蠢的主意，“一种理论而已，和其他的理论没什么两样”。我的语法没学会，他说我是个无可救药的蠢货，而他竟然跟个傻子一样来教我。他是个小个子男人，在椅子上坐得挺直，他的右手伸在仪器里，眼睛直直地盯着墙壁，而仪器上的皮带上下拍打着他的手指。
“战争结束后你会做什么，如果它能结束的话？”他问我，“按语法规则说话。”
“我会回美国。”
“你结婚了吗？”
“没有，不过我想结婚。”
“说这话让你更蠢了。”他看起来似乎很生气，“男人就不应该结婚。”
“为什么，少校先生？”
“别叫我少校先生。”
“为什么男人不应该结婚？”
“不能结婚，就是不能结婚。”他怒气冲冲地说，“如果结婚了，就会失去所有的一切。男人不该让自己处在一个一无所有的境地。不能把自己放在那样一个失去一切的地步。他应当去寻找他无法失去的东西。”
他的声音愤怒而痛苦，说话时直勾勾地瞪着前面。
“但是，为什么一定会失去呢？”
“就是会失去。”少校说。他的眼睛看着墙壁。接着他低下头，将目光挪到仪器上，猛地一下，把他的小手从皮带里拔出来，狠狠地拍打了几下大腿。“会失去的，”他几乎在吼了，“别跟我争执！”接着，他呼叫操作仪器的护理员。
“过来给我把那该死的玩意儿关了。”
他回到另一个房间去做光疗和按摩。接着，我听见他问医生是否可以借用一下他的电话，还关上了门。等他回来这里时，我正坐在另一个诊疗椅上。他披着斗篷，戴着帽子，径直来到我的仪器前，把手搭在我肩上。
“我真的很抱歉，”他说，用那只好手在我肩上拍了两下，“我不该那么粗鲁。我妻子刚过世。请你务必要原谅我。”
“哦—”我为他感到难过，“请你节哀。”
他站在那儿咬着下嘴唇。“这太困难了，”他说，“我没法镇定下来。”
他越过我直直地看着窗外，然后哭了起来。“我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他抽噎着说。他哭出声来，仰着头，目光空洞，脸颊上挂满泪水，紧咬着嘴唇，带着军人的姿态笔直地走过那些治疗仪器，从门口出去了。
医生告诉我说，少校的妻子非常年轻，他是负伤退下战场后才同她结婚的。她死于肺炎，只是病了几天，没人料到她因此而去世。少校连着三天都没有来医院。之后，他还是准点儿来了，制服的袖子上围了一圈儿黑纱。他回来时，诊疗室的墙上挂满了用大画框装裱起来的照片，都是用诊疗椅治疗伤残的前后对比。在少校使用的诊疗椅前有三张照片，展示的是和少校伤情一样的手经过治疗后康复的情形。我不知道医生从哪里搞来的这些东西。我一直以为我们是第一批使用这些仪器的人。这些照片对少校来说并没什么触动，因为他的双眼只顾盯着窗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