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麻雀
一个坐在车站月台上的男人正喂着一群麻雀。他对它们说着悄悄话，不过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的方式、语调、频率和音量，以及其中细微的差别—这些都向鸟儿们传递了“他很安全，可以被信任”的信息。
他弯着腰，蓝色条纹衬衫的袖子是卷起的，脚边放着一只皮包，包上还放着一柄细细的雨伞。他的西装外套放在身边的长凳上，一条有着旋涡图案的领带塞在其中一个口袋里。
艾米丽透过火车的窗户看到这一幕。“麻雀的适应性很强，”她心想，同时在脑海中描画着这一场景，“它们可以吃八百多种不同的食物。”
她试图准确地记下每只麻雀胸口的深棕色斑点及从男人的双腿斜落到月台上的阴影的角度。她想要想象出那一刻他为什么去了那里，因为背后的故事总是让图画栩栩如生。
当火车开出站台时，鸟儿们四散开去。艾米丽扭过头，转过身子，数着麻雀的数量，直到它们消失不见。
卡特里奥娜曾告诉过她，《旧约》中的麻雀与孤独有关，它们可以在水下游泳，寿命长达十五年以上。她教会了艾米丽许多，可艾米丽仍忍不住想，她还有太多事情没有来得及分享。
“你上一次去伦敦是什么时候？”
泰勒坐在桌子对面的座位上，抖了抖夹克，接着拿出了手机、一本小小的黑色笔记本和一副大耳机。他将它们叠加着扔到一起，艾米丽抑制住自己想要把它们按大小排列整齐的冲动。
艾米丽通过一些迹象看出他很放松，或者说很放心：他跷起了二郎腿，下巴不再紧绷，每当他看向她的时候，视线不再从她的伤疤看向她的嘴唇，而后再移开。这意味着他对这次旅行的投入比他想让她知道的更多。
可她已经知道了。她知道他迫不及待地要回伦敦，因为当他看着她在厨房里忙活、检查窗户和煤气有没有关好时，也同时看了手表和水池上方的时钟十几次。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她让他感到紧张了，这让她露出了一丝微笑，尽管她对前方未知的路仍怀有疑虑和恐惧。
她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举起双手张开了十指。
“十年前？”泰勒一面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一面拨弄着手机，“从那以后，情况发生了一点变化。”
“我们不都是如此吗？”艾米丽凝视着他，心想。她希望他能向自己坦白一些事情，让她可以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想问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儿，是什么让他同意陪她去完成这样一个荒唐的任务。
“你还听摇滚乐吗？”他仍低头看着手机。
艾米丽点了点头，努力回忆着自己把哪几张CD塞进了手提箱。她时不时地跷起二郎腿，或拨弄头发，让自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尽量不去看他脸上交叉纵横的光线，努力抑制着让他再往左转一些的冲动，因为那样光线就会直接穿过他的颧骨。
“枪炮玫瑰？”
“还有喷火。”艾米丽说着，让他补充了她不信自己的舌头能发出的音节。还有肖邦、迈尔斯·戴维斯、大卫·鲍威和阿黛尔。她的祖母是那种什么都会去尝试的人，因此艾米丽也知道如何欣赏他们。
她的白天和黑夜充满了来自各个时代的声音。在指针触碰第一个音符之前，她就被告知要注意聆听黑胶唱片轻柔的噼啪声，或是西蒙妮小姐开口唱歌前最细微的呼吸；要去倾听每个艺术家想要讲述的故事。
但歌剧除外。她的生活里从来都没有歌剧存在。
“我以前觉得你很酷。”
“哈。”她不经意地笑了出来。
以前是为了好玩，玩音乐、玩鼓，它的跃动会充满她的身体，让她动起来。之后，它发挥了不同的作用—阻挡，将一切拒之门外。
“我没有你那种类型的音乐，”泰勒边说着，边把手机转了过来，给她看他一直在听的音乐，“不过我可以下载一些，我们一起听吧？”
艾米丽看着屏幕。
“我喜欢乡村音乐，”泰勒笑着耸了耸肩，“这并不代表我是个坏人。”
她知道他在试图安慰她，试图发挥出他那热情洋溢的魅力。这对他来说很简单：一个微笑，一个象征性的手势，女人们就欣然接受了。
“信。”艾米丽说着，伸出了手。她看到他的笑容消失了。
“我想你知道我们要去哪儿吧？我的意思是，等我们到了伦敦以后？”
艾米丽点了点头，看着他翻着他的包，从里面拿出了一个皱巴巴的信封。这封信比昨天早上那个陌生人在家里给她的要厚得多，也更让人期待。但她也希望自己可以假装不知道祖母要带她回到哪里。
“哈查兹书店。”她有些磕绊地说。
“奥菲莉亚找到地图集的地方？”
“没错。”
“那很好，也挺简单。我还以为会是个复杂的谜语，或者是一个谜箱，我们得跑遍伦敦才能寻找到答案，就像《达·芬奇密码》里那样。”
她盯着泰勒手里的那封信。一定还有时间吧？即使她把其中一条线索弄错了，也还有时间解决，因为对祖母来说，冒这么大的风险安排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想来也太残忍了。也许这封信是一个道歉，或者是一张忏悔的便笺，告诉她这一切只是一场巨大的误会，她可以下车，回家，忘掉这一天。
“艾米丽？”
她做好准备接过这封信的手势，但现在她犹豫了，像是被困在了地狱的边缘，因为如果这封信告诉了她一些她不想知道的事情呢？
艾米丽压下了自己的恐惧，望向窗外，看着世界飞驰而过。那片慵懒的绿色平原模糊得像一个梦，让她觉得一切都不太真实。
“要我帮你打开吗？”
“不。”
“好吧，随便你。”泰勒说着，把信放在桌上。他坐了回去，戴上耳机，最后和她对视了一眼，然后就闭上了眼睛。
艾米丽把手放在桌上那个写着她名字的信封旁。没有任何线索表明里面藏着什么。
她瞥了泰勒随歌曲的节拍轻轻晃动的身体一眼。她想给他画张素描，想借助笔在纸上的触感来推迟即将到来的事情。她的手指滑过速写本的封面，想要画出那个男人和他的麻雀，画出飞翔的鸟儿在阴影中穿梭、在火车上空盘旋的样子。
“好吧。”艾米丽说着，坐得更直了一些。她鼓起腮帮子，呼出心中的疑虑，然后翻过信封，打开封条。
她拿出的那几页纸薄薄的，呈淡蓝色，不像包装纸那样精致，但又没有厚到能挡住光线。信的两边字迹潦草，不符合艾米丽心中祖母一贯的整洁。有些地方的字母被弄脏了，有些地方“Y”的尾部被拉长了，似乎祖母在写作时被人打扰，又或是被人推了一下。
然而，这压根儿不是一封信，而是一则日记。从抬头的日期来看，它是在艾米丽出生很久以前写的。
1965年4月7日
“当你在想象的时候，不妨想象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我正在一列火车上，一本折角的平装版《绿山墙的安妮》塞在手提箱前边的口袋里。书页已经破损了。我八岁时在内封上的涂涂画画及给最喜欢的段落画的线都在上面，因为我离不开它，离不开这本让我爱上了讲故事、让我想去做更多事的书。与此同时，我也离不开这句格言，它基本概括了我现在的感受。
下雨了。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但我觉得自己得写下能想到的一切，直到我明白自己将写下什么样的日记，因为我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一会儿哪儿也不去。然而，关键是我离开了，离开了我父母视为“家”的那个小小的海边地狱。我要去伦敦了。
但我不想留在那里，我想前往命运要带我去的任何地方。我想去看一切，不仅仅因为爸爸说我不该这样（但说实话，这是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因为我有这个能力。我完全不知道未来可能会怎样，但一定会比像维洛特和贝丝那样留下来要好(她俩都觉得我疯了，觉得我该按计划结婚。我想说，亨利是很善良可爱，也有“远大前程”。但是，不出十年，我就只能围着孩子转，他也会有外遇，而我会痛苦万分，并希望自己在当年还有机会的时候远走高飞）。
总之，我跑题了，或者说是在东拉西扯，又或者说，本来一个字就能讲完的话我却讲了一千字，就像汉密尔顿小姐在英语课上总是提醒我的那样。可事实就是这样：我想写作，我想探索，我想感受一些日常生活以外的东西。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有冒险的经历，他们的确都做了点什么：生活，哭泣，在雨中舞蹈，在站台上亲吻英俊的男人……这些我没有做过，但如果我那样做了岂不是很棒？吻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然后逃开，让他们一辈子都好奇我是谁。
当然，总会有一切都变得很糟的风险，那就是我不得不回家向爸爸卑躬屈膝，但这一定是值得的，不是吗？为自己做过而不是没有去做的事情后悔，这将是我从现在开始践行的座右铭和准则。
事实上，我觉得从这一刻起，我将成为那个人。我将冒险，我将拥抱宇宙赐予我的一切。我可以成为任何我想成为的人，因为对于这个世界而言，我只是另一个陌生的过客：坐在火车上，前往未知的地方，去做未知的事情。
就像一旁那个松开了第一颗扣子的男人。他正读着一本《尤利西斯》，神情有些激动不安，但没人盯着他看，也没人觉得他粗俗。我在想他是不是去了妓院？我想象着他有一个心上人在家里等他，她端着一杯雪利酒，穿着一双刚在火炉边烘过的拖鞋；又或者他孤身一人，周末会带狗去野外徒步，他还会把自己写的诗读给女人们听，然后在星空下和她们**。
车上还有一个穿着花呢裙子和丝绸衬衫的女人。她端端正正地坐着，头发用发胶打理成了一个髻，纤细的脖子上挂着一串珍珠项链。毫无疑问，她是别人的秘书，可能是政府部长的，也可能是公司董事长的。那是妈妈一直想让我做的职业：坐在一个不通风也没有灵魂的办公室里记录着别人说的话，还要不停地泡茶。她觉得这是能得到更多东西的垫脚石，可以结识一个有影响力的男人，或许还能嫁给他。
这个女人的鞋子一尘不染，头发打理得也很得体。她是否也有一个心上人，一个寄托了她所有希望的男人？她是否也觉得，这世上没有比得不到一个爱人更绝望的事？又或者，她内心隐秘地渴望成为一名歌舞团演员，就像那些每晚在巴黎红磨坊里跳舞的女孩那样？她是否会在浴缸里唱歌，是否会梦见自己在一片清澈的大海里游泳，仿佛一伸手就能从海底捞起一把沙？
妈妈告诉过我：她曾在战时得到过一份工作，但她的母亲让她拒绝了，说是需要她待在家里，而不是在白厅里闲逛。她告诉我这件事时，人就站在后门，手里端着一杯茶，眼神空茫地望着外面。也许她在想，如果当时敢于接受那份工作，她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有不敢对人说的私密故事。但是，我想告诉他们所有人，我想在世界之中创造世界，让人们谈论我的书，把它们掰开了揉碎了去理解我写作的动机。爱也好，恨也好，但要让他们记住一些关于我的事情，任何事都行。我不愿过平凡的生活。
车厢里有个婴儿在哭，我能听见他微弱的呼吸，还有他妈妈轻柔的嘘声。我刚下火车时就看见了他们。他完全是个新生的小奶娃，一头金发，两颊红润，一只手塞进嘴里，另一只手紧紧缠绕着他母亲的鬈发。她看上去疲惫而困惑，像是有一天在别人的生活里醒来了似的。
我想，这就是妈妈的经历。我从来没有机会问她年轻时的梦想是什么，她结婚之前的梦想和我出生之前的梦想。我不想以后像她那样，看着窗外，双手被水池里的泡沫浸没，希望自己能过上一种不同的生活。
她找到我留下的那封信了吗？就靠在餐桌上的茶壶边，她进来给爸爸准备早餐时就能看到。当她看到我塞在床底下的黄色手提箱，当我拒绝和亨利、亨利的母亲，或是任何人谈论婚礼计划，当我和爸爸争辩说我想做的不仅仅是别人的妻子和母亲，我宁愿贫穷而快乐，也不愿富裕而孤独、困于厌倦之苦时，她就已经知道了，我想她至少也猜到了。
我想过不一样的生活，写不一样的故事。我还年轻，我可以成为任何人，而不仅仅只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望而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还有时间去改变我的世界和我的未来。只有我的护照、这本日记和一口袋的希望能帮助我前进。当我老了，头发白了，我也不会停下，直到我拥有值得铭记终身的回忆。
太阳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耀白了天空，唤醒了世界。我觉得很清醒，也做好了准备。我有些害怕，但更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借用吟游诗人的话说：“无论发生什么，再艰难的日子也总会过去。”因此，我要把自己放在命运的手中，拥抱这所谓人生的每一秒。这就是我，已满十八岁的卡特里奥娜·玛丽·罗宾逊……
CMR